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主教中国化的杂想

明朝末年，以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为首的耶稣会传教士从澳门，进入广东，再深入内地，寻找一条适合中国的传教方式——“适应策略”，即文化适应。学习中国语言，专注研究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特别先秦儒家思想，同时穿僧服、儒服，撰写《交友论》、《天主实义》等著作。以一个统计数据来举例，《天主实义》中，利玛窦共引用《易经》6次，《尚书》18次，《诗经》11次，《礼记》2次，《左传》2次，《大学》3次，《中庸》7次，《论语》13次，《孟子》23次。另外，还有道家的《老子》1次，《庄子》1次。中国文化的经典，尤其是“四书五经”的内容在《天主实义》中占据相当的篇幅。利玛窦将天主教教义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相结合,以中华传统文化阐释天主教的教义，并把西方科技翻译成中文，如《几何原本》、《测量法义》、《同文算指》、《浑盖通宪图说》、《乾坤体义》等，同时把四书翻译成拉丁文在欧洲传播。因着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们的努力传播，出现了中国天主教“三柱石”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著名天主教信徒。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和《测量法义》等著作，李之藻与徐光启合作编译了《同文指算》等书籍，并編集《天学初函》，把明末西学译著文献20种集合汇编。此时天主教在中国传播达到兴盛时期。这阶段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更体现在走上层路线，通过传递科学技术而进入皇宫。

后来耶稣会会士艾儒略神父(Giulio Aleni,1582—1649)，被称为“西来孔子”，受明朝士大夫叶向高邀请进入福建，传播天主教信仰，他的足迹遍及八闽大地，并与福建儒者论道。艾儒略以“天命之谓性”为主题，同时提出天主教的教义教理，和许多福建士大夫共同讨论天学，籍此在士大夫阶层中传播天主教。他通过哲学和宗教的对话，在文人学士中互相交流。出版学术著作也是他重要的传教方式。他用早期儒家思想来阐释天主教的教义教理，强调其与天主教的共同之处，借以吸引官员和文人。同时他也积极在中国各地的平民阶层中奔走，并尊重中国人祭孔祭祖的传统，用一种包容又不与教义冲突的方式吸引着人们。《三山论学记》即是他与士大夫叶向高和另一个官史曹学之间对话，论辩“天主”概念。艾儒略神父在福建传教二十余年，兴建教堂，接受洗礼者万余人。著作《耶稣传》、《西方答问》、《性学觕述》、《职方外纪》、《乾舆图记》、《几何要法》，以及《熙朝崇正集》、《三山论学记》、《口铎日抄》等三十余卷，艾儒略在传教策略上，奉行利玛窦的文化适应策略，并且从适应策略逐渐走向本地化进程，他的著作不再是许多科学著作，而更多是涉及灵修著作，要理问答，经文和祈祷文等有关信仰著作，并结合儒家思想，阐释天主教信仰。并且他传教的对象是普通的知识分子，归化之后，协助他传教。可以说十七世纪传教士在福建传教最兴盛时期，福建出现众多归入天主教的儒家士大夫。福清的李九标和其弟李九功，泉州的张赓，漳州的严赞化和其子严谟，他们对于明末天主教在福建的传播具有举足轻重作用。他们立足中国传统文化，著书立说阐释天主教信仰。他们作为双重身份——儒者与天主教徒，突显活生生的中国化踪迹。

如果说艾儒略是外国人在中国福建将天主教本土化的先驱，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谈的这三位，则是福建天主教的“开教三柱石”，即福清的李九标、泉州的张赓和建宁的李嗣玄。他们为天主教在明末清初福建的开教和传播，作出了至为重要的贡献。这三位“开教柱石”追随艾儒略的脚步，积极协助艾儒略在闽开教，成为艾儒略在福建开教最得力的助手。他们都充分利用自身人脉关系，引导家族或家乡人民奉教，为天主教在福建各地传播打下根基。并且撰文著书、笔耕不辍，弘扬天主教精神、保留师友及教会的史迹等等。正是在他们的孜孜努力下，成就了明末清初福建天主教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一段灿烂辉煌。

五四运动以后，全盘西化思潮盛行，曾经一度危机到我国传统文化。当时人们对科学顶礼膜拜，对传统文化不闻不问，导致传统文化的影响力每况愈下。

上个世纪初，中国教育进入历史新纪元——废除儒经，引入西方现代教育。当中国全面引进西方的教育模式、教育方法、教育内容时，却很少人思考到西方教育的基础是否和我们存在差异。要知道，西方的孩子除了在学堂接受科学与人文教育之外，还有一个受教育的场所，那就是教堂。这个西方世界无处不在的教育场所，始终给人予精神与道德上的双重支撑。在中国古代，教育有三堂：学堂、祠堂和中堂。每个村落都有私塾学堂，每个家族都有祠堂，每个家庭都有中堂。学堂里有圣贤，祠堂里有祖宗，中堂挂五个大字：天地君亲师。因而，古代传统教育下，没有像我们今天这样，出现了这么严重的信仰危机、道德危机的问题。如今，祠堂和中堂已不见，只留下病怏怏的学堂。如此一来，有着类似祠堂和中堂传承的教堂该何去何从？

既然是要融入本土，那么，我们的教堂不仅应成为信仰宣讲的场所，也成为道德传扬的场所。

当今中国社会，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到陌生，甚至有点走极端。反倒是面对西方商业化的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和感官刺激十分着迷，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主义盛行。打个比方。我们常常说，我们都是华夏儿女、炎黄子孙。可是，如果你问今天的年轻人，“你为什么是炎黄子孙”，他会怎么回答呢？遇见那种比较坦白的人，他会直截了当的告诉你，“我不知道，反正书本上是这样写的，怎么来的不重要。”还有些人更“妙”，他们竟然会告诉你，“有没有黄帝这个人我都很怀疑。”在网络发达的信息时代，各种信息充斥，真假难辨，人们往往以所谓的“证据”为借口，反过来质疑自己的传统文化。

黄帝和炎帝为什么会被我们尊奉为共同的祖先？用“共同”这两个字，就表示文化与文化之间是可以共融的。我们是炎黄子孙，并不代表我们血统相同，也不代表我们语言、文字、风俗、习惯相同。要知道，千年以前，黄帝和炎帝二位是不同部落的首领，彼此之间的文化、习俗也是不一样的，但终究是融合在一起了，因为彼此包容。正所谓，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同样的，从异国他乡来到中国的天主教，也能与我国文化共融，需要的是时间和方法。

从教理上看，天主教既讲来世，也重今世，同时又有极大的包容性和普适性。它以人的生命和成长为关注的焦点，以拯救人的灵魂为第一要务，重视人的尊严和价值，关注人的现实和永恒需要，同时又强调人性的软弱和个人的自我成长，以及人与天主的关系，强调家庭、社会、政治、文化教育等领域在基督救世工程中的神圣价值和积极作用。天主教这些思想和教义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能够起到很好的支持和推动作用。怎么向民众表达这些思想，用什么语言表达是一个关键性问题。结合我国的儒家和道家思想，以及近年来越来越受人们重视的心理健康，可以将天主教描述为一个修身养性、互相关爱、助人自助、促进自我成长的宗教。

在圣事礼仪方面，传入我国的天主教执行的是拉丁礼，但并非所有的天主教都是拉丁礼的，还有米兰礼（又称盎博罗削礼）、拜占庭礼等等。那么，中国是否也能逐步形成本土化的礼仪？这就要提到一个因素，即礼仪圣乐。音乐是贯穿整个天主教弥撒礼仪的，天主教的主流音乐并不是一开始就同今天一样的，而是直到中世纪才正式定型为额我略音乐。如此，谱写本土化的礼仪圣乐对于礼仪的本土化有着重要意义。祖籍福建永定的江文也先生对我国天主教的本土音乐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其代表作品有《第一弥撒曲》和《圣咏曲集》。台湾刘志明神父和李振邦神父谱曲的本土化求恩弥撒套曲和大众弥撒套曲，以及一些季节礼仪用曲也是我们常使用的礼仪用曲。

在日常礼仪方面，由于本省方言众多，在解放前已有采取用当地方言祈祷的做法，有些地方甚至有本地语言唱的圣歌……这些都是本土化的成果。然而这些年来，由于普通话的推广和方言传承的忽视，许多本地的青少年和儿童对本土方言有着不一样的反应——有的不愿意讲，有的听得懂却不会讲，有的连听都听不懂，不得不说是方言传承的一大损失。此外，由于方言传承的缺失，大部分地方念经唱歌和弥撒礼仪中的读经只会使用普通话，这些都是时代的一种文化危机。这方面，闽南基督新教至今保留着《闽南圣诗》和闽南语朗读的圣经是值得学习的。礼仪本土化的成果是经过多少代人付出心血才有的，来之不易，我们应该加以传承。

需要注意的是，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切忌陷入封建迷信。譬如，当初将天主教带入中国的耶稣会士利玛窦死后在江浙一带被民间群众当成了钟表菩萨；而明末在汉中一带传教的耶稣会士方德望死后则被人们当成了土地爷，还建了多处方爷庙。

在管理体制方面，我省已摸索出省两会与四个教区联席会议的制度。实践证明省天主教两会与四个教区联席会议是符合我省省情的良好制度。

以上这些，是目前我省天主教本土化的现状。在传统文化的精华被人们逐渐遗忘和快餐文化充斥的今天，我们要继承艾儒略和他的得力助手的精神，组建堂区团队，一方面传播以本土文化表述的福音核心，另一方面用心营造文化圈，以自身的德才影响圈内的人并不断扩至周边的人。普世天主教会一直鼓励地方教会要结合本地文化，以促进教会礼仪的多样性，和信仰内容的丰富性，当基督信仰每遇到一种文化，努力对话和本地化尝试。方济各教宗在《福音的喜乐》劝谕中说：“我们不能要求各地的基督徒都依照欧洲国家于某段历史时期发展出来的形式去建设他们的基督信仰，因为基督信仰不能限制于单一文化的认知与表达，没有哪一种文化可以完全表达基督的救赎奥迹。”对本地文化的认同与理解是符合天主教会的信仰。所以坚持天主教中国化，坚持对中华传统文化的认同，可以促进天主教会的本地化进程，以多样性去表达基督信仰，丰富了天主教会信仰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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