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张家人创办了周总理的母校！名人都来膜拜……--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张伯苓先生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位著名爱国教育家，是私立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办人之一，被誉为“中国现代教育的一位创造者”。他办学伊始，即以凌厉的锐气和喷薄的活力，改革传统教育，倡导新式教育，开辟先路，不懈求索。他以开放的文化心态，坚定的教育目标和宗奉不渝的教育理念，为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办学模式，披荆斩棘，开拓创新，通过不断的教育实践，为南开营造了良好的育人环境，培育了独具特色的南开教育体系。来看看名人和大师心目中的张伯苓是什么样的——

周培源:“与时俱进的教育家”

张伯苓先生是近代中国学习西方教育的先进代表之一。可贵的是，他在引进资本主义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时，不是满足全盘照搬外国教育，他从实践中认识到，这种教育“既非学生之需要，复不适合中国之国情”。他以为，考察西方教育不能只注意学校的组织和外形，而要考察各国的政治经济状况，了解“教育怎样解决他们这些问题”，他主张学科内容不能仅重外国事实，学校制度不能仅仿外国成规。

从全盘照搬，到主张教育适合中国国情，是张伯苓先生在学习外国过程中痛苦摸索得出的结论。他的经验教训，对于我们今天正确借鉴外国的有益经验仍有深刻的启示。

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张伯苓先生逐步形成了自己的办学传统和特色：教学严格认真；注重教学质量；强调基础，重视实用，多方造就能力；在学校管理上，机构精简，人员精干，办事效率高。

张伯苓先生毕竟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教育家。他从一生办学，饱经沧桑的切身经历中，逐步看清了中国的前途。重庆解放前夕，他毅然留在当地迎接解放。张伯苓先生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有所为而又有所不为，表现出一个正直教育家的高风亮节，得到了一位真正的爱国主义者的光荣归宿。（周培源：《在张伯苓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

叶笃正:“今天的教育家难出其右”

张校长的教育思想，今天的许多教育家也难出其右。他高在哪里呢？高在让你全面地接触社会。南开当时有一门课，别的学校都没有，就是社会调查。张校长不会让学生老在家待着。从他身上，我学到两点，一个是爱国信念，一个是科学理想。（叶笃正杨健：《叶笃正：人间正道是沧桑》）

黄钰生:“令人终生感念的张校长”

张伯苓先生毕生致力于教育救国，创办了南开学校，培植人才，难以胜数，他的教育思想应当受到重视和研究。

张伯苓是中国近代一位著名爱国教育家。他在当时中学、大学修身班中的演讲题材颇为广泛，涉及大量关于教育的言论，这是一笔很可宝贵的思想财富，它真实地记录了一个教育家在旧中国矢志教育事业的艰难历程。

张伯苓那魁梧的身躯，洪亮的声音，亦庄亦谐，妙喻如环的言谈，历历如在眼前，娓娓如在耳边。他那用粗犷的语言所讲的深刻道理，他那爱国家、爱青年的热情，他那历尽艰苦、矢志教育，数十年如一日的毅力与挚诚，我们这些他的学生，谁不佩服、感动，而铭记终生?就是与他接触过的人，也谁不为之感动？在那国事如寒冬的岁月里，他像一个不小的火盆，近之可得到温暖、信心与勇气。他那篇《奋斗即生活方法》是多么健康的人生哲学!他是个教育实行家，不是个理论家，更不是个独树一帜的哲学家。但他的讲演总是很雄辩，很有说服力。（黄钰生：《张伯苓先生追悼词》）

吴大猷：“意志坚强的实行者”

“南开”是我国教育史中罕有的一个例子；它由家塾，而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而分校，好像一个大家族，家长只有一个人——张伯苓。我们有几个著名的大学，亦有许些大名的教育家；比如北京大学，它有过蔡元培、蒋梦麟、胡适校长，但他们任一人都不“代表”“北大”，如“张伯苓”之“代表”南开然。张氏不仅是创办整个南开；他坚守“教育救国”的目的，全部献身于学校五十多年；我们可以说，南开的师生对社会、学术的贡献，间接的都是来自张校长。

张校长是在早岁即有一个明晰目的，即是终生从事教育，救甲午之战揭露出的弱国。他虽然在哥伦比亚大学随杜威学教育，但他从未以教育家自居；他是一个意志坚强的实行者，从来不说空泛的话。

南开大学校风简朴安宁，原因之一，乃教师学生人数不大，偏颇之见，不易滋长也。另一原因，乃来自张校长。校长不大问校内事，盖他劳心的是为学校筹款。又在国民政府成立之前，平津乃战争频仍之地，应付当权军政首长，殊费心力也。偶有学生问题，则多化解。校长的坚定信念、经历和人格，形成了一种自然的尊严，在学生面前呈现的是一个魁梧的身躯，严肃而带慈祥的脸色，许多问题都自然的化解了。（吴大猷：《南开大学和张伯苓——大学和校长的特色》）

吴大任：“为教育奋斗终身的老校长”

张校长后来把他的办学思想归结为“公能”两字的校训，无论“公”和“能”都是为了“用”。但要“用”好，就要有必要的基础。南开是十分重视基础课教学的。与此同时，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既能调剂学生学习生活，又是培养团结合作品质，增强工作能力的有效方式。在大学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点也显示出来了。大学先办文理科各系。一度办矿科，可惜因经费困难而停办了。接着就先后办经济研究所和应用化学研究所。

张校长是近代中国的伟大教育家。他办的是爱国主义教育，而且获得巨大成功。他遇到了种种困难，遇到了种种挫折，但矢志不渝，从不退缩。在办教育过程中，他表现了一往无前的魄力，高度自信心和坚韧性。他团结广大群众，爱护青年，襟怀坦荡。为了办教育，他不得不和政府中的头面人物周旋，但数十年过去，又多次拒绝做官，得以置身于政治争夺之外。

新中国建立前夕，他看到的贪污腐化，感到无法存身，随即远走。最后，他终于坚定地拒绝赴台，等待解放，且对共产党表示高度敬仰和信赖。这最后的转变，仍然是他一贯爱国的合理表现。的确，当他亲眼看到他为之奋斗终身的教育事业正以稳定的步伐向前发展，他所渴望和追求的，建设一个统一独立、国强民富的祖国的理想将要成为现实的时候，他怎能不欢欣鼓舞！对这一切的领导者——中国共产党，他怎能不心悦诚服呢！（吴大任：《我所受的南开教育》）

朱九思：“我所钦佩的张伯苓校长”

20世纪上半叶的老一辈大学校长，我最钦佩三个人：一是北京大学的蔡元培，二是南开大学的张伯苓，三是浙江大学的竺可桢。

当我进扬州中学，特别是升入高中以后，就知道南开大学也办的很好。当时我们高中的学生，凡毕业后准备考大学的，都报考国立大学，对私立大学除南开外，其他一概都看不起。由此可见，南开大学的声誉很高。其他私立大学之所以办的不如南开大学，就是缺少一个像张伯苓这样的校长。（朱九思：《张伯苓与南开》）

张岂之：“张伯苓教育思想的启示”

20世纪我国教育家群体中，我觉得最有代表性的有两位：一位是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先生，再一位是办南开学校的张伯苓先生。蔡先生和张先生的共同点是，他们都是披荆斩棘为中国开辟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在他们身上洋溢着充沛的教育创新精神，而时间间隔几十年以后，人们不能不惊叹其历史眼光的深邃，他们不愧是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的教育实践向人们昭示：这些教育的先驱者之所以有如此的教育实践，肯定是源于某种教育思想的启示，这些并非完全来自西方，也不是古老中国教育观念的复活，而是他们自己的创造。

随着岁月的流逝，当教育家们和教育工作者们冷静地反思20世纪中国教育的时候，人们对伯苓先生的认识会越来越深刻。（张岂之：《未完成的课题——关于张伯苓先生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研究》）

戴逸：“南开模式值得借鉴”

在当时情况和条件下，张伯苓先生能以私人的力量创办这样第一流的学校，维持这么长时间，一直到1946年改为国立，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张伯苓先生私人办学会办出南开大学这样出色的学校？南开会与北大、清华齐名，成为第一流的学校，人才辈出，桃李满天下，而且南开的课程，安排得非常好，教师是第一流的，很多知名学者都在南开讲过课。南开办学效益很高，所以说“南开模式”值得探讨，值得借鉴。（戴逸：《戴逸教授在张伯苓教育思想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顾明远:“民主治校的典范”

伯苓先生是一位具有现代意识的教育家，也是一位品德高尚的人。虽然南开大学是经他一手建立起来的，但是他从来不把南开视为己有，他常说：“学校不是校长的学校，是大家的学校。”他还特别强调：“私立学校不是私有学校。”这些话语是伯苓先生学校管理思想和高尚品格的高度概括和真实写照。在南开，作为一校之长的伯苓先生，始终坚持民主治校的作风，不搞家长制，一言堂。他提出“校务公开、责任分担、师生合作”、“开诚布公”、“师生参政”等一系列学校管理的原则和要求，并且认真执行和实践。由于伯苓先生的开明民主风范，从而使整个南开大学的领导与教师、教师与教师、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十分融洽，有些师生关系情义笃深，过于父子。正是在这样一个良好的人际关系中，南开大学的一系列办学方针都得到了很好的执行和落实。今天的学校领导有必要认真学习伯苓先生这种民主作风。（顾明远：《继承“伯苓思想”，发扬“南开精神”》）

胡适：“中国现代教育的开创者”

他（张伯苓）常对友人说：一个教育机关应当常常欠债。任何学校的经费，如在年终，在银行里还有存款，那就是守财奴，失去了用钱做事的机会。他开办学校可说是白手起家，他不怕支出超过预算。他常是不息的筹谋发展新计划，不因缺少经费而阻断他谋发展的美梦。他对前途常是乐观的。

南开在中国人自办的学校中间，以体育最出名最有成绩，无论在全国运动会或远东运动全，南开的运动选手成绩都很好，自1920年来，张氏在迭次全国运动会中被聘为裁判长。这些都得力于他终身提倡体育及在各种运动比赛中着重运动道德的缘故。南开还以训练团体生活共同合作著称。南开最有名的学生活动，就是他的新剧社。早在1909年，张氏即已鼓励学生演剧了。他还亲自为他们写作剧本，指导他们表演。他还以校长身份不惜担任剧中主要角色，使外界观之惊骇不已，认为有失体统。

张氏爱国，对于国家政治的发展自然极为注意。惟政府屡欲畀以要职，且曾邀其出任教育部长及天津市长，均被婉辞谢绝，以便有机会以全副精神实现南开的教育理想。及至战时，国家处于危急存亡之秋，乃投身政治。1938年，国民参政会成立，张氏当选副议长，迭次出席会议，亦常发表议论，其力量则在驻会委员会发挥之。张氏希望教他每个学生都有政治的觉醒，虽则不一定人人参加政府。（胡适：《教育家张伯苓》（ChangPoling：Educator））

颜惠庆：“中国教育界的领袖”

凡是在国际上办事的人，每每觉得有一件事，于我们国家以及民族的荣誉、身份很有关系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无沦在哪一种职务，哪一门学问，哪类事业上，至少应该有几个(人家或者有几百、几千)站得出来的代表，实实在在有研究，有资望，有学问，有心裁，有成绩，与人家同一路的人才，即使人数不及，然而还可以相提并论，不致相形见绌。这是不但在国际会议席上最叫人触目，使人注意，以及因此发生好或不好的印象；就是平常中外人士交际谈话，及在家研究，或来华调查我国状况的时候，在我是不是有几个领袖，可以无愧的代表一民族各方面应有的成绩。这件事，是很有关系，很重要的。我们有句老话：“行行出状元”。究竟今日之下，我们政治上、外交上、财政上、文学上、科学上、美术上、实业上、经济上、教育上、军事上，以及其他人类应有的活动上，出了几个“状元”，可以在国际上占一地位?现在不管是有是没有，是多是少，总而言之，南开可以自慰的，就是无论如何，出的一个办教育的“状元”，我们所钦佩的张校长。从正面看来，张先生三十年惨淡经营，造成了一个南开；从反面说，南开是一个机缘，造成了一位张校长。无论国内国外，全是异口同声，承认他是教育界有成绩的一位领袖。（颜惠庆：《庆祝南开三十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