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嗣同批荀子原因探析

摘 要：中日甲午战争，中国的惨败对谭嗣同的思想震动很大。从 1896-1897 年悲愤中的谭嗣同写下了哲学著作《仁学》一书，《仁学》对荀子的批评，言辞之激烈，格外引人注目。荀子与谭嗣同相差 2178 岁，荀子是河北邯郸人，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距离相聚 2000 余里，谭嗣同为何言辞激烈地批评荀子？

关键词：谭嗣同；荀子；儒家；法家

中图分类号：B222.6

文献标识码：A

基金项目：2015 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5YJA770014)

收稿日期：2018-09-10

作者简介：苗体君（1969―），男，河南鹿邑人，广东海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

1896-1897 年间，谭嗣同写下了《仁学》一书，《仁学》对荀子学说的批评，言辞之激烈，格外引人注目，最有名的几句话是：“故常以为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被托者之大盗乡愿，而责所托之孔，又乌能知孔哉？”荀子生于约公元前 313 年，名况，字卿，战国末期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政治家。而谭嗣同生于1865 年 3 月 10 日，字复生，号壮飞，中国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维新派人士。从时间上说，荀子与谭嗣同相差 2178 岁；从空间上说，荀子是河北邯郸人，谭嗣同是湖南浏阳人，相距 2000 余里。谭嗣同为何言辞激烈地批评荀子呢？

清朝的考据学否定了宋明理学冠以荀学的“异端”之名

在中国历史上，荀子及其学说长期饱受争议。战国后期，荀子曾与孟子齐名。到了秦汉，随着经学的迅速发展，《荀子》一书却被排除在经学之外。到唐宋，荀子及荀学受到打压，特别是荀学受到程朱理学的批判后，随后的几百年里，荀学一蹶不振。历史到了明清之际，随着考据学的兴起，才开始有学者集校注解 《荀子》一书。正如当代学者余英时所说的:“清代的考证最初集中在经学，旁及史学，后来发展到诸子学。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进程，因为以先秦古籍的校刊、训诂和考订而言，群经以后便是诸子了。在诸子之中，最先当然要碰到《荀子》。这是儒家内部唯一一部‘非正统’或‘异端’的子书。” 

随着清代荀学的复兴，荀子研究书目的大规模呈现出来，据现代学者统计整理，发现在清朝以前的上千年时间里，研究《荀子》的书仅有 41 部，而清朝 260 余年间，研究《荀子》的书就多达 48 部。1891 年，王先谦撰写的《荀子集解》一书，成为清代学者研究《荀子》集大成式的代表性著作。这些清儒在考据的基础上，开始重新审视荀学，形成了与宋明理学家截然不同的评价。他们肯定荀学源源自于孔门，否定宋明理学家们冠以荀学的“异端”之名，并称赞荀子在经学传授方面的历史贡献，并最终给荀子冠以儒家经学大师之名。由乾隆皇帝主持，纪晓岚等 360 多位高官、学者编撰《四库全书总目》对荀学的评价是:“平心而论，卿之学源出孔门，在诸子之中最为近正，是其所长；主持太甚，词义或至于过当，是其所短。韩愈‘大醇小疵’之说，要为定论，余皆好恶之词也。”虽然《四库全书》对荀学作出了官方的评价，但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荀学的研究仍然局限在人数较少的学者圈子内进行，是一种纯学术的研究。然而到了 1890 年之后，荀学的研究从学术领域进入到了政治领域。

甲午战争前，荀学从学术领域进入了政治领域

“乾隆盛世”后期，清政府内部各种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堆积如山，可谓是危四伏。到了嘉庆、道光时期，更是江河日下，吏治腐败，各地农民起义接连不断，而且灾祸连年。第次鸦片战争爆发后，大清帝国被英国打败，清政府被迫与英国签订了第一个不平等的条约《中英南京条约》，随后，大清帝国在西方列强的逼迫下，又与西方列强签订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中国社会也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并由此导致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紧张。1851 年，广东客家人洪秀全在广西领导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运动，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所以，面对危局，没落的清政府，就要着眼现实，并做出相应的变革。

荀子生于乱世，具有着救世的理想，可以说“荀子是现实主义儒学传统的奠定者。” 所以光绪在即位之前，在毓庆宫读书时，翁同龢等人力图把他培养成一位着眼现实且有作为的皇帝，而荀学注重关注现实与当时光绪师徒等人的思想相吻合。授课时，翁同龢等人经常引导光绪帝关心现实政治，留意中外大势。后来，光绪皇帝即位后，想奋发图强，但清王朝的实际执政者却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仅仅是慈禧太后手中的提线木偶。而荀学中尊君色彩较为浓厚，荀子在《荀子·致士》中说：“君者，国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一而治，二而乱。自古及今，未有二隆争重而能长久者。”荀子还《荀子·王霸》中说:“夫贵为天子，富有天下，名为圣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荀学中的这些话都隐含着要慈禧还政于光绪的意思，以强化君权的意思。

清代的官方意识形态本来是“尊孔孟，法程朱” 所以程朱理学在意识形态中占据着统治地位，而视荀子为“异端”。科举考试中，试题的拟定也是以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为出题根据，饱受批评的荀学自然是登不了大雅之堂的。而在 1892 年的会试中，荀子却成为策题之一。在 1894 年朝考，荀卿“再”次成为考试题目。清朝最高统治者连续以荀子为题，与当时的社会现实、政治局势是密切相关。

甲午战争后，荀学被看作君主专制主义的始作俑者进行批判

1895 年的甲午中日战争，大清帝国被小小的岛国日本打败，并被迫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给中国的读书人带来巨大的震撼，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彻底丧失了对中国传统君主专制的信心，并开始寻找造成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罪魁祸首。经过认真思考后，他们认为中国应该走出君主专制的束缚，并向学习西方的思路，对此，梁启超曾说：“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  所以，这一时期的读书人重要探究君主专制主义这一理论在中国的起源。

1894 年，谭嗣同刚好 30 岁，这一年也是谭嗣同人生的分水岭，说是分水岭指的是，总览谭嗣同的一生，其 30 岁以前专攻中国传统学术，而 30 岁以后又开始潜心于西学的研究。对此，谭嗣同曾说：“三十前之精力，敝于所谓考据辞章”。“三十以后，新学洒然一变，前后判若两人。三十之年，适在甲午，地球全势忽变，嗣同学术更大变”  可以说是甲午中日战争的惨败使谭嗣同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此创钜痛深，乃始屏弃一切，专精致思”  。谭嗣同把君主专制制度看作是造成近代中国落后的罪魁祸首，并明确指出，君主专制之“祸为前朝所有之祸，则前代之人，既已顺受，今之人或可不较；无如外患深矣，海军熸矣，要害扼矣，堂奥入矣，利权夺矣，财源竭矣，分割兆矣，民倒悬矣，国与教与种将偕亡矣。”  因此要想拯救大清帝国就必须变法图强，改革政治，大兴民权，废除君主专制体制。所以要批判君主专制主义，首先就要找出君主专制主义理论上的始作俑者。

自汉武帝推行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历朝历代的专制君主都以儒家这面大旗推行专制统治，可以说儒学一直是统治者正统的官方哲学。所以儒家思想与君主专制主义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维新派要推行变法，首先就要清算和批判君主专制主义，这就必然要触及儒家思想。维新派领袖的康有为认为，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中根深蒂固，而中国又是一个有着厚古薄今情怀的国家。儒家创始人孔子被誉为“至圣先师”，在中国思想界有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孟子则被誉为“亚圣”。所以对儒学进行清算时，必须要维护好孔子与孟子的形象。康有为还牵强附会地提出选举制是孔子创制的，认为孔子是中国民主平等思想的创立者。还提出了孟子的民本思想就是近代的民主思想。康有为的这些说法得到了维新派普遍认同，他们甚至认为孔孟之后，儒学被人篡改了，失去了孔学的原意，所以才出现了君主专制的思想。而篡改了孔子理论的人，在谭嗣同看来就是先秦儒学最后一位大师荀子，是荀子将儒家思想改造成了为专制君主服务的工具。

谭嗣同沿袭康有为的思想，力求维护孔孟的形象，在其著作《仁学》中说：“方孔之初立教也，黜古学，改今制，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 谭嗣同提出了，孔子以后，“孔学衍为两大支：一支为曾子传子思而至孟子，孟故畅宣民主之理，以竟孔之志；一由子夏传田子方而至庄子，庄故痛诋君主，自尧、舜以上，莫或免焉。不幸此两支皆绝不传，荀乃乘间冒孔之名，以败孔之道。曰：‘法后王，尊君统。’以倾孔学也。曰：‘有治人，无治法。’阴防后人之变其法也。又喜言礼乐政刑之属，惟恐钳制束缚之具之不繁也。一传而为李斯，而其为祸亦暴著于世矣。然而其为学也，在下者术之，又疾遂其苟富贵取容悦之心，公然为卑谄侧媚奴颜婢膝而无伤于臣节，反以其助纣为虐者名之曰‘忠义’；在上者术之，尤利取以尊君卑臣愚黔首，自放纵横暴而涂锢天下之人心。”  在这段话中，谭嗣同梳理清了孔子以后儒学的发展与延续的大体脉络，就是孔学原本是倡导民主平等的，但到了战国末期，荀子打着孔子的旗帜，篡改了儒家学说的实质内容，并将君主专制思想导入到儒学中，提出了钳制人心的礼乐刑政之说，并抛弃了孔学中的精华内容，也就是民主平等思想。所以后世的儒家思想就是荀子之学，不是真正的孔学。谭嗣同认为是荀子打着孔子的招牌，创建了“荀学”，“荀学”是被篡改孔学，然后，历代执政者把“荀学”错误地看作儒学，并把“荀学”和专制君主结合起来，长期危害中国。所以，谭嗣同得出的结论是：“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由此可见，谭嗣同是把荀子当作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专制统治理论的始作俑者，进行猛烈的批判也就成了一种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