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 儒 亦 法 话 荀 子

（本文作者骆承烈为曲阜师范大学教授）

孔子一生教出三千弟子，得其要领及有成就者七十多人。其嫡传为比他小四十六岁的曾参。曾参传孔伋，孔伋弟子的私淑弟子为战国前期著名的思想家孟轲，战国后期著名的思想家则是荀况。

一、儒学传人，但不能进入孔庙

《韩非子·显学篇》记“自孔子死后”儒家分为八派。“有子张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颜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孙氏之儒，有乐正氏之儒。”

“孙氏之儒”即指荀子这一派，荀子，名况，战国后期赵国人。当时人称其为荀卿，因避汉宣帝（刘询）之讳，改称“孙卿”，后人尊称为荀子，史籍对他的生平记载不多，人们推知他主要政治活动、学术活动的时间应在公元前298年到238年之间。他在齐国游学时，曾在稷下三任祭酒，到过秦国，曾在楚国任职，去职后在楚国的兰陵著书立说，死后葬于兰陵。

荀子作为儒学的传人，不仅在上述资料中记着“孙（荀）氏之儒”，更主要的是他继承了孔子的思想。孔子鉴于春秋末年社会上礼坏乐崩的现实，一生致力于“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复礼事业。弟子林放问“礼之本”，他回答“大哉问”，礼是最大的事。他教育儿子孔鲤“不学礼，无以立。”一个人不学礼，不能在社会上立身处世做人，他主张“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不但在见天子、诸侯等正规场合讲礼，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执礼、循礼，《论语·乡党篇》对此记之特详。荀子处于各国大讲耕战，“争于力气”的战国时代，社会上那些越礼、违礼、破坏礼的现象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他也在礼上大做文章。他认为“礼者，人所履也”[1]，如果一个人“不法礼、不足礼、谓之无方之民”，如果一个人“法礼，足礼，谓之有方之民”[2]一个人不仅在大事上尊礼，讲礼，在日常行为上，各种礼节仪式也要依礼、循礼。还应用礼来端正社会上的各种名分，并依此发展为人间的各种道德规范，这些主张，都说明荀子在继承孔子的思想；他是“儒家学派”的传人。

荀子讲礼，又在新形势下有些新发展。他主张礼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是依时代需要制定的社会行为规范。长了叫它短点，短了叫它长点；对“有余”多的、不合时宜的要“损”（减少），对“不足”，即还不能为当前社会服务的要“益”（增加）。为此，要依新时代制定新的礼，应肯定后世君主制定的礼，就是“法后王”。他又将“礼”发展为“法”，在“法”上又继续发展、扩充、强调，成为大名鼎鼎的法家。

儒家思想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基础，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从汉代以来，代代尊崇。自汉高祖刘邦亲赴孔子故里“太牢祀孔”以来，历代帝王相继尊孔、崇孔、祭孔。唐贞观四年令全国到处修起孔庙。孔庙大成殿内除供奉孔子、颜、思、孟“四配”及“十哲”（清代发展为包括朱熹在内的“十二哲”）外，大成殿前两庑供奉历代先贤、先儒。这些人物均为孔门弟子及历代对儒学作出贡献的人物。唐时只有二十多人，民国初年已增为一百五十六人。其中“先贤”七十九人，多为孔门弟子，“先儒”七十七人，为历代对儒学发展做出贡献的人。如孔安国、毛苌、董仲舒、韩愈、陆九渊、王阳明、王夫之，还有诸葛亮等人，都能进入孔庙配享。历代配享人物中，有的有争论，如北宋崇宁时期蔡京以恢复新法之名，将王安石请进孔庙。政和年间又将其子王雱请进孔庙（后来又把王安石父子赶出孔庙）。至于荀子，虽为儒家传人，但历代认为他的主张背叛了儒家，不承认他当年是儒家弟子，后世儒家对他也不尊重，两千年来一直没有进入孔庙。

二、历代重法，却表面崇尚儒学

近代的维新志士谭嗣同在其名著《仁学》中指出：两千年来的政治，是“秦政”，两千年来的学术，是“荀学”。一针见血地指出历代封建朝廷，说的是仁义道德，干的是专制独裁。表面上尊崇儒家，实际上干的却是法家的一套。这种做法，学术上叫“外儒内法”。

荀子的两大弟子韩非、李斯，分别从理论上到实践上，帮助秦始皇建起一个专制主义的封建帝国，历代也多依此道路走了下去。

两汉初年，在社会经济残破的情势下，统治者一度采用黄老之术，无为而治，一旦元气恢复，便转变了策略。实际上汉高祖、汉武帝时制定的《谤章》、《越官律》、《朝律》中的主要内容都是维护皇帝的尊严，安全和封建等级制度的规定。同时期，他们在“律”之外又发表了大量诏令，其权威往往超过法律。《汉律》中规定：诬罔者死、知而不举奏者死、大不敬者死、诽谤妖言者死……矫诏者腰斩、诈玺书者死。为了保证皇帝的安全，不卫宫者死，谋大逆者死、上僭不道者死、奢僭者死等等。汉武帝任用酷吏，这些酷吏定人之罪，同秦之苛法。而汉朝皇帝表面上却大倡儒学，两汉二十几个皇帝，除刘邦、刘秀外，所有皇帝的谥号都有一个“孝”字。孝文、孝武、孝昭、孝宣……西汉倡“孝悌力田，”东汉举“孝廉”，表面上奉行的是儒学，实为重法的荀学。

西汉末，东汉初，朝廷对儒学似乎尊奉一些了。但儒学又已谶纬化、神学化了。三国时期，魏、蜀、吴均崇尚法治，如曹操打击豪强，诸葛亮斩马谡等措施，自然是政治的需要。《晋律》是一部对后世影响较大的法典，有趣的是制律的人多是儒学大家。北方一些少数族统治者入主中原，在不断汉化的过程中，也纷纷制定律例。魏孝文帝这位执行汉化政策典型的君主，“肃明细纪，赏罚必行，肇革旧轨，时多奉法”[3]，经常“躬亲听狱”。他倡儒最典型，但用法最实际。

隋文帝统一南北后，直接指导制定了《开皇律》。唐太宗即位后，兴办的第一个大事就是在正殿左边设弘文馆，精选天下儒生当学员。贞观二年在国学里设“孔子庙堂”，封孔子为“先圣”，颜子为“先师”，扩大国子学舍令全国修孔庙，同时又把主要精力令长孙无忌等在《武德律》的基础上修定《贞观律》。高宗时在两律的基础上又编纂《永徽律》。赵匡胤黄袍加身久，命窦仪修订法律，制定了《宋重译定刑统》。元时用法律对各族压迫更厉害。明初朱元璋亲自编纂了一部以严酷著称的《大诰》，后来又有《大明律》，锦衣卫、东厂等。清代康、雍、乾时均不断发布遵依儒家精神的《圣训》，但从“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到文字狱，对国人统治更厉害。

人们冷静地看看历史，从汉承秦制所定的各种官制、军制、律例，都是以儒为表，以德为主，以仁为言。实际上都是以法为里，以刑为辅，以术为行。历代统治者巧妙地将法家思想纳入儒家体系，出现礼与法相融，以礼代法，以法行礼的事实，这正好体现中国特有的法治人治相统一的历史事实。如果说两千多年来，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在政治舞台上表演，这些演出的幕后人物却是荀子。尽管荀子不去孔庙，但他在历史上扮演的角色，比每一个进孔庙的人物都重要。

三、荀子高论，为先秦儒学精华

历史上研究荀子的人很多，学术界对荀子思想的研究中曾有多种高见，人们研究他“天人相分”的天人关系，“化性起伪”的人性论、“明分使群”的社会观、“法后王”的历史观、“隆礼重法”的政治观等，这些内容不予重述，只想从荀子的思想、影响等方面谈几点看法：

（一）荀子思想的出现是当时社会的必然产物

西方学者说公元前二世纪到八世纪这段时间为“轴心时代”。历史上许多著名人物出现在这段时间里，如释迦牟尼、耶稣基督、穆罕默德、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斯多德，以及中国的老子、孔子、墨子、孙子等等。中国这段时间是春秋、战国时期，正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经济上的变革、影响到政治上的变革，变革中新、旧势力有其代表人物，各家各派均作各种表演。最终的结果是封建制代替了奴隶制。荀子此人正是社会转型时期封建阵营思想的代表。春秋时期各国争霸，到了战国时期由几十个诸侯国争霸集中到七雄争霸。各国为了自己生存和战胜对方，都在讲耕、战。“耕”是加强生产、发展经济，增强国力，“战”是加强武力，保护自己，战胜别人。这些做法都十分务实，一切事情都是从今天做起，从自己做起，从实际做起，荀子的思想都体现这一精神。务实的法家思想指导雄才大略的君主走向胜利，乃历史的必然。

（二）荀子继承了儒家学说，发展了儒家思想

荀子尊崇孔子，重视经书，讲仁义，说道德，其政治、伦理思想的基调，都是儒家的。他以“大儒”自居，批判“俗儒”，他自创学派，要把儒家的基本思想更好地发挥，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摒弃孔孟“知天命”、“畏天命”即天命观中的消极因素，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和“化性起伪”说，强化了人的主体性。二是在人际关系上，他改造了孔孟贵“仁”崇“义”的道德观，提出“礼者，人道之极”[4]，“法者，治之端”[5]用这两个命题，加强了外在规范对人的强制性。如果说孔、孟用各种方式使人们提高道德，使人人变成好人，事实上很难做到的话，荀子在肯定内力的前提下，再要加强外力，才能办到。荀子强化人的主体性再加上对人的强制性，从两方面对人改造人并不矛盾，更现实些。荀子很重视儒家的经典，他提出“学为圣人”[6]本崇礼义[7]，他认为学要融会贯通，要请教师友，要学以致用等等，都与孔子的思想一致，所不同的是更具体化，也正是发展了孔子的思想。

（三）荀子的礼、法思想不但应时适用，而且影响深远

儒家乐于歌颂尧舜时的社会，那时人人平等、无倾轧之心，无贪婪之意，其实那是社会生产力低下的结果。生产力发展，人们有了剩余，剩余被某些人占有，成了奴隶主。奴隶主剥削奴隶显然无理，但在社会发展中，有人组织生产，有人管理社会，这就是社会的进步。怎样把社会管理好？有精神、有手段。儒家重在精神，法家重在手段，只有两者结合，才能把社会管好。重视精神当然应该，但在社会大变革中，手段尤其得要，荀子的法家思想正是精神指导下的手段，在战国时应时而生。其弟子韩非对管理社会的手段作了具体的论述——《韩非子》中的理论，其另一弟子李斯帮助秦始皇在手段上实行落实成功，人们习惯骂秦始皇是个暴君，但他运用法家思想统一六国，建立起一个与此前不同的封建大帝国，却是熠燿千古历史功绩。后世当权者接受秦亡的经验，实行“外儒办法”，使一个个王朝得以巩固、发展，正是荀子之功。

（四）研究荀子思想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历史发展到二十一世纪，经济繁荣、科技发达，社会进步的今天，人们看待荀子，一是在历史上他有明显的进步作用，一是他因时制宜，改革创新的精神对人很有启发。中华文化历史悠久，光辉灿烂，今天我们要继承古代优秀的文化遗产，但时代不同，要求不同，就要改革、创新。最近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对传统文化要“创新式转化，创造性发展。”十三亿中国人在马列主义指导下，认真学习，吸取古代文化的精华，创造性地用于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时，重温当年荀子的思想与行为，吸取其服务社会、改革创新的精神还是很有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