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道德儒与术势儒的不同思想进路

(本文作者为武汉子贡书院院长）

这是一篇不好写的文章，但是再难也要写好，也要把道理说清楚，不为别的，就为子孙，就为自己。什么是道德儒？把帮助人当成自己的责任义务，其心性想事，总是以利人考虑在先从而达到利已，这就是道德儒。反之，其心性想事，总是以利已为出发点，从而去创造财富，认为也可达到帮人之效，这就是术势儒。前者想问题的思想进路是道德理性，后者想问题的思想进路是工具理性。

道德理性是“形而上”的思维方式，工具理性是“形而下”的思维方式。子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系辞上》），说的就是这一道理，也是两种思维理路完全不同的天然分歧。应该说这两种思维理路分歧，凡人脑都同时具备，它由人的左脑和右脑不同分工，分别管控（左管听，右管视；左管具体，右管抽象）。正确的使用为“允执其中”（《大禹谟》）公允平衡使用双脑。这个双脑用今天的话说，一管智商，一管情商。一曰具体思维的头脑，一曰抽象思维的头脑。一曰物欲心理，一曰道德心理。于人的思维开化来说，一曰理科教育，一曰文科教育。这些都是人生天然的心性道理。

今天，我们把天然的道理称之谓定义。在这里，孔子对“道”的定义指的就是我们认知我们生命由来的情感。是我们体会父慈母爱，生道从无到有给予我们生命，吾感天良至善的根本原因，认知理路。哲学称之谓“精神”。精神是无形的，因此是“形而上”的道理。器是器皿。器皿是有形之物，是工具。哲学上统称为“物质”。于是，这两个哲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就非常明确了。

那么，什么又是儒呢？这就要拆字来解释了。因为我们的远古祖宗造字时，就把字义喻于字的组成结构中。而一个儒字是由“人需”二字而组成，说明只有深知人需什么的人，能够明心见性的人，能够推己及人的人，才可以称之谓儒，才可以称之谓仕。这是一种被“文”，文同纹，即纹理（纹理就是伦理）所开“化”教育过的仕人（文化人）。今天将仕人改称“知识份子”。这就是儒。这就是孔子教化仕人想要求他们达到的儒仕目标。也就是说，作为仕人必须人人心存“人需”之道，即以利生为心，仁爱为心，绝不敢毁生。

而谁读《论语》或者有关孔子的其他经典言论，如果你读不出他每句话都围绕这层期盼，那您的书算是白读了！这就是儒学的人文本义（意）。至于东汉许慎著的《说文解字》，他对“儒”字的释义解释是不是这样讲的，这并不重要，因为它不是经典。而读经则要看孔子怎么讲儒学，要看他教化我们的人性本身是不是这样。这才至关重要。况且，据西汉杨雄仿“论语”所著《法言?君子》解说：“通天地之人曰儒”。而《周礼?太宰》也解说“四曰儒，以道得民”。

好了，我们再来谈什么是国学？什么是传统文化？什么是中华文明？这是我们认知儒理的基本前提。今天我们的国学专家大师如云，可是能不忽悠国人的学者，即能正确回答这些问题的专家，恐怕没有几个。而我们今天讲的所谓国学，其实就是中国人的道德文化。而所谓传统文化，其实是“传承道统文化”六个字的意思缩写。再就是所谓的中华文明，更用四个字便可概括，那就是：道统文明。这样回答问题就既简单，又明了了。而且把浩如烟海的四库全书，渊远流长的万古文明言清语白的概括清楚。可是，因西学东渐，几代人学丛林文化，斗争哲学，事到如今，早把我们的道统文明，道德文化丢的一干二净，使得原本属于天下文明中心之国的“中国”，被世人景仰的礼义之邦已文明不再，面目全非，而且墯落成为被世界所取笑的──最无礼义的对象，最不懂礼貌，最不讲卫生，最不讲文明，最不讲人格、人权、思想自由和尊严的低等族群。

这是祖宗文明的悲哀，抑或还是子孙不肖的不幸呢？想必答案是不解自明。显然是文化出了问题，教育出了问题。

再说什么是文化的道统？道是我们所认知的，这个世界的本体。我们的祖先把它分为天道，地道与人道，又叫三才大道。三才大道合起来就叫王道。王字三横一竖，上一表天，下一表地，中一表人。中间一竖是上天垂象，把天地人连在一起的意思。人由天生地养，处天地之间，因此，也叫天人合一。这是事实本身，并非人为地杜撰。

那么，这三道的具体分工是什么呢？这就要通过观察作回答了。显然，我们的生命和世间的万事万物和万理一样，都是从无到有而来的。这个无中生有的道理便是天道。所以，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易传》）。天道就是万物生生的不二法门。也叫生生之道。然而，有生便有养，有养便有形，这便是地道的作用了。故子曰“地势坤，厚德以载物”（《易传》）。而人道又是什么呢？人道喜健长而厌死亡，喜真善美而厌假恶丑。故子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易传》）。这种天人合一的王道关系，正是通过孔子所著《易传》告诉我们的。而在他以前远古祖先太昊伏羲的八卦符号中，最早是用八卦爻画作表述。爻画分三爻，上爻表天，下爻表地，中爻表人。一长横表阳光和阳气，两短横表月光大地和阴气。然后以此记录天象，观察和模拟自然的四季轮回，日月的交替，生命的流程。

所以，我们的“天之历数”，今天把这叫历法，事实上在万古以前就分秒不差，非常准确。乃至今人依然把历称黄历，称夏历，这是概数。事实上到黄帝禹夏时期，我们的《易》理历数，已然不知传承了多少万年。而每一帝王禅位的第一件事就是交待“天之历数在尔躬”（《论语?尧曰》）。否则就会贻误农事，颗粒无收，“天禄永终”。远古把历叫“地天通”。用此表述生命流程。在我们的《书经》记载中，黄帝对远离人道的苗夷惩罚，就是命令史官对其不给历数资料。这叫“绝地天通”。是一种导正人心人性最严厉的惩罚措施。

可见，由此举证，说明我们的文化和我们的文明，不知比古巴比伦的西方文明还要早多少年，其数理逻辑，工具理性，科研技术也从来不曾比人矮半截。因此，我们的文化并非是孔子杜撰出来的，而是他以“韦编三绝”的精神，做了大量对祖宗文化的整理抢救工作，免使它完全湮灭在人欲膨胀的战火中。而他也更没有标新立异过，只是用他那个时代的语言环境，“与时偕行”（《易?损》）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地给后裔子孙做传承。

而这个文化之根，我们的祖先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天人合一的王道认知思路，与世界同步的观察体系。今天的哲学把这称为世界观。而且，王道的王字是黄帝的史官仓颉造的，他也是以八卦的图象作表意来造这个字的。这就是证据。

再说，这个整体中国文化的道统文明体系又是怎么形成和建立起来的。这得要从我们的“社会”二字的本义（意）说起，但这得慢慢道来。首先说人，单个的人，人生下来就是一个散居于大地上的自然本体。而天地给我们生命时，它把我们是同万物一样对待的，没有贵贱之分。故老子说“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道德经?第五章》）。刍狗不是最低贱的自然生物，所以庄子更进一步的形容“道在屎溺中”（《庄子?知北游》）。屎溺才是最低贱的东西，天地照样施予它同人一样的阳光雨露。这跟孔子说的“天地之大德曰生”有什么两样？讲地是一个道理的文化传承，只是用词各异。

但是老庄的表述显然太玄，世人不易理解。如果我不这样意译的话，好象没几个人能真正地读懂，包括今天很多教科书的胡说八道。但这也难怪，很多人硬要说老道与孔道不同，非分个道家与儒家不可。其实并非如此，倒是孔子“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才真正能把祖宗文化的道统原理，比老子向世人讲的更清楚明白，一听就懂。

为什么要取个道路的“道”字为形而上的生生之道呢？因为人的情感和思路也是路。它是理路，是生命体想问题的思想进路。为什么老子作为周王室的藏史官，在礼崩乐坏没救之时要留五千言《道德经》后弃世而去呢？这也是一个文化传承的责任心使然，没有别的。而有关道的形上思维，也并非起于老子，而在《书经》的大禹谟中就有记载，原话是“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这里的道心惟微，微是微妙的意思，指的就是天地生生非常微妙。孔子用天地生生来告诉我们道心是怎么回事，世人一听就懂。这不就是孔子为天地立心的证据吗？这不也是孔子对祖宗道心文化的传承吗？这跟老子对文化道统的传承之心又有什么不同？

而这个认知之道的道统体系是怎么建立的。首先，天地虽不知什么叫仁，把人当刍狗等同对待。但是，人不可以没有感天之心。所以，我们的文化起源于我们对自己生命由来的感恩追问。孔子把这叫“反省”，孟子把这叫“反身”。那么，第一个反身追问只能是从我开始。我是谁？答案：我是我父母的孩子。那么，父母又是谁的孩子？答案：父母是我祖父母和外祖父母的孩子。而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又有他们各自的祖父母和外祖父母，这样乃至无穷的追问，方知天地才是人的始祖。方知“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德经/第二十五章》）。方知“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四十章》），反观生命之来路，就是道的流动过程。这都是老子的悟道原话。所以，我们的万古文明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反省文化，反身文化，找心理要答案的文化。起源于人的敬心，起源于祖宗的敬天法祖，亲亲爱人，孝悌仁恻，社会盟誓，天下大同。因此，我们的文化是一个会感恩父母，感恩天地的道德文化，道统文明体系。这样的感恩之心与生俱来，所以，崇拜祖宗，祭祀天地是一件很自然的事，这便是社会形成的直接原因。什么是社会？祭天敬祖的祭坛叫社，后来才叫庙堂，人们从四面八方到祭坛祭天敬祖相会叫会。所以社会一词也可倒过来说叫会社。这在日本企业今天仍叫株式会社来看，说明世界儒学圈内，别人对我社会一词起源的词义使用依然没变。

所以，社会的起源是我们祖先的文化活动结果，而不是人需要联手对抗自然的劳动产物。尽管社会的作用能起到人对自然的生态产生联手劳动的效率。但是认知社会产生的原因，我们不可闭着眼睛说瞎话，不重事实，本末倒置。正如没有物质可以决定精神一样，只有精神才可以支配物质。也同存在不能决定意识一样，只有意识可以反映存在，支配存在。请注意，这是生命与自然之间天然道理的还原与思辨，也是中西文明对时空本体认知的不同思维方式，思想进路。更是后文要阐明清楚的主体内容。

但是，我们还是先从远古社会活动的内容说起。每一次社会祭祀活动的开始之前，人们先选一位身体健康，必须能感天地生养之恩，又能亲亲爱人的仁人出来，首先通过规定时间的沐浴斋戒，然后请坐于祭坛之上代表已故的祖先和天地之子，接受四面八方来人的祭拜。这个被请出来代表神灵的人就叫“尸位”。而领先组织社会活动的人就叫“史巫”。然后，人们奉上从四面八方带来的果蔬让“尸”品尝，这就叫“尸位素餐”，以求祖宗神灵保佑风调雨顺。今天人们对当官者常用的“尸居庙堂之高”一词，以及骂当官的只拿俸禄不作为是“尸位素餐”，其实都是从这里引伸出来的。可词大家会引用，但意思不明了，因此把祖宗文化根脉早已搞断，已成绝学。还说那都是封建社会的拉圾，真是悲哀！

以上，我们把中国文化，中华文明是个什么样的道德体系，道统体系的来龙去脉交待清楚后，再开始走入正题谈道德儒与工具儒的不同思想进路，这样大家就很容易理解了。理解孔子去世之后，所谓“儒分为八”出现的分歧究竟在哪里，及其后果是什么？其实儒分为八是韩非子的说法，这并不可信，倒是他韩公子非和李斯，蒙恬这些赫赫有名之人，都是在稷下学宫师从荀子的入室弟子，后来成为播乱天下，术势法家的鼻祖之一却是事实。

他们把老师的术势教育吃得很透，并且用法制礼规定人性（请记住，规定人性就是改变人的天性，用人定下的规矩战胜天然的人性，人定胜天，化性起伪），从而把它固定下来指导秦王的专制统治，进而一统天下。成就了王霸的事业。但是王霸的事成，却不能返圣，秦王根本不可能再成道德之君的内圣外王。王的天地人道内涵从此丢失。从而迫使后来的史巫把王字加一种完全相反的新义解释，改称魔王乃至淡化，使今人完全不知王的本义是什么意思。由此看来，老师荀子的“性恶论”，“人定胜天”“化性起伪”的礼法教育，王霸思想，术势精论，是动机和效口完全分裂的。

什么是术势？术是人类利用物化的手段，势是自然的物化趋势和人性的社会伦理化趋势。荀子是极善于用这两种术势讲述王道霸业的鼻祖。他的术势精论可用四字概括，那就是起心动念要“善假于物”（《劝学》）。所谓“善假”，假是借的意思（借人的技艺与心智手段），善是善于利用的意思。而“物”是指的物化物理及其势能。所以我把它用术势二字概括。

但是，荀子也是一个非常有公义心，有社会责任感的术势儒。读他的书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他是一个极善用工具方法教育人，并用以对治人性物欲恶念的高手。一方面他把人的天然物欲之心看成“性恶”之本，另一方面他又号召学生要热爱学习，热爱生活，去最大限度地积累六根（眼、耳、鼻、舌、身、意）的生活经验（这是自相矛盾的，佛讲清心寡欲，六根清静），从而加强人的道德修养，培养人的动手能力，用以对治人的“性恶”欲念。这同孔孟之道的正心诚意又完全相反。倘用西方人的哲学概念讲，叫做“二律背反”。

有意思的是，他讲《诗》《书》《礼》《乐》的传统教化，也绝不亚于孟子。在《劝学》中他说“学恶乎始？恶乎终？曰：其数则始乎诵经，终乎读礼；其义则始乎为士，终乎为圣人，真积力久则入，学至乎没而后止也。故学数有终，若其义则不可须臾舍也。为之，人也；舍之，禽兽也。故《书》者，政事之纪也；《诗》者，中声之所止也；《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道德之极。《礼》之敬文也，《乐》之中和也，《诗》《书》之博也，《春秋》之微也，在天地之间者毕矣。”。

这段文字里面的知识含量非常丰富。对五经的讲解，对做人的要求也说的言清语白。读者无不受益。

再请看荀子主张对治“性恶”的术势进路，在《性恶》篇中他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今人无师法，则偏险而不正；无礼义，则悖乱而不治，古者圣王以人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是以为之起礼义，制法度，以矫饰人之情性而正之，以扰化人之情性而导之也，始皆出于治，合于道者也。今人之化师法，积文学，道礼义者为君子；纵性情，安恣孳，而违礼义者为小人。用此观之，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

从以上观点来看，荀子把人的各种欲望天性说成是恶，必须用圣人制定的礼义法度加以改造才是正道，才是社会能够安定文明的正理，才是君子和圣人该有的修为。起心非常好。但是，他这是工具理性的思维方法，不是道德理性的认知进路，是把社会存在的问题当成了天性的本然，因此得出结论性本恶，并想用人定的规矩去改变人的天性。这叫用术势去治人，用环境改变意识。

他接着说“孟子曰：‘今之学者，其性善’。曰：‘是不然。是不及知人之性，而不察乎人之性伪之分者也。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今人之性，目可以见，耳可以听；夫可以见之明不离目，可以听之聪不离耳，目明而耳聪，不可学明矣’”。

在这段文字中提出的“性伪之分”，其实就是天人之分，也是把人性和天性割裂开来，把人的精神跟人的形体割裂开来。是想用存在来决定意识，不是想用意识来反映存在，支配存在。是想用物质来决定精神，不是想用精神来支配物质。是对孟子道德儒的天人合一，清心固本，唯心是修，行有不得，反求诸己，秉其性善，德命兼顾思想的反动。这是术势儒与道德儒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进路。

在道德儒看来，目欲色，耳欲声，口欲味，鼻欲香，身欲逸这都是生命中最美好的事。是不学就可自证的天赋善根，精神本能。而精神本能又怎么会是恶呢？只有把这种本能用过，抢占和破坏了他人的这种本能，极端自利，没有仁爱之心才是恶。所谓人生最大美事，金榜题名时，洞房花烛夜，难道这是恶吗？故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君子去仁，恶乎成名？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论语?里仁》）

所以说，“人之所欲”的天性并不是恶，只有天性用过，用者“违仁”才是恶。这就是道德儒的认知进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即符合仁义道德即可。

荀子判断“性不能自美”，这是从社会存在的问题出发，以功利得失去论性，不是从生生之道的情感出发去论性，去发现人有天良，去观察人都喜善厌恶，喜生厌死，皆有五常之性，亲爱之情，恻隐之心去认性。所以，在他看来性的逐欲就是恶，人的善恶好坏是以后天的修为为结果。在《儒效》中他说“彼求之而后得，为之而后成，积之而后高，尽之而后圣。”“性也者，吾所不能为也，然而可化也。积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为也”。在他看来，只有伪（人为，包括规定规矩）才是建立仁义、消化性恶的关键。这跟孟子讲的修心固本，反身而诚，乐莫大焉，从精神出发去悟道，去做人，完全是认知相反，分道扬镳。

而一篇《劝学》讲的全是借势发力，最大限度的利用物化，利用自然，利用人性的弱点，按照人的需要，从而去驾御它，包括驾御天地人道，强调“人定胜天”的术势。

什么是人定胜天？也就是用人定的规矩制方圆（于社会来说叫等级森严的礼法和贫富有等差的严厉制度），可以改变人的天性、物的天性。这就是“化性起伪”。性是天然的意思，伪是人为的意思。在《荀子/性恶》中说“圣人之所以同于众，其不异于众者，性也；所以异，而过众者，伪也。”在他看来，人性恶是天然的，只是小人循性不知为，而君子则明天人之分，能化性起伪，不舍于性，而求有为。这与道德儒的天人合一，尽心固本，修身养性的认知进路正好相反。一个是格致诚正，唯心是修，一个是唯物是争，唯利是图。从而使儒“形上”“形下”，不执事中，分道扬镳，从此殊途，至今没法同归。

在《荀子?劝学》中他反复举例说，用术势可以改变人和物的天性：“木直中绳，輮以为轮”，“金就砺则利，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显然，以上这些道理，讲的全是方术与势能之间的关系，即物理利用的工具方法，科学道理。也就是利用物势作用的方法和手段。这是一种工具理性的认知进路，器道文明的生存理想。于人的欲望天性而言，本身并没有错。但怕走偏，错在对“君子”的判断应该是有性德，而不是“善假于物”。更不能用“善假于物”这种头脑去奠定人的世界观。因为这偏离了中庸之道。强调的是唯物是争，唯利是图，即《大禹谟》讲的“人心惟危”的物欲进路。也就是“形而下”的认知理路。

鉴于荀子确实是想以人需之道研究“形而下”的“器”道文明，以之修复王道，并以礼法对治人性之恶，所以，我把荀子称之谓“术势儒”，而不是称之谓法家术势家。承认他是孔门儒学家庭中的一个重要成员。但思维只偏工具理性，并以此定制人的天性，即以“人定胜天”的思想处事是会出问题的，而且是会出巨大问题，即会出社会灾难与人性灾难的问题。陈胜吴广就是例子。造反不是他们的本心，活命才是人的天性。他们就是被荀子的门生，著名的法家人物们，利用人定的规矩扭曲人的天性，即他们制定的严刑峻法，最终逼入绝境的。今天的康师傅，徐太尉极善用人定的制度术势敛财，他们异于人的本领就是会纵势，就是会“善假于物”。但最终你只会发现他们是小人，绝不会是君子。这说明用善假于物定君子与事实不符。可我们读荀子的书，三十二篇都离不开术势思考，而且写的都非常煽情和启智，如果只以工具理性认知，很易产生共鸣之效，且本身也是一种巨大的知识享受。但这绝不是文化熏陶。这一点我们必须想清楚。

这是什么道理呢？因为知识就是工具理性，科学技术。而任何科学技术的东西都是双刃剑，能救人也能害人。因为逐物逐利是科学发展的前提。只有用道德理性的思维，拿出有贡献于人类的道理才是文化，才不是双刃剑，它才只有救人助人一个用途。这就是文（纹理、伦理）化（化育、教化）跟知识的不同。

要把文化跟知识的不同这个相关道理想透搞懂，是有一点复杂，我们不如用现实的问题说事来的明白。在胡锦涛先生提出“科学发展观”后，我曾忧心忡忡致函提示胡先生，用这种提法去奠定人的观念，就是荀子“善假于物”的今版重现，十分欠妥。因为这是一个工具理性的提法，是以物欲为前提的思想进路，缺乏道德文化的思维支撑。假如要用这个提法去指导治国，不管动机多美，肯定效果不佳，必定会出问题。因为以物欲发展为思想的进路，你根本就不能证明在人定胜天（人定的制度可以改变人的天性）的权力制度下，扭曲正常人性的权钱交易，招诂案，金融海啸始作俑者，乃至非纵权势的地沟油，三聚氰胺毒奶等各种犯罪不科学。你怎么否定它不是科学发展观？你只能用人的心性来证明它无道，没有守住做人的天良，其良心被物欲障蔽，没有格物致知（格斗物欲，通透良知，道德儒的思想进路）的修养。以此来证明它有罪，而不是科学发展观能证明它有罪。相反，它能用科学发展的事实证明它无罪。所以今天全社会的贪腐是我们丢了道统文化的后果，都由人的心性只会逐物逐欲，缺乏道德观念所造成。所以，工具理性的思维前提是逐利，只能以道统管束它，才可正常解决人的欲望问题，而不能用它成为一个国家民族的心理规范。所以，没有生生之道的道统观念，不能教人唯心是修的格致诚正（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你根本就根治不了各种偏执的物欲犯罪。

于是，这就回到了原点，回到了人需的生生之道，回到了孔子儒学，回到了祖宗文化的道统，即回到了人性喜欢真善美，而厌恶假恶丑，喜欢生，而厌恶死这一人心本然，这一天性本然。这就是人性本善的天理依据。而不是说人有各种天然的物欲本能就是恶。如果这样想、这样说，那就是用存在来匡定人的意识，推缷人的良知，即推缷人的正心责任了。

存在是什么？存在就是心性这个认知本体以外的物和事。如果没有心性这个生命活动的精神本体，那么，这个心性以外的物和事，我们又拿什么去认知它？既然如此，你说存在又怎么能决定人的意识？所以我说世界上“只有意识能够反映存在，支配存在”。

可这个“存在决定意识”的错误思想，竟然一直被我们当歌唱，作真理。你说这是不是误导人性不反省，不修身，不讲良心。颠覆中华文化。今天那些被拍打的“苍蝇”“老虎”，一个都不知道它破坏了生生之道，损害了他人的利益，缺少仁爱，没有良心和良知，这就是作恶，这就是犯罪。相反，他们打心里都不认为自己有罪。因为是存在决定意识，它是被环境所迫，不贪无以立足官场，只是跟人和选边站队搞错。你看这都是什么逻辑？用这个逻辑去支撑我们子孙后代的心理，久而久之，你说，这个民族还有救吗？

而道德儒讲的恶，正是指人不能明白己的心，而自己的心就是天心，人只要从而把这一天心扩展开来，它就是人的通性，如果人不懂这个道理，他就不能明心见性，推己及人，于是就不会有仁爱之心，只会损人利己，这才是恶。而仁爱之心又是从明心见性开始，形成人的天良。所以仓颉造一个仁字就是个会意字，由二人组成，一看字就明白，做人要心里装着我以外的他人。因此，孔子讲君子爱财，取之有道，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讲“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就是仁的修为。孟子讲“修身”“尽心”，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讲“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孟子?尽心上》）

由此可见，什么才是我道统文化之根。我们该弘扬的优秀文化究竟是什么？难道不正是四个字：“心性修为”吗？解决好这个问题，哪里还会有那么多苍蝇老虎拍不完？因为，只有心性修为，才能解决人的良知问题。而良知才是人的灵魂，才是人的道德屏障，才是生命的本体。人靠这个本体去反映世界，认知世界，利用世界。心性就是人的意识，心性就是人的精神，心性就是活人的生命本体。所以我把这定义为“意识反映存在”。而绝不能相反，用存在来改变人的心性，决定人的意识，推卸做人的良心，推卸为人的道义。所以说，把存在决定意识误当真理，必然会使人心的天良本能不复存在，社会没有人性。这就是道德儒的天理认知，思想进路。也是万古中华文明的本根。

讲到这里，我不知把道德儒和术势儒的不同思想进路是否说清楚了。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孔子去世后儒分为八，各自求仁的方法不同在哪里，子墨子的君民平等兼相爱（兼具形上形下两种思想进路）除外，其他我们不得而知。我们能说清楚的无非是道德儒和术势儒的思想进路不同，求仁的分歧很大。一个坚守修心固本的道统美德，君轻民贵的政治思想，要以人的天良自约，用仁义的修为去对治人欲膨胀的险恶，劝君为表率。一个则主张建立等级森严的礼法制度，人定胜天，用以恐惧人心，节制人的欲望，回到圣人治国的王道社会（荀子的《礼论》《国富》《君道》《臣道》基本都是这样的术势内容）。前者以孟子为代表，后者以荀子为代表。从而使儒分为二，导致法家崛起，叛儒称家。这才是不争的历史事实。致使秦后的历史至今两千多年来一直是儒表法里，王霸专制，时不时改朝换代，从没有真正回到过三代以前民本思想的王道社会来。

而今天的时代，我们的文明遇到了问题，我们就应该老老实实的追根溯源，认真反省，找出病根所在，然后对症下药医治，这才是我们该有的良知，做人的道理。我们知道人的行为是受人的思想支配的，人的思想是受人的观念支配的，人的观念又是人的文化教育形成的。所以，今天全社会面临的人性贪腐，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坑蒙拐骗，唯物是争，唯利是夺，都只懂斗争哲学和自利的最大化，这说明是我们的文化出了问题。文化出了问题，也就是我们的教育出了问题。因此，病根只能这样去找，一找就非常明白了。

由此可见，社会的问题出在人的精神道德上，说明我们的教育失衡的不是人的知识丢失，而是我们的道德文化丢失，道统文明丢失。也就是说，我们对我们文化的继承，丢失的是道德儒的思维方式，思想进路，但从来就没丢失过术势儒的思维方式，思想进路。尽管这两种思想进路，思维方式都是我万古中华文明的整体，“道心”“人心”执两用中，至高无上的中庸之道，就是看到这个整体不可偏废，这样得出来的，我们都得学好和继承。可是现在我们把这个文明的整体，恰巧是没有完整的继承，而是让我们的物欲知识，工具理性一枝独大，这才使我们的时代，我们的文明尴尬如此。乃至远不如国际儒学文化圈的日本和韩国。

到过日本的人都知道，他们的国人与国人之间相处，从大人到小孩不仅都非常有礼貌，而且都非常友善，讲卫生，讲文明，公共场所相互礼让，钱物离身从不需人照看，全社会道不失遗，夜不闭户，环境优美，城市安静。这都是需要文化素养来凸显的。对比才知有问题，难道就因为他们是我化外的夷邦，就该天生地超老师吗？

我曾经也不相信孔子儒学的文明力量会有如此巨大，可一个名叫徐业鸿，法号释净空的老和尚，在2007到2009年从国外回到安徽的汤池老家，办了一个传统文化培训中心，专讲孔子儒学，践行《弟子规》，带着自己的弟子以身示范，想不到三年时间，就把整个汤池镇的老百姓培训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流氓地痞改邪归正，全社会父慈子孝，尊老爱幼，人与人之间见面就行礼，相互帮助，非常亲善。比日本社会的文明程度有过之无不及。由此看来，根本不存在孔孟之道不能教化现代人的胡说八道。也不存在传统文明与现代文明格格不入的骗人胡扯，就看我们的教育愿不愿修复我们的道德文化，还原我们的道统文明。志在最高当权人。

这就是我写本文的期盼和结论。中华文明的远古王法是生生之法，只有保护天下苍生一个用途。最早的王法国人只要记住杀人抵命，欠债还钱，损人赔偿三天理，心存三纲五常之伦即可，没有人愿犯王法（今天，美国人的人权法律也都立的简明扼要）。后来的王法都是后世帝王将相的利益保护，既得利益人群为保护自己利益立下的法规。而我们今天的社会也是一样，各种利益部门的立法越来越多，社会的邪恶事件也越来越多，穷人打官司，律师都请不起，祸从口出，原告搞成被告是经常的事，社会怎么和谐？我们又该怎么去依法治国呢？正所谓“不教而诛，则刑繁而邪不胜”，这也是《荀子?国富》篇中的结论，二律背反的原话。所以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