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兰亭诗社│宿富连灵渠文化在与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交融互鉴中丰富发展

灵渠文化在与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交融互鉴中丰富发展

宿富连

[中共桂林市委党校，广西桂林，541003]

    广西兴安县地处五岭之表，楚越之交，湘、漓二水之源。秦代以前，兴安属百越蛮荒之地，先民系西欧南越落后之族。

    兴安灵渠的历史已有2233年。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年），秦监御史禄在兴安凿成灵渠，自此楚、越沟通，长（江）、珠（江）连接，秦征服百越，一统天下。

    灵渠全长36.4公里，它是中国、也是世界最古老的运河之一。1963年，史学泰斗郭沫若将灵渠与万里长城相提并论，认定二者“同为世界之奇观”。这一石破天惊式的千秋谠论，顿使世人耳目为之一新，灵渠声名为之丕振。

    一、充分认识兴安灵渠文化的科学内涵

    灵渠是兴安人民和灵渠文化的母亲河。二千多年来，它孕育和催生了独具特色、举世无双的灵渠文化。灵渠不仅是秦始皇征服百越、统一天下的交通枢纽和关键，更是连接岭北与岭南、促进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海外文化交流融合的桥梁和纽带。作为广义的文化，灵渠文化是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有形文化与无形文化、自然文化与人文文化的有机统一，它涉及兴安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生态等诸多领域。

    （一）灵渠文化的主要来源

    灵渠文化是扎根兴安沃土、仰仗兴安人民培植和浇灌出来的地域文化之花，是数千年华夏文化百花园中的一朵文化奇葩。灵渠文化主要有四个来源。

    1、本土文化

    本土文化是兴安先民所创造的素朴、本源文化。独特的自然环境、地形地貌、历史条件，形成和养孕了独特的兴安先民的性格特征和与之相适应的文化形态。从早期的渔猎文明、稻作文明，到后来的江河文明、商贸文明，其文明形态、文化内涵，均有别于偏于保守的内陆文明、河谷文明，始终恪守和保待岭南百越先民的文化本色。

    2、中原文化

    中原文化是指生活在中原地区的人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的总和，它是整个华夏文明之根，是传统华夏文化的主体，是现代华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秦汉以后，通过灵渠这条沟通岭南与岭北的水上交通要道，中原文化如“苏潮韩海”，席卷兴安、岭南，逐渐融汇、同化本土文化而成为灵渠文化的核心和主体。

    3、湘楚文化

    湘楚文化又称湖湘文化，是湘文化与楚文化相结合的产物，是延续中原文化的一种承袭和补充。湖南是古代楚文化的发源地之一，在这个土地上孕育出来的湘楚文化，对于中国历史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春秋战国时期，今兴安县境属楚国的疆土。秦代设零陵县，今兴安县域分属零陵郡和桂林郡。这种地理位置与行政隶属上的优势，使兴安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使湘楚文化成为灵渠文化的一个重要来源、重要元素。

    4、岭南文化

    岭南文化指的是中国岭南地区文化，它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最具特色和活力的地域文化之一，对中华民族文化和地区的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从地域上看，岭南文化可划分为广东文化、桂系文化和海南文化这三大块。广东文化又可具体划分为广府文化、潮汕文化、客家文化、雷州文化和高凉文化，其中广府、潮汕、客家文化构成了岭南汉文化的主体。

    粤东与粤西、岭东与岭西，地域相接、山水相连。早在先秦时期，兴安先民通过陆路交通和漓江、西江航运，与广东先民就有人员、经济往来。灵渠开通后，双方往来更加频繁。岭南文化尤其是广东文化，对灵渠文化的形成、丰富和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岭南文化成为灵渠文化建构中的一个重要元素和重要来源。

    （二）灵渠文化的基本内容

    灵渠文化是一个外延宽广、内涵丰富而又结构严密、合理有序的逻辑体系。其基本内容至少应包括以下八个方面。

    1、建筑文化

    灵渠文化中的建筑文化，包括两大方面的内容：一是灵渠建筑工程本身的科技文化内涵，包括选址恰当、设计科学、铧嘴分水精准、天平科学调节水量和陡门提升水位，等等；二是灵渠沿岸系列建筑的文化内涵，包括古桥、古祠、古寺、古墓、古街、古镇、古民居，等等。千古灵渠及灵渠两岸的各式建筑，历史悠久，风格独具，科技含量很高，人文底蕴丰厚，凝结着兴安历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汗水。

    2、水利文化

    灵渠是中国乃至世界水利史上具有重要地位的水利工程和水利遗产，它创造和拥有多项世界之最——灵渠是世界上最早一批运河中唯一保存完好至今的运河、世界上最古老的船闸（早西方一千多年）、世界上运行时间最久仍完好无损的拦河大坝、世界上设置最早且运作时间最长的护陡、水管队伍——陡军。灵渠水利工程的选址、规划、设计、结构、调控系统、水利功能、历史影响等等，都充分体现了人水和谐、天人合一、人定胜天的哲学理念和朴素、原始的系统论、控制论原理，以及精湛的技术、技能和发达、高超的科技水平，其水利文化内涵十分丰富。

    3、陡军文化

    因灵渠古称陡河，因而把陡河的管理者统称陡军，其中陡门的管理人员又称渠目、陡夫。灵渠共建有36座陡门，主要用于提升水位，以利过往船只通行。因陡门设计巧妙、作用巨大，因此享有“世界船闸之父”的美誉。

    在灵渠30多公里的河道上设立为数众多的陡门，这在世界水利史上是独一无二的。而在灵渠所有陡门上专设陡军看护，陡军“世食皇粮”，这种军地合一的管理制度和文化现象，更是举世无双的。据史书记载，明代洪武年间始设陡军，至1940年湘桂铁路修通，灵渠水运功能被铁路、公路取代为止，陡军守陡护渠的历史长达500多年。其中著名陡军代表人物，有明代洪武年间从山东调来兴安修渠，后定居兴安专司守陡的季崇善、颜家宝、宿押儿三人。

    灵渠的陡军文化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其研究内容，涉及陡门的构造和功能，陡军的起源、制度、地位和历史贡献，以及陡军村落的分布、建筑风格、文物古迹和名人轶事，等等。

    4、名人文化

    兴安自古以来山清水秀，人杰地灵，人才辈出，群星璀璨。神奇的灵渠，秀丽的山川，哺育了兴安境内的无数英雄儿女，造就了一代代、一批批治国理政、经世济民、精忠报国的志士贤才、清官廉吏。如宋代唐则有”父子三进士“的佳话，有著名清官唐介、蒋允济，清代有著名廉吏蒋方正，民国有《兴安八景图》的作者彭榕，有创办葆贞女校的王葆贞，有戏状元蒋晴川，当代有著名指画家曾恕一、曾京兰父女，有著名歌词作家蒋开儒、著名歌唱家罗宁娜，等等。

    至于古往今来过往、驻足兴安，留下美诗美文、盛名盛德的名人，更是难以计数。仅就凿渠、修渠有功的名人精英，就有30多人。其中，有秦代首凿灵渠的监御史禄，汉代修渠建桥留盛德的马伏波将军，唐代修渠解民困、留美名的李渤、鱼孟威，宋代以火燎除礁的李师中，明代修渠功过参半的严震直，清代捐俸修渠的陈元龙，近现代建阁撰联的李宗仁，修渠拓路赋诗的陶铸，等等。灵渠因名人而增光，文化因名人而添彩，名人文化内涵丰富，在灵渠文化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

    5、红色文化

    灵渠文化中的红色文化，特指红军长征过兴安的足迹、遗迹、遗物、战斗遗址、烈士精神和纪念场馆等等的系统组合，是长征壮举的忠实纪录，是长征精神的物质载体，是兴安革命文物的集中体现。如界首红军堂、界首光华铺阻击战遗址及烈士墓、界首红军街和红庙、红军长征突破湘江烈士碑园，等等。这些红军文化胜迹，是兴安历史文化的珍贵遗产，是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鲜活教材，也是开展红色文化旅游的重要资源，必须倍加珍惜和爱护。

    6、诗赋文化

    诗赋文化包括前人留下的诗词、楹联、文章、辞赋等以文字为载体的精神文化。现存诗词和楹联四百多首（副），是灵渠文化中最高雅、最普及、也最具魅力的两种文学样式。诗联作者灿若群星，位高权重、素享盛名的有：唐代的张九龄、胡曾，宋代的范成大、张孝祥、刘克庄，元代的傅若金，明代的解缙、鲁铎、俞安期、董传策、严嵩，清代的陈关调、陈元龙、袁枚、李松圃、张祥河、阮元、苏宗经，近现代的柳亚子、郭沫若、翦伯赞、陶铸，等等。这些官员、诗人，都在兴安灵渠留下瑰丽诗篇。

    现存散文、辞赋二百余篇，其中有唐代柳宗元《全义县复北门记》，李商隐的《祭全义县伏波庙文》，鱼孟威的《桂州重修灵渠记》，明代吴玉的《万里桥记》，颜皞、方升的《灵渠赋》，以及当代何开粹、马汉彦的《灵渠赋》，等等。这些散文、辞赋已收入兴安县志中，成为兴安弥足珍贵的史料和文化遗产。

    7、饮食文化

    兴安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来往人员多，人口流动大，加之外地移民多，居民成分复杂，从而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兴安饮食文化。兴安菜采纳百家之长，集合南北口味，偏重于辛辣、干香、味重。传统美食品种很多，如兴安松糕、蛋饺、五花扣肉、酸辣禾花鱼、白果炖老鸭，等等，不但本地人喜爱，也深受外地游客欢迎。几乎每种美食都有特定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寓意。如兴安米粉，据说是当年修凿灵渠的秦军参照西北面条制作原理，将南方大米加工制作成最早的米粉，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兴安米粉外形细长、通圆，味道细赋、醇香，它的卤水由20多种原料制成，加上13种荤、素配料，其中蕴含有“圆满”、“和谐”、“天长地久”和“五行”、“八卦”等寓意，可见兴安米粉文化内涵既丰富而又厚重。

    8、民俗文化

    兴安位处楚越相交之地，又是多民族共聚之乡，因而其民俗文化具有地域性、民族性、多元性和包容性等特点。兴安民俗内容丰富、广泛，形式复杂、多样。既有民间传说、民间戏曲、民间歌舞，又有民间工艺、民间习俗，等等。以生活习俗为例，它体现在群众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等各个方面。如新郎、新娘结婚，有 “闹洞房”、“唱贺郎歌”的习俗；老者仙逝，民间有 “闹丧”、“唱闹丧歌”的习俗；新屋落成、主人乔迁新居，有“择日进火”的习俗：房主要抱进捆好的柴火、竹子和一盆炭火。柴火寓意“进财”，竹子寓意“步步高”、“节节升”，炭火寓意“红红火火”。此习俗文化寓意丰富，如今城乡一直沿用不弃。

（三）灵渠文化的基本特征

    灵渠文化在200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和凸显出与其他地域文化相异的基本特征。

    1、务实性

    兴安人无论在先秦时期，还是在灵渠开通后的漫长岁月，抑或在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的新时代，都有梦想、有目标、有追求，且为此而脚踏实地，务实求真，不懈奋斗，不达目的，决不罢休。兴安人所创造的各种文化形态、文明成果，都鲜明地体现出务实性这种特征、特质。

    2、包容性

    兴安人既能砥砺前行，自强不息，又能达观处世，厚德载物。他们所创造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是对各地区、各民族的文化精华、文明成果包容整合、消化吸收、兼收并蓄的产物。这种包容性特征，既体现在灵渠文化的来源、构建上，也体现在建筑、艺术、饮食、民俗、宗教等文化内容上。

    3、开放性

    灵渠的开凿和通航，出现了人口流动与贸易交流的高潮，为兴安引来强劲的开放之风，打开了兴安封闭之门。中原文化、湘楚文化、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相继传入，官员、商贾、骚人墨客等各类人才纷至沓来，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各式宗教竞相入境。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从生产生活方式到思维方式，从物质文化到精神文化，都呈现出一种开放开拓的文化态势。

    4、多样性

    灵渠文化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一是灵渠文化的来源、元素呈现多样性；三是灵渠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呈现多样性，即灵渠文化是以本土文化为底本，融汇、同化各种外来文化整合而成；二是灵渠文化的内容和特征呈现多样性，如上举民俗文化中的生活习俗多种多样，即是范例。

    二、灵渠文化在与中原文化的交流融合中得到提升和发展

    灵渠凿成通航后，岭南与岭北的交往日趋频繁，中原文化如狂风骇浪席卷岭南，与兴安的本土文化从碰撞到融合、从质疑到认同、从吸纳到同化，进而“喧宾夺主”而成为灵渠文化的核心和主要来源。

    （一）语言文字的传播

    语言文字是文化的象征和载体。一个民族要把自己的文化传播出去，必须依靠语言文字作媒介。从历史上看，战争、移民、教育等，是中原文化尤其是语言文化向异地、异族辐射、传播的有效途径。

    秦始皇统一岭南的战争、汉武帝平定交趾和南越国的战争，在一定意义上也促进了中原文化中的语言文字向岭南传播。当时领导征服岭南的赵佗，后来自立为南越王，成立南越国，他坚持长期“与越杂处”，采取“和集百越”的民族政策，加速了汉越同化尤其是中原语言文字的传播进程。秦始皇派史禄修凿灵渠时，动用的秦军和工匠大约50多万人。灵渠修成后，有相当部分秦军和工匠留在兴安、桂林各地，与岭南土著越人结婚生子。岭南归秦、社会安定后，秦始皇又下令迁徙50万中原人到岭南与越人杂居，汉越携手共同开发岭南。

    中国历史上共有四次大规模的人口南迁高潮：秦汉时期、两晋南北朝时期、两宋时期和明末时期。除秦汉时期移民是因戍边需要而有组织的输入外，其余三次移民高潮均由北方战乱引发。大规模的人口南迁，促进了中原文化和长江流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通过语言文字这个媒介，华夏汉民族逐渐同化了岭南越族，岭南越族也逐渐融入到华夏汉民族之中，中原文化与岭南文化、灵渠文化也逐渐融为一体、不可分割。

    （二）儒家思想的渗透

    兴安先民的土著文化，尽管有其特点，但由于缺乏合理内核、正统思想作为精神支撑，因而总体上显得稚嫩、浅薄、粗俗，急需博大精深的中原文化对其实施改造、充实、提升，使其脱胎换骨、“欲火重生”。

    儒家思想先由孔子提出，后由孟子发展而形成一个庞大的哲学、政治、伦理、信仰体系。儒家思想的精髓是：仁、义、礼、智、信，反对“过”与“不及”，崇尚“中庸”、“和谐”。二千多年来，历代封建统治者都奉儒家思想为治国理政之圭臬，它也成为中原文化融合、同化异域、民族文化的思想利器。如上所述，通过战争、移民等渠道，儒家思想不断向岭南辐射、渗透，进而与岭南的灵渠文化水乳交融，成为灵渠文化的核心和主体。

    兴安百姓向来重感情、讲义气，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为朋友、为亲情，不惜两肋插刀，倾家荡产；讲礼仪、奉孝道，尊老爱幼敬双亲；尚节俭、戒奢华，克勤克俭兴家业；行善事、积美德，修路架桥留芳名；倡和谐、睦友邻，团结同心圆美梦；爱国家、恋桑梓，殚精竭力作奉献。如此等等。所有这些哲思、美德、善行，根源于当年中原文化在岭南的传播，得益于当年儒家思想对兴安先民的渗透。

    （三）办学之风的勃兴

    唐代以后，朝廷派来或贬来兴安、桂林任职的各级官员，以及从中原移民至兴安、桂林的饱学之士：一方面，他们把中原的科举制度移植到岭南，开科取士，为朝廷选拔了许多优秀人才。据统计，自唐至清末1000多年时间，桂林（含各县）共有进士653人，其中文状元7人，武状元1人（广西共有文状元10人，武状元1人）。此期间，兴安共有进士120人，举人513人（含武举7人）。

    另一方面，他们又把中原的教育制度、办学模式移入兴安、桂林，大兴办学之风，在城乡办私塾、建学馆、开书院，出现私学与县学并举、文化共经济齐兴的大好局面，为各地培养了大批人才，促进了文化教育事业的蓬勃发展。早在唐代，桂州都督兼御史中丞李昌巙就在独秀峰下开办州学，后改为府学，这是桂林教育史上第一所学校。据《兴安县志》记载，宋景德二年（1005年），兴安创办了县学，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宋代以后，桂林书院可查的就有13所之多，其中宋代桂林有宣城书院，清代桂林有秀峰书院、经古书院、桂山书院，兴安有漓江书院，等等。当时私塾、县学、府学讲授的是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四书”、“五经”，儿童启蒙读物“三”（三字经）、“百”（百家姓）、“千”（千字文）、“幼学琼林”等，都以儒家思想“一以贯之”。这个时期，兴安、桂林文化教育气氛浓烈，广受世人称赞，曾有“粤西以贤达称者代不乏人”之誉。

    北宋著名哲学家、文学家周敦颐（1017—1073），号濂溪先生，其所著《爱莲说》虽仅119字，却寓意深刻、意境新奇、感人至深。仁宗皇祐初年，周先生应邀到兴安县学讲授《爱莲说》，他的哲学思想和其散文名篇《爱莲说》，在兴安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兴安人受其哲思与莲品的熏陶，在各地广植莲花，人、街、村、地竞相以莲命名。后来人们还在周先生讲学的万里桥边建了一座宝塔寺，在灵渠水街边建了一个濂溪祠，以纪念这位以莲花喻君子、以莲品比人品的硕儒先贤。

   （四）农耕文明的推广

    从远古到先秦，兴安先民创造和经历了狩猎文明与稻作文明。大约在五千年至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兴安境内的古人类就能烧制夹砂陶器，能制作精致的石斧、双刃石七首和三刃石箭镞，用以捕获野生动物，维持生存和发展。大约在9000年以前，兴安先民已学会将捕获的野猪驯化为家猪。大约在6000年以前，兴安已有水稻种植。先秦时期，兴安以种养为主的农业已有相当水平，但由于生产工具简陋，农业技术落后，农业生产长期处在“刀耕火种”式的粗放型、低水平的发展状态，农业经济发展十分缓慢。

    中原拥有最先进的农耕文明。如上所述，秦统一全国后，秦始皇迁徙50万中原人到岭南地区与越人杂居，以后又有几次大的移民高潮，大量中原移民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先进的农业技术带到岭南，大大促进了岭南农业生产的发展。其中，铁器和牛耕的使用，最适合岭南的湿热气候和农田耕作。早在秦汉以前，中原已有铁器传到岭南，但数量很少，且不是两广先民自己制造的，而是由中原地区提供的。自从灵渠修通后，铁器才大量输入岭南，而且岭南先民已向中原移民学会冶炼技术，自己会打造各种铁器农具。大约在西汉时，兴安的农民已能广泛使用牛耕技术，并且学会了凿井技术，所凿井水既可饮用又可用于灌溉田园。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引进和广泛使用，使兴安的农耕文明产生了质的飞跃，兴安的农业生产和县域经济得到快速提升和发展。

    （五）传统习俗的同化

    民俗文化是人类在不同的生态、文化环境和心理背景下创造出来，并在独特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积累、传递、演变而成的不同类型和模式的文化。

    中原因其“中天下而立”，其民俗文化特色鲜明，多姿多彩，集中体现在饮食、服饰、日常起居、生产活动、礼仪、信仰、节令等各个方面。大批中原移民南下定居后，他们把中原的民俗文化传播到兴安，影响、渗透到兴安先民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中原移民的民风民俗逐步演化、融化为兴安先民的民风民俗。

    例如，饮食习俗方面，兴安人主食以大米为主，但也钟情于面条、馒头和饺子。兴安人和广东人一样，喜欢在豆腐上控个洞，填满肉馅后蒸熟食用，这种烹调、食用方法，显然就是中原移民从中原带来的吃饺子风俗的一种变异。

    婚姻习俗方面，西周时期在中原形成的婚仪“六礼”，后来演化、简化为提亲、定礼、迎娶等固定婚俗。中原人把这种婚俗带到南方，兴安人至今仍沿袭不变。

    至于与生产、生活密切相关的岁时、年节风俗，就更为丰富、多样了。比如，春节祭灶、守岁、吃饺子，正月初一至十五拜年，踩高跷、舞狮子，正月十五挂灯笼、闹元宵，二月初二龙抬头、祭龙神，三月祭祖、扫墓，五月端午插艾叶、吃粽子、划龙船，七月观双星、祭祖先，八月中秋赏月、吃月饼，九月登高、插芙萸，等等。所有这些习俗，皆来源于中原，至今在兴安城乡盛行不衰，而且代代相传。当然，兴安还有苗、瑶、回等少数民族，他们还保留本民族所特有的习俗，但其主体习俗已有明显汉化的趋势。

    三、灵渠文化在与岭南文化的交融互鉴中得到深化和美化。

    岭南文化是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于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条件，岭南文化以农业文化和海洋文化为源头，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和融汇中原文化和海外文化，逐渐形成迥异于岭北的文化特质，成为中华文化百花园中一朵挺异标新的文化奇葩。

    灵渠通航后，一方面，兴安与广东水路畅通，人员交流和经贸文化往来频繁，岭南文化通过各种渠道传播、渗透到广西、兴安，为灵渠文化的形成发展增添了新动力、新内容；另一方面，兴安灵渠又是经合浦（北海）出海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交通咽喉，海洋、海外文化也随水路上传至桂林、兴安。灵渠文化在与岭南文化、海外文化的包容互鉴中得到充实、深化和美化。

    （一）粤菜美食的引进

    岭南文化中的饮食文化素享盛名，其中尤以粤菜最受世人喜爱。粤菜讲究质和味，用量精而细，配料多而巧，装饰美而艳，口味比较清淡，清中求鲜，淡中求美，追求色、香、味、形，且随季节变化而变化。这种追求清淡、鲜嫩、本味的特质，既符合广东气候特点，又符合现代营养学要求，是一种科学的饮食文化。

    在与岭南文化的长期交往中，粤菜美食传入兴安，受到兴安人的青睐和喜爱。兴安地邻湘楚，口味接近湖南，湘菜、川菜颇受欢迎。但粤菜传到兴安，丰富了兴安美食文化的内涵，使兴安人的视觉和味觉获得了美的享受。兴安人博采众长，把粤菜特点与本地菜结合起来，进而制作出适合本地口味的传统美食。如兴安蛋饺，清香爽口，食之味美，多食不腻；兴安五花扣肉，肉皮松软，肉质细嫩，色香味俱全；兴安白果炖老鸭，鸭肉质焾，白果滑嫩，汤清味美。所有这些，显然是糅合粤菜的构成元素、借鉴粤菜的烹调技艺制作而成的传统美食。

    （二）粤曲粤剧的熏陶

    广东音乐和粤剧是岭南文化中艺术文化的重点和亮点，驰名中外，深受世人钟爱。广东音乐以旋律的跌岩、音色的优美、音域的宽广著称于世，其表现手法丰富多变，地方色彩浓郁，极富艺术魅力。《旱天雷》、《步步高》、《雨打芭蕉》、《金蛇狂舞》等乐曲是其代表作。粤剧又称“广府大戏”，以广东方言演唱，为汉族戏曲之一。源自南戏，自明朝嘉靖年间开始在广东、广西出现，是糅合唱念做打、乐师配乐、戏台服饰、抽象形体等等元素的表演艺术。广东音乐和粤剧是岭南文化的瑰宝，是中华文化的优秀遗产。

    广东音乐和粤剧传入兴安，与本地音乐、戏曲交流、融合，提升了灵渠艺术文化的品位，增添了兴安人对传统优秀艺术文化的审美情趣。兴安人受到广东艺术文化的影响和熏陶，吸取中原艺术文化以及广东音乐、粤剧、湘剧等地方戏曲的精华，创作出为兴安人喜闻乐见的音乐、戏曲。如兴安的贺郎歌、彩调、桂剧、渔鼓、文场和马仔调，闻名遐迩，广受欢迎。清同治年间，兴安的蒋晴川在桂林上演七天七夜的连台大戏，曾使“桂林万人空巷”，被誉为“戏状元”。蒋晴川的侄儿金凯、金亮，从小跟班学戏，10岁时专攻花脸、生角，18岁时就唱红了桂林。

    兴安马仔调，是县内汉族的一种舞蹈，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每逢重大节日，民间均有演出，唱的是彩调唱腔，由二男一女演出。一男骑马，一男推车，一女坐车，马、车均为纸扎。在锣鼓声中，载歌载舞，动作滑稽，唱腔优美，极富桂北乡村生活情趣。1958年，该节目代表自治区参加全国第一届民间文艺会演，并入选进中南海向毛主席和中央首长作汇报演出。

    （三）重商思想的影响

    岭南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受到以中原汉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但岭南文化并没有被这种影响所束缚，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具有与传统文化相异、相悖的特质。其中，重商性和远儒性就是岭南文化迥异于中原传统文化的特质。

    首先，岭南文化具有重商性，这与“重农抑商”、“贵义贱利”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念相悖。历史上，岭南特别是潮汕和珠江三角洲一带，一直是商业贸易比较发达的地区，经商活动十分普通，“崇利”的价值观念渗透到岭南社会的各个角落。清代仅潮州一地，“不务农业”的居民就发展到10万户之多，务商在平民中成为令人羡慕的职业。

    其次，岭南文化具有远儒性，这也与重耕重读、学优而仕的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相左。这种远儒性体现在岭南文化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中。例如，从汉至隋长达八百余年，朝廷从广东察举人总共不过24人。唐朝开科取士，北方人才辈出，进士、诗人不可胜数。而在广东，唐前期居然无一个进士，唐后期广东进士仅5人，占全国0.7%，仅在广西之上。这种人才稀缺的现象，只有到了清末和近代才有所改观。

    当岭南经贸之风北吹，“重商崇利”思想向广西、桂北渗透时，兴安人不盲从、不轻信，他们择其善者而用之，其不善者而拒之。他们选择、认同了岭南“重商”的价值理念，重视发展对外贸易，促进本地经济和商贸文化快速发展。清代早、中期，灵渠水运非常繁忙，每天过往兴安的船只有二、三百艘。兴安人在灵渠北渠水泊村码头，将本地出产的白果、竹木运往各地，又从全国各地购入本地稀缺的商品，做到互通有无。当时县城建有广东会馆和湖南会馆，湖广商贾南来北往，生意兴隆。兴安人也注重经济利益，但并不“崇利”，更不会唯利是图。他们将义理、诚信摆在首位，弘扬儒商精神，在商贸活动中正确处理义与利、商与德、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

    至于“远儒”的观念，兴安人也不好接受。他们重耕读，慕功名，尊儒士，望子成龙，荣登御榜。兴安县城西北有一个陡军村落叫季家屋场，陡军后裔季永兴家厅堂上悬挂一副对联，联曰：“衍祖宗一脉相传，克勤克俭；教子孙两条正路，唯读唯耕。”这副对联，集中地反映了兴安人在旧社会中勤俭持家、读书成名、兴家立业的心态和愿望。

    （四）开放精神的激励

    开放创新，包容中西，是岭南文化最显著的特点和亮点。岭南位于南海之滨，地处祖国南疆边陲，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对外交流的窗口。历史上，广州是外国人来往、交流、居住最多的城市之一，而广州人也不断背井离乡，闯荡世界，在国外开拓发展，安家立业。现今海外华侨和华人有3000多万，其中广东人占了2000多万。频繁的人口流动和贸易往来，使岭南文化呈现出一种开放创新的鲜明态势。

    秦汉以降，海上丝绸之路开通，岭南作为首发地甚至是唯一通商大港，一直是中外文化交流的平台，东西方的商业文化、科技文化、宗教文化、政治文化都从这里登陆引进。在近代，岭南更是得风气之先，成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津梁，多种文化思潮纵横交错而织成多彩多姿的画面，孕育和产生出以康有为、孙中山等为代表的近代中国的一代先进人物。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广东又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基地，其文化的开放性就更加凸显。

    受岭南文化开放创新精神的鼓舞和激励，兴安人加快了对外开放、交流的步伐。从经济层面看，主要是打破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的封闭、保守状况，引导农业向多元化、商品化方向发展，并以贸易经济的发展来推动农业经济的快速增长。从文化层面看，一方面，兴安人求乎其外，将目光聚焦东、西、南、北、中各种文化上，使文化保持开放、开拓的态势；另一方面，兴安人又入乎其中，将外族、外域各种文化的精华，消化吸收，为我所用，进而对本土文化进行提升、改造，使之产生质的飞跃，形成独具特色的兴安地域文化体系。

   （五）外国宗教的传入

    兴安通过灵渠、漓江，区内可从合浦出海，区外经珠江可从广州出海，海外文化传播到桂林、兴安，对兴安产生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除了带洋字号的生活日用品进入兴安市场和百姓生活之外，主要是外国宗教的入境传播。从唐至明清，兴安宗教早已形成儒、释、道三教并存的局面。清末民初，这种格局开始打破，西方的基督教、天主教相继传入，在兴安占有一席之地。英国、美国的主教、神甫曾在兴安传教授徒。民国三十三年（1941年），全县有天主教（基督教中的旧教）传教场所28处，传教的神职人员40人，教徒103人。全国解放后，外籍神甫、传教人员离境回国，在兴安的传教活动随之停止。

    以上就灵渠的历史地位、灵渠文化的科学内涵，以及灵渠文化与中原文化和岭南文化的相互关系，作了简略的分析和探讨。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秦凿灵渠不仅促成了秦始皇征服百越、一统天下，而且在沟通岭北地区与岭南地区，促进华夏汉民族的形成与发展，推动中原文化吸收、融合灵渠文化、岭南文化等地域文化，进而形成系统而完整的中华文化的历史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今天，正确认识千古灵渠的重要地位和历史价值，准确把握灵渠文化的科学内涵及其与中原文化、岭南文化的源与流、根与叶、本与末等辩证关系，对于我们坚定中华文化自信、弘扬中华文化传统、再创中华文化辉煌，对于我们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促进改革开放和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发展，都有着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2]张岱年，方立天.中国文化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3]钟文典.桂林通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4]兴安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灵渠志.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0.

[5]唐兆民.灵渠文献粹编.北京:中华书局，1982.

[6]郑连弟.灵渠工程史述略.北京:水利电力出版社，1986.

[7]谢书民.中原文化的基本特征及对华夏文化的影响.吉林广播电视

   大学学报.2013年第七期.

[8]宿富连，吴海星.兴安史话.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