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权乃是一种可悲的发明，因为对于获得特权的人来说意味着优免，而对于没有特权的人来说又是丧气。要彻底搞乱这个社会，只要将优免给予一些人而使其他人丧气就足够了。从本质上来说，特权最大的特征就在于免受法律的管束，或者是赋予法律所未禁止的某种事物以专属权利——只要能够不受法律约束，便构成了特权。一视同仁是立法的基本原则，即使是天子犯法也应与庶民同罪，这是因为立法的目的在于防止人们的自由或财产受到损害。“不得损害他人”是一条母法，其他法律均当由此产生，所有人都应共同遵守。但是，在专制社会里，有一些特权者却不受这条法律的约束，他们垄断了属于全体公民的官职、攫取公共财产、享有比他人更多的权利。而当他们行使特权时，本质上都是对母法的破坏，侵害社会的共同利益。如果一个特权者享有更多的自由，那么他必然会夺走其他公民另一部分的自由；如果他享受更多的福利，必然是窃取了他人利益的结果。因此：让某一个人对属于大家的东西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这等于为了某一个人而损害大家。这种做法既表现了不公正的思想，又表现了最荒诞悖理的思想。
特权意味着不公正，意味着践踏法律，意味着侵害全体公民的利益。特权的最初产生大多与荣誉联系在一起，在古代，每一个王朝初创之时，皇帝都会对功臣进行大规模的赏赐。他们不仅能够食禄万钟，而且还进行爵位世袭，把自己的后代变成了特权阶层。奴才们长期受到奴化的教育，认为应当允许有重大奉献的人获得特权，他们把破坏国家法律当作了一种酬劳与犒赏。所以当凯撒立下丰功伟绩之后，各种桂冠与名号便接踵而来，结果伟人的形象愈发庞大，群众却变得更加渺小——凯撒享受的特权越来越多，平民原有的自由却越来越少，最后共和国也便随之而崩溃了。可见对特权的宽容乃是一种愚蠢，即使一个人立了再大的功，也不能享有比别人更多的权利，因为这样会损害全体的利益。正如哲学家西哀士所说：公民群众永远是人们为之效力的主体。从任何意义上说，难道能够仅仅因为效力者曾为群众服务应得到报酬而以牺牲主体为代价吗？
就如别人替我找回了钱包，为了报答他，我便将保险箱的钥匙双手奉上，任其随意窃取，这难道不是一种愚蠢么？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说统治者们总是有一种借花献佛、假意慷慨的恶德，他们想通过向少数有突出奉献的人发放奖金，以此来显示自己是多么的重视人才。然而，这样的统治者却常常遭受民众的憎恨，因为他们的慷慨是建立在增加民众的负担之上，不过是拿多数人的税收来奖励少数人的奉献而已。君主只能拿自己的钱来奖赏别人，却不能够动用国库、擅作主张，拿人民的钱财来奖赏他人。要知道，每一次优待的背后都使无数人丧气。不要代表人民去向某人赋予特权，人民会给予突出奉献者敬意，这种尊敬必然是自愿的，一旦享有者不配再受到尊敬时，人民有权将敬意立即收回。当一个人成为特权者之后，他作为公民的优秀特征便逐渐被稀释，他的心灵开始转向个人利益、阶层利益，而不再关心公共利益了。对于特权者来说，祖国的概念只局限于接纳他的那个社会等级。在立功之前，他是品格高尚、为民服务的好公民，在获得特权之后，他立即堕落成特权阶层的代言人，他的利益与特权阶层绑定在了一起，逐渐脱离于民众。于是特权者的心灵中就产生了高人一等的要求，一种贪得无厌的统治欲望。他将自己视为领导者，生来就是为了治人，为了享受，而老百姓不过是专门伺候人的阶级而已。朱元璋也曾是一个农民，曾为了百姓的利益而奔走，起兵抗击元朝；然而当他得了天下之后，皇帝的架子丝毫不比前人低。鲁迅就曾在《二心集》中说：“二十多年前都说朱元璋是民族的革命者，其实并不然，他做了皇帝以后，称蒙古朝为‘大元’，杀汉人比蒙古人还利害。奴才做了主人是决不肯废去老爷的称呼的，他的摆架子恐怕比他的主人还十足，还可笑。”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特权制度总是会导致统治者日益脱离群众，走到群众的对立面去。要把一个品行优秀的公民毁掉并不难，让他享受一段时间的特权，他立即就会变成自己曾经最憎恶的样子。特权制度是破坏社会安定团结的东西，会培养出一个独立于社会公众之上的特权阶层，阻碍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导致阶层利益与公众利益的矛盾。特权意味着不受法律约束，能够损害他人的财产和自由；特权会使社会分化为不同的等级，彼此之间出现尖锐的矛盾，破坏国家的稳定。此外，特权还是政治腐败的一大根源。特权者脱离了民众，而且还把持着大部分的公职，他们制定法律，实行政策，自己非但不带头去遵守，而且还要肆意践踏，这必然导致国家机关的软弱与瘫痪。任何行政手段在层层下达之后，就会变成折腾百姓的扰民之策——决策者与民众之间竟然隔着那么多等级。特权者把阶层的利益放在了公共利益的前面，他们的所有决策初衷都是为了维护本阶层的利益而非国家利益。所以，即使法国农民因荒年而陷入贫困，为了确立霸主地位，路易十四依旧连年对外征战，全然不管百姓的死活。特权者没有竞争压力，他们独享金钱与荣誉，比其他人更加恋权贪财，容易堕落与腐化。他们的子弟衣食无忧、游手好闲、挥金如土、飞扬跋扈，擅长搞“奴才式的破坏”，不断挖空国家的墙角，然后在国外置办产业，导致雷峰塔最终倒掉。农民、工人、商人、律师、教师和其他第三等级为国家生产财富，成为国家繁荣昌盛的支柱，然而他们距离政权却无比遥远。每年都有许多贵族、僧侣和退休官员来分享他们的财富，对此，我们不幸的百姓注定要为着特权阶级而无休止地劳作，自己却日益贫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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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西哀士｜《论特权》发布于2023-05-28 14:04:5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