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统”到“三本”：中华信仰的形成与普及

（本文作者为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荀子?礼论》有云：“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无天地恶生？无先祖恶出？无君师恶治？三者偏亡，无安人。故礼，上事天，下事地，尊先祖而隆君师，是礼之三本也。”“三本”观念非常重要，他事关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和道德追求，“天地君亲师”曾经在历史上成为中华各族共有精神家园，对维系中华民族特有的文化心理、价值判断，特别是趋同的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都具有重要作用。

寻考历史，荀子的“三本”学说，既是荀子本人的杰出创造，也是对中华上古文明积淀的合理继承和经典总结，荀子这一学说，与孔子总结出的夏商周文化“三统”的理论，亦即以“天道”（天命）为核心的本体论体系，以“鬼神”（祖先）为核心的道德体系，以“礼乐”（仁义）为核心的心理文化体系，具有非常直接的联系，“三本”无宁就是孔子“三统”学说的形像表达。

《礼记·表记》引孔子的话说“夏道尊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价值观上是“尚忠”，重天道、天命和自然；“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在价值观上是“尚质”，重威权、祖宗和孝道；“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在价值观上是“尚文”，重人文、仁义和礼乐。夏、商、周“重天命”而“贵自然”，“尊鬼神”而“首孝悌”，“守礼乐”而“重仁义”的三大特点，构成了中华民族数千年来的精神信仰和价值追求。

一、天道与天命

“天”本是自然界的客观概念，古人在日常生产生活中，意识到“天”运行的规律性、永恒性、自然性等特性，形成了一整套形而上的，广涉伦理、道德、哲学、宗教、政治乃至科学含义的天道、天命观念。

“有天地，然后有万物”（《周易?序卦传》），古人将天地运行与万物化成，人类诞生，君臣形成，礼义构建等联系起来，认为正是天道的运行，产生了万事万物。人与宇宙同处一个系统中，互相关联，互相影响：“天命之谓性”（《中庸》）的认识将天与人联系起来，赋予二者骨肉相连、情感相通、思虑相感的关系，从而形成了中国人特有的“道法自然”和“天人合一”的宇宙观。

道家基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的冥想，提出了“道法自然”的命题。儒家则认为天人一体、德性相通，人性反映天道，天道也将影响命运。“天道”通过“天命”影响人类，是决定人类本性和命运的最高权威。同时，人类通过检视自我来感知天命，并由此体会天道，效法天地，顺应时势，终能建功立业，有所作为。这种往复互通的天人效应要求治国理政者要“敬天保民”，卿士大夫要“乐天知命”，戡乱创业者要“替天行道”，君子学人要“知性知天”，普通百姓要“敬天法祖”。从而构成天道—天命—天性—知天—敬天—赞天—畏天的信仰体系和价值观念。孔子重视知命、闻道，认为君子应该做到“下学而上达”。正是在儒家学说的影响下，天、天道、天命、命，才成了中国人认识天人关系，实现终极关怀，阐释人生价值，树立生命意义的重要因素和权威依据。

二、鬼神与阴阳

“鬼神”信仰，不纯粹是迷信或愚昧的表现。在早期文明阶段，它反映了人们对于美好事物的想象和追求，或是对于祖先（以及其他超人力量）的崇拜和感恩，是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殷商时期，“率民以事神”，鬼神信仰发达，其所卜问的对象以祖先神为主，此即荀子所称的“亲”。所谓“鬼神”即是祖宗，鬼者归也，神者伸也，从语源上讲，人类将故去亲人称“鬼”称“神”，完全是出于对阴、阳二气消长的认知。《周易?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天道的具体体现即阴、阳。天道生物，天命主宰万物，全在于阴阳的演化。古人认为，人之生、死，也是阴、阳二气的起灭聚散。阴、阳平衡为人，阳熄纯阴为鬼，阴熄纯阳为仙，鬼神不过是阴、阳二气的伸缩盈虚罢了。

要想修得“神”圣的境界，需要掌握变化的原理和奥秘，需要知道变化的先兆和节点。“鬼神”是对阴阳变化的形象描写，是对变化的通俗概括，是对圣人设教的神秘表达，也是对事业成功的先期预测。《周易·系辞上》说：“一阴一阳之谓道。”道的运行、阴阳的消长才是“鬼神”产生和“显灵”的根本原因或动力。

鬼神，作为人类对美好事物的预期设定，对未知世界的哲学表达，对理想境界的虚幻构拟，其概念和内涵在后世趋于纷乱庞杂。许多善恶不一，美丑非类的精灵古怪形象被人为创作出来。如此一来，鬼神的玄虚和迷信色彩也便愈来愈浓厚，很大程度上反而弥盖了其本来面目。溯其本初，鬼神无非是“祖先”的存没、“阴阳”的消长，认识到这一点，我们的鬼神观才是完整的、无害的。

三、礼乐与仁义

礼乐与仁义，简称“礼义”，是人类社会维系和平秩序的制度保障，也是天地之道顺利推行的延续和完善。中国号称“礼义之邦”，礼乐文化自古发达，由来久远，而形成真正的礼乐制度则始自周代。唐代孔颖达认为礼的终极根源是宇宙精神（太一），其直接功能则是节制人的情欲。“太一”即太极，也就是万物资以发生的原始状态。这就使礼乐与表现为“阴阳”的天道、反映出阴阳消长的“鬼神”，有了同源共贯的关系。只不过，阴阳是虚的，鬼神是不可着摸的，而礼乐则是制度化的“天道”和“阴阳”。

礼是人所履行的规范，是人格自觉的人们过文明生活的实践哲学。“周公制礼作乐”，号称“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举凡人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伦理生活、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一切规矩，无一不属于礼制节度的范围。一个士人如果很好地掌握了这些规定，遵守了这些规范，那他就能很好地立身于这个社会，与人们和谐相处，并有望生活幸福、事业有成。在儒家看来，真正的“人”，应该是从知道并服行礼义开始的：礼将人类引向文明和秩序。《周易》说：“有天地然后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夫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礼义有所措。”天地、祖先、君臣、礼义等等，同出一源，本来一体，礼义的核心是规范天人、君臣、父子、夫妇之义，是荀子以“君”为重心的“天地君亲师”秩序的制度性表达。

礼主别，乐主和。礼主秩序，乐主和合。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论语?学而》）礼与乐不仅相须而行，而且互济互补，共济太和。礼乐的精神实质又是仁义。孔子认为，一个人要完善自己的修养，一定要以“义”为质，以“礼”为行动的规范。君子本质上是行义，但为了行义的方便（《论语?卫灵公》：“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却要用礼仪来文饰。君子重义，而行其所重又莫非礼仪。孔子希望将礼乐教化推行天下，人人被教，个个知礼，从而构建起“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的理想国度。

综而言之，三统之中，天道是最高的，也是最根本的，鬼神只是对天道阴阳法则的表现，礼乐则是人类对天道的模拟。天道有阴阳，阴阳有消长，故表现为鬼神（归伸），天道有节文，鬼神有规矩，故人道制定礼乐来推行之，效法之。如果说，在夏代天道尚是对其节度、历数的揭示和模拟的话，商代则是将天道人格化，化为神圣的时代，周代则是在继承天道、鬼神崇拜基础上，对天道、鬼神以及人事进行制度化建设的时代。《周易?说卦传》：“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如果就其大者言之，“阴阳”即是天道（或天命）；“柔刚”即是阴阳之变，相当于“鬼神”；“仁义”即是一切制度规范的核心价值，故可当“礼乐”，《周易》将天道、阴阳（鬼神）与礼乐、仁义贯通了起来。

夏人崇天命，尚忠质，是人类处于自然崇拜的状态；殷人尊鬼神，尚朴实，是信仰形成的形上状态；周人重礼乐，崇尚文化，是文化自觉和自信状态。这三个境界，从而形成了中国人“道法自然”“天人相与”“鬼神无欺”“敬天法祖”的信仰系统；“仁义忠信”“礼乐文明”“崇尚人文”的文化系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政治系统。如果将此“三统”观念加以提练，应当是“道、孝、仁”，分别代表了尊重自然、尊崇祖先、尊重民意的价值取向。由于信仰和价值观的不同，夏、商、周三代在历法、服色、制度上都各有区别，后人不知，反忽其本而重其末，甚至“总结”出三代异姓的历史循环论，可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除了继承孔总结的文化“三统”学说外，荀子思想还有可能继承了春秋时期晋人共叔成（栾共子）的思想，《国语?晋语一》载栾共子对曲沃武公曰：“成闻之：民生于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师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长，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壹事之。”已经将“父”“师”“君”三者并举，并以“闻之”为据，说明此一思想已经成为当时正人义士的共识，或来自比春秋更早的古训。《荀子》再增加“天”和“地”，便形成“天地君亲师”的“礼乐三本”论。形成系统的感恩“天地君亲师”的观念，对后世中国影响甚大。东汉出现的《太平经》已将“天地君父师”整齐地排列在一起，供人们崇拜；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在巨人文献中已经正式出现。明朝后期，“天地君亲师”的供奉，已经在民间广为流行；至清雍正初年，以帝王和国家的名义，确定“天地君亲师”次序，并对其意义进行权威诠释，特别突出“师”的地位和作用。从此，“天地君亲师”信仰，与中国古代祭天地、祭祖宗、祭圣贤等民间祭祀综合，成为风行全国的日常而又重大的祭祀活动。钱穆指出：“‘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晚学盲言》）诚不诬也！

“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物质财富要极大丰富，精神财富也要极大丰富”（习近平语，见2015年2月28日在会见第四届全国文明城市、文明村镇、文明单位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先进代表时讲话）。信仰问题是影响一个民族，甚至每一个人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的根本性问题。“一个人的信仰，决定了他的全部行为；一个民族的信仰，决定了这个民族的未来。”（国平：《中国人为什么需要信仰》）有人说，“中国人没有信仰，而没有信仰的民族是可怕的”。说这种话的人，不是不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是用西方的宗教信仰来衡量一切。诚然，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西方意义的一神的、排他的宗教，很多人也不太关心宗教问题，但自古以来，在中国人心目中，对于天地生成之泽的感戴，对于祖先养育之恩的感念，对于先圣先贤教诲之德的感谢，始终没有缺失过。自夏、商、周以来形成，经由孔子、荀子总结并传播的“三统”观念，便是中国人数千年信守的共同信仰。千百年来，“三统”和“天地君亲师“观念深入人心，一直作为全民的精神家园，浸润于民族的血脉之中，体现于中华民族的行为之上：敬天崇道、尊祖重孝、遵礼贵仁等价值观，已经积淀成为中华文化的特色与基因，激励着我们的民族一代又一代生生不息、走向辉煌。在面对日益剧烈的文明冲突和文化竞争的当下，如何深入挖掘“三本”和“三统”在中华传统信仰的历史地位和合理价值，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对当今信仰重建、价值重构、道德重振、秩序重整，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和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