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刘云超，山东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
要有效推进依法治国，就必须加大诚信缺失这一全社会普遍关注的问题专项治理力度。这不仅是因为诚信并非只有道德诚信，还有法律诚信，还因为即使是道德诚信它要真正踏实避虚就必须借助于法律化、制度化。传统诚信被历代思想家视为立身之方、交友之道、兴业之本、立国之基和为政之纲，在中国文化体系中被作为求真务实价值追求的“常道”、“常理”深刻地烙印于民族心灵之中，是中华民族大力倡导的精神品格。
荀子是先秦思想的集大成者，他虽未专门系统阐发诚信问题，却在“隆礼重法”的政治治理框架下对“诚”、“信”和“诚信”作了思考，荀子对儒家乃至整个中国诚信思想做出了独特贡献，这不但表现在他重视对“诚”与“信”的阐发（《荀子》“信”字出现107次、“诚”出现50次），表现在他在儒学思想史上第一次把“诚”与“信”连用，首次创设了“诚信”范畴（《荀子》“诚信”5 次），表现在他提出了许多有关诚信的深刻论断，也表现在他把诚信由修身之道上升为治国之道。要解决当前诚信危机问题，加强诚信价值观建设，推进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就必须深入阐发和挖掘荀子的诚信思想。“诚信”是由“诚”和“信”两个词所组成的合成词，作为一个完整的道德规范和精神品格，“诚信”充分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追求真心实意、诚实无欺、守言行诺、信任信用等方面的价值取向。在中国思想史上，以孔子、孟子和荀子等为代表的先秦儒家逐渐摆脱“诚信”作为鬼神膜拜的宗教色彩而赋予它道德人文主义意蕴，并作了创发性探索和较为全面论述。可以说，诚信主要由居于主导地位的儒家加以阐发，其对诚信的探讨最为全面也最为悠久。“诚”字最早见于《尚书?舜典》：舜帝“五载一巡守，郡后四朝。敖奏以言，明诚以功，车服以庸”。儒家所讲的“诚”至少具有以下四种意义。一是本体论意义。《孟子》和《中庸》和均把“诚”上升到天道的高度。《孟子·离娄上》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诚是大自然的本真状态，而追求诚是人的主体性展现。《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就是说，诚是自我完成的始终与天地相伴随的规律和原则。二是德性论意义。儒家不仅从本体论和生成论双重意义上把“诚”被视为天道，把“诚之”、“思诚”当成人道，还进一步将“诚”作为人所应具备的基本道德实践素质加以张扬。《大学》倡明“诚意”之说，同时要求人“毋自欺”；《中庸》把“诚”视为德行之本，是承载三达德和五达道的德性根基，认为“是故君子诚之为贵”，从而提出了主诚思想。三是工夫论意义。对如何致诚孟子作了多种阐释。一方面，他认为要想取得周围人的信任，达到诚心正意，必须借助于“明善”；另一方面他强调致诚必须依赖于“反身而诚”，通过返求诸己的工夫获得诚乐。《大学》把诚意理解为毋自欺-——不要自我欺骗，为了内心诚实，就必须做到慎独。《中庸》也提出了慎独，同时强调要想取得周围人的信任，必须借助于“明善”。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1]荀子立足于天道自然无为的唯物自然主义，认为天地四时沉默不言而显其为人所推崇的高远、深厚特质，进而达到真诚的常道。可以看出，荀子把“诚”理解为世界万物的本真状态。荀子所言的“诚”还具有德性论意义。这一点金鸽作了较为全面揭示：一是“真诚”，如“谈说之术：矜庄以莅之，端诚以处之，坚强以持之”[2]；二是“忠诚”，如“知者明于事，达于数，不可以不诚事也。” [3]；三是“真实的认知”，如“己诚是也，人诚非也，则是己君子而人小人也”[4]，可见荀子将“诚”赋予了更多人格内涵[5]。一言以蔽之，荀子之“诚”包含着真诚、忠诚、真知等多种德性意蕴。信是人内心真实无妄的态度。从思想内涵而言，“信”具有许多样态，如信用、信誉、信任、信心、信义、信仰、信念等，同时它又经常同其他道德范畴连用，如忠信、诚信等。孔子正式把“信”纳入重要德目加以阐发，在《论语》一书中“信”字出现16次，他提出了一系列“主忠信”论说和“恭、宽、信、敏、惠”五德。孟子不仅开创了“思诚”说，还将“朋友有信”当作五伦之一。先秦孔孟儒家尽管重视“诚”与“信”，但是这两个范畴一般分开来讲，并没有作为一个合成词使用，“信”主要与“忠”联用，构成“忠信”。从先秦荀子开始“诚”与“信”即开始连用，《荀子·不苟》中就有“诚信生神”一语，此后“诚信”便作为一个完整的范畴不断被使用。由于信与诚信、信用、信任虽有所不同，但都突出了一个“信”主题，都把诚信与信用、信任视为人的基本道德品质，三者密切相关，基于此，荀子在至少在三种涵义上理解和使用“信”。一是真实。如他说“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6]这里的“信”应为真诚之意，是指具有人品中的“真实无妄”。荀子还指出：“道也者何？曰：礼仪辞让忠信是也” [7]。不难看出，他把“忠信”当成与礼仪、辞让同一层面的人道范畴，一种真诚无伪的人伦品性。二是信用。他指出，恪守信用而不被尊敬，是由于过于由于喜欢独断专行，而这恰是小人之所为：“勇而不见惮者贪也，信而不见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所务，而君子之所不为也。”[8]三是信任。讲到王霸之道时，荀子说：“德虽未至也，义虽未济也，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刑赏已诺信乎天下矣，臣下晓然皆知其可要也。政令已陈，虽睹利败，不欺其民；约结已定，虽睹利败，不欺其与。如是，则兵劲城固，敌国畏之；国一綦明，与国信之；虽在僻陋之国，威动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非綦文理也，非服人之心也，乡方略，审劳佚，谨畜积，修战备，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当。故齐桓、晋文、楚庄、吴阖闾、越勾践，是皆僻陋之国也，威动天下，强殆中国，无它故焉，略信也。是所谓信立而霸也。”[9]显然，这里的“信”主要含义应指相信、信任。先秦儒家揭示了诚信精神的重要作用和意义，认为诚信是立身之本，是为德之首，是立政之道。而荀子把诚信由修身之道上升为治国之道，深刻论述了诚信是治理政治和国家的基础。儒家之所以推崇诚信，就在于它认定诚信是人在社会上立身行事的根基，是待人处世的基本准则，是培养个人理想健康人格的要素和起点。荀子对人讲信的作用也作了概括。一是内心忠信能够受人敬重。他如此说：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体倨固而心势诈，术顺、墨而精杂污，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贱。劳苦之事则偷儒转脱，饶乐之事则佞兑而不曲，辟违而不悫，程役而不录，横行天下，虽达四方，人莫不弃。[10]在荀子看来，如果体貌恭敬而内心忠信，遵循礼义而内心仁爱，那么就可以走遍天下，即使不受重用而困于四夷之地，人们也没有不敬重他的。二是讲究诚信会使人如神一般精明。他说：“得众动天，美意延年。诚信如神，夸诞逐魂。”[11]得到了民众就能感动上天，与人为善可以益寿延年；而真诚老实如有神助，反之浮夸欺诈就会丧魂落魄。在《不苟》篇中荀子继续从合理功利主义角度阐述了诚信的功用：“公生明，偏生暗；端悫生通，诈伪生塞；诚信生神，夸诞生盛。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12]意思是说，公心产生光明，偏私产生暗昧；诚实忠厚产生通达，欺诈虚伪产生障碍；真诚可信产生神明，虚夸妄诞产生惑乱，这六种态度（公与偏、端悫与诈伪、诚信与夸诞）是君子必须谨慎对待的，也是区分圣王和暴君（禹与桀）的标准。三是把诚信理解为个人理想人格的必要品性。一方面，荀子非常看不起为了一己私利而不讲诚信的小人：“言无常信，行无常贞，惟利所在，无所不倾，若是则可谓小人矣。”[13]说话不讲信用，做事不坚定，唯利是图，左右摇摆，这样的人就叫小人。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厌焉有千岁之固，何也？曰：援夫千岁之信法以持之也，安与夫千岁之信士为之也。人无百岁之寿，而有千岁之信士，何也？曰：以夫千岁之法自持者，是乃千岁之信士矣。故与积礼义之君子为之则王，与端诚信全之士为之则霸，与权谋倾覆之人为之则亡。三者，明主之所以谨择也，仁人之所以务白也。[14]这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荀子所谓的“信士”不仅仅是指道德上诚实守信，还指信守法律和依法自持，从而体现了荀子“隆礼重法”和德法结合的思想主旨。后世“信士”有时指信奉佛教的在家男子，但荀子所理解的作为诚实可信的人意义上的“信士”之说在后世文献中也经常有所见，如《史记·滑稽列传》：“楚王曰：‘善，齐王有信士若此哉！’厚赐之，财倍鹄在也。”唐段成式《酉阳杂俎·玉格》：“及至鹤处，老人已至，喜曰：‘固是信士。’”就诚而言，荀子不仅提出了作为做人之道的诚，还创设了作为君子理想人格的“修养之诚”。他指出：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致诚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一变一化，相互代兴，谓之天德。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时不言而百姓期焉，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亲，不怒而威，夫此顺命以慎其独者也。善之为道者，不诚则不独，不独则不形，不形则虽作于心，见于色，出于言，民犹若未从也，虽从必疑。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15]在荀子看来，君子修养心性的最好方法莫过于重诚，而要做到至诚无伪，就要守仁行义；立足于诚心实意，坚持守仁，就能带来形神的转变；而立足于诚心实意，坚持行义，则能得理变习。他所讲的“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命题凸显了养诚对于培养君子人格和为政之道的根本性，在某种意义上说，荀子也是重诚思想的开创者之一。士君子之所能不能为：君子能为可贵，不能使人必贵己；能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能为可用，而不能使人必用己。故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诗》云：“温温恭人，维德之基”。此之谓也。[16]这段话围绕君子的信德大致表达了以下四层意思：一是君子能做到讲信用，但不必一定要别人相信自己；二是君子以不讲信义为耻，而不以不被人信任为耻；三是君子不被浮名所诱惑，不被诽谤所吓倒；四是君子遵循着道的规范行事，严肃地端正自己的言行，不为外物所动摇。余治平先生把“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训为“以自己没有信实可靠的品德为耻辱，而并不以不被别人所相信为耻辱”，认为既然自己素质不高（“不信”），则当孜孜以求以图逐步改善。[17]如果结合“能为可信，而不能使人必信己”以及“信而不见敬者，好剸行也”[18]加以理解，那么荀子所要表达的思想是，“诚君子”应当具有高度的诚信自觉和诚信自信，应当反躬自问和反身求信。儒家阐扬的诚信作为对社会的一种承诺和责任，作为重要的道德品质，是建立人与人之间和谐、友善、信任关系的道德基础，因此儒家特别重视诚信在治国理政中的作用。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十分强调政治信德的规范指导意义，把诚信上升为用以调节君民、君臣关系的基本准则。孔子强调讲信是为政的基本要求，指出君王在治理国家时应谨慎处理事务并讲究诚信：“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19]在《孔子家语》中，孔子称赞子路治蒲三年做到了“忠信以宽”，同时，他认为“恭敬忠信而已矣，恭则远于患，敬则人爱之，忠则和于众，信则人任之，勤斯四者，可以政国。”[20]、“君子信而后劳其民；未信，则以为厉己也。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谤己也”[21]。子贡问政时孔子强调“足食、足兵、民信”，如不得已必去之则先去掉足食足兵而保留民信。孔子强调执政者只有专心注重自身修养，才能获得到黎民百姓的信赖和拥护；只有喜好信德，才能得到民众真心实情对待：“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22]沿着孔子开创的儒家政治诚信思想方向，荀子奉行王道主义的诚信治世之道，把为政以诚信视为王道主义政治内在要求的应有之义，充分肯定了诚信在治国理政的重要作用。除了如上所述把善诚、致诚规定为作为德位一体的君子所要修养的最高境界、内在品质和和主要原则——“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23]外，他还从两方面强调诚信治国。一方面，主张“信立而霸”。荀子反对孟子过分尊王抑霸及其仁政的理想主义政治构想，而主张王霸杂用，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24]、“尊圣者王，贵贤者霸，敬贤者存，慢贤者亡”[25]等观点。他指出：“粹而王，驳而霸，无一焉而亡。”[26]王霸缺一不可，但以王道为要，为纯粹，而霸道有些驳杂。荀子的王霸价值观往往礼义并提，从是否合义角度区分王道与霸道，肯定以德服人：“王道修礼以德服人，霸道强国以力服人”[27]、“修礼者王，为政者强”[28]。据此，荀子在《荀子?王霸》中提出了“义立而王，信立而霸，权谋立而亡。”的著名论断。根据荀子“王道修礼以德服人，霸道强国以力服人”[29]和“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贫。古今一也。”[30]“信立而霸”似乎体现了某种非道德主义的倾向。不过，这恰好表明荀子把“信”理解为与“义”有所不同的既具有道德意蕴又具有法制意义的品性，而“信”兼具“诚信”和“威信”的双重含义。好士者强，不好士者弱；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政令信者强，政令不信者弱；民齐者强，民不齐者弱；赏重者强，赏轻者弱；刑威者强，刑侮者弱；械用兵革攻完便利者强，械用兵革寙楛不便利者弱；重用兵者强，轻用兵者弱；权出一者强，权出二者弱：是强弱之常也。[31]这里，荀子从强弱对比的角度凸显了政令信者的作用，表明，政务诚信是整个社会信用体系的基石，它关系到一个国家是否强盛；只有做到令行禁止、政令畅通，才能达到社会善治的目标。业无诚信不兴。荀子不仅关注到了个人诚信、政务诚信的功用，还重视职业诚信。“诚招天下客，誉从信中来。”管子指出：“非诚贾不得食于贾，非诚工不得食于工，非诚农不得食于农，非信士不得立于朝。”[32]这里，管子构设了“诚贾”、“诚工”、“诚农”、“信士”等几种人格类型。荀子在某种意义上吸收了管子的思想，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儒者为之不然，必将曲辨。朝廷必将隆礼义而审贵贱，若是，则士大夫莫不敬节死制者矣。百官则将齐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则百吏莫不畏法而遵绳矣。关市几而不征，质律禁止而不偏，如是，则商贾莫不敦悫而无诈矣。百工将时斩代，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则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县鄙将轻田野之税，省刀布之敛，罕举力役，无夺农时，如是，则农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务节死制，然而兵劲。百吏畏法循绳，然后国常不乱。商贾敦悫无诈，则商旅安，货通财，而国求给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则器用巧便而财不匮矣。农夫朴力而寡能，则上不失天时，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废。是之谓政令行，风俗美。以守则固，以征则强；居则有名，动则有功。[33]荀子认为只要按照儒道行事，“齐制度”、“重官秩”，那么百工就可以忠信不欺；而百工忠信不欺，商人忠厚老实而不搞欺诈，那么流动的商贩就有安全保障，货物钱财就能涌流、流通，国家的各种需求就能满足，整个社会也会政令通行、风俗美好。众所周知，荀子十分推崇孔子和子弓，而他正是以孔子为例证讲述了个人诚信和职业诚信的功能。他说:仲尼无置锥之地，诚义乎志意，加义乎身行，箸之言语，济之日，不隐乎天下，名垂乎后世。今亦以天下之显诸侯诚义乎志意，加义乎法则度量，箸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贵贱杀生，使袭然终始犹一也”。[34]尽管这里荀子强调的是重礼义才能“王天下”，也就是“义立而王”，但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诚”之重要，并且提出了“诚义”概念。他认为，孔子没有立锥之地，但他真诚地把道义贯彻到思想中，落实在立身行事上，表现在言语中，到成功之时，他就如同商汤、周武王一样名显天下、扬名后世。这表明，一个人只要恪尽职守、信守道义，就会获得成功。先秦儒家并不是泛信主义者，而认识到诚信并不纯然是善的，即使它是善的，也要服从更高更大的善。孔子不光把信看成行仁的具体展现，还强调“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孙以出之，信以成之。”[35]从而，把仁义规定为信的本质伦理基础。他还讲：“言近于义，言可复也”[36]、“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次矣。”[37]为信而信只是小信，只有那种信与义相结合才是大信，故而“信近于义，言可复也”，[38]与人约信，只有合乎道义，说话才可兑现（践诺）。孟子作为某种意义上的一个惟义主义者更是强调信与义一致，而认为“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39]朱子也强调：“如今人与人要约，当于未言之前，先度其事之合义与不合义。”[40]与孔孟将诚信与仁义相连接一样，荀子也强调诚信必须以仁义为重、以仁义为本。他认为养心必须善诚，而要致诚就只有守仁行义：致诚无它事矣，唯仁之为守，唯义之为行。诚心守仁则形，形则神，神则能化矣；诚心行义则理，理则明，明则能变矣。[41]由上可见，“致诚”所要做的工夫就是“守仁”、“行义”，出乎“诚心”加上“守仁”、“行义”， 就可以到达形神的转化，就可以使道理彰明和带来转变。这一诚→仁→义的义理结构固然表明了仁义是诚的前提和本根，但也指明了实现致诚、养诚必须坚持修养仁义之德、之心、之性的努力方向。信字，从人而言，《说文解字》说“人言为信”。言又包括语言和言语，按常人的说法，信就是一种用来进行人际交往和沟通的言说道德。荀子重“辩”，而“辩”作为一种言语行为就牵涉到诚实守信的问题。他说:君子必辩。凡人莫不好言其所善，而君子为甚焉。是以小人辩言险而君子辩言仁也。言而非仁之中也，则其言不若其默也，其辩不若其呐也；言而仁之中也，则好言者上矣，不好言者下也。故仁言大矣。起于上所以道于下，政令是也；起于下所以忠于上，谋救是也。故君子之行仁也无厌。志好之，行安之，乐言之。故言君子必辩。小辩不如见端，见端不如见本分。小辩而察，见端而明，本分而理，圣人、士君子之分具矣。[42]这里荀子从君子和小人对比的视角论证了辩说务必符合仁道精神。他认为，小人宣扬的是邪恶，君子宣扬的是仁爱；辩言如果违背仁爱，就不如沉默，善辩还不如口齿笨拙；辩言如果合乎仁爱，则以好说为上，以不好说为下，所以仁道之言的意义很重大。逻辑上说，荀子所说的“仁言”应当是“实言”、“真言”、“信言”，是能够兑现的诺言，因为如果是谎言、假言，显然同仁爱精神相违背。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贵贤，仁也；贱不肖，亦仁也。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故知默犹知言也。故多言而类，圣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多言无法而流湎然，虽辩，小人也。故劳力而不当民务，谓之奸事；劳知而不律先王，谓之奸心；辩说譬谕、齐给便利而不顺礼义，谓之奸说。此三奸者，圣王之所禁也。知而险，贼而神，为诈而巧，言无用而辩，辩不急而察，治之大殃也。行辟而坚，饰非而好，玩奸而泽，言辩而逆，古之大禁也。知而无法，勇而无惮，察辩而操僻，淫大而用乏，好奸而与众，利足而迷，负石而坠，是天下之所弃也。[43]这一段话就诚信而言，值得关注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点：相信可信的东西是确信，而怀疑可疑的东西也是确信；说得恰当是明智，沉默得恰当也是明智，所以懂得在什么场合下沉默不言等于懂得如何来说话；话说得多而合乎法度便是圣人，话说得少而合乎法度就是君子；说多说少都不合法度而放纵沉醉在其中，即使能言善辩也是个小人；辩说比喻起来迅速敏捷而不遵循礼义，文过饰非而似很完美，就叫做奸邪的辩说，这是古代特别加以禁止的。它给予我们的教益是，任何言说、论辩都必须符合法度、遵守中道，做到无过与不及，具体地说就是符合仁道，否则就是不实之词的奸说。这从反面告诉我们，要使语言实诚，就要注重仁性的修持。荀子论述了诚信是人应具备的道德品性，是政治和国家的基础，认为造成诚信缺失的原因是人们对利欲的无休止争夺，而要避免和克服诚信缺失，就必须“化性起伪”，推动为政者带头讲诚信。在上面所引的一段文字谈及君子养心致诚时，荀子指出必须“以慎其独者”，也就是只关注于守仁行义，只要慎独，以保持内在之诚，就可以做到“化万物”、“化万民”；而要致诚还必须：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类至，操之则得之，舍之则失之。操而得之则轻，轻则独行，独行而不舍，则济矣。济而材尽，长迁而不反其初，则化矣。[44]荀子的意思表明，“诚”与“独”相辅相成——无“诚”则无“慎”也无“独”，反过来，没有“慎独”，没有操持，就无法致诚；保持真诚而获得了同类，就容易感化他们；容易被感化，慎独的作风就能流行；慎独的作风流行了再紧抓不放，那么人们的真诚就养成了。[2]《荀子?非相》，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国学文库》，中华书局2012年版，以下引用此书，只标注书名和篇名。[5]参见金鸽：《荀子诚信思想及对我国当代诚信建设的启示》，《福建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3年第5期。[17]余治平:《试论儒家的“信”何以能“忠”——儒家本体与工夫互涵互释的一个案例》,《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3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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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荀子诚信思想要义发布于2023-03-19 22:08: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