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荀氏儒学的形成看科学儒学的建立

【内容提要】科学儒学要以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与发展前进的参照系，担当起彰显中国特色、解决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的使命。建立科学儒学必须甘于寂寞、勇于担当，坚持唯物辩证法，真善美三位一体，王道与霸道兼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融通，学术必争鸣、底线不丧失等原则。建立科学儒学体系必须对传统儒学体系进行改造提升。

【关 键 词】科学儒学、传统儒学、中国特色、唯物辩证法、真善美三位一体、改造提升

一、缘起

荀子在《非相》篇中指出：“欲观千岁，则数今日；欲知亿万，则审一二；欲知上世，则审周道；欲知周道，则审其人所贵君子。故曰：‘以近知远，以一知万，以微知明。’此之谓也。”荀子在这里揭示了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认识某类事物的普遍性，必须从研究这类事物中某个个体的特殊性开始。

众周知，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科学”二字赫然在列。这是萌生建立科学儒学念头的开端及启发。

革命领袖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中全会所作的报告中指出，不是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当作教条看，而是当作行动的指南。不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字母，而是学习他们观察问题与解决问题的立场与方法。“只有这个行动指南，只有这个立场与方法，才是革命的科学，才是引导我们认识革命对象与指导革命运动的唯一正确的方针。”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指出，要建设“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沿着这条线路走下来，产生了关于指导中国革命与建设实践的“科学”——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这是建立科学儒学的第三个启发点。任何一种思想学说如若不能建立起符合实际、逻辑严密、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终将退出历史舞台。

牟宗三先生在《重振鹅湖书院缘起》一文中说：“自孔、孟、荀至董仲舒，为儒学第一期，宋明儒为第二期，今则进入第三期。儒家第三期文化使命，应为‘三统并建’，即重开生命的学问以光大道统，完成民主政体建国以继续政统，开出科学知识以建立学统。”上个世纪那场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的口号与旗帜就是“科学、民主”。这是建立科学儒学的第二个启发点。“科学”可以为推翻帝制、缔造共和大造舆论，同样可以为传承与弘扬儒家思想学说注入新的推动力量。

荀子在《王制》篇中说：“其有法者以法行，无法者以类举，听之尽也。”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进程则是这种科学理论的深化发展。同理，儒学要想使自己成为一种始终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理论体系，必须借助于“科学”。

1999年版的《辞海》中对“科学”的解释是：“运用范畴、定理、定律等思维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本质的、规律的知识体系。”但《辞海》的解释只是着眼于“知识体系”，而没有考量围绕建构“知识体系”所关联的价值判断、情感体验、能力水平与审美情趣。因此，本文所主“科学”既讲求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之“真”，又要讲求致力于维护与实现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之“善”，更要讲求“真”与“善”二者有机融合之“美”。

陈来先生认为，现在存在三种在场的儒学，即学术儒学、文化儒学和民间儒学。蒋庆先生认为传统儒学可以分为政治儒学与心性儒学。二位先生的划分各有其据，值得我们认真学习思考。传承弘扬传统儒学（为便于叙述，本文把民国以前的儒学体系统称为“传统儒学”，与之对应的就是“传统儒家”），这是现代中国发展前进的必然要求，传承弘扬离不开创造创新，创造创新必须有一个新的标杆。这个标杆就是科学儒学。科学儒学不仅是一种知识体系，还应该是一种价值判断体系、情感体验体系、能力水平体系与审美情趣体系。

二、建立科学儒学的必要性

1、科学儒学的定义

科学儒学是指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先秦儒学“仁”“义”“礼”为基本轴心，以彰显中国特色为使命，通过改造提升传统儒学体系，集“真”“善”“美”于一体，使之大众化、科学化。

2、科学儒学的指导思想与参照系——马克思主义

（1）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儒学的指导思想，在于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人找到了繁荣富强的正确道路

尽管儒学在汉武帝到清末民初的2000余年当中，曾经作为历朝历代的主导思想，但在帝国主义列强“船坚炮利”面前，却不能指引中国人民走出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宰割的境地。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的仁人志士都在为寻求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向中国的传统文化去寻找，向西方的资本主义去寻找，但许多人都因没有取得成功而空怀余恨。唯有中国共产党人在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找到了带领中国人民走向繁荣富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让中华民族真正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十月革命送来的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又产生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体系，包括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等内容。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真理就要坚持，是真理就要向其看齐（见贤思齐）。队列看齐是向排头兵齐，排头兵就是他人的参照系。马克思主义是指引中国走向成功之路的科学理论体系，因此要想建立科学儒学，就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与参照系。

（2）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儒学的参照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批判继承、融合创新的相似性

    荀子有《非十二子》，恩格斯有《反杜林论》。荀子在《性恶》篇中通过对孟子“人之性善”的思想的批判，提出了著名的“人之性恶”学说。而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通过对杜林各种观点的批判，一是系统地提出了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论，即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二是系统地论述了以生产关系为研究对象的政治经济学；三是系统地论述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荀子讲人较于动物的最大区别在于人能群，如何做到“能群”，在马克思那里叫“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语出《共产党宣言》），在毛泽东那里叫“组织起来”，叫“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有了先进思想武装的、有了革命政党的正确领导的、有科学合理社会制度约束的人民群众的智慧与力量才能得到有效整合，汇成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方面建设的浩浩大军。

荀子思想的形成就是在充分吸收儒家、法家、纵横家、兵家、道德家、名家等学派主张的基础上形成的。沿着这条线路走来，南朝时期的兰陵萧氏传人梁武帝萧衍提出了著名的儒、释、道“三教同源”说，任继愈先生则认为“儒佛道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载体”。

马克思主义则是汲取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与英、法空想社会主义等思想学说的基础上产生的。

儒学的发展需要从马克思主义那里汲取营养与智慧，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要从中国传统儒学中度天道、接地气、连人脉。

（3）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儒学的参照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都把着眼点放在家庭、国家、社会等人际关系的调适之上

传统儒学的立足点与出发点就是家庭与社会，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荀子有关家庭、国家、社会的文章以《王制》篇最为代表，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的家庭、易洛魁人的氏族、希腊人的氏族、雅典国家的产生、罗马的氏族和国家、克尔特人和德意志人的氏族、德意志人国家的形成等内容。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一文指出：“劳动愈不发展，劳动产品的数量、从而社会的财富愈受限制，社会制度就愈是在较大程度上受血族关系的支配。”

（4）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儒学的参照系，在于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所追求的都是让整个人类过上幸福自由的生活

实现所有人的幸福自由，在传统儒家那里叫“天下大同”，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叫“共产主义”。这是典型的殊途同归功。

建立科学儒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参照系。

3、科学儒学的使命

革命领袖毛泽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是和各个国家具体的革命实践相联系的。对于中国共产党说来，就是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洋八股必须废止，空洞抽象的调头必须少唱，教条主义必须休息，而代之以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中国特点”“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中国气派”皆是指“中国特色”。

郭建宁先生曾经指出，在当代中国的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中，儒学既不能缺位，也不能越位。本人以为不能缺位就是要彰显中国特色，不能越位就是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

（1）必须彰显中国特色

关于儒者或儒学的使命，荀子讲要在朝美政，在野美俗。张载讲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经过数代先进知识分子的艰辛探索，中国繁荣富强所走的正确道路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指导中国前进的思想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或者说是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当今中国儒者或儒学的根本使命就是把“中国特色”彰显出来，这个根本使命就是建立科学儒学的必要性，就是儒学的不能缺位。

“中国特色”是什么，可以有许多答案。但“中国”为什么是“中国”？不仅在于领土、人口、主权与政权，更在于数千年来已经形成的中华文化。中华文化的标志是什么，可以有许多答案，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文化应是最为鲜明的标志。彰显“中国特色”的首要任务就是要传承弘扬中华儒学，使之大众化、科学化、系统化。

“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决定了它必须植根于中华传统文化的丰厚沃土。“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这方沃土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俱新，方可充满生机与活力，自立、自强、自信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大众化、科学化、系统化的儒学必须与时俱进、与时俱新。

众所周知，在中国共产党人在完成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正是从包括传统儒学在内的中华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与营养，才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正如孔德永先生在《我们需要一支兼通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队伍》一文中指出的那样：“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率先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人，有着深厚的国学背景和修养。最初的马克思主义者，以及最初的自由主义者都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根底。他们与那些始终坚守传统的文化保守主义者一样，深受儒学系统教育。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往往是从儒家文化出发来理解、接受和认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特色”与传统儒学密不可分。离开传统儒学，就不能擦亮中国特色的名片。

现在理论界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研究传统儒学均已有了蔚为壮观的队伍。擦亮中国特色的名片，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志与研究儒学的同志皆须做出自己的努力。退一步是为了更好地前进两步、三步甚至更多步。研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志与研究传统儒学的同志都必须回到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那样一种状态，既精通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又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在此基础上勇于勤于投身社会实践。这样才能让马克思主义理论之树常青，让科学儒学之树常青。

（2）必须担当起解决当今人类社会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的使命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指出：“当今世界，人类文明无论在物质还是精神方面都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物质的极大丰富是古代世界完全不能想象的。同时，当代人类也面临着许多突出的难题，比如，贫富差距持续扩大，物欲追求奢华无度，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社会诚信不断消减，伦理道德每况愈下，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等等。”

如何引导人们走出困境与困惑，无疑需要借用传统儒学的价值观念与智慧来加以创造性地应对。这个创造性应对应是科学儒学的使命之一。

4、建立科学儒学的可行性

建立科学儒学在当代中国的可行性如下：有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有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权的重视与支持，有人民群众的衷心期盼与大力支持，有一支精通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理论队伍，有一支初具规模的儒学研究队伍。相对于荀子、马克思等人，建立科学儒学有更多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最新成果可以借鉴吸收。

三、建立科学儒学的原则

1、甘于寂寞、勇于担当原则

荀子在《修身》篇中说：

“良农不为水旱不耕，良贾不为折阅不市，士君子不为贫穷怠乎道。体恭敬而心忠信，术礼义而情爱人，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贵；劳苦之事则争先，饶乐之事则能让，端悫诚信，拘守而详，横行天下，虽困四夷，人莫不任。”

这就是今天所讲的甘于寂寞，勇于担当。当然真正致力于儒学传承弘扬的人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应当有其一定的社会地位与经济保障。但是，人类社会的前进是靠奉献者推动的。因此，致力于儒学传承弘扬的人首先想到的不是社会地位与经济待遇，首先想到的是是否做到了“在朝美政，在野美俗”。

2、坚持唯物辩证法原则

（1）既讲“天人相合”又讲“天人相分”是荀氏儒学的一大特色

荀子在《礼论》中说：

“性者，本始材朴也；伪者，文理隆盛也。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性、伪合，然后成圣人之名，一天下之功于是就也。故曰：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接而变化起，性伪合而天下治。”

这是在讲“天性”与“人为”的对立统一性。

荀子在《天论》中说：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受时与治世同，而殃祸与治世异，不可以怨天，其道然也。故明于天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

这是在讲“天人之分”，即“天道”与“人为”的区分——天是天，人是人，不能将二者混为一谈，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讲就是强调了“天道”与“人为”的对立性。

荀子在《性恶》篇中讲：

“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礼义者，圣人之所生也，人之所学而能、所事而成者也。不可学、不可事而在人者，谓之性；可学而能、可事而成之在人者，谓之伪；是性、伪之分也。”

这里仍然强调了“天道”与“人为”的对立统一性。

“性者，本始材朴”，“凡性者，天之就也，不可学，不可事”，是讲人性的本原及其客观性。“无性，则伪之无所加；无伪，则性不能自美”，是讲“天人合一”与“天人之分”二者兼顾。用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讲，就是正确处理了尊重客观规律与发挥主观努力的辩证关系。

沿着这条线路下来，我们以看到王籍的“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可以看到薛道衡的“入春才七日，离家已二年，人归落雁后，思发在花前”，可看到张载的“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 ……。是真理，就可以穿越时空，中国文化的丰厚沃土是唯物辩证法能够在中国扎深根、结硕果的根本原因。张岱年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典哲学中有许多思想观念与马克思主义有相通互近之处。中国哲学中有一个唯物主义的传统，又富有辩证思维，这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有相互契合之处，这是应该深入理解的。” 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彰显中国特色同样必须坚持唯物辩证法。

众所周知，和平与战争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一厢情愿的祈求和平那是办不到的，和平是战争打出来的。荀子就讲：“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既要拿出反对战争的真诚愿望，又要拿出保卫和平的强大国防力。和平“王道”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战争“霸道”的坚强后盾。

中国特色与唯物辩证法的这种天然亲和性，是建立文化自信的根本支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尽管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土壤是西方文化，但是经过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淬砺，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融合，已经转化为中国革命传统文化的“主导内容及标志性符号”。

（2）古为今用，洋为中用

荀子在《王制》篇中说：

“北海则有走马、吠犬焉，然而中国得而畜使之。南海则有羽翮、齿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国得而财之。东海则有紫紜、鱼、盐焉， 然而中国得而衣食之。西海则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国得而用之。”

这是在说只要能够有利于自身发展前进的自然资源与社会资源都可以拿来为我所用。荀子作为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在与各家各派进行争鸣交流的过程中，不断汲取各家各派的长处，最终形成了“制天命而用”“人性之恶”“明分使群”“隆礼重法”等一系列崭新的思想学说。

比如，如何理解“中庸”这个概念，就可以运用化学中的“可逆反应”来加以类比，一般情况下一个化学反应能够进行，与一定的条件密切相关，科学家们称此为“理想状态”，达不到“理想状态”，一个化学反应就不能向着正方向的方向进行。这个“理想状态”就是“恰到好处”，就是“过犹不及”。

儒家传统六艺的理解之一就是“礼、乐、射、御、书、数”。“礼乐”更多地是思想道德教化，“射御”更多地是强身健体，“书数”更多地是审美教育、智慧教育。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全面发展，就是文理并济，文武兼备。

我们知道，荀子在2200多年以前就提出了人最为贵的原因于“人能群”，这是从社会学领域的“群论”。无独有偶，在荀子2000多年后的1832年，法国的伽罗华提出了数学领域著名的“群论”思想体系，完成了具象数学向抽象数学的超越。人类需要“礼序群”，解决方程求根问题需要“运算群”（进入巨型电子计算机时代，又产生了诸如“云计算”、“大数据”等有关“运算群”的新鲜事物）。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都需要借助于“群”来进行抽象与概括，这无疑也是殊途同归。

建立科学儒学必须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自然包括文理并济，文武兼备。

（3）和而不同

孔子曰：“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荀子在《王制》篇中说：

“分均则不偏，势齐则不壹，众齐则不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处国有制。夫两贵之不能相事，两贱之不能相使，是天数也。势位齐，而欲恶同，物不能澹，则必争；争则必乱，乱则穷矣。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书》曰：‘维齐非齐。’此之谓也。”

这是在说要想达到一个理想的治理境界，必须允许恰当的差别、差异存在。这实际上提出了多样性与一致性的辩证关系。沿着这条线路，我们可以说建立科学儒学必须坚持和而不同。

荀子在《非十二子》篇中批判了子思、孟子“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统，然而犹材剧志大，闻见杂博。案往旧造说，谓之‘五行’”；在《性恶》篇中对孟子人之“性善”逐一批驳，得出“人之性恶”的结论。但荀子并没有把孟子一棍子打死。他在《大略》篇中却把孟子三见齐宣王不言事为的是“我先攻其邪心”当作自己的座右铭。

在中国儒学史上，最为人们称道的是朱熹、陆九渊鹅湖寺之辩，虽然他们在学术上争论激烈、互不相让，但在私下里却是再好不过的知心朋友，经常书信来往。这就是君子之交——相互砥砺相互促进的博大胸怀。

如果没有孟子的“人之性善”，荀子的“人之性恶”就没有发力点。同样，没有杜林各种思想的滥觞，恩格斯的《反杜林论》也不可能完成的那么迅速。但是，杜林从因学术之争却被柏林大学开除而丢了饭碗，一个学术上的失败者沦落为个人私生活的失败者，这样做非常有失公允。恩格斯对柏林大学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因为没有杜林所树立的靶子，恩格斯的学说便“无的放失。”从这个意义上讲，不能以思想争论的成败为由来搞“成者王侯败者寇”，不应该让争论对手成为侮辱、打击的对象。搞不好，就会出现“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

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荀学研究上，宋代的一些儒者片面地认为：“只一句性恶，便大本已失。”这是他们把理解孟子性善论的思维惯性衍推到荀子身上，把荀子的性恶论简单地说成人一生来就是恶的。他们一开始就犯了思想僵化的错误，以至于现在仍然有学者这样来理解。

在中国佛教史上也有一桩公案，那就是弘忍大师的两个弟子神秀与惠能的争论。神秀对大彻大悟做了个形象比喻：“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染尘埃。”惠能的对接是：“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曾染尘埃?”惠能的偈语获得了弘忍大师的认可。但这并不是说神秀对佛学没有贡献，因为没有他的偈语引导，惠能也是没有什么可以凭借的。

众所周知，在生物界，两种遗传基础不同的植物或动物进行杂交，其杂交后代所表现出的各种性状均优于杂交双亲，比如抗逆性强、早熟高产、品质优良等，这称之为杂交优势。同样，学术与理论创新也需要不同流派的相互诘难、相互砥励的“杂交融汇”。荀子正是通过对先秦时期的儒、法、道、阴阳、纵横、墨、名、兵等百家思想学说进行“杂交融汇”，才提出了至今仍闪烁着真理与智慧光芒的崭新思想体系，成为那个时代理论创新的一面旗帜。依理而推，建立科学儒学，既要保持理论创新、实践创新的敏锐性，又要具备对整个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的一切优秀成果进行吸纳包容的广阔胸怀。今天的儒学研究亦应有不同的流派，亦应有更深化更细致，才能更好推进儒学的传承弘扬，也才能在更高层级上进行统领整合。

（4）与时俱进

孔子讲“温故而知新”。在战国时期，韩非在《显学》篇中记述说孔子去世以后儒分为八。即子张之儒、子思之儒、颜氏之儒、孟氏之儒、漆雕氏之儒、仲良氏之儒、孙氏之儒（指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乐正氏之儒。相对于周公，孔子之学应为“新”；相对于孔子，子思、子夏之学亦为“新”；相对于子思、子夏，孟子、荀子之学亦为“新”……，这就是与时俱进。

荀子在《王制》篇中说：

“王者之制：道不过三代，法不贰后王。道过三代谓之荡，法贰后王谓之不雅。衣服有制，宫室有度，人徒有数，丧祭械用皆有等宜。声，则凡非雅声者举废；色，则凡非旧文者举息；械用，则凡非旧器者举毁。夫是之谓复古。是王者之制也。”

这是在说“王者之制”必须“法后王”，这是最为典型的与时俱进。

在自然科学领域，关于光是波还是粒子的争论持续了300年之久。到了1905年3月，爱因斯坦在德国《物理年报》上发表了题为《关于光的产生和转化的一个推测性观点》的论文他认为对于时间的平均值，光表现为波动性；对于时间的瞬间值，光表现为粒子性。此即微观客体波动性与粒子性的统一，即光的波粒二象性。但是不能就说牛顿的粒子说与惠更斯的波动说就是错误的。如果没有粒子说与波动说争鸣争论的持续深入，就不会有爱因斯坦波粒二像性理论的创建创立。相对于牛顿、惠更斯，爱因斯坦也是与时俱进。

建立科学儒学，必须做到与时俱进。

3、真、善、美三位一体原则

科学儒学之“真、善、美”三位一体，是指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真、善、美”的价值尺度与追求实现“真、善、美”的方式方法的统一体。

（1）科学儒学之“真”一是讲为什么要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以及如何做到“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坚持理性思考；二是如何诚心诚意地做人做事

荀子在《天论》篇中认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循道而不忒，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袄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倍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袄怪未至而凶。”这里的天之“常道”是什么？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客观规律。顺应“常道”，则“天”不能让人“贫”、不能让人“病”、不能让人“祸”，但违背“常道”，则“天”不能让人“富”、不能让人“全”，不能让人“吉”。“强本节用，养备动时，循道不忒”与“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并无二致。这在当今语境下叫“求真务实”。

从提高个人修养的角度讲，“真”就是“诚心诚意”。荀子在《劝学》篇中，对诚心诚意（一心一意，全心全意）的学习有如下解释：

“百发失一，不足谓善射；千里跬步不至，不足谓善御；伦类不通，仁义不一，不足谓善学。学也者，固学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涂巷之人也；其善者少，不善者多，桀、纣、盗跖也；全之尽之，然后学者也。”

唯有诚心诚意才能感悟人生的真谛。

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

“我们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我国历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完全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学到的，就必须做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欺骗古人。这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求真务实，不搞欺骗，是建立科学儒学的必然选择。

（2）科学儒学之“善”一是讲要以维护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己任，二是讲善于掌握与运用“追求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科学方法

荀子认为大儒的作用就是“在朝美政，在野美俗”。不论“美政”还是“美俗”，目的都是为了国家的长治久安，人民的安居乐业，这与今天维护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并无二致。因为当今中国最高境界的“善”就是维护与实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荀子在《劝学》中说：

“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吾尝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见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长也，而见者远；顺风而呼，声非加疾也，而闻者彰。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

“善假于物”是荀子最为重要的方法论之一。荀子成为百家争鸣的总结者、先秦诸子文化的集大成者，应与“善假于物”密不可分。

既要有追求“善”的志向与理想，又有善于实现“善”的策略与方法，这是科学儒学的又一必然选择。

（3）科学儒学之“美”一是讲“求真”与“向善”的有机结合，二是讲个人修养完善完美的价值尺度与达到完善完美的方式方法

荀子则讲“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为美”，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讲“和谐即美”。真理为“美”，善良为“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科学儒学所主之“美”应当是“求真”与“向善”的有机结合，应当是个人内在心性修养价值尺度与方式方法的完善完美。

谈起“美”，“兰陵”之名就是源于楚国“香草美人”的审美价值。“兰陵美酒”之名亦是继续了这个传统。到了明朝的时候，大诗人高启也在梅花诗中写道：“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很明显也是“香草美人”的审美尺度。形式之美更多地依赖于人的心灵之美。

从个人修养的角度讲，20世纪80年代开展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实际上已经给出了个人修养完善完美的价值尺度与达到完善完美的方式方法。1981年2月15日，全国总工会、团中央、全国妇联、中国文联、中国爱卫会、全国伦理学会、中华全国美学学会等9个单位联合作出《关于开展文明礼貌活动的倡议》，号召全国人民特别是青少年开展以“讲文明、讲礼貌、讲卫生、讲秩序、讲道德”和“语言美、心灵美、行为美、环境美”为主要内容的“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五讲四美”的口号一经提出，很快就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成为社会生活中一个公认的道德建设准则。“五讲四美”文明礼貌活动既是着眼于改革开放的现实，也是着眼于中华传统美德的传承弘扬。树立科学儒学之“美”的标高，应当在“五讲四美”的基础上继续前行。

4、王道与霸道兼用原则

荀子在《性恶》篇中说：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

这是说人如果没有礼义刑罚的约束与强制，人比其它的动物更可怕。顺性而为就会产生“人吃人”。英国历史上的“羊吃人”（资本家对利润的无节制追求）就是“人吃人”的具体表现之一。

荀子在《王制》篇中说：

“力不若牛，走不若马，而牛马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

这是说人之所以为人就在于其“能群”。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讲，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不论荀子还是马克思都揭示人的本性——社会性。离开了社会，人将寸步难行。《罗宾逊漂流记》已经经出了明确答案。人的生存发展要靠社会，人的价值体现要靠社会。作为个体的人与作为群体的社会之间必然是对立统一的关系。

荀子在《强国》篇中说：“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秦始皇的中央集权制、郡县制、车同轨、书同文字、统一度量衡、统一货币等等，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群体的整体利益。但却引起了六国旧贵族们的强烈反对。在新的制度下，旧贵族的特权不复存在，他们要强烈反对，这是最根本的。从深层次上讲，就是个体自由与社会约束的矛盾。人总是想挣脱社会的约束，做一个超然而于物外的自由者。但，这永远做不到。原因就是人的社会性使然。鲁迅在《狂人日记》中的著名观点就是“礼教吃人”。这种观点只是看到了或者放大了“礼教制度”的弊端，而没有看到“礼教制度”对于整个社会所起到的整合维系作用。片面化、绝对化的思维模式是建立科学儒学必须坚决反对的。

“顺而有节”是荀子“人之性恶”思想的核心。他在《性恶》篇中说：

“故古者圣人以人之性恶，以为偏险而不正、悖乱而不治，故为之立君上之势以临之，明礼义以化之，起法正以治之，重刑罚以禁之，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也。”

这就是说为了能够让人类结成一个运转有序、具备持续发展的社会群体，必须运用包括“君上之势”、“礼义之化”、“法正之治”、“刑罚之禁”在内的综合治理手段。“礼义之化”可归于“王道”；“君上之势”、“法正之治”、“刑罚之禁”可归于“霸道”。也就是说“使天下皆出于治、合于善”必须做到“王道”与“霸道”兼用。

5、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原则

（1）知行必须相合

荀子在《儒效》篇中说：

“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为圣人。圣人也者，本仁义，当是非，齐言行，不失毫厘，无它道焉，已乎行之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

这段论述强调了“行”高于“知”，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实践决定认识。再换句话说，不能解决当今出现各种的现实问题，要儒学干什么？学以致用，永远是儒学的一个指向标。王阳明强调知行合一，陶行知则强调行的第一性。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叫理论与实践的统一。刘少奇同志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指出，共产党员修养身心最大的危害就是“理论和实际的脱离。”

周公在武王去世以后代行天子之职，制礼作乐，周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在他的手上得以确立。孔子曾经担任过鲁国的司寇且代理过鲁国的国相。荀子曾经三为稷下学宫祭酒，两任楚国兰陵令。兰陵俗语讲“不当家不知粮米贵”。任兰陵令显然要为国计民生费心操劳，在这个费心操劳过程中必然获得与坐而论道的人们不一样的认识。

荀子所处的时代，兼并战争的规模越打越大，一战下来兵卒数万、数十万的死伤，那就是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仅长平之战一战赵国兵卒就被坑杀四十万。在血淋淋的现实面前，任何一位有良知的人都不可能说 “人之性善”，“人之性恶”自然而然脱口而出。任何一种思想学说的产生，都与当时的社会现实密不可分。

（2）正确处理儒学与市场经济的关系

荀子有《富国》篇，马克思有《资本论》，虽然时代不同，但都把目光投向经济。所以，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的三大体系之一。邓小平同志讲，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样道理，贫穷也不是儒家的奋斗目标。经济发展是人类社会存在发展的基础，这是普遍规律。科学儒学的建立与发展也必须遵循。儒学必须堂堂正正地把经济学研究纳入自己的体系。

当今世界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势不可挡，市场经济的触角无处不在，让我们离开这些现实，一味地倒退到“耕读继世”的桃花源中，很明显是跟不上世界潮流的脚步。

（3）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荀子在《劝学》篇中说：“不积跬步，无以致千里；不积细流，无以成江海。”中华儒学如若从周公开始算起，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3000年中，历代儒学先哲都为儒学发展做出了不同程度的贡献。同理，建立科学儒学作为儒学发展的一个新要求，也需要数代或数十代人的不懈努力，需要的是始终如一而不是忽冷忽热。

（4）走进千家万户

荀子讲人的可贵之处在“能群”。同样，建立科学儒学，也必须调动起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与创造性。

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及网络传媒手段的高度发达，实现儒学资源共享，让儒学走进千家万户已不是什么难事。

建立科学儒学就是要让现今中国广大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既是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行家里手，又是掌握运用包括研究儒学在内的传统文化的行家里手，也是密切关注社会现实的行家里手。也就是说，儒学必须走出书斋，走向大众；走出脑袋，走向践行。不要把儒学研究当成少部分人的专利，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可以研究，从事自然科学的人也可以研究；学者们可以研究，一般的百姓群众也可以研究。实际上，中国传统儒学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就在于它渗透到了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人人都在耳闻目濡。

从集群化的角度讲，建立科学儒学既要有面向理论界的精密严谨、高屋建瓴，又要有面向人民大众的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这个问题上，朱熹的“存天理，灭人欲”就给了我们一个警示。或许朱老夫子原本是想表达“天理”与“人欲”的对立统一关系。但“灭”字的选用就容易使人从字面上产生 “消灭欲望”的误解，如果能像荀子那样用“导人欲”（师法之化，礼义之导）来定位，那就不会产生岐义。通俗易懂、喜闻乐见对于儒学研究者来讲，很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具备熟练驾驭语言文字的基本能力。只能这样，才能避免“越说越深奥，越说越糊涂”的尴尬。

6、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相融原则

（1）要把全人类最新的研究成果用以充实丰富儒学思想体系

荀子在自己的思想中，不仅对当时关于思考人类社会的认识成果进行充分吸收，也是对当时人们认识自然的优秀成果给予充分运用。“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劝学》），这是对当时纺织印染技术的反映与见证。“刑范正，金锡美，工冶巧，火齐得，剖刑而莫邪已”（《王霸》），这是对当时冶炼技术的反映与见证。“星队、木鸣，国人皆恐，曰：是何也？曰：无何也。是天地之变、阴阳之化、物之罕至者也”（《天论》），这是对当时天文学、气象学最新成果的反映与思考。

一付中药的位数是定值，但配伍比例是可以根据不同的病人病情来调整的。把握好了配伍比例就是一剂良方，药到病除。但把握不好病情，药物的配伍比例不当，要么无法治病，要么成为毒药，以至于夺去病人性命。

19世纪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进化论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

科学儒学的建立必须像荀氏儒学的形成与马克思主义的建立一样，做到对当今人们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认识社会改造社会的优秀成果进行充分吸收，为自身的发展进提供最为丰富的认知基础。

（2）充分利用信息化这个大平台

利用好信息化这个大平台，也是与时俱进、与时俱新的个客观要求。随着人们文化水平的普遍提高及网络传媒手段的高度发达，已经基本具备了实现儒学资源共享的大环境，具备了让儒学走出走出象牙塔的物质条件。

通过国家的主动引导与规范，在网络大平台上开辟尽可能大的空间，最大限度地展示儒家经典及最新研究成果，加上日积月累的渗透，知识集群的耳闻目濡，建设民族的大众的科学的崭新儒学并不是高不可攀的目标。

7、学术必争鸣，底线不丧失原则

（1）多样性（差异性）与一致性

孟子讲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荀子讲维齐非齐。这就是今天所讲多样性与一致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学术争鸣必须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但总体目标是不能随意更改的。追求与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与人民群众的安居乐业这是一切学术争鸣的底线。古有“三纲五常”的标准，今有“四项基本原则”的标高。

（2）多样性（差异性）与竞争性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逐步走向了市场经济的发展道路，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已经不同程度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思维方法、行为方式无不打上市场经济的烙印。邓小平同志指出，一部分人可以通过勤勤恳恳、诚实守信、遵纪守法的劳动率先实现富裕，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面对这样一种现实，首先要提出的是儒家有没有提出的公平竞争，儒家如何对待公平竞争？在荀子那里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他是承认且赞成公平竞争的。

按照荀子用“礼义”的“维齐非齐”来实现“群”的整体利益与长远利益的设想，“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就是最好的“维齐非齐”，就是最理想的“义”。

人际关系的处理要坚持“和睦”与“竞争”相统一的原则，同理，学术繁荣也需要坚持这个原则。荀子反对的是无有“师法之化”“礼义之导”的无序竞争，但并不反对符合“师法之化”“礼义之导”的公平竞争。他的“维齐非齐”说，实际上就是承认符合“师法之化”“礼义之导”的公平竞争。没有这种公平竞争就没有“君子”“小人”的差别，就没有“俗人”“俗儒”“雅儒”“大儒”的区分。

放到儒学研究本身来看，也要搞公平竞争。这里应有大陆儒学与港台儒学的竞争，有国内儒学与国际儒学的竞争，只有学术的公平竞争，才会促进儒学的进一步发展。

（3）独立思考的批判精神

根据多样性与一致性、多样性与竞争性的要求，独立思考、敢于批判、善于批判就成为一种必然要求，勿需赘言。

四、科学儒学体系的建立

1、传统儒学的范畴与体系

（1）传统儒学的经典体系

春秋战国时期的六艺体系——《礼》《乐》《诗》《书》《易》《春秋》。汉唐时期的五经体系——《礼》《诗》《书》《易》《春秋》。宋元明清时期的四书五经体系。四书系列——《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系列——《礼》《诗》《书》《易》《春秋》。

回归先秦儒家经典即是回到儒学的初始阶段，研究儒学必须从这里出发。不仅如此，研究儒学还要必须回到先秦时期的法家、纵横家、兵家、名家、道家、阴阳家那里去汲取智慧营养。

尽管荀子的治国思想在秦汉以后成为历代统治者所奉行的原则，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三十二篇著作却被排除在五经、四书之外，不能不说是传统儒学的一大缺憾。

（2）传统儒学的范畴体系

综观传统儒学，历代圣贤建立起了一系列的定义与范畴，并且多数情况下都是作为相互对应的形式出现（主要受道家阴阳对立统一观影响），如，“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易”与“不易”，“中庸”与“反中庸”，“和谐”与“背离”，“性”与“伪”，“君子”与“小人”，“义”与“利”，“权”与“变”，“仁”与“不仁”，“义”与“不义”，“礼”与“非礼”，“内圣”与“外王”，“大同”与“小康”，“泰”与“否”，“安”与“危”，“治”与“乱”，“存”与“亡”，“气”与“理”，“天理”与“人欲”等。

荀子的著作里面有许多地方都是采用这种相互对应的定义与范畴来论证自己观点的。如在《修身》篇中的“身劳而心安，为之；利少而义多，为之；事乱君而通，不如事穷君而顺焉。”“身劳”与“心安”相对应，“利少”与“义多”相对应。在《性恶》篇中的“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争夺”与“辞让”相对应，“残贼”与“忠信”相对应，“淫乱”与“礼义文理”相对应。

受此影响，中国古代的骈文、律诗、楹联，中医的“辩证施治”等多由此法衍变，“阴阳平衡”与“执两用中”相合，无疑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一大特色。

（3）传统儒学的价值体系

荀子提出了“礼三本”的价值体系：“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礼论》）荀子以后，董仲舒提出了著名的“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的价值体系。董仲舒的学说无疑是受了荀子“礼三本”的影响。“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后，这种价值体系倍受诟病，人们认为它禁锢了思想，扼杀了个性，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前进。但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要求，纲常理论的提出无疑适应了实现“政治制度大一统，思想文化大一统”，建立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具有绝对权威的中央政权的国家的实际需要，对中华民族及中华传统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当今中华民族赖以生存的这片国土是历代祖宗们留下来的，滋养中华儿女的这个精神家园更是历代祖宗们创造的积累。祖宗们的这份基业，我们只有改造提升的义务，而没有任何全盘否定的权利。

西方哲学看世界主要是“物质”与“意识”的两分法（两个维度），马克思主义认为“物质”与“意识”是对立统一的关系。中国传统哲学看世界主要是“天”“地”“人”三分法（三个维度），“天”“地”“人”三者“和”为一体（老子有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是包括传统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基本价值分野。剖析中国的传统文化，既可以借用西方的“两个维度”，也可以立足于中国原有的“三个维度”，更可以把“两个维度”与“三个维度”杂融成新的思绪方法。兰陵历史上的孟喜在创建孟氏易学就是运用“天维（轴）”“地维（轴）”“人维（轴）”的对整个天人世界进行划分界定形成八个卦限，再赋以时间之维（轴），这样就把固定的三维八卦推演到任何时段，形成一个三维八卦流，这个时空系统的任何一个点都有“天数”“地数”“人数”与“时数”的一一对应（诸如天灾、人祸、一年四季、十二个月、七十二物候皆可以用这个三维八卦流来加以分析说明）。后来唐朝的僧一行就是运用这种理论，测量出了本初子午线（地理学的上的零度经线）的长度。而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也正是这种思维模式的再规。爱因斯坦把空间几何的三个变量再赋予一个时间间变量，来对自然界现象进行思考，这就狭义相对论。一个是古人、中国人，一个是今人、外国人，这是真正的英雄所见略同。中国传统文化蕴藏的智慧需要我们认真解读，精心弘扬。

2、科学儒学体系的建立

（1）科学儒学经典体系的建立

曹景年教授在《以“新六经”为核心构建新的儒家经典体系》一文中指出，要重塑儒家六经。即重塑《论语》《易传》《孝经》《礼记》《孟子》《荀子》六部核心经典。

梁涛教授则主张改原有的《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四书为《论语》《礼记》《孟子》《荀子》新四书。

二位教授都把《礼记》《荀子》列入他们选择的经典体系，这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作为先秦诸子思想的集大成者，《荀子》三十二篇，最有资格入选。而荀学的特色主要在“礼”，如把《礼记》选作核心经典，无疑会加强荀学在儒学体系中的份量。

科学儒学不仅要重塑六经，重立四书，更与时俱进，不断吸收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优秀成果。如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反对自由主义》《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等文章都应当是科学儒学经典体系的必选内容。

隋唐至明清的科举制度不仅为国家选拔了治国安邦的才俊，也为儒家文化走向大众化、社会化打下了坚实基础。台湾学者李明辉先生认为,儒家经典教育放在高中最合适。实际上文以载道，从小学到初中，从高中到大学，在必修课程中（汉语教材是主要载体，其它教材也要根据实际加以渗透）根据不同年龄段的身心发展特点选出不同的章节，顺势结合即可。关键是在高考、公务员选拔考试这些国家大考中，要有一定份量的体现儒家价值体系的考题，充分发挥国家考试指挥棒的作用。当然，必须在大学设立专门的儒学研究机构，以期培养科学儒学的领军人物。

（2）科学儒学范畴体系的建立

建立科学儒学的范畴体系，就是要在结合现实、预见未来的进程中改造提升传统儒学范畴体系，赋予其新的内涵。

如，在“天人合一”与“天人相分”关系中可以赋予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树立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价值取向。在“中庸”与“反中庸”关系中可以赋予和平发展、但不放弃使用武力（中国传统兵学认为“止戈为武”。荀子认为：“兵者，禁暴除害也”）的理念，树立文武兼备的价值取向。在“权”与“变”关系中可以赋予创新发展的理念，树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价值取向等等。

（3）科学儒学价值体系的建立

中共十八大提出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二十四字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的最新理论成果。这既是对传统儒学价值体系改造提升的产物，更是建立科学儒学价值体系必须学习借鉴的参照。

本人在2015年“荀子思想与依法治国”学术研讨会上提出建立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必须坚持“法律至上”与“奉献至上”有机融合。根据这一思路，建立科学儒学的价值体系，必须以“法律至上”与“奉献至上”为统领来改造传统儒学的纲常理论。

作为“三纲”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很明显已不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治理国家、修养身心不能没有底线，这是任何时代都不可以更改的。因此，可以模仿传统“三纲”的句式与逻辑思路来表述科学儒学的“三纲”。

如“君为臣纲”是否可以转化为“法为行纲”与“德为心纲”。荀子讲“治之经，礼与刑”。“法”既包含国法、党纪，也包含合法社会团体的规矩、制度，“行”代指人的“言行”，就是做人做事的总称。做人做事“以法为纲”则可简称为“法为行纲。”这一模仿用于呼应今日之依法治国，主要着眼于“外王”新拓展。

人们对自己行为价值的评判及是否继续采取行动是靠人的内心来驾驭的，在传统儒家那里这就是“自省”。评判及是否继续采取行动在内心里面也要有一个标竿，这个标竿就是社会公德。驾驭自己如何融入社会需要遵从“德”。荀子在《解蔽》篇中指出：“人何以知道？曰：心。” 在《修身》篇指出：“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以治气养生则后彭祖，以修身自名则配尧禹。”“治气养心之术：血气刚强，则柔之以调和；知虑渐深，则一之以易良；勇胆猛戾，则辅之以道顺；齐给便利，则节之以动止；狭隘褊小，则廓之以广大；卑湿、重迟、贪利，则抗之以高志；庸众驽散，则刦之以师友；怠慢僄弃，则照之以祸灾；愚款端悫，则合之以礼乐，通之以思索。”这些方法无疑是荀子“化性起伪”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可以设立“德为心纲”与“法为行纲”相对应。这一模仿用于呼应今日之以德治国，主要着眼于“内圣”新表达。“德为心纲”与“法为行纲”相结合，实则也是与荀子“隆礼重法”治国思想的呼应。

另外，是否可以把“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浓缩为“和为家纲”。“和”是中国传统哲学的最高境界，有和睦、和平、和谐、和亲、和蔼、和衷共济等意。传统儒家认为“齐家”是“修身”的继续，是“治国平天下”的基础。做为家庭成员既有父（母）子，亦有夫妻。所以用“家”可以概括父（母）子、夫妻等家庭关系。“家”在今天可以理解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再扩展，“家”就是地球村，大家在地球村里同呼吸共命运。父（母）子之间要沟通信任，夫妻之间要互敬互爱，兄弟姐妹要互相帮助互相支持，这是小“家”的和睦。五十六个民族亲如一家，这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和睦。“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和平共处”，这是地球村的和睦。这一模仿用于响应“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王道”与“霸道”等范畴的有机融合，主要着眼于“真”与“善”相融合的“美”。

作为“五常”的“仁义礼智信”，从概念范畴上可以直接传承，必要的是赋予新的时代内涵。如，“仁”可以赋予“团结友善”的内涵，引导人们在公平竞争的同时，不忘他人的贡献与集体的协作；“智”可以赋予“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内涵，引导人们在学习本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不忘放开视野广泛涉猎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优秀成果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