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1年3月，曾留学于东京美术学校临摹油画，又从音乐家村上音二郎研习西洋音乐的李叔同负笈归来。适逢有心改革教育，识得艺术陶冶人心之美育意义的经亨颐主管浙江一师教务。彼时国内师范院校的音乐课教学条件与质量尤为薄弱，教师一般都由日本教习充任。故此，经亨颐诚邀李叔同来校任教，以期能创办一师自己的艺术专修科。

有说接到经亨颐邀请后，李叔同却提出要为每个学生配备一架风琴，否则难以从命。这便将其索要条件之切近状演绎太过，闻之似妖。需知对于教学硬件品质的高要求，又何尝不是经氏内心所期，聘约双方自是两厢投契。

音乐教室的选址在花园里，是专门建造的，四面临空。彼时学校有两架钢琴，五六十架风琴。风琴每室两架，给学生练习用；钢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里，一架放在弹琴教室里。

李叔同所教授的音乐课程，学生格外尊崇，看得比国文、数学还重。毋谓先生喧宾夺主、小题大做，这是因为在李叔同及其支持者经亨颐心目中，音乐被赋予了独特的美育功能与意义：“盖琢磨道德，促社会之健全；陶冶性情，感精神之粹美。”因此，“先生的教授音乐是这样严肃”。加之他有丰厚的知识学养做背景，教音乐、图画，可懂得的不仅是音乐、图画。他的诗文、小说比国文老师的好，他的书法比习字老师的好，他的英语比英文老师的好。好比是一尊佛像，背后有光，故能令人心悦诚服。

李叔同深知传授文艺，旨在陶冶人格，不能单纯地留于“技”“术”论，但又必须由“技术”入手。所谓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除教唱歌之外，他还教学生弹奏风琴或钢琴，传授作曲的基本方法。为让学生自己悟得自己的经验，成就不被教师强行合一之才，李叔同从早到晚，都在进行着不教授的教授，适可谓中国早期“第二课堂”教学的开拓者与践行者。

浙一师音乐课正式的授课课时并不比国文、数学来得多，但早饭以前的半小时，午饭至上课之间的三刻钟，以及下午四时以后直至黄昏都是课外修业时间。李叔同照例每星期的正课上先把新曲弹一遍给学生听，指导了弹奏的要点，便让学生各自回去练习。一周后须得练习纯熟再去弹给先生听，这便叫作“还琴”。

忆及“还琴”课，其入室弟子丰子恺“只感到艰辛与严肃”： 

经此严格教学，以致丰子恺毕业离校后犹须得用“如临大敌”的态度而弹琴，用“如见大宾”的态度而听人演奏。上述回忆，乍看似于崇敬侧畔现出几分“畏”字的代沟；然细细品味，却能读出印象中乃师如何严守雅俗文化之界限，一丝不苟地拒斥敷衍、拒斥“消闲”乃至拒斥流俗之苦心。

难得篇末弟子幡然领悟：世间或有一种所谓“娱乐的音乐”，唱奏“可以全不费一点心力而但觉鼓膜上的快感”，赢得“片刻的陶醉和舒服”，但事后却经不起回味，甚至颇感“恶腥”，远不及那艰辛严肃的音乐回味的甘美。恰是缘于这样的规训、濡染，学生的艺术才华多被激发出来，丰子恺、吴梦非、刘质平、李鸿梁、傅彬然、李增庸、黄寄慈、金恣甫、吕伯攸、王平陵、蔡丏因等堪称李叔同的入室弟子，都跟先生情深谊笃。

即便后来李叔同摒除尘缘，离开一师，浙一师的音乐教育依然特色鲜明，秉承着没有李叔同的李叔同教学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