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延英从职业选择到理论建构——李咏吟的学术探索之路

我与李咏吟老师约定，想请他谈谈自己的治学之路。李老师自1989年正式进入文艺理论与美学界，从事职业学术活动30余年。关于治学或学术研究本身，他有着自己的特殊心得或理论反思。这次采访，我主要听李老师讲，不预先设定问题。我在听他讲的过程中，把他的回忆和治学心得记录下来，再进行整理。在一定程度上说，这个访谈，也许能够代表他对自己治学道路的历史反思与总结。从李老师的回忆中，我们可以发现，他的治学或学术道路，大致可以从四个方面进行归纳，我们就用“职业选择”、“经典研读”、“学术意志”和“理论建构”四个主题概括。

由于篇幅的限制，在这里，我们删除了第一个主题和第二个主题的内容，主要围绕“学术意志”与“理论建构”两个主题展开。从中，我们也许可以得到一些关于学术选择与学术探索的启发。李老师讲，就学术研究而言，他在“希腊诗歌与哲学思想研究”、“康德与黑格尔美学研究”、“尼采与海德格尔意志论思想研究”、“周易老庄与刘勰思想研究”以及“张承志的文学文本研究”五个方面取得了一些学术成果。就理论建构本身而言，他在“本文解释学”、“美善和谐论”、“形象论诗学”与“意志论美学”四个方面具有一定的理论创见。学术与思想本身可以构成内在的互动，学术史批判与理论建构本身有着内在的联系，两者相辅相成，李老师的学术与思想选择就体现了这种互动。

人的一生很难有所成就，特别是与真正的思想家与学问家相比，李老师认为，自己一直在摸索与总结之中。由于自身先天的学术认知能力与后天的语言解释能力存在不足，这深刻地限制他的学术与思想成就。不过，他特别强调，个人学术道路的反思极其重要，否则，我们可能糊涂地度过一生。也许，他的经历可能对年轻的学子有所启发，于是，我就把他的想法记录了下来。

1、学术的选择，似乎总是被某种内在生命力量所主导，我们仿佛“偶然地”选择了自己的职业道路。在职业选择与职业发展中，我们必须要有自己的学术与思想选择，必须要有自己的理论建构选择。

世界是由无限的存在组成的，每一类存在都有自己的独特性。应该说，当我们选择攻读博士学位时，就意味着选择了特殊的学术或思想道路。这种选择，最好完全源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如何选定自己暂时的或一生的学术思想方向？对于学者或思想者来说极为关键，它直接影响我们的职业快乐与职业成就。无数的知识，无数的科学，无数的职业，当我们看似偶然地选定某一专业知识领域时，实际上仿佛具有某种命定性，它似乎受到某种神秘力量的牵引，让我们心向往之并为之持久奋斗。如果自己的才能完全与选择的专业不相符合，那么，我们可能会度过痛苦的一生而且会不断懊悔。如果自我的才能恰恰能够与自己选择的专业深刻地契合，那么，我们不仅能从中得到无限的快乐而且会甘愿为此付出全部的生命力量。应该说，当一个人找到毕生最喜欢的职业或专业领域时，那是最幸福的人生。我庆幸自己能够找到在大学教书的工作，我庆幸自己能够从事诗歌与哲学、美学与伦理学的研究。虽然我并没有取得真正值得自己骄傲的学术与思想成就，但是，我在这一专业工作中获得了至上的快乐。

现在的“专家”，往往是专业意识极强的人。越是专业强，越显得有所成就。因为人只有在最坚定的专业领域花上几十年的时间才会超越一般人，才能获得比较专深而系统的知识，由此显示个人重要的专业成就。四十岁前，我一直没有极清醒的专门知识构造与特定学科意识，也就是说，没有把自己限制在“少而精”的专门知识领域中，那时，我希望自己懂得多或涉猎广泛。我更多地被多读书所驱动，被各种新的知识所诱惑，被中外文学经典与哲学经典所吸引，我总希望了解自己不懂的知识领域以促进知识的综合与知识的自由。我虽然阅读面极广，而且在许多问题上花了功夫，但是，并没有在任何专题或专门知识领域中做到“穷尽一切疑难”的地步。我倾向于从总体上把握思想的实质而缺乏深入细致的辩难工夫，这样，涉猎的领域相对较广，发表的论著跨越了多个领域，但是，没有在任何细小的领域具有最精粹系统的知识，这样，我在学问上就没有“绝活”。我满足于学习德语、英语和希腊语，我满足于徜徉中外哲学经典之中，但从来没有下苦功去推进最精细而深入的学术研究与哲学思想研究。现在想来，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事实上，语言认知的缺憾与专深意志力的薄弱，让我无法进入经典文本的最深处。

从专业领域意义上说，我真正倾心的事情，还是“诗歌与哲学的探索”，后来发展为“美学与伦理学的探索”，最终回到二者的综合之中。显然，在专业化的职业选择中，这仍然是极宽泛的专业领域，并且不是极其明确具体而深入细致的专业领域。在这个宽泛的专业领域，有无数的经典与无数的难题，没有人可能在有限的生命时光里真正理解得清楚。为此，我虽然不断地收缩学术与思想战线，把力量集中在“希腊诗歌与哲学经典”、“德国古典诗歌与哲学经典”、“先秦诗歌与哲学经典”三个领域，但是，我依然无法做到真正深入细致的体察。后来，我在此基础上主要集中在“荷马与柏拉图文本”、“康德与黑格尔美学文本”、“尼采与海德格尔美学文本”、“周易与老庄以及刘勰文本”、“张承志的创作文本”五个相对具体的文本世界中。

应该说，这种选择极大地满足了个体学术生命意志的要求，但是，它依然对我的学术能力提出了极大的挑战。古希腊语、英语、德语乃至古汉语，我只能做到“粗通”的程度，无法达到“精通”的程度，因此，我的学术认知能力与语言建构能力本身，无法真正实现我的学术自由意志。这是我深感无奈的事情，我只能做到“自知之明”，却无法做到“德能相配”。因此，即使是现在，我也只是在通向真理的途中。心有所属而不可兼得，这是极其遗憾的事情，这可能是我们这代人最大的学术悲剧，因为物质生活条件与家学条件，都无法让我真正具有从事这种神圣的事业的卓越天赋能力与思想能力。多亏自我的学术意志与学术方向明确，于是，我可能会做出二流或三流的学术或思想工作。

记得2004年我在去德国基尔大学访学的途中，与浙大农学院的一位副教授交谈。他问我主要研究什么问题，我说自己从事美学与伦理学研究。他非常不满意，我们还为此发生了“争吵”。现在想来，他比我更早进入了专门而细微的职业研究领域之中，我则乐于在宽泛的专业领域之间留连往返。人文社会科学有着自己的特殊性：一方面，我们需要系统的专业知识和宽广的专业视界，另一方面，我们又需要精深而细微的专业知识能力，必须能够解决经典思想文本的复杂问题，能够解释经典文本最细部的语言奥义和文献歧义。这就是说，我们必须成为“知识怪兽”才能获得独立自由的生存特权。如果只有浮泛之学，那么，肯定无法在专业领域建功立业。我们必须最大限度地接近事物本身，必须穷尽一切智慧，道明经典文本的语义实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成为美学或哲学领域的专家学者，才能真正具有深刻而原创的美学或哲学思想。

2、最初，解释学成为我自觉的理论选择与自觉的学术实践方向。“解释学原则”与“本文解释学”，就成了我的学术实践意志与建构对象。

在这种学术自由意志的支配下，我们的学术思想道路具有自己的命定性。一般说来，追随时尚问题是一条路，顺从心意则是另一条路。真正的学术自由意志，不可能遵从时尚的道路选择，必然会顺从内心的坚定指引，哪怕极其孤独寂寞！人类的知识无穷无尽，文艺学与美学的知识也无穷无尽，理论分支特别多，我发现，自己对许多时尚问题毫无兴趣，因此，必须找到自己特别有兴趣的研究对象。这就是说，在知与行之间，我必须先在“知”的基础上找到“信”的东西。尽管先天能力不足，但是，我年轻时“并不相信天命”，所以，一直抱着壮志未酬的心态从事自己最心仪的工作。野心勃勃且志大才疏，但这并不妨碍我的自由选择。

1993年，我突然发现自己对“解释学问题”特别感兴趣，而且觉得人类的全部智慧工作，无不是通过语言符号解释世界。既然解释学工作具有如此普遍性的意义，那么，如何理解文学创作者的解释工作或文学家的对象世界建构？如何理解哲学家的创造性解释工作或哲学家的对象世界建构？如何理解文学批评与哲学的再解释工作？为此，我试图在中西解释学传统的基础上重构解释学的一般理论，并运用解释学的方法建构特殊的对象世界，由此形成独立而具体的解释学理论结构，并且将解释学建构对象世界的工作演绎成“语言符号化的科学建构”。从此，“对象世界”理论就成了我的解释学最坚定的思想信念。

1985年前后，我看到了学者殷鼎的一部解释学入门书，它非常符合我的思想意向。在书中，他比较系统地介绍了现代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后来，我看到了国内学者关于文学解释学的著作，于是，立志探索解释学的一般问题与文学解释学的具体问题。在面对解释学问题时，先要直面普遍解释学问题，设立解释的对象世界，确立解释学的语言意义建构逻辑，形成解释主体与解释对象的互动原则。当然，解释学绝对不只是解释文学艺术问题，我已经认识到，所有的人类语言活动都可以称为“解释学”。我将它界定为“解释学即通过语言建构对象世界”，并以此形成广义解释学的概念。为此，我试图重点解决几个问题：第一，解释的普遍意义是什么？如何规定解释学的普遍价值？如何对解释与解释学形成普遍的界定？第二，如何理解与界定文学创作者的解释学工作？如何确定文本建构与文本解构在解释学活动中的中心地位？第三，如何寻求解释学的普遍原则？如何理解解释学对世界的无限性知识建构？如何理解解释学与生存论和意志论的真正自由联系？为此，我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试图建构“本文解释学”、“诗学解释学”、“创作解释学”、“批评解释学”与“美学解释学”。在建构知识系统时，我希望自己能涉及生存自由的根本问题。这就是说，在确立了普遍解释学原则之后，我主要致力于文学活动世界的解释学建构。面对不同的文学解释对象，我初步形成了这五个解释学的对象世界。通过这些对象的语言建构，可以完成文艺活动的系统理论总结，由此实现自己的学术自由意志。

即使将解释学普遍化，但是，由于知识的限制与能力的限制，我们仍不能将什么对象进行解释或建构。我重点的解释对象是“文学艺术活动”，是美学与伦理学必须关注的人生意义或价值问题。因此，我把“普遍解释学”的探索视作解释学的一般理论，把文艺学与美学解释视作解释学的具体科学建构问题。在普遍解释学问题上，我的基本探索方向是：解释学作为语言的活动有什么特征？解释学到底是方法论还是本体论？解释学中的理解与解释活动的关系如何？解释学的主体性、主观性与客观性如何保证？解释学如何面对文本世界？解释学如何面对思想活动或心理活动？解释学的科学严格性与主观随意性的矛盾如何解决？一方面，我把当时能够涉及的全部解释学问题罗列出来，把人们热衷讨论的全部解释学问题形成理论列表，另一方面，把西方的解释学理论和中国的解释学理论打通，从中寻找理论综合与创新的可能。在这个过程中，我最重要的发现，是在“本文解释”方面形成的心得体会或理论建构。

由于确立了这一方向，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的学术思想活动基本上都是围绕“解释学问题”来展开。在研究的基础上，初步形成了对解释学问题的一些看法。例如，解释学既不是单纯的本体论，也不是单纯的方法论，而是二者的理论综合。这样，我就把解释学理解成“面对对象世界的语言活动与思想活动”。此外，我还形成了一个基本的看法，“解释学即通过语言建构对象世界”，我想以此把握一切解释学活动的基本特质。

在确立了解释学的一般定性之后，我主要致力于解释学最基本问题的研究，即面对本文或文本的解释如何可能？这并不是直接面对对象世界的解释学建构，而是面对经典解释学对象的文本思想再建构。如何建构对象世界，如何还原原初解释者的思想创造与精神创造，这是面对经典解释的中心问题。对于科学解释学来说，面对对象世界，通过科学技术手段给对象世界或对象事物进行定性与定量分析，形成对世界或事物本身正确的解释。因此，不同的解释学活动与解释学对象，虽然都是面对对象世界的语言活动，但是，在具体的对象和解释方法以及解释目标上依然有着很大的不同。

在这一过程中，我主要确立了“原初解释学”与“本文解释学”的基本区分。前者是创造性的解释工作，它呈现为创造性的文本世界建构；后者则是再创造的解释工作，它面对原创性文本并通过对象世界进行理论还原。这一区分，在任何科学领域都具有普遍意义，毕竟原创性解释高于文本性再解释，这是创造与还原的本质区别。因此，我的解释学工作不同于德国解释学大师伽达默尔，我更倾向于法国哲学家利科。当然，我并不是从学术意义上接近利科而是从思想本身接近利科，因为从学术意义上接近利科，毕竟要受到法语与法语文本的强大思想限制，这是我无能为力的事情，虽然我初通一些法文。

我试着建构本文解释学理论，即不管什么文本，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经典文本，我们必须找到一个方法能够还原作者的意图，还原作者的“原初世界”。我当时根据自己对文学批评的强烈兴趣，以张承志的创作作为解释对象，并试图建构本文解释学的一般理论法则。面对作家大量的创作性语言文本，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重建作家的文本世界？这并不是简单的思想还原或形象建构问题。如果我们的解释只是还原作家的文本，那么，它肯定不如直接阅读作家的原始文本，因为作家的文本永远比我们的还原更加生动。那么，作家的创作是否属于解释？如果作家的创作活动也属于解释学活动，那么，这种基于感性想象的解释学活动应该怎样命名？为此，我提出了“原初解释”与“本文解释”的关系概念。

“原初解释”属于创作者的解释活动，这是直接面对生命对象、面对生命世界与生存活动的创造性解释，它们并没有固定的文本依据，而是直面自己的生命体验与语言体验以及生命历史记忆。由原初解释与原初解释学概念的提出，我们解决了作家的原创性解释活动的解释学地位问题，也把握了作家的解释学活动的语言独特性。对于我们这些面对作家文本的解释者来说，我们需要做的事情就是“直面作家的文本”，而解释作家的文本并非阅读文本即可，我们还必须调动自己的生命经验与生命记忆，必须运用自己的理性知识与感性知识，因此，面对文本，其实是要求解释者通过文本的中介，重建作家的世界与自我的世界的生命创造活动。正是在这个信念支配下，我初步推进了解释学的普遍理论研究与解释学的具体学科理论研究，逐步确立了本文解释学理论建构的自信。为此，我还写作了《解释学原则》一书，试图把解释学的基本理论系统化，但是，这一工作还没有最终修订完成。

3、为了思想的自觉，为了理想生活世界的建构，我最终转向了美学与伦理学的关联领域，以此反思生命的自由实践问题。

1998年，在解释学的理论建构工作告一段落之后，我选择了美学与伦理学相关的“生命自由问题”进行探索。在系统地运用解释学理论处理了文学创作、文学文本、文学批评和文学价值的问题之后，我感觉自己的文艺解释学理论建构工作基本完成了。当然，从普遍意义上思考解释学方法并通过解释学理解生活世界这一工作还没有最终完成。与此同时，我发现，解释学毕竟是通过语言符号实践对象世界的建构，还没有真正涉及生存论或意志论问题本身。为此，要想自由地思想，就必须面对自由的问题本身并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因此，美学问题与伦理学问题，很快占据了我的学术思想中心，满足了个体学术自由意志的新意愿。

美学与伦理学的核心问题，其实是自由问题。它必须解决我们如何获得自由以及我们为何要获得自由的问题？在自由的追求中，“美与善”成为我最关注的核心问题，或者说，我把它看作是全部自由问题的理论基础。我1999年申请了一个课题，即“文学的审美道德主义解释”。那时，我并不知道国际上已经广泛流行“文学伦理学”批评活动。我完全按照自己的“知识意志”建构这一理论问题，试图确证审美与道德的自由联系。我那时主要受到周易思想与尼采-居友的理论影响，试图将中西生命哲学的美善理论结合起来。按照周易的理论，“生生之德”，即美善和谐的最大契机。同时，尼采的生命德性理论，居友的无制裁无义务的道德理论，强调生命伦理的自由创造性特质。我觉得，这些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可沟通性，因此，这一理论方向正符合我对文学艺术与生命存在的自由理解。

在美学与伦理学研究中，我的经验是：学术活动不再是纯粹知识的问题，而是思想自由的问题。当我们直面生命存在时，思想的智慧比知识的清理更加重要。从事美学与伦理学活动，不再只是纯粹概念的理解问题，它还涉及人的生存与自由问题，因此，生存自由问题比文学解释和思想解释更加重要。总之，当我真正开始把美学与伦理学结合在一起时，已经感觉到了这种思想的自由空间与目的论建构的根本价值。

美学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我曾经花了许多时间充分考察了各种美学流派的理论，探索了各种美学思潮的内在实质。我也曾试图寻求各种美学理论的自由综合，但是，我发现“多元思想综合”这一思想意图最终很难真正实现。因此，我逐步回归基于生命哲学的美学建构，即将“意志”视作美学最根本的创造力量与本体论建构目标。只有寻求自由意志与创造自由的最内在联系，才能为美学的自由立法奠定新的思想基础。此外，我们必须寻求伦理学与美学的可沟通性，这就是自由的普遍原则，就是美善和谐的自由原则。伦理学的最根本目的，是为了生命的至善。这种生命伦理，应该是无规范无制裁而又符合理性实践目的的理论建构。在美学与伦理学的自由重逢之处，我们可以实践生命存在的最根本自由。因此，美学与伦理学的关联，可以建构生命存在的最自由目的，这一问题最大限度地满足了我的学术思想意志及其生命内在要求。

4、在职业生涯的后期，我重新回到青少年时代心仪的“诗歌与哲学”领域，仿佛是一种轮回。

三十多年的学术与思想探索，我似乎从来没有坚定地围绕一个问题持久地展开论证。我喜欢在一个问题理解之后转向另一个问题，不过，在学术思想探索的过程中，我又经常返回曾经探索的问题之中，因此，不自觉地形成了“思想的内在循环”，始终没有跳出“造化的掌心”。在系统建构了解释学的一般理论、系统地建构了美学与伦理学的一般理论之后，我开始回到自己学术思想的出发点，即重新检讨诗歌与哲学的关系问题，重新反思文学艺术的形象建构与哲学思想的观念建构等根本价值问题，重新回到生命创造自身的价值反思问题。

那么，我们到底应该如何面对诗歌与哲学的具体问题与普遍理论问题呢？显然，它涉及两个问题的探讨。一是诗歌与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实际上，诗歌并不能真正建构哲学思想，相反，诗歌只能创造巨大的思想隐喻或存在隐喻。“隐喻本身”，是设置问题而不是解释问题，因此，诗歌的隐喻结构，常常让解释者陷入了更大的思想困惑之中，甚至陷入思想的神秘体验之中。

自2004年起，我利用出国访问的机会，开始系统收藏英语诗歌经典、德语诗歌经典、希腊语诗歌经典，包括一些法语和意大利语诗歌经典，我基本上把自己喜欢的外国诗歌经典作品都买齐了。这些诗人，包括荷马、品达、但丁、莱辛、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海涅、尼采、华滋华斯、雪莱、济慈、惠特曼、马拉美、波德莱尔等等。我本想系统研究具体的诗歌经典作品，后来发现自己精力不济。如果对每部经典都进行深入的细读，那么，我肯定有心无力。于是，我只好逐渐削减研究项目，只关注荷马史诗、品达颂歌与柏拉图对话，另涉及亚里士多德的作品。与此同时，我一直关注尼采的哲学诗集《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和海德格尔关于荷尔德林与尼采的诗歌解释。为此，我主要思索“诗人为何创作”和“诗歌创作的真正意义是什么”等基本问题。诗歌的文本与哲学的文本，如何通过整体与细部获得思想直观？这是我思索的中心问题。

二是探究诗歌与哲学的本质思想差异。诗歌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要建构形象的世界，通过形象的世界，隐喻生命自由存在的世界，最终确立生命的意义世界。哲学的目的，从根本上说是要建构观念的世界，通过观念形成了概念范畴与命题判断系统，形成观念的逻辑与思想的逻辑，在此基础上建构自然世界与生活世界和文化世界的理解路径。人天生需要博大的知识体系，需要思想的自由引领，于是，哲学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这一需要。因此，在寻求诗歌与哲学共同目标的基础上，我们发现：“形象与观念之间”，如何沟通，如何对抗，如何挑战，就成了诗歌与哲学的思想关键差异。在研究过程中，我发现，形象与观念有着内在的联系，但是，又有着根本性差异。诗歌通过形象表达自由的思想，哲学通过观念建构逻辑的思想。感性的想象与理性的思辨，在诗歌与哲学的自由交流中得到了充分的自由表达。

我们必须承认，形象的世界与观念的世界，充满了思想的巨大秘密。形象与观念，是诗歌与哲学最根本的区别与最内在的联系方式。这就是说，文学艺术最根本的目的就是形象的建构，即通过形象建构生命存在的复杂世界。因此，“形象建构”，既是创作者的根本任务，又是接受者理解艺术与生存世界最直接的思想中介。只要抓住形象学问题，就能抓住文学艺术的灵魂。事实上，我们在形象学的无限想象中，可以领略艺术的最伟大秘密。同样，“观念建构”是哲学解释世界最重要的目标。没有观念的建构，就没有哲学创造的独特价值。观念体系越具有经典性，越具有创造性与批判性，影响就会越大。

当我们探索哲学的意义时，可能会发现，哲学最根本的问题，还是存在、语言、意志、生存、知识等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哲学世界的观念革命是极其缓慢的。从另一个意义上说，哲学观念的根本性特质，使哲学创造自身永远无法逃离最根本性的形而上学问题与知识论问题。于是，我特别有兴趣探讨形象与观念的联系，并以此建构诗歌与哲学的联系，这正是我当前从事的最重要的思想工作。

“形象与观念”，并不是诗歌与哲学创造的根本目的。从创造意义上说，诗歌与哲学的共同目标，还在于探索人生与存在的秘密，探索生命自由存在的真正价值。但是，诗歌的存在，必须通过语言形象的中介，必须通过语言形象建构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自由目的。同样，哲学并不是为了观念而存在，但是，哲学离不开观念，没有观念世界的清晰建构就没有思想的澄明存在。观念是哲学思想的工具，甚至是哲学思想的灵魂，哲学通过观念，可以照亮整个存在的幽暗世界。因此，通过形象与观念的比较分析，我们可以把握诗歌与哲学的内在思想律动。

5、为了思想的至上价值，作为自由的思想者，我的内心呼唤自己：必须探索“意志论美学问题”，因为这是个体生命存在与生命创造的最终精神依托。

当形象与观念建构的任务完成之后，我的思想目标或学术意志，试图自觉探索美学的自由创造问题。在考察了许多美学体系与美学流派之后，我曾经设想应该将“多元化的美学”进行理论综合。我发现，这一理论构想在思想实践中行不通，因此，我只好重新回到具体的美学理论建构自身，承认各种不同理论流派的解释学合法性。

我越来越强烈地感到，生命存在意志与生命创造意志是一切思想与存在的最初动力。因此，如何探究意志问题，如何理解意志在美学创造中的决定性作用，必须成为美学建构的最重要工作。这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生存本体论出发建构“意志论美学”。我原来试图寻求美学的综合，在美学的综合中探索思想的可能，现在，我发现，美学的综合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寻找独立的思想道路。必须承认，我对意志论问题的关注，最初可能与叔本华与尼采的意志论的影响有关，也与周易老庄思想有关，后来，则是自我生命存在意志与学术思想意志的自觉理论追求。在生命实践中，我充分认识到，意志问题比理性问题、情感问题更加重要。理性表面上指导一切，实际上，它往往只提供具体的知识，根本不作价值判断与实践选择。因此，主导人类生命存在的最根本力量还是“意志”。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意志，或者必然成为意志的服务者，或者成为意志的制衡者。理性的作用与理性的价值，取决于意志自身，即意志需要什么样的支持，理性就为意志提供怎样的服务。理性从来不能直接决定事物的历史进程，唯有意志才能决定生命历史的自由进程。正是生命意志的自由创造，造成生命存在的巨大冲突。如果一切都是理性建构的世界秩序，那么，世界就不会有这么多矛盾和冲突。正因为是意志主导生活世界，所以，世界才充满如此多的纷争与冲突乃至战争。因此，无论是从生命现象学的描述入手，还是从生命存在的自由反思入手，“意志问题”都是我们绕不开的问题，它对美学的建构具有决定性影响。

我对意志问题的系统关注，也与我女儿有直接关系。她在海德堡大学哲学系攻读博士学位，主要研究康德与黑格尔的意志论思想。正是在与她的交谈中，我才真正理解康德与黑格尔意志论思想的“本义”。我原来只接受叔本华与尼采的意志论思想，并没有真正理清意志论的全部知识谱系。后来，我发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康德、黑格尔、尼采、海德格尔，都是意志论思想的大师。正是通过对这个问题的关注，我发现，美学的建构必须从生存意志出发，通过生存意志与创造意志去理解审美活动的本质，这样，美学的自由实践才可能得到更好的更深入的解释。

应该说，我的学术活动，在很大程度上都源于我的自由意志与学术选择，这里并没有好坏之分。事实上，千万个学者，每个人研究的对象不同，无疑皆根源于个体的知识兴趣与思想意志。因此，人与人之间的理解沟通，人与人之间的知识学建构，很难达成“普遍的共识”。更重要的是，知识的无限性，决定了我们只能在自身的意志选择中建构属于自我的生命存在世界与知识世界。事实上，每一个体都在建构自我的生存世界与知识世界或技能世界，每一个体都依赖自身的意志力量与创造力量而生存。没有任何个体可以真正取代他者，尽管个体与个体的创造充满着巨大的差异。当然，个体生命意志的自我建构，其思想的力量或实践的力量并不相同。大多数人的自由意志，只是为了个体生存而劳作，并不是为了改造世界或建构世界。对于改造世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意志的自由实践或意志的自由行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自由天赋能力。没有知识学的自由，没有创造能力的自由，生命创造意志根本无法获得真正的自由。

因此，我体会到，学术意志固然重要，但天赋才能更加重要。没有天赋才能，无论我们的意志多么强烈，都无法真正改变世界，无法真正建构世界，无法真正产生思想的力量或行动的力量。我们无法提着自己的脑袋离开地球，这个比喻最形象生动地显示了“意志与实践的根本冲突”。正是在自由意志与学术意志的作用下，我一直遵循自身内在禀赋而进行独立的思想选择与道路选择。尽管这种选择无法使我获得真正的权力和财富，但是，我能够始终坚定地走在自己选择的最寂寞最信赖的孤独学术道路之上。这里，没有鲜花，没有掌声，只有我自己深沉而自觉的理论求索，只不过，因为内在才能的缺陷，我不能做出真正的思想原创成果，不能真正实践思想的自由。

6、我虽然自觉地写了很多书，也写了不少文章，但是，不少书和文章只是出自对思想的综合判断，或者出自时尚思想的内心回应，并没有真正体现个人的自由意志，既无法令自己也无法令他人满意，更不用说成为时代性的学科典范性作品。

为了坚持自己选择的学术思想道路，我一直在努力写作，通过写作确证自己的思想，改进自己的思想，深化学术的理解。当然，我也想把毕生所写所研究的东西，从个人真正的学术信仰出发进行一些理论归纳。我发现，自己平生最有个人心得或最具个人特色的学术成果，大致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的内容。这就是：“本文解释学”、“美善和谐论”、“形象学诗学”、“诗歌与哲学综论”。“理论建构”完全是思想的自觉自由实践活动，它是极其辛苦的精神劳作方式。“孔子述而不作”，也许就是畏惧这种辛苦的书写劳作。口头创作与书面创作完全不一样：口头创造的快感完全超越于书面写作之上。虽然许多人致力于书面写作，但真正享受思想著述而获得精神快感的人并不多见。在口头表达中，许多人可能更容易收获掌声。书面写作的确定性，决定了思想证明的艰难与学问求证的艰难。

我经常想，如果人从老活到少，也许就不必做无用的事情或糊涂的事情，但是，人生只能从少活到老，所以，探索性地走弯路，甚至一生都可能走不上思想正道，这是完全可能的事情。一辈子无所创见，一生无法在思想和学术上有所作为，实际上是很多学者的真实人生写照。人要自觉自由地思想与创造实在太难了！它需要许多条件，难怪康德一生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由问题”。

我的写作，主要体现在两个已经设计完成的图书系列上：一是“艺术与文明书系”，其中有六本书的计划，已经出版了四本，还有《诗歌与文明：从古典学出发》、《西方诗学通论：以希腊传统为中心》没有修改完成。二是“解释学书系”，也是六本书的计划，我已经出版了五本，还有一本《解释学原则》没有最终出版。在这两个系列之外，我还有几本书，也许可以称为“诗与哲学书系”。这样说来，我一共写作了十几本著作，与之相关的论文近两百篇。虽然从数量上看，也可以说自己相当敬业，但是，从思想与学术创建意义上说，我还没有一本被公认为我们时代的优秀著作。所以，在内心深处，我对自己的学术与思想活动并没有真正的成功感与职业快感，甚至可以说，收获更多的是思想挫折感与创造性约束感。

当我们付出毕生的精力从事一项高贵的事业，可能并没有任何真正的收获，而且还可能是“西西弗斯式的劳作”，仔细想来，不免悲从心来，但是，我们依然必须从事这样的“辛苦劳作”。生命的选择，最终并不是为了鲜花和掌声，而是为了真正探索真理，为了追寻存在的真义。“朝闻道，夕死可矣”，这可能是我们从事学术与思想的最高生命境界。

作为自由的思想者，最大的光荣应该是：自己的著作成为人们持久阅读的对象，因为这是经典作家与经典文本的最基本存在状态。真正自由的思想者，永远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典著作享受无尽的思想荣誉或思想挑战，当然，这种经典的存在，有可能是被不断地批判和被不断地解释才能最终证明。我的学术思想意志，不断地通过写作实践得到了确证。在我们这个出版相对自由的时代，我们的学术与思想写作，很容易通过书面文本得到理论确证，这应该算做我们这一代学术劳动者极其幸运的事情。

7、《本文解释学》是作者有所创见的一本书，其中创立了不少解释学的有效性概念，还确立了本文解释的一般法则。通过这些原则，“所有的语言文本”在专业范围内都是可以理解与建构的。

前面我已经说过，我一直在探索本文解释学问题，为此，我将这项工作的成果最后命名为《本文解释学》。此前，我以《生命的智慧：张承志的话语世界》、《走向本文解释学：以张承志的创作为中心》出版过相似的内容。我后来觉得研究一个作家，无法真正确证理论建构的普遍意义，因为通过作家本文的解释去理解作家，这是文学批评的基本工作。但是，要想真正解读一个作家，或者说，真正还原一个作家的生命创作意义，如果没有系统的理论思考，没有本文解释学的实践建构，那么，我们对作家的批判与解释，就永远无法代替“作家作品本身”。因为批评解释如果缺乏对作家的真正理解，那么，与其读批评家的文本解释，还不如直接读作家的原初文本。

作为文学理论工作者，我们必须找到普遍的理论建构方法，必须建构普遍的解释学理论，因此，我只能不断稀释文学批评的成分，增加解释学的理论思考内容，力图形成本文解释学的普遍思考，即通过作家作品的实证，建构本文解释学的理论与实践结构。这样，作家的创作文本解释就不是我的主要任务，而是我的本文解释学试验的建构对象。如果我们的实践解释是有效的，那么，这些解释方法与原则就可以运用到相关的解释中去。或者说，通过解释方法与解释学的试验，我们可以自由地从事所有的文学艺术解释工作。当然，在这一过程中，我更希望人们认识到自己的“解释学局限”，因为理解作家或理解哲学家必须具备与作家或哲学相同的知识能力与思想能力，否则，我们的解释就会失真。

在《本文解释学》中，我创制了一些解释学观念，力图将本文解释所涉及的全部问题系统化。为了弥补正文解释的不足，我甚至试图通过注释的方法将本文解释学的理论系统化。在本文解释学中，“文学本文”作为作家的原初解释，体现了原初解释学的基本意图，即通过形象还原生命存在的意义，确证生命存在的历史价值，并对生命存在自身形成普遍反思。这样，形象建构、生存历史与生存价值，就成为“原初解释学”的中心问题。作为本文解释学的理论建构，它必然是面对作家本文的解释学重构。如何保证原初解释的主体性与本文解释的主体性之间的沟通？批评的解释如何最大限度地还原本文建构的意义？本文解释学如何最大限度地重构作家的本文世界？在这本书中，我通过解释对象、文体定性、艺术关系、精神联系、生命反思等视角，为作家本文世界的系统建构确立了一般理论示范，为文学本文解释提供了切实有效的解释策略，具有真实的“解释有效性”。因此，我自认为，这是我在理论上有创见的一本书，相对我的另外几本解释学著作，《本文解释学》更具理论建构与实践建构的现实意义。它严格地区分了原初本文与再解释文本、实践文本与理论文本的关系，为面向作家的文本世界提供了重要的解释学理论支持。

▲李咏吟著《本文解释学》，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8、《美善和谐论》是我的学术思想代表作，其中，“美善问题”涉及了思想史上最具存在论价值或最具思想挑战性的根本理论问题。

在解释学之外，我主要关注美学与伦理学中的“美善关系问题”。在审美与道德的本源性探索中，我提出了“美善和谐论”的理论。《美善和谐论》这本书，最初是我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课题成果，我先以《审美与道德的本源》为名在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后来，又以《美善和谐论》为题在浙江大学出版社修订出版。作为学术思想的自由意志选择，这本书涉及我对美与善关系问题的最具体的理论解释，也涉及我对文艺理论与生命存在最根本问题的思考。由于我对“美善关系问题”充满思想的激情，这本书最初写作的时候，几乎是一气呵成。1999年，由于我的导师王元骧教授的大力援助，我以“文学的审美道德主义解释”为题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支持。但是，一年多的时间过去了，我一直没有动笔。后来，在外力的推动下，我不得不专心写作此书。那时，我每天准时坐在“高教新村”自家阳台的书桌上“奋笔直书”。我直接用钢笔写在400字一页的方格稿纸上，然后，请人全部录入电脑，我再在电脑上做了几次修改。

据说，邻居的大妈从她家的阳台上看到我连续十几天不停地写作，感动得不得了。她说，这个小伙子真厉害，成天在书桌上写东西。说实话，我这一生，大概只有在写博士论文与《美善和谐论》时如此敬业过。这本书的初稿写作，只花了一个多月时间，前后分成两个时段，中间休息了几天，每次工作时间十五天左右。这是我毕生最精力弥满的时候写成的书，许多论述显示了自由创造的力量。写作的流程是这样的：在论题确立后，我先列出较详细的写作提纲，然后，利用晚上时间独自散步，一边走一边思考写作中的具体问题，回家后匆忙留下写作笔记。等到第二天太阳升起，我即开始写作，直到日落时分才停止当天的工作。最终，我一气呵成完成了全部文稿。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可能就在于它所具有的“思想激情”。虽然我对于美善问题自身的细节建构有一些新的发现，但是，在美善的根本关系问题上，我依然没有取得太大的思想突破。

全书分为六章，第一章探讨美善和谐论的根据；第二章探讨审美本源性与美善和谐论联系。我提出的“审美优先与道德殿后”原则，对于文学创作来说应该是有效性原则；第三章探讨道德本源性与美善和谐论的关系。我就“道德创建问题”进行了很好的解释，并对“道德归类”与“良知论”提出了新的解释。第四章就审美意向性与道德意向性做了很好的解释，并且对“真善美三者之间的新型关系”进行了独特建构；第五章建构了文学艺术的审美道德解释模式。在此，我对《浮士德》进行了独特分析；第六章则探讨了美善和谐论与自由秩序建构之间的联系。全书围绕美善关系问题，运用严格的逻辑分析原则，对美善关系的核心理论进行了独特的探索。我的思想主张，主要基于周易的生生理论与西方的生命哲学理论，充分捍卫了审美与道德创建的自由，确立了心态自由秩序与社会自由秩序的内在联系。我自认为这本书有不少创新，也得到了一些专家的好评。

在本书出版以后，我在上海交通大学哲学系工作了几年时间。在此期间，我转向了专门的“西方哲学史”与“希腊哲学史”的课程教学，发现“美善问题”远比我当初想象的内容更复杂，仅仅就柏拉图的“美善论”与普罗丁的“美善论”，就很难说清楚。因为这是人类思想史最精彩最复杂的论题之一，哲学家为此付出了巨大心力，呈现了无穷自由的智慧，远非一般人通过思想劳作就能够轻易超越前贤的思想领域。我越读西方哲学家和先秦思想家关于美善问题的论述，越对拙作的思想深度与理论建构的创造性表示怀疑。但是，就美善关系问题或美善的本源性问题，我只能发挥到这个程度，无法做出更大突破，这是思想能力与创造能力自我制约的必然结果。

▲李咏吟著《美善和谐论》，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9、“形象本体论”或“形象学综论”是作者正在写作的书，作者为了证明形象乃文学艺术的最根本性特征，试图在新的形象认知立场上，就这一古老的诗学问题进行新的理论建构。

在即将退休的时候，我一直在反思和总结：“我自己从事文艺理论研究，毕生到底应该坚守怎样的理论信念？”在系统而深入的理论反思之后，我发现自己只“信仰”形象学理论，其余的理论在我心中完全失去了神圣合法性。基于这样的理论总结与反思性批判认知，所以，我在上“文学理论”课时，天天讲“形象学创造”与“形象学建构”。说实话，这一理论受制于已有的认知观念，很难进行新的观念创造。我的一些想法也可能让学生听烦了，因为我发现许多学生并没有明白我的真正心意，总以为“形象学问题”只是最简单的诗学问题，特别是在“典型形象理论”红了几十年之后，再谈形象学理论，大家似乎都提不起兴趣。然而，我依然坚信，文学理论最核心的思想，“除了形象学理论，还应是形象学理论！”只不过，我们不能停留在原有知识体系内，我们需要许多新的知识创造，甚至需要联系当今的计算机图像学理论与图像学思维去理解这一人类最深沉的本质性思维活动。

“形象本体的认知”是形象学诗学的基本问题。人类最本质的认知方式，最初就与形象相关，这是人类思想最原初的特质。“形象本体”，一方面是存在的事实，是世界的基本呈现方式，另一方面则是感性的真实，它主宰着我们的思维与情感，文艺创造本身，通过形象承载了生命存在的历史与现实。因此，我们不能轻视“形象本体”，当然，我们不能陷入简单的形象思维理论之中，也不能简单地通过形象建构评价文学的价值。我们需要新理论的创造，更需要将形象学理论不断推进。我发现，形象主义运动、形象的跨艺术沟通与创造、形象的直观与形象的记忆，都深刻地影响着我们对文艺的本质理解以及对文学本质的系统认知。

就我的理论建构而言，我希望建立“形象本体论”与“形象创造论”的中心性理论地位，将形象建构与形象本体视作一切艺术的普通共同价值准则。事实上，无论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形象呈现，还是传统艺术的形象呈现，都在不断实践形象本体与形象建构的根本原则，它是人类思想与情感活动的最根本的依托。我们只有以形象为中心才能真正把握艺术的根本特质，自觉实践艺术的根本创造任务。因此，我的形象学建构理论以及形象学的价值理论得到了现实主义文艺实践的强有力支持。当艺术的经典形象创造完成之后，它就具有自由的文化传承与文化撒播的能力，它可以持久地作用于民族的文化心灵，成为民族精神与价值的精神自由象征。事实上，我们正是通过“形象谱系”建构了文明的历史生活世界，我们正是通过“形象象征”建构了民族国家的自由精神价值。形象自身或形象本体，完全可以成为民族精神自由或精神承重的象征形式。

10、诗歌与哲学的关系探讨，不仅可以深化形象学的讨论，而且可以辅助意志论美学的建构。作为自由的思想者，作为生存者的自觉理论信仰，我希望将来能完成关于生命存在本质自由探索的新书，暂且命名为《意志论美学》。

诗歌与哲学的关系探讨，既是纯粹的学术问题，它可以通过中外经典进行解释学证明，又是实践性的思想自由问题，它可以通过自由想象展开生命的理想建构。诗歌的自然想象与形象亲证，不仅可以进行诗性的阐释，而且可以进行存在的反思。哲学的生命体验与逻辑证明，不仅可以深化诗性的认识，而且可以建立神秘而浪漫的思想境域。诗思与哲思，这是最重要的思想活动。围绕诗歌与哲学问题，我们可以将这些问题扩展到人类生命意志的自由探索中。事实上，诗歌与哲学的自由创造，就是对人类生命自由意志的最独特证明。

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是生存意志自由与主观意志确证问题。由于美学最为核心的问题就是意志驱动的审美自由创造，因此，无论是强调实践论美学还是人生论美学，无论是强调身体美学还是生态美学，无论是强调文艺美学还是政治美学，生存自由的最根本特质，还是自由意志与主体意志的生命确证问题。我发现，意志问题必然与自由问题相关，因此，探讨审美创造的核心问题，必须确证生命的自由意志。前面已经说过，我曾经设想建构“综合性的美学”，把诸多美学观念按照严格的逻辑分类原则自由地综合在一起。后来，我发现，“美学的综合”不可能包容一切，美学的创造必然要求多元化发展。每个人的知识与信仰不同，生命的实践指向就不同。我以为，“生命存在意志”是诗歌与哲学的中心问题，它与形象和观念问题的创造一脉相承，也与对象的解释学建构有关，因此，这种思想的转向其实有着最内在的生命价值追求。

11、在学术思想史的建构方面，我在希腊思想与艺术方面的理论建构具有自己的系统性认知。最初的博士学位论文题目是《希腊神学的两大话语系统及其历史转换》，2019年以《希腊思想的道路》为名修订出版。在此基础上，我又写作了《古典学与诗学：希腊的传统》、《诗歌与哲学：从荷马与柏拉图出发》、《希腊戏剧文化遗产》以及《希腊诗学传统的建构》，因此，关于希腊的学问，也许可以算作我个人学术探索的身份特色标志。

最初，我对希腊传统的兴趣，与刘小枫对浪漫派诗学的理论展望有关，这可能也源于我对诗歌与哲学关系问题的原初兴趣。后来，我跟随陈村富教授攻读博士学位，陈老师有意引导我关注诗歌与哲学的关系问题。此后，由于我主要从事文艺理论与美学的教学工作，不自觉地耽搁了“希腊问题”的系统研究。2006年后，我有意重新回到希腊诗歌与哲学问题的研究上来。对于我来说，研究希腊经典诗歌与哲学文本，就是对希腊世界的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的重建。不过，我越是系统研究希腊文本，越是觉得古希腊语言的重要性。中国的西方古典学研究，越来越多的青年学者可以直接研读希腊文本，因此，他们的研究可能更加具有真正的学术性。

我的希腊语学习时断时续，始终没法达到“精熟”的程度，因此，在解读希腊经典文本时，还缺乏真正的学术自信。我通过英语和德语的研究文本，通过希英对照本和希德对照本，逐渐认识到了希腊经典的丰富意义。这一工作的真正推进极其缓慢，自我的生命创造能量还无法发挥巨大的力量，但我试图献身于希腊经典文本的研究与希腊主义世界的理论重构。虽然认识到了事情的重要性与艰难性，但是，缺乏巨大的生命意志力与生命创造力从事这一高贵的事业，正是当前我的生命存在困境与思想学术困境。

应该看到，希腊的自由美好世界，主要是通过经典诗歌与哲学文本想象出来的。真实的客观的希腊世界如何，我们许多人并不能真正还原，至少不能进行历史主义的客观真实想象。古典学家一直在通过文本与文物努力建构“美好的希腊世界”，真实的希腊历史世界似乎越来越远离我们的理论世界与历史视野，因为“希腊经典”是希腊精英想象的产物。经典文本建构的世界与客观现实的生活世界，毕竟有着根本的区别。通过经典建构希腊理想，其实，从根本上说是为了实现解释者的理想，是解释者在建构精神的乌托邦，并不是还原真实的历史生活世界。我们也许在柏拉图的对话中，能够还原城邦生活世界的部分真实，但是，在荷马的世界里，我们完全无法想象城邦的真实生活场景。希腊城邦的日常生活景象，完全不能通过荷马史诗进行建构。因此，荷马史诗的英雄世界建构与神话世界建构，可能更多的是为了生命的自由想象与自由精神的立法。事实上，荷马史诗文本与柏拉图对话文本，在语言文本形式上是有限的，但是，它们在学术与思想容量上却是无限的。要想真正接受希腊想思想文本与文学文本，不仅需要我们具有深刻的希腊语言理解能力，而且需要我们像尼采、布克哈特、格思里、耶格尔等等古典学家那样具有自由的“文明想象力”与“思想穿透力”。

12、人生能做的事情很多，但人生已经做出的有价值的事情则很少。天命难为，我们只有付出无穷的努力，才能不负上苍的恩典与关怀。

当我觉得自己的心态还没有完全成熟时，时光已经飞快地流逝。我已经提前三四年开始做退休的准备，按照浙大的规定，1950年代出生的教授，大致可以在63岁退休，而我们1960年代出生的教授，60岁则必须退休。有意思的是，其他各行各业都热衷于早退休，但是，大学教授并没有多少人愿意早退休，特别是文史哲方面的教授，60岁刚好成熟，其实还可以多干几年，说不定有可能做出自己的独立思想与学术创造。不过，既然要退休，也就没有什么好留恋的。最遗憾的事情，可能是不能再为学生教课，不能做到教学相长，但是，大量的闲暇时间，我们还是可以为自己信赖的工作继续进行思想劳作或学术创造。每每思及至此，我们心理的自由空间与精神的自由意志，依然好像在自由伸展。

在将近六十岁的时候，回顾自己一生的辛劳和努力，最大的困惑是：智慧不足，天才不够，领悟人生与学问秘密的时间太迟，走了许多思想与学术弯路，没有真正尽全力致力于研讨“伟大的文明经典”。当还没有来得及把一部文明经典真正搞通搞透时，我就要退休了。更不用说，我还有许多学术思想写作计划。我这一生虽然写了不少著作与论文，做的事情相对说来非常地专一，并且没有跨行当工作，但是，我能够做出来的并且富有理论或学术创造价值的事情，还是太少，尤其是在专业领域里面，我根本不能独当一面地开辟真正的学术思想创造新领域，不能真正引领专业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我的工作，离真正自由的思想境地实在太远！不过，仔细一想，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都是天才的人物。我不是“天才”，能做到“地才”可能做到的工作已经很不错了，于是，我转而自我安慰且自我满足了。

作为学者，我们都是“以有知对抗无知”。任何学者的知识都是有限的，不过，天才的学者更多地借助生命直观，并非事事都要学习，但是，对于我来说，“非经学习就无法获得关于事物自身真切的知识”。所以，我希望通过更多的知识学习，弥补生命自身认知的缺陷。学者们通常采取的策略是：掌握有限的专门知识，通过专门的知识确证世界，通过专门的知识把握世界。然而，相对“专门而有限的知识”，我们更要面对“广大的无知之域”。“无知之域”，使我们的“有限知识”经常变得无能为力。我们通过分工合作，通过每个人的有限知识参与到整个人类的巨大创造活动中去，这样，每个人的有限知识就变成了对整个世界的独特贡献。我们不能炫耀自己“有限的知识”，但又必须为“自我的有限知识”而骄傲。这看起来是矛盾的事情，但它就是人类占有知识的真实生存境遇。我们唯有通过知识与世界共存，才能发现学术与思想的真正价值。我们的生命与知识是有限的，但是，人类的世代繁衍，可以不断接近“知识的无限性”。

历史往往是由一代代人的特殊记忆所构成，尽管大历史相同，但是，由于每个人的成长记忆或发展记忆不同，历史认知就有很大不同。同时，由于个体的差异，个体的记忆与时代的记忆存在着根本性的分裂。因此，“个体经验性因素”，让历史的理解与思想的建构存在着不可避免的隔膜。时代就是这样，不断地淘汰，不断地延展，也许只有最伟大的东西才能引发共鸣。其实，许多人的劳作，只是自身生命存在的话语证明形式，并没有特别重大的思想意义与学术意义，或者说，我们大多数人可能只是思想史与学术史的“搬运工”。人生的悲怆与存在的悲剧，就这样必然决定了我们的人生。如果太认真的地寻求生命的意义，那么，很可能会让我们自己感到无限失望，但是，我们又不能不认真地生存下去，这可能就是我们这些“地才”生活的意义吧！

编辑 | 张诗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