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人印迹杨荣国先生小传

杨荣国（1907-1978），中国哲学史、思想史家。湖南长沙人。生于1907年8月1日，卒于1978年8月22日。他毕生所走过的道路，是沿着“五四”以后知识分子前进的道路，从一个知识青年成长为著名的中国哲学史专家和工人阶级知识分子。

杨荣国出身于长沙一个经营图书、文具的商人家庭，少年时接受私塾教育，熟读儒学经书以及唐宋诗文，这为后来研究古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1920年，杨荣国进入正规的中等学校受教育。中学毕业后，由于他的父亲早逝，家道中落，母亲希望他从事经商，振兴家业。但是，杨荣国无意从商，在亲戚的帮助下，1925年到上海接受高等教育。1929年，杨荣国在群治大学毕业。毕业后，回归长沙，担任中学教员达10年之长，主讲过政治、语文、英文和历史。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杨荣国在湖南长沙参加了文化抗日协会，但任理事，热情地进行爱国救亡宣传。

抗战时期，杨荣国被迫多次流亡。1938年，第一次逃亡到邵阳，曾与张天翼、谭丕模等办《新观察日报》，宣传抗日。1939年，第二次流亡到桂林、南宁等地，在桂林当过文化供应社编导，出版过一些进步刊物。1942年，第三次流亡至四川重庆。

杨荣国到重庆后，结识了一批老一辈史学工作者，并建立了共同的战斗友谊。他曾在“计政班”、东北大学等处工作，宣传进步思想，并以辩证唯物论为思想指导，化名“杨天锡”，先后在我党领导的《读书与生活》《群众》《中苏文化》等刊物发表文章。

抗日战争把杨荣国推向革命，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南的治史道路。他从毕生实践中得出一个结论：没有单纯的学术，必须牢固地树立史学为政治服务的思想。他早年著《孔墨的思想》，实际是对白区借助孔孟道统反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股逆流的批判。同时，也是杨荣国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对古代思想研究的一种实践和运用。

抗战胜利后，杨荣国接受广西师院聘任，从事历史教学工作，开始讲授中国古代思想史。但是，国民党开始打内战，杨荣国不得不以参加民盟为合法身份，从事革命斗争。此时，他以极大的胆识，化名“季埜”，把收藏数年的毛泽东《辩证唯物论提纲》介绍给桂林文化供应社出版，印了两千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同时，他支持学生反对白色恐怖的正义斗争，因而受到国民党特务的注意。1946年7月15日，他被捕入狱，关押在南宁监狱达10日之久。

在狱中，杨荣国仍然继续研究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解放战争时期，他的学术思想已臻成熟，写了30余万字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等专著。

1949年10月，他回到家乡湖南长沙，被任命为湖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历史系主任，被选为湖南省人民政府委员，民盟中央委员。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杨荣国所在的历史系合并到广州中山大学历史系。此后他在广州工作了20多年，直到逝世为止，先后担任中山大学历史系主任、哲学系主任、党委常委，并兼任广东历史学会会长、民盟中委兼广东省副主委、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兼任研究员，省人民代表等。“文革”期间受迫害，长期被审查，至1973年恢复工作，任广东省理论工作小组副组长、中山大学革委会副主任和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等。1974年被诊断为癌症，长期留住医院。

1978年8月22日，杨荣国因癌症长期医治无效而去世，葬于广东银河革命公墓。

从40年代在重庆山城开始，杨荣国就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探索中国社会史和哲学史领域的问题。侯外庐曾说：“杨荣国与我已有15年以上的友谊。我们在先秦思想、封建土地国有制、封建社会发展阶段划分等方面，认识都比较一致。”（侯外庐：《韧的追求》，三联书店，1985年，第317页）所谓“认识比较一致”，是指在重庆结识的那一批老一辈史学家，都共同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剖中国社会史和思想史领域的重大问题。认识一致固然是同志，认识有差别乃至矛盾，也不影响友谊，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研究中国思想文化。

杨荣国坚持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治学方法和态度，持殷周社会是种族奴隶制社会，春秋时期是我国从种族奴隶向封建制转化时期的观点。因为在他看来，每一种社会思想，每一个思想家的意识，无不受到这一社会物质生产方式的制约和影响，并以此作为评价其进步或保守之准则。他的《孔墨的思想》一书，正是基于这一原则而带有“扬墨抑孔”的倾向性。他将荀子大胆断为真正代表封建制度的思想家，其思想特征是“礼表法里”，故支配两千年来封建统治的是荀学而非孔学。这是他多年培育起来的唯物史观的实际运用，故其所作出的结论往往具有新意。

杨荣国探索中国古代思想发生和发展的客观规律，还在于通过对每一历史时期、阶段的思想家提出的概念和范畴的演变特点，从中揭示思想斗争的新内容。例如，为了阐明唯物论和唯心论斗争的客观规律，他提出先秦诸子学说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就是“天人关系”，把它作为一根主线。“天命”和“反天命”观念的论争，显然是殷周之际“天神”和“反天神”论争的继续和发展，荀况的“戡天”思想是唯物论的总结，故思想发展是有客观性的。

而对每一思想家来说，杨荣国认为同样可以从中发掘其自身的范畴来概括其思想特征，如以“唯仁论”作为孔子思想体系的固有范畴可作多层次的剖析，“仁”是“人”，又是“天德”与“人德”相结合，它包含了“礼”、“忠”、“孝”、“恕”、“智”等丰富内涵，但其核心是“礼”。荀况恰恰以“法”的内容补充了“礼”的形式，所以“礼表法里”是荀子思想的特点。

杨荣国又依据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对我国漫长的思想史，力图通过先秦的源流逐步纵深地研究封建社会的全过程以及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思想史，而且对于每一特定时期的思想史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例如，他研究封建后期的思想史，认为是唐末农民大起义打击了世家豪族势力，推动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因而产生了新的宋明理学。理学具有新的时代特点，即哲学思想带有较多思辨性，政治上则是为强化重建的封建中央集权服务的。对明清思想，他强调由于资本主义萌芽而产生的早期民主启蒙思想，以“唯气主义”对“唯心主义”的批判，以民主主义对专制主义的批判，以功利主义对义理之学的批判等，形成了颇有生气的新思潮。

其次，在杨荣国的著述中，还力求采取通俗化和大众化的现代汉语表达方式，尽量把一个思想家的范畴体系简明地表达出来，力求做到观点与资料的统一。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可以说是一个典范。他说：“过去写中国思想史或哲学史的，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由于征引古书多，使读者难免有佶屈聱牙之感。本书征引古书，勉力译为白话，当可便利读者。”他写作此书是在解放战争时期，如果不是为了藏之名山，就势必采取通俗和大众化语言，使广大群众容易学习阅读，这是杨荣国长期从事抗日宣传工作采取的写作方法。《中国古代思想史》采取了注释、旁注和考证等方法，把古书的原文通俗化地表达出来，而又不失科学性。

值得一提的是，在杨荣国的著作中，往往采取长标题的表述方式，为的是使读者对书中所写的社会和哲学思想有一个简明扼要的概念，易于把握其中心思想。例如在《简明中国哲学史》1973年本中，有关魏晋玄学一章的标题为：“人民群众在打击封建统治阶级中打击世家豪族势力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反玄学对玄学的斗争，神灭论对神不灭论的斗争”。在这将近50字的标题中，前一句指出魏晋时期的社会史是以反对“世家豪族”的阶级斗争为特征；后一部分则突出思想斗争的两个焦点：玄学内部之论争和佛学传入后神灭论与神不灭论的论争，从而使读者一目了然地把握住了魏晋时期思想的特点。

最后，杨荣国强调治史，必须把握可靠的基础知识，循序渐进，树立科学的治学态度。他以为，搞好中国哲学史，文、史、哲三学是不可分割的，三者贯通，中国哲学史才立论充实。而要使哲学史成为科学，又必须树立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善于运用历史与逻辑统一、史论统一的科学方法。

他以自己治史40年的经验，说明历史科学总是从局部到整体，断代到通史的不断扩展过程，没有取巧的捷径。他开始研究古代思想史以及诸子，在断代史研究中又从个别到一般，从人物研究扩展到社会思潮的研究；从一个个具体问题入手，然后在有所突破的基础上，抓紧中心，窥探全貌，从中揭示规律。他本人就是从一个断代史研究进展到另一个断代史研究，从先秦到中唐，最后到17世纪思潮和近代思想史研究，表明他的研究方法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不断向纵深发展，因而能够在学术上不断取得新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