中国哲学史：先秦诸子百家

为巩固新生政权，周王朝迁都洛邑。然后周公召集了天下诸侯，举行了典礼，宣布了各种典章制度，这也就是人们普遍熟悉的“制礼作乐”，也就是“周公制礼”。

“礼乐”在先秦的叙事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礼”是维护等级制度的礼仪规范，划分了等级并限制各阶层的权力；“乐”是配合礼仪活动而进行的音乐歌舞。即所谓的“礼以分，乐以和”，前者强调“尊尊”，尊重应该尊重的人，后者着重“亲亲”，亲近应该亲近的人。

正是基于此，“礼乐”制度确定了“五服”等丧葬制度。有关丧葬制度，《论语》中记载有孔子和其弟子宰予的一段不愉快的讨论。我们知道，孔子提倡“克己复礼”，始终坚持恢复周制。在孔子的眼里，人们之所以要有礼，要有乐，是因为人们有爱心。爱心是需要表达的，表达的方式无外乎就是礼和乐。比方说，父母去世，要披麻戴孝，守丧三年，就是为了表达爱心。

《论语·阳货》中有孔子一段话：“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翻译为白话文，就是：“礼呀，礼呀，难道就是玉器和丝绸？乐呀，乐呀，难道就是金钟和皮鼓？”也就是说：礼难道就是礼物，乐难道就是乐器？答案显然是否定的。那是什么呢？是仁，是爱。在孔子的理解中，礼乐制度正是符合人类本性的。

而关于丧葬制度，宰予是怎么与孔子争辩的呢？宰予问到“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钻燧改火，期可已矣。”这样提问可是赤裸裸地对礼乐制度的挑战。三年的居丧，这时间也太长了吧？陈米都吃完了，地里粮食也有新的了，都重新用燧木取火了，这样时间也就够了。一前一后，一正一反，宰予就强调了他的观点“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我们熟悉的“礼坏乐崩”这一说法，即出自此。

在我看来，面对宏观问题，宰予是要比他的老师孔子更能把握时代脉搏和潮流的。因为什么？因为宰予用他的语言说出了那个时代“上层建筑已经不适宜物质基础”的现实，说出了彼时“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发展”的现状，并很勇敢的说出了“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旧有的生产关系”必然会被打破的历史趋势。当然，宰予本人并没有表达这些词汇，这是从他话语里的解读和引申。

讲先秦时候的思想，是绕不开礼乐制度和孔子的。而孔子有一个非常佩服的人，这个人是“管仲”。管仲也称作管子，被人称为“春秋第一相”。他以“尊王攘夷”的号召，在齐国实行改革，辅佐齐桓公成为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

管仲是姬姓，与周王室同宗。孔子主张恢复周礼，其对管仲的赞美之词可以说是溢于言表的。“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孔子这话不无夸张之意，“如果没有管仲这个人的话，我现在还是批头散发，衣服往左边开口的呢！”

我们后世熟悉的一句话，“一年之计，莫如树谷；十年之计，莫如树木；终身之计，莫如树人。”正是管仲说出的。而在管理社会上，管仲提出了“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的观点。我们据此可以认为他是唯物主义观点的人，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他的这段话我们大概就可以翻译成“一个人的衣食住行都得到了满足，这个人自然就会知道礼义廉耻之类的东西了。”

管仲是早期法家代表人物的典型，主张“严刑罚”、“信庆赏”，肯定道德的教化作用，指出治理社会仅仅使用刑罚“不足以服其心”，必须辅以道德教化，“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而也正是管仲的这些观点和措施，奠定了法家的基础风格，决定了法家对于“法”字的理解，与我们今人是完全不同的。

齐桓公是什么人？春秋霸主。他是一个依靠霸道，成就霸业的人。而这个霸道正是管仲给齐桓公出的主意，而管仲的这个主意对我们今天也影响颇深。管仲的这个主意其实很简单，就是查户口，定编制，实行军管。

管仲具体是怎么说的？怎么给齐桓公制定的治国方略呢？说起来很简单，就是首先把人分四种，士农工商，这一分法一直影响了整个封建时代。把人分完之后，然后固定居所，士人住在最好的地方、农人住在农村、工人住在王宫附近、商人就安排在街上住，住下之后就不能动了，不准迁户口流动。包括我们现在也知道，我们要签个户口有多难，如果你还要往北上广深迁户口的话，那就是难上加难了。管仲的这个政策，基本上就是中国现代户籍制度的原型。

士人的子女永远是士人，农人的子女永远农人，工人的子女永远工人，商人的子女永远商人。分别住好之后，在全国建立15个士人之乡，这就是士的地方，然后进行编制。编制是5家一轨，设个轨长；10轨一里，设个里长；4里一连，设个连长；10连一乡，设个乡长；5乡为一军。然后每家抽一个人当兵，则轨长手下5个兵；里长手下50个兵；连长手下200个兵；乡长手下2000个兵；一军为1万个兵。全国15个乡是3个军，三军。三军的说法，大概就是源自这里。

这就是最早的法家思想。从这个例子里，可看出所谓法家是什么呢？法家就是是依靠规章制度和技术手段来治理国家的学派。所以用我们现代汉语去理解法家的话，给法家换个名字，叫做行政管理学派或者是司法与行政管理学派，也许更名副其实。而管仲这个军管的方案，也注定了法家学派追求君主集权，希冀建立上令下达的统一管理体制成为法家学说的核心。这个思想影响是非常大的，到今天我们的政府都奉献领导人负责制，嘴上说是追责部门领导人，给部门负责人压力，实际上是增强领导人权威，让负责人手握决定大权。

孔子之后影响最大的是墨子和杨朱，孟子有这么一句话：“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孟子滕文公下》）。李零曾说墨子是“成心抬杠，处处跟孔子拧着来”。而且你要是读《墨子》一书，就会发现墨子和墨家学派还有些得理不饶人，书中记录两家辩论，每次都是儒家落败。不像《论语》，《论语》这本书就显得很真诚，比较忠于历史、忠于事实的。他人的讥讽，学生的不满，孔子的狼狈，都如实照录，栩栩如生。即使孔子和人辩论输了，儒家也照写不误，全写在书里。

《墨子》则不同，只有胜，没有败。大概就是《墨子》开创的这个“不好”的传统，之后百家的各家各派著作，大体上也都是“过五关斩六将”的路子，从没有“走麦城”的时候。这是为什么呢？这里说说个人看法。儒家人是讲“君子风度”和“史家风范”的，即便用了“春秋笔法”，也不能篡改事实和删减过去。墨子的时候，争鸣已经开始，各家各派，都唇枪舌剑、互不相让，都要争取尽可能多的支持，就不能稍有示弱了。所以，那时候的知识分子，也就不在乎什么不什么的君子风度、史家风范了，总之只要是我赢了就行。

墨子和孔子其实是有相同的地方的。比如说，对于当时社会的判断，《论语·颜渊》：“齐景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后来我们熟悉的“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当国君的没有一个国君的样子、做臣子的没有一个臣子的样子、父亲没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没有儿子的样子，就是孔子他们对于社会问题的判断。在这一点上，墨子和孔子看法是近乎一致的，墨子说“君不惠，臣不忠，父不慈，子不孝”，我们知道君仁（惠）臣忠、父慈子孝是儒家一贯主张的，在这里墨子也这么认为。病都是一个病，开出的方子却有差异了。

墨子和孔子的一个区别是，孔子讲仁爱，墨子说兼爱。“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你爱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爱你；你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反过来帮助你。普通民众有时候不就会说“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有段时间搞精神文明建设，这不是还被政府拿来当做过宣传标语的。爱，要不分你我，不分等级，这是墨家和儒家的一个重要区别。兼相爱也是墨家最突出的观点。

墨子不愧是逻辑学家的，正面论证完了之后，还要反面论证。既然兼相爱了，那就不能别相恶。这里引易中天的在百家讲坛上说的一段话：“墨子说，现在不是有两种主张吗？一种是主张‘兼相爱’的，我们称之为‘兼’；一种是主张‘别相恶’的，我们称之为‘别’。假设有两个士人，一个主张‘兼’（执兼），一个主张‘别’（执别），而且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都实践自己的主义和主张，那会怎么样呢？那个主张‘别’的就会说，我怎么可能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饿了，他不给吃的；朋友冷了，他不给穿的；朋友病了，他不给治疗；朋友死了，他不给埋葬。那个主张‘兼’的则会说，我当然要把朋友看成自己，把朋友的父母看成自己的父母。因此，朋友饿了，他给吃的；朋友冷了，他给穿的；朋友病了，他来服侍；朋友死了，他来埋葬。众所周知，我们的战士常常会要出征，能不能生还没人知道。我们的官员也常常要出差，能不能回国也没人知道。那么，他们临行之前，要托付自己的家庭、父母、老婆孩子，会去找谁呢？傻瓜都能做出判断。这样的实验，墨子还做了一个，只不过把主张‘兼’（执兼）和主张‘别’（执别）的人换成了国君。其中一个，不问民众的冷暖死活。另一个，则时时刻刻把民众放在心上，急人之急，救人之难。墨子说，如果让民众从这两位国君中选择一位，他们会选谁呢？不用问吧？所以墨子说，‘兼’是对的，‘别’是错的。兼，利人利己利国利民利天下；别，害人害己祸国殃民乱天下。我们该选择什么，还用多说吗？”墨子是雄辩的，正面说理、反面论证，用墨子自己的话说就是，“姑尝两而进之”。这就在逻辑上完成了自洽，让论述雄辩有力，滴水不漏。

后世儒家都爱说“孔孟之道”，但就性格来说，孟子和孔子可一点也不搭。反倒是和墨子，几分相像，一股热心肠。孟子和墨子最像的一个地方是，墨子处处和孔子抬杠，得理不饶人，孟子就拍案而起说墨子是“率兽食人”“是禽兽也”，墨子的主张简直就是率领野兽来吃人，要把人变成畜生。这个放在孔子身上是不可想象的，孟子比墨子可以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孟子和墨子的像，可不止这点儿小八卦。在行侠仗义和反战护民上，他俩的观点可以说是惊人的相似。

比如《墨子·非攻》中就举了这样一个例子：一个人，偷了桃子、李子，大家都说该罚，因为他损人利己。偷鸡摸狗的话，就罚得更重，因为他损人更多，罪过也更大。因此，偷鸡狗的比偷桃李的罪大，偷牛马的比偷鸡狗的罪大，杀人犯的罪又比盗窃犯大。杀一个人，就有一重死罪。杀十个人，就有十重死罪。杀一百个人，就有一百重死罪。那么，发动侵略战争，攻打别人的国家，大规模地杀人呢？又该是什么重罪呢？没有罪。不但没有罪，天下之人还要歌颂他们，说他们是英雄（从而誉之谓之义），岂非咄咄怪事？

孟子就比墨子更直了，他还回答了墨子的问题──侵略者该判什么罪。孟子说，该判最重的罪。为什么呢？因为“杀一无罪非仁也”（《孟子·尽心上》）。杀一无罪之人尚且是不仁，何况是发动侵略战争、大规模杀人？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孟子·离娄上》）？死刑都不能赎他们的罪（罪不容于死）！所以，好战分子、战争狂人应该判处极刑，这就叫“善战者服上刑”！

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孟子和墨子的像，比如孟子的主张，是尊敬自己的长辈，也尊敬别人的长辈；疼爱自己的孩子，也疼爱别人的孩子。也就是“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孟子·梁惠王上》）；墨子的主张，是看待别人的国家，就像看待自己的国家；看待别人的宗族，就像看待自己的宗族；看待别人的身体，就像看待自己的身体。是“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墨子·兼爱中》）。

当然，孟子和墨子是有区别的。墨子说的“若视”，孟子讲的是“以及”。“若视”和“以及”，应该有点儿不同？具体是怎么个不同？

墨子的“若视”，是把别人看成自己，把别人的亲人看成自己的亲人。爱自己几分，爱别人也几分；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子女几分，爱别人的父母、兄弟、子女也几分。一视同仁，人人平等，分毫不差。也就是“兼爱”。

孟子的“以及”呢？首先爱自己的亲人，然后再由此及彼、推己及人，想到别人和自己一样，也有父母、兄弟、子女，也应该被爱，这才给他们爱。也就是有差别、有亲疏的爱。孟子还说过，君对于民众，只需要仁德，不需要亲爱（于民，仁之而弗亲）。亲爱谁？亲人，而且首先是父母，即“双亲”。这就叫“亲亲而仁民”（《孟子·尽心上》）。在孟子这里，爱是有等级、有区别划分的。越亲近的，爱得越深、越多；越是疏远，则爱得越浅、越少。这就叫“爱有差等”，这也就是“仁爱”。

儒墨两家的根本分歧便是这个。儒家主张有差等的仁爱，墨家主张无差别的兼爱。

“道”的概念是老子最先提出来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所谓道，是指万事万物运行的轨迹和规律，简言之，道，即自然。道家的思想渊源，可上溯至黄帝、太公等早期先贤。老子继承了他们的智慧，总结古老的道家思想的精华，形成了以“无为而无不为”为核心的较为完整的道家思想。

老子之后，道家内部分化为不同派别，著名的有六大派。除了著名的老庄学派外，杨朱学派、黄老学派、彭蒙田骈慎到派、老子学派和宋尹学派都曾兴盛一时，其中以黄老派最盛。而后，老庄作为道家的代表，成为正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延续至今。

老庄派以自然为本，天性为尊，法天心而无心弗志而为，以清静而使人退欲消妄，以己之虚无澄他人之妄心而为。主张清虚自守，齐物而侍。以致“不为物累逍遥天下。”这种追求逍遥出世的观念对后世历代文人雅士产生了深远影响。

道家是整个道家众多庞杂流派的统称概念。老庄、道教只是道家众多学派之一。

老子姓李名聃，是楚国苦县的厉乡曲仁里人，生于春秋末期，曾任周王朝的“守藏室之史”（史，古代掌管图书、记事、历象的史官。）相当于周室的国家图书馆馆长。《道德经》据说是老子西出函谷时，应关尹喜（按，关尹喜是否是人名代考，或关尹为官名。）之邀而作。

庄子名周，字子休（一说子沐），后人称之为“南华真人”，战国时期宋国蒙人。他的思想包含着朴素辩证法因素，主要思想是“天道无为”，认为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他认为“道”是“先天生地”的，从“道未始有封”（即“道”是无界限差别的），属主观唯心主义体系。主张“无为”，放弃一切妄为。又认为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因此他否定知识，否定一切事物的本质区别，极力否定现实，幻想一种“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的主观精神境界，安时处顺，逍遥自得，倒向了相对主义和宿命论。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反对一切社会制度，摈弃一切文化知识。庄子的文章，想像力很强，文笔变化多端，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并多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讽刺的意味，对后世文学语言有很大影响。

在前一次的中国哲学史的课程中，我们提到，法家就是依靠规章制度和技术手段来治理国家的学派。所以用我们现代汉语去理解法家的话，给法家换个名字，叫做行政管理学派或者是司法与行政管理学派，也许更名副其实。而管仲为帮助齐桓公称霸春秋而实行的军管的方案，也注定了法家学派追求君主集权，希冀建立上令下达的统一管理体制成为法家学说的核心。《管子》中有一段话：“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其中第三句，便很明显的体现了法家追求“上命下行”的态度。

汉朝以后，准确的说是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之后，中国的国家管理体制一直是“外儒内法”。儒家和法家的关系一直很暧昧，不消说大部分法家人物如李悝、吴起、韩非子、李斯等都是儒家的学生，就连孔子都可以称得上是管仲的迷粉。

和儒道墨名阴阳等家开宗立派不同，法家只是出现在后世的归纳中，因西汉司马谈的《论六家要旨》而成为了我们的文化常识。钱穆在《从先秦学术思想变迁大势观测老子的年代》中提到：“魏文侯是先秦政治界一怪杰。文侯手下有子贡弟子田子方，子夏及其弟子李悝、段干木，又曾子子曾申的弟子吴起等。曾子、子游、有子等在积弱的鲁国，只好讲些仪文小节的礼，幸亏得李悝、吴起等在魏从事政治活动，始将儒道发扬光大。故孔子死后，儒家形成鲁魏两派……法家乃是从儒家出来的。儒家在初时只讲礼，只讲政治活动，到后来曾子等人却退化来讲仪文小节。但传到魏国去的一派却仍然从事政治活动，遂把儒家原来的宗旨发扬光大。通常总认曾子孟子一派为后来儒家的正宗，其实就儒家的本旨论，法家毋宁算是儒家的正宗，曾子孟子等在鲁国的一支反而是别派。”我个人是较为赞同这个判断的。

在孔孟荀的一脉顺承中，儒家管理社会百姓的方式是“君权、礼义、法度、刑罚”。《荀子》一书中写到“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还和管仲的治理民众仅用刑罚“不足以服其心”，必须辅以德教，“教训成俗，而刑罚省，数也。”相去不远。但《论语》中“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和《孟子》的“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在韩非子这里都被舍弃。

因为“人性本恶”，所以也就不存在引导向善这个问题了，这也就完成了法家崇尚强权去镇压不服从者的理论自洽。正是这样的理论指导，让法家在走向中央集权的过程中，也总容易走偏，走向独裁统治。同时到了韩非子这里，还把管仲的军管制度，也是我们后世户籍制度的雏形，发挥到了极端。管仲还把人划分为士农工商四种，在韩非子这里就只有两种了，农民和士兵。因为要为君主实现霸道，在法家的立场和价值追求中，就只有这两种人最有价值，或者干脆极端地说，就只有这两种人有价值。农民负责种地，可以为君主提供物质财富，这就满足了剥削阶级的剥削需求；而士兵则是暴力机器，维护剥削阶级利益的需求也就可以满足了。这两大需求得到了满足，其它人自然也就没有什么用了。用现在社畜们的调侃语言说，就是，所有的人都是工具人。人在这里是工具，不是目的，所以在法家这套粗暴的制度设计里，也就不要想着什么人道不人道，谈什么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了。国家富强的目的不是为了普通人的幸福，而是为了君主的霸业，满足上位者的个人私欲的。

因为完全地否定道德，从“人性本恶”的出发点推导，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被简化成为了单纯的利害关系。后来欧洲的尼采喊出上帝已死，主张“人与人之间都是利益关系”和法家就有着很大的相似性。利害关系中，人是没有“公”心的，有的都只是“私”心，那如何因势利导？法家，至少是韩非子给的回答是“畏诛而利庆赏”，只有这样才能维持社会稳定，“法之为道，前苦而长利；仁之为道，前乐而后穷；圣人权其轻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弃仁人之相怜也。”利用刻薄寡恩的法律去约束人的行为，就在法家的主张中“名正言顺”地成为了当然诉求。而利用法律约束人，连锁地也就带来了国家职能，或者说是政府职能扩大的诉求，这也就形成了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一个显著特点，“大政府、小社会”。这带来了两方面的影响，我们的老百姓既“有事情，找政府”地相信着政府，也“有事情，找政府”地依赖着政府。这样的思维环境和生活习性，也就给国家拜物教提供了生长和存在的土壤。国家拜物教观念下，也就出现了既得利益者用爱国主义转移人们的关注焦点和注意力的“怪像”，最常用的手段就是制造国族矛盾，塑造和渲染英雄。

但是完全地否定道德，“人性本恶”的观点，也带来了法家在“人事”制度上的一个优点。中国的先秦诸子百家时期，大概可以对应西方的古希腊时期。在国家管理上，柏拉图提出过“哲学王”的说法，大致可以理解成是，要由最具有德行和智慧的人来管理国家，是一种意义上的“以身作则”。很强调人的作用，有一种比较强的人治色彩。这时候法家的高明之处就显现出来了。

儒家，墨家包括道家都讲君主一定要圣明，就连后世杜甫这样的人都抒发人生情感说“致君尧舜上，再使民风淳”。所以“良禽择木而栖”“危邦不进，乱邦不入”是典型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色彩，这其实也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责任感不强，遇到问题躲着走，动不动就明哲保身的缺点，这是我的个人判断。

但法家就不要求君主贤明。用易中天的话说，法家要干的就是把国家制度变成傻瓜照相机，让这个制度，不管是个什么人，就是个蠢人糊涂蛋用，也能拍出个高清照片来，因为只需要按快门就行。这就有一种模糊的现代“法治”意识了，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用制度来管理国家。当然法家有一个人的权力没有关，那就是君主，这是法家很明显的缺点。拿清末变法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作对比，我们就很明显地看到法家的这个制度缺点，日本的改革能迅速取得成功，且改革后排异反应比较小的一个原因就是，日本的二元封建主制度让日本有着类似于西欧社会神权和世俗权互相制约，此消彼长的一个特点。而清朝就只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一个皇权，这就让中国在引进西方法律和政治等一系列制度时，出现了极大的变异，搞得有些不伦不类，也无法触及人家制度设计的核心——“权力制约”。

法家不要求君主贤明的态度，大致始于管仲。我没去找到原文，这里引用《北大哲学课》里的一段白话：“齐桓公问管仲，‘你有没有发现我身上有很多毛病？我喜欢打猎，爱喝酒，还好色……’管仲的回答是，‘这三样都不妨碍齐国称霸。’……‘做国君有三件事不能做：第一，得贤而不能任；第二，用而不能终；第三，让贤人干事，而和小人一起议论贤者。’”

在这里我们看到，做国君其实没什么要求，也不需要有什么特别的能力和极为拔高的人生操守。需要的也就是类似玩战争类游戏的玩家有时候会提到的一个“面板能力”，即基本上懂一点儿人力资源管理也就可以了。不需要像柏拉图说的那样，君主必须是一个睿智且脱俗的哲学王。法家的这套制度逻辑起点，就奠定了在中国做管理者，是不需要有什么能力的，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的。当然，这也造成了一定的悲剧，因为管理者没啥个人魅力和能力，所以部下因为功高盖主，遭到嫉妒，最后兔死狗烹的悲剧在中国的史书记载里就很不少。像赵匡胤那样杯酒释兵权的还算仁慈，毕竟他没直接就把人杀了。春秋末期那个越王勾践，在灭掉吴国之后，不就送了文种一把剑，让他自杀么？范蠡不还是装死，自此消失于人世间，才躲过杀身之祸的么？

所以也可以吐槽说，法家是不讲道义的，总是过河拆桥、卸磨杀驴，就很像是阴谋人士。《韩非子》一书中确实就记载了很多阴谋，连法家的老祖宗，管仲，也是个老城谋算的阴谋家。当然，要是掌握好格调，这就不叫阴谋了，而叫做策略，或者说是战略。

为了实现君主专制，法家也继承了道家的一些想法，并极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思想文化专制，老子就鼓励这样的社会，“上如标枝，民如野鹿”。电视剧《铁齿铜牙纪晓岚》里的有一个这样的片段。是发生在乾隆和纪晓岚之间的一段对话，乾隆告诉纪晓岚，所谓天子恩科，并不是为了选取人才，而是为了把读书人都牢牢笼络起来，控制起来，这样读书人就不会闹事儿了。

这种对民众深深地不信任，在很多知识分子推崇的美国也是很明显的，在《联邦党人文集》中，制宪者们就一直反复提醒“难道你们忘了那个被民众处死的苏格拉底了吗？”这样一个主题，最后选择了罗马导向的共和制度为民主政体注入了反民主的因素。

法家的愚民政策和为君主说的立场，对后世产生了很坏的影响。对此鲁迅有着很明确的判断“知识和强有力是冲突的，不能并立的；强有力不许人民有自由思想，因为这能使能力分散。”知识群体总是和劳动人民脱离，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我们一直缺少从民众中来到民众中去的知识分子。在我的判断里，这也是为何我们的社会没有智识，总是难以形成共识的原因之一。

既然要讲诸子百家当中的剩下来这些家，就索性把诸子百家做个大致的分类。然后看一看这些家都属于什么类。诸子百家大概成型的划分是在汉朝。因为在汉朝，这些书大概都还在。所以编书的时候，史家用目录学的标准把他们大致做了个分类。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这些作者他们自己未必会认同自己是哪一家的。

百家的学问在我看来大概可以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称之为理学。就是究事物道理的学问，是求真的学问。他关注的问题是“这个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这个社会究竟是什么样子的？”要搞清世界的实然状态。他要把这个世界、自然和社会本来的道理摸透、讲清楚。所以,这类学问,是穷究事理的学问。道家，阴阳家和名家,甚至包括农、医各家,都讲的是这类学问。这类学问研究的是外在的客观条件、客观规律。并且尊重这些客观条件。要顺从这些客观条件。总而言之,要顺势而为。他并不想再去着手大刀阔辞地改造世界。后来的佛家也有点儿这个意思。

第二类可称之为义学。义者宜也，就是探求善的学问。他关注的问题是，这个社会怎样做是好的。他探究的是世界的应然状态。儒家和墨家。是这一类的代表。儒家构建了一个以等级阶序的秩序，而墨家则构建一个一神之下众生平等的社会。当然,道家的学问也涉及这个问题，但是他主张的是:什么也不做是最好的。

第三类可称之为利学。他讲的是如何在一个社会环境中实现自身集团利益最大化的学问。这里学问探讨的是技术问题、方法问题。兵家和法家是这一类学问当中的典型。

从这个角度再来看剩下的这几家。

一、首先是归属于理学的几家。

1．名家讲究的是论辩之术，是逻辑学。他产生的背景是战国末年的纵横之术和交往语言的发展。讲求概念范畴和语义表达的规范。名的感恩的句子经典语录张爱玲语录经典语录村上春树经典语录小王子经典语录“无名天地始，有名万物母”。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天地在开始的时候，是没有“名”这个概念的，命名是人用以区分世界万物的方式。

惠施强调从命题2还原到命題1，强调有名万物母回到无名天地始。即用逻辑用命名分开来的万物本来是一体的。而公孙龙则强调从命题1进化到命题2：就算要把无名的世界用有名的规则去清晰开，作一个清晰的表达和描述。

2．阴阳家探求的是社会兴衰演变的规律。主张一种循环论式的历史观。这种史观主宰了整个古代中国社会，道家和儒家主张的退步史观反倒不是主流。阴阳家讲求的是所谓的天道循环。

阴阳五行的学问起源于最古老的东方夷人的学问。上一讲在讲到上古夷人的思想的时候谈到了这个问题。但是事实上，五方是平等的。不存在所谓的相克相生的问题。相克相生的问题，是后来构造出来的，古人的一些想象力的结果。原始的五行学说其中也包含了一些对中国古代历史地理的隐喻。比如，西方属金，东方属木。金克木反映了夏人对夷人的军事优势，这也是地理构造上的优势。因为西方的地势比较高一些，在第二级和第一级台阶上，而东方处在第三级台阶上。所以西方易易守难攻，东方易攻难守。同样的。水克火也反映了夏人对夷人，尤其是苗、蛮的军事优势，因为北方属水，南方属火。相生则是族类迁徙移动的大致衍生记录。

二、归入义学的一家。

3．纵横家是应用科学。是一门最早的国际关系学问。讲求的是政治势力的平衡。通过达成势力的平衡，以此来谋求和平。

三、归入利学的几家

4．农家是搞种植技术的，总结了一些农业经验，具体著作已经失传了,散见在零星论述中。

5．兵家研究战争胜利法。孙子是集大成者,是战略家。讲求的是政治目标的实现。“势者，因利而制权也。”其他几位兵家作者则是战役家和战术家。

6．杂家,看似是杂糅，却大致把那个时代的意识形式图景展现了出来，是“集体意识”的体现。以杂家为样本，是可以了解那个时代的一个意识情况的。谁做纲谁做目，是很清楚的。道家不是建构的学问，而阴阳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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