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学的发展和演变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宋初至仁宗庆历年间为宋学的形成阶段，代表人物有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李觏、欧阳修等，而以范仲淹为核心人物；仁宗晚年到神宗时期为发展阶段，形成荆公学派、苏蜀学派和以洛（二程）、关（张载）为代表的理学派鼎足而立的局面，而以荆公学派影响最大；南宋以后，宋学进入演变阶段，经过杨时，胡安国、胡宏父子的积极努力，特别是宋高宗对荆公学派的打击，至孝宗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二程理学派独擅胜场，而继之而起的是陆九渊的心学和朱熹的理学。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在南宋学术思想界居于统治地位，但仍有以吕祖谦、陈亮、陈傅良、叶适为代表的浙东事功学派与之相对应。
胡瑗、孙复和石介被称作“宋初三先生”，他们开宋代学术的先河，是宋学的先驱。胡瑗首倡“明体达用”之学，以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为体，以举措天下、润泽万民为用，强调道德修养的重要性，这些是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鉴于道德在胡瑗学说中的重要地位，胡瑗的观点可以归结为一种道德本位的思想，他的“明体达用”之学，实际上也就是道德性命之学。孙复以治《春秋》名世，在《春秋尊王发微》中，他着重阐明尊王“微旨”，正名分大义，强调纲常伦理的重建，维系等级制度，以巩固中央集权统治。孙复这种治经思路得到后世诸儒的秉承，朱熹也称赞他正确理解了“圣人”的心意。胡瑗的“明体达用”之学与孙复的尊王“微旨”都含有理学政治伦理观的因素，成为其后理学派的性命道德之学的先导。比较而言，石介的思想较胡瑗、孙复更具有明显的理学色彩。他言必称“道统”，力图将君统与道统结合起来，宣称“自夫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以至于今，天下一君也，中国一教也，无他道也”，试图说明“一教”（儒家学说）与“一君”相辅相成，君统与道统相统一。他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根本，贯穿于一切事物之中，天地和人间、自然和社会都受“道”的支配。他的这一观点与此后的理学以“理”（或“道”）为最高范畴的“理”本体论非常接近，我们可以从中看出理学思想体系的端倪。
在宋学创兴的过程中，范仲淹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是宋学建立阶段的核心人物。在范仲淹周围聚集了一批杰出的思想家，据《宋史》记载，“仲淹门下多贤士，如胡瑗、孙复、石介、李觏之徒”，对宋学的建立产生重要影响的几位学者都与其有着密切的关系，他们或多或少地得到过他的提携，关学创始人张载也是在范仲淹的引领下才最终走上学术道路，最终得以自立于学术之林的。朱熹推崇范仲淹“振作士大夫之功为多”，宋代士风“至范文正方厉廉耻，振作士气”。《宋史·范仲淹传》称“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仲淹倡之”，充分肯定了范仲淹作为宋学建立阶段的带头人的地位与作用。此外，范仲淹本人在学术思想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他泛通《六经》，尤以对《易》的研究见长，能够摆脱前人的注疏，从义理方面进行阐发，援引《易经》中“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言论为社会变革寻求理论依据，体现并引领了宋学通经致用之风。
仁宗庆历年间以后，理学进入大发展时期，出现了王安石新学、苏轼蜀学、张载关学、周敦颐濂学和二程洛学等学派相互辩论的局面。他们兼谈性与天道，关注伦理纲常和道德修养，建立起比较完整的从自然观到道德修养论的理论体系。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临川区）人。王安石曾被封为荆国公，其学派也因此得名“荆公新学”。王安石的宇宙观是唯物主义的，“道”是他的哲学思想的最高范畴。他认为宇宙的本原是“道”，“道”的本体是物质性的“元气”，也就是细微而看不见的颗粒“朴”，而不是“无”或精神性的东西。“道”分化为阴阳二气，进而生成金、木、水、火、土五种元素的“五行”，天地万物即是由“五行”演变而来。从这种唯物主义观念出发，王安石提出了“天地与人，了不相关”的天道论，认为天是物质之自然，没有意志、情感，它的变化按照自身的规律进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与社会人事无关。人不能被动地遵循天道，而要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改造世界。
在认识论方面，王安石强调人的形体是一切精神活动的物质基础，人们天生就具有认识能力，客观世界是可知的，一切自然规律都可以被认识，人们后天的学习和锻炼也很重要。人性论方面，王安石的观点较为接近孔子“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提出“性本情用”的人性论。所谓“性”，指人的自然性能，在人的形体形成时就天然存在，而“情”则是人的感情与欲望的表现，是“性”在某种条件下的外在反映。“性”无善恶之分，只有“性”产生“情”以后，善恶才能被分辨出来，也就是说人之善恶，取决于后天的习染与修养。
王安石的思想闪耀着辩证的光彩。他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都处在运动变化中，这是其内部矛盾作用的结果。矛盾普遍存在，一切事物之间及事物内部都存在矛盾，事物就在普遍的矛盾中相互联系、发展。一切事物都有其对立面，失去一方，另一方也就不存在了。根据这种朴素辩证法的观点，王安石提出了他的政治观、历史观，他批判了历史退化论的观点，指出历史是不断前进、发展的，有着人类无法扭转的客观必然性，必须要不断变革旧制，以适应和推动历史的发展。
王安石的学术集中体现了宋学开拓创新的时代精神，他以儒为本，但不拘泥于儒学的旧传统，敢于突破旧框架，探求意蕴，自创新学以解释经典。在力求义理的同时，王安石务求通经致用，为倡导革新变法提供理论依据。梁启超评论新学说：“荆公之学，内之在知命厉节，外之在经世致用，凡其所以立身、行己，与夫施于有政者，皆其学也。”他敏锐地把握住了新学“经世致用”的实质与变法革新的内在联系，指出新学的一大突出特色。
宋学之所以能够展现出极强的生命力，蓬勃发展，广泛吸收其他各家学说是一个重要原因，王安石的学术就体现了这一特点。他对儒家以外诸学说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指出要了解经的真谛，必须在学术上具有广阔的视野，因此对于诸子百家以至医书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大量摄取诸家思想，博采众长，以提高自己的认识，充实自己的学说。“荆公新学”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在相当一段时期之内都在学术界处于主导地位，其学说一经提出，便得到时人的翕然响应，他们认为王安石的学说能够与孟子之说一较上下。王安石思想中的唯物主义与辩证法，对我国理论思维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其哲学思想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环节。
在政治领域，司马光与王安石针锋相对；在学术思想领域，二者也在很多方面截然两立。例如在天道观上，司马光继承孟子、董仲舒以来的天道观和天命论，认为天是“万物之父”，有自己的意志和人格，人们必须依据天命行事，否则就会遭到天的惩罚，从而与王安石人定胜天的思想相对立。基于天道观方面的根本分歧，二人在人性论、德才论、贫富观等一系列问题上分立，相互论辩。司马光在学术上的最大贡献是对“中和”及“格物致知”的阐发。所谓“中和”，也就是“中庸”，是司马光哲学思想的核心部分。他认为“中和”是天下的根本大道，天地万物都不能违背“中和”的法则，人世间的仁、智、礼、政、刑也都要遵从“中和”之道。他以“中和”为题，对自然现象乃至人的身心都进行论述，最后引申到治国平天下的主题上来，这是宋学对此问题的开创。“格物致知”是《大学》的基本思想，司马光对它作了新的解释，指出其中的关键在于“修身”，他所探讨的问题涉及天地万物、人事社会，又与正心诚意、修身齐家等道德问题联系在一起，反映其追求在于明道德之至善，对后来二程、朱熹的相关学说有先导之功。
在宋学发展过程中，苏氏蜀学派以其独有的特色占据着一席之地。蜀学派的创始人是苏洵，他治学较晚，二十七岁才开始发愤读书，遂通六经、百家之说。苏洵对于诗、书、礼诸经均有所论述，所撰《六经论》观点新颖，见解独到。他的治学路径类似于今天所说的以小见大的取径，善于从某一事物或某一问题的一个侧面或一个点出发，纵横古今、上下钩索，朱熹曾一针见血地指出：“老苏父子自史中《战国策》得之，故皆自小处起议论。”蜀学在苏轼、苏辙的推动下得以继续发展。苏轼著有《东坡易传》，以完成其父未竟之志，另有《东坡书传》二十卷传世。苏轼自己对《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这三部著作非常看重，认为它们完全能够体现自己的学术思想，“后有君子，当知我矣”。苏辙论著很多，尤以《老子解》为最优，其书以老子之学为中介，汇通儒、佛之说，以佛解老而又通于儒，统合三家，阐发富有新意的儒学。南宋朱熹对蜀学颇多否定，批评苏氏父子出自《战国策》纵横家之流，又深受释、老影响，主要的立足点就是认为苏氏学术驳杂不纯。虽然不乏门户偏见，但朱熹所指出的恰恰是蜀学派的学术特色，立足于儒而兼取其他诸家学说，儒、释、老庄“三教合一”，自成一格。除去苏氏父子外，蜀学派的代表人物还有黄庭坚、晁补之、秦观、张耒等。总体说来，蜀学派在文学方面取得的成就和影响是惊人的，代表了宋学诸学派中偏重于文学方向的支流。欧阳修曾赞许道，“眉山在西南数千里外，一日父子隐然名动京师，而苏氏文章遂擅天下”。
“宋初三先生”胡瑗、孙复、石介被视为理学的先驱，他们开宋代学术之先河，为理学思想体系的形成提供了某些先驱性资料，也揭开了后来理学借助儒家经典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序幕。但是，三人尚处在理学的开创时期，其思想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体系，没有建立起完备的理论。理学真正的开山祖师及理学思想体系的奠基人是周敦颐和张载。周敦颐（1017—1073），字茂叔，原名敦实，道州营道（今湖南省道县）人。晚年在庐山莲花峰下建濂溪学堂讲学，世称濂溪先生，其学被称为“濂学”。周敦颐遗留下来的著作虽然不多，仅有《太极图说》《通书》等数种，但他在这些著作中所提出的问题和哲学范畴，对宋明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他援佛、道入儒，使佛、道思想与儒家《易》《中庸》等经典著作相互渗透，建立起思辨的哲学逻辑结构，为理学家出入佛、道开辟了新路，为建立理学体系提供了楷模。在《太极图说》和《通书》中，周敦颐精练而完整地构造了一个纳自然、社会、人生为一体的宇宙生成模式和人类发展的全过程，并且从本体论的高度对人性和道德伦理进行了论述，使其学说富有哲学的理性思辨特点。周敦颐的学说为宋明理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被后代理学家奉为经典。他所使用的哲学范畴，如无极、太极、阴阳、五行、动静、性、命、礼乐、诚、顺化、理、气等，都为后世理学家反复引用和发挥，其中，太极、理、气、性、命等，成为了宋明理学的基本范畴。周敦颐在宋代哲学史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提出了一系列新概念、新范畴，建立了初具规模的唯心主义理学体系，对尔后中国六七百年的哲学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张载（1020—1077），字子厚，凤翔郿县（今陕西省眉县）人。长年在陕西凤翔府横渠镇讲学，人称横渠先生。张载是理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他所开创的学派由于地处关中而被称为“关学”，其学说别具风格，对理学思想体系的建立有重大影响。张载的学术思想从本体论、道德论到认识论，形成了完整的框架，理学的许多命题在他的学说中已经出现。张载的思想体系中既有唯物主义也有唯心主义：一方面，他把物质实体“气”作为宇宙的本体，建立了气本论的唯物主义宇宙观；另一方面，他又把“心”作为万物的本原，最终在“心”的基础上统一了他的哲学思想，走向了唯心主义，并由此建立了他的理学思想。他将人世间的伦理观念归因于“气”的属性——“天性”（理），并通过天、地、人三位一体的结构来沟通本体论、道德论和认识论，奠定了理学理论的基础。但他没有把“理”作为宇宙唯一的精神本体和主宰，也没有把“天理”“天性”作为与“气”并存的精神本体，而是使“气”的属性——“天性”带有伦理性质，具备了理学思想中“理”的某些特征，通过这种方式，回答了“性与天道”这一理学的中心问题。张载提出了“天地之性”“气质之性”的命题，将它们分别作为善的根源和恶的根源，“气质之性”阻碍了“天地之性”，便有了善恶的分别。这一命题后被二程继承和发展，成为他们理学思想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张载的理学思想与其唯物主义思想混杂一处，反映了理学开创时期的不成熟性，尽管如此，他仍是理学发展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是儒学由宗教化向哲学化过渡，人格化向抽象化过渡的必经阶段。张载的学说注重学以致用，突出地展现了宋儒“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精神，他的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后世儒者所传唱，显示了他胸怀天下、忧国忧民的伟大抱负。
程颢（1032—1085），字伯淳，号明道，人称“明道先生”；程颐（1033—1107），字正叔，人称“伊川先生”。二程均为洛阳（今河南省洛阳市）人，长期于洛阳居住讲学，其学派被称为“洛学”。理学体系形成于二程，他们开创的“洛学”奠定了理学的基础，是理学的典型形态。“洛学”的主要特色在于天理论，它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是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和社会等级制度的总和，是万事万物所依据的准则。把“天理”作为宇宙本体和理学体系中的最高范畴，在宋明理学中具有开创性意义，以“理”为核心，二程兄弟构建了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体系，从而完成了宋代理学体系。从天理论出发，二程系统地构建了人性论的理论，提出“性即理也”的命题，这就使人性论不仅仅限于伦理学的善恶问题，而是把它提高到本体论的高度。二程认为“理”是天地万物、人事社会的总的根源，性是理的体现，从道理上讲，它应该是善的，其所以为恶，是由于为外物所蔽，这就是“人欲”。据此，二程提出了他们“灭私欲”“明天理”的道德说，将人性论转到道德修养论，主张“克己复礼”，以去除“人欲”，恢复“天理”。这种理论将人们的全部生活置于天理的支配之下，要求人们服从天理，安于义命，天理成为人们的精神镣铐，是一种十分消极的哲学。在二程的思想体系中，格物致知论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物”，并不是指真实的客观存在，而是指“理”（即封建伦理道德规范）。所谓“格物”，其目的并非认识客观事物的法则，而是要在人的心里恢复“天理”，使人们认识到事事物物都是天理权威，从而使自己的思想和行动适应“天理”的要求。二程的这种认识论是与其本体论、人性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一种唯心主义的认识论。值得注意的是，二程在某些方面仍然存在不同：如程颢提出“心即理，理是心”，强调“心”的作用，只要“尽心”，便能“知性”“知天”，表现出反躬内心的心学思想倾向；而程颐突出一物之理即万物之理，“天下只是一个理”。二人之间的不同，为日后“理学”“心学”两个学派的分立埋下了伏笔。
两宋之交，社会历史发生了急遽的变化，连带学术也产生了深刻的转变。自元祐更化起，王安石新学开始受到打击，钦宗以后，新学的官学地位遭到取消，新学日益衰落下来。政治改革的失败、少数民族政权的威胁，使人们开始反省自身，力图通过加强内在的德行修养来解决时下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在这种背景下，宋学进入了内在的演变过程，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脱节，力求通经致用的义理之学蜕变为注重反躬内省的性理之学，宋学走向沉寂。熙宁、元丰年间兴起的以二程为代表的道学适应局势的变化和人们的需求，逐渐兴盛起来，在南宋分为朱熹理学和陆九渊心学两大派系。朱熹集理学之大成，在南宋中后期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与之相对立的则有吕祖谦的金华学派，陈亮的永康学派，以薛季宣、陈傅良和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金华、永康、永嘉三派又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
朱熹（1130—1200），字元晦，一字仲晦，号晦庵，晚号晦翁，祖籍徽州婺源（今江西省婺源县），出生于福建南剑尤溪（今福建省尤溪县）。朱熹历仕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朝，时间跨度近五十年，但实际从政时间不过十余年，他的主要精力都集中于著书、讲学之中。朱熹理学思想体系的核心是天理论，理或天理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最高哲学范畴，它不仅是宇宙之本体、天地万物的根源，还是社会道德规范的源泉。一切封建道德的准则和礼仪，都是理或天理的体现。他通过理气先后、理气动静、理一分殊等逻辑环节，论证了理的绝对至上性和普遍必然性，从而建立了庞大的理一元论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以天理论为基础，朱熹提出了他的人性论，其基本观念是“心统性情”说。他认为性与情是心的两个方面，性为心之体，情为心之用，而心是统摄性情的总体。此外，朱熹继承了张载和二程的人性思想，对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进行了分析，认为天命之性专指理而言，是纯粹至善的，而气质之性是理与气相杂构成的，所以有善与恶的两重性。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道德伦理思想占据着重要地位，其主要内容是“理欲”“义利”之辨。朱熹将“天理”与“人欲”作为一对道德伦理范畴，与本体论、政治论联系起来，进一步阐发论证，成为道德伦理思想的核心环节。他进而提出“明天理，灭人欲”的总纲领，对二程“灭私欲”“明天理”进行了发挥和修正。所谓“义”，即按天理的要求做应当做的事情，而“利”则是人的私欲，对待义利应该坚持“重义轻利”的道德观。在认识论方面，朱熹提出了自己的“格物穷理”说，他吸收了二程相关学说的部分内容又对其有所发展，使自己的学说具有较多的辩证法思想。
朱熹是理学的集大成者，他以儒家伦理学为核心，糅合释老，集周敦颐的“太极”阳阳、二程之“理”、张载之“气”为一体，融会贯通，建立起广博繁杂的包括自然、人生、社会等诸多方面在内的逻辑体系，不仅在更广阔的领域内丰富、发展了哲学内容，而且对这些范畴及它们之间的联系辨析精详，把古代哲学提高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宋明理学发展至朱熹，才确立了独特的学术规模与体系，奠定了其确然不拔的基础，影响了尔后六七百年学术思想的走向。朱熹在中国理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影响，是首屈一指的。
张栻（1133—1180），字敬夫，又字乐斋，号南轩，汉州绵竹（今四川省绵竹市）人。张栻与朱熹、吕祖谦并称“东南三贤”，以他为代表的湖湘学派，在南宋理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在本体论方面，张栻一方面继承二程的理本论，认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体，另一方面又强调“心”是万事万物的主宰者。这就构成了他与程、朱观点的不同之处，程、朱论“心”的地位和作用，只限于性与情中，并最终受制于理，张栻则把“心”的主宰性放大为“贯万事、统万理”，以至主宰万物，从而呈现出“心学”的思想倾向。义利之辨向来是宋代理学家重视的问题，张栻把明义利之辨看作治学的首要途径，这是他对宋代理学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张栻认为，义、利之间的对立实质上是天理、人欲之间的对立，援天理于义，援人欲于利，这是张栻理学思想的一大特色。通过这种方法，他引申出其“存天理、去人欲”的道德论，论证了封建伦理纲常的天然合理性，达到了巩固等级秩序的目的。在人性论方面，张栻则继承和发挥了二程“天命之性”和“气质之性”的性二重论。张栻在南宋思想家中是比较有特色的一位，他以“理”为万物之本，又强调“心”的主宰作用，可以被看作是“理学”向“心学”转向的发端人物。
陆九渊（1139—1193），字子静，抚州金溪（今江西省金溪县）人，曾在贵溪象山居住讲学，自号象山居士，世称象山先生。他构建了与朱熹思想不同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体系，是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开创者。在陆九渊的思想体系中，“心”是最高最具普遍意义的哲学范畴，他说“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将宇宙和心等同起来，这一主张奠定了其主观唯心主义的思想基础。他提出了“心即理也”的著名命题，将“心”提升到本体地位。“心”取代“理”成为自然界、人类社会的最高原则和主宰。在认识论方面，他认为认识的对象不是客观事物，而是“本心”，只要反省内求，认识本心，万物之理便能不解自明，从而提出了一条“切己自反、反省内求”的认识路线。与此相应，在道德修养方面，陆九渊提出了“存心去欲”的道德说教主张，认为只要修养本心，格除物欲，便能达到本心的清明。陆九渊与朱熹二人的哲学思想，一为主观唯心主义，一为客观唯心主义，虽然在思想体系内存在诸多分歧，但在本质上属于理学范围内不同学派之间的争论，陆九渊心学作为南宋理学的主要一翼，与程朱理学共同构成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新阶段。
吕祖谦（1137—1181），字伯恭，世称东莱先生，婺州（今浙江省金华市）人。吕祖谦所创立的学派被称为“婺学”，也叫“吕学”，后人为与同起婺州的陈亮永康学派相区别，又称之为“金华学派”。吕祖谦的哲学思想兼取二程、朱熹、陆九渊之长，又受陈亮、叶适事功学派的影响，具有调和折中主义的因素。余英时把吕学称为“宽容、开放和多元的一种儒家典型”，就是指吕祖谦学术中不主一说、兼采众长的特点。在本体论方面：他一方面继承二程的哲学思想，将“理”或“天理”作为他哲学的最高范畴；另一方面又强调“心”的作用，企图调和理学和心学两派的分歧，以缩小或削除客观唯心主义和主观唯心主义之间的矛盾。因此，在他的哲学思想中，既有以“理”为本的客观唯心主义，也有以“心”为本的主观唯心主义，而在实际上他的思想更偏向“心学”，较明显地表现出主观唯心主义的倾向。与此同时，受叶适永嘉学派的影响，在吕祖谦的哲学思想中，又多少含有一些唯物论的因素，这表明吕祖谦之学不主一说、调和折中的色彩。在认识论方面，他一方面倡导朱熹以“穷理”为本的“格物致知”说；另一方面又拥护陆九渊提出的以“明心”为主的“直指本心”说，又汲取永嘉、永康学派某些唯物主义认识论的因素，强调对客观事物要“精察”，致使其认识论驳杂而矛盾。在人性论方面，吕祖谦继承了孟子的性善论，又吸取张载、二程“气质之性”的观点，以说明恶从何来，在本质上与张、程、朱大同小异。受陈亮事功学派的影响，吕祖谦的思想中多了一些经世致用的因素，他提倡治经史以致用，主张“学者须当为有用之学”，这是吕祖谦与那些空谈道德性命的理学家相区别之处。
陈亮（1143—1194），字同甫，号龙川，世称龙川先生，婺州永康（今浙江省永康市）人，“浙学”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的学术思想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师承，多自读书交游而得，他与吕祖谦、陈傅良、叶适等人过从甚密，学术上互相启发。陈亮早年攻读四书，留意于性命之说，后觉与理学格格不入，于是独树经世致用的事功之学，实现了其学术思想上的较大转向。陈亮的宇宙观与程朱理学不同，针对程朱理学的唯心主义观点，他提出了“盈宇宙者无非物，日用之间无非事”“舍天地则无以为道”的重大命题，把天地宇宙的一切看成物，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是事，事物是宇宙间唯一的客观存在，强调道贯通于事物之中，不能离开事物单独存在，批判了理学家所谓离开具体事物而存在的道。在陈亮的哲学思想中，务实二字是最突出的特征，他反对程朱理学空谈性命之说的流弊，力主务实，主张言论、学说、意见等不能脱离实际，要解决实际问题，不能空说一阵而束之高阁。他以“实事实功”的功利主义思想，与朱熹就义理与功利、王霸之分、动机与效果等论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王霸义利之辩”。陈亮的务实哲学给当时的思想界带来了生机，使实学在我国哲学发展的源流中占有一席之地，为实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作为理学批判者的先驱，陈亮对后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温州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市）人，人称水心先生。叶适是与陈亮齐名的一个重要思想家，以他为代表的永嘉学派，是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鼎足而立的重要学派。叶适提出了“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的唯物主义自然观，指出“物”是天地间最根本的存在，肯定了物质的第一性。道寓于物中，不能离开物而存在，不懂得道就不能概括物，不了解物就不能获得道。道虽然广大，能总结一切理，贯通一切事，但最后还是要归之于“物”，这样才不至“散流”。以此为基础，叶适形成了自己的认识论，他批判了理学家“格物穷理”的认识论，认为认识的对象和目的应该是客观事物，认识来源于客观事物，离开客观事物就没有人的认识，不能以主观意识代替客观事物，认识是否达到极致，需要以客观事物来检验。与陈亮一样，叶适也注意事功，他认为义理与功利是相联系的、统一的，义理不能离开功利，义理只能在功利之中，如果没有功利，所谓道义就是一句无用的空话。叶适这种功利主义的道德观，对当时流行的理学禁欲主义道德观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在我国伦理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金华、永康、永嘉三派虽然在一些具体的认识上不尽相同，但在事功观点上基本一致，被统称为浙东事功学派。事功学派吸收了北宋新儒学的精髓，强调实际，务实效，与理学在天理观、义利观、历史观等问题上针锋相对，成为南宋独树一帜的学术流派。事功学派反对空言，多引史事作为立论的依据，从历史中寻求济世之道，因此其代表人物在史学领域都取得了极深的造诣。所谓事功学派，只是由于以上三派在重事功、务实学方面的一致追求而将之归为一派，实际上，各学派在一些具体问题方面多有不同主张，并没有一个完整统一的理论体系。
文治昌盛、武功不竞，这是后世学人对于宋朝历史特点的总结。应该承认，宋代的学术文化确实超越了前代，实现了儒学的再一次繁荣，达到先秦百家争鸣之后的又一次高峰，开此后元明清学术的先河，影响直至近代。由于理学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和对后世的深远影响，后世往往用理学来取代宋学，忽视了两宋时期诸多学派的异彩纷呈，这种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看法实际上是对宋学的一种误解。宋学兴起之初，诸派相互辩难，以经世致用、实现儒家“内圣外王之道”为最高追求，促成了宋学的兴盛。南宋以后，在深刻的社会历史剧变洪流中，学人在外部的挫折下转向反躬自省，学术的发展逐渐与社会现实脱离了关系，文化的发展转向内在的沉淀。脱离了实际，宋学也就失去了其不断开拓创新的精神，转向保守僵化。南宋中晚期，理学占据了官学的主导地位，朱熹作为理学的集大成者，建立起高度精致、完整的理学体系。然而，理学在达到顶峰的同时，也预示着其未来发展空间的局促，开启了其走向衰落的大门。
本文选自游彪《追宋：细说古典中国的黄金时代》，天地出版社2021年4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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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游彪：传统学术的新气象——宋学的形成与发展丨202105-08（总第1648期）发布于2021-05-18 12:3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