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道是五代时期的名人，他先后追随过十个皇帝，经历数次亡国，始终位居宰相、屹立不倒，几乎亲历了五代时期的所有大事件；在他之前，这项纪录的保持者是隋唐时期的裴矩。二十四史中，《北史》、《隋书》、《旧唐书》和《新唐书》都有《裴矩传》，此人出身北齐世族，受到隋文帝的赏识，参与过平陈之战。隋炀帝时期，裴矩策划了讨伐高句丽的战争；之后他追随炀帝移驾江都，见证了独夫遇弑、隋朝灭亡的惨剧。然而裴矩并不以隋亡为耻，不肯以身殉国，他继续追随宇文化及、封爵蔡国公；等到宇文化及被窦建德击败之后，裴矩又臣服于后者。直到秦王李世民擒获窦建德，裴矩才带着隋朝的八块玉玺归降于唐。玄武门之变时，裴矩奉命前去劝谕东宫兵马，令其自行解散。直到贞观元年，年近八旬的裴矩才结束了丰富多彩的一生。对比经历类似的苏威来说，裴矩得到了善终，不仅隋朝的两位皇帝重用他，而且唐朝的两位皇帝也很赏识他，他在乱世之中始终屹立不倒，故而《隋书》评论说裴矩“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
裴矩究竟是诤臣还是佞臣？
唐太宗初年，裴矩最后一次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他直言进谏，指出唐太宗的错误。唐太宗听后很高兴，对群臣夸赞说：“裴矩遂能廷折，不肯面从，每事如此，天下何忧不治！”
认为他是一个难得的直臣。但编于贞观年间的《隋书》却指出裴矩的奸佞之处，说他“承望风旨，与时消息”，通过阿谀奉承隋炀帝来取得高官厚禄，致使炀帝出现决策失误，先后用兵西域与辽东，导致国库虚耗、百姓怨愤，最终亡国。但裴矩对于唐朝是有奉献的，他与虞世南撰《吉凶书仪》长期在唐朝得到使用，他在当时的为官也并无劣迹，并且得到唐太宗的赞赏。所以《资治通鉴》认为裴矩并不是单纯的佞臣，而是一个前后不一的两面人——“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君恶闻其过，则诤化为佞；君乐闻其过，则佞化为诤。是知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
在司马光看来，上有昏主，则下有佞臣；上有明主，则下有直臣。只要君主圣明，便可化佞为诤，使小人变为君子，昏官变为清官。隋炀帝独断专行，唐太宗广纳明谏，所以隋朝之时，苏威、裴矩、宇文述等人都逢迎君主的喜好，上下都是一个声音；而魏征、诸遂良等人能抗颜直谏，使唐朝的政治充满了生机。在司马光的逻辑中，臣子就是君主的影子，君明则臣忠，君暗则臣佞。这种“明君”思想自然存在偏颇之处，例如司马光说裴矩“佞于隋而诤于唐，非其性之有变也”，可见裴矩的佞臣本性并未根本改变，他所谓的“诤”只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来“佞”而已，并非真的化佞为诤。
裴矩在本质上就是一个佞臣
所谓的佞臣是指这样的人，他们善于逢迎、谄媚上级，喜欢顺溜拍马屁，始终站在诤臣的反面。然而物极必反，“诤”与“佞”也是对立统一的，就像“忠”与“奸”一样的关系。五代的冯道历事十帝，毫无忠诚可言——但他却也是大忠之人，因为他忠心的对象始终是皇权，而不是某个皇帝。隋唐的裴矩佞于隋帝，诤于唐宗，这不过是因为隋帝喜佞、唐宗喜诤，而裴矩能够投其所好，以诤为佞，一佞到底而已。“封伦、裴矩，其奸足以亡隋，其知反以佐唐，何哉？惟奸人多才能，与时而成败也。妖禽孽狐，当昼则伏自如，得夜乃为之祥。若伦伪行匿情，死乃暴闻，免两观之诛，幸矣。”
裴矩是一个很有才干的奸佞之人，他就像妖狐一样狡猾，故而在官场中混得如鱼得水。当朝政昏暗、世道昏乱之时，他就会逢迎昏主的意志，顺从昏主的想法，从而获得高官厚禄，加剧朝政的昏暗。而在盛明之世，裴矩又会夹着尾巴做人，皇上喜欢听直言，他也便摆出一副铮铮铁骨的姿态，直言进谏，以此来邀名于世。无论是什么样的时代，裴矩的生存法则都是“承望风旨，与时消息”，他善于揣摩圣意、察觉政治风向，进而投其所好，避免“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悲剧。唐太宗并没有什么化佞为诤的神力，他只是有着听取不同意见的喜好，所以正好被裴矩抓住了，能够顺从他的心思来对答。唐太宗自然也知晓裴矩是一佞到底之人，但他要抓个典型，想让裴矩来做个示范，号召众人集体学习；所以当这个佞臣罕见地发表诤言时，唐太宗立即表彰了他，说“物物若此，天下有不治哉？”——这实在是对裴矩最大的羞辱。
历史上真正由佞转诤的人
司马光说：“君者表也，臣者景也，表动则景随矣”。这样的话，他就无法解释为什么在那么多独夫的暴政之下，仍有不少仁人志士敢于犯言进谏，死而后已。商纣王不喜欢直言，故而梅伯诛、比干戮、微子去；秦二世恶闻群盗，所以左丞相冯去疾自杀、右丞相李斯腰斩；隋炀帝一意要去江都，因此任宗被杖死、崔民象被斩首。这些敢于违抗君王意志的臣子才是真正的诤臣，因为他们所忠诚的对象是国家、社稷、百姓，而非皇权或君主本人。真正来说，李斯与苏威才是由佞转诤之人。李斯起初为了巩固权位，不惜“阿二世意，欲求取荣”，力劝秦二世行“督责之术”，公开鼓吹说：“主独制于天下而无所制也，能穷乐之极矣。”然而，等到眼见二世和赵高把国家折腾得快要灭亡之时，良心不安的李斯终于上奏揭发赵高的罪状，不再顺从二世的喜好。等到他被捕入狱时，才体会到了比干、子胥的苦心，感叹说：“二世之无道过于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苏威与高熲齐名，是开皇之治的奠基人。但在看到隋炀帝好大喜功、铺张浪费的亡国之政时，二人的表现正相反对。高熲每见隋炀帝喜好声色，都会感叹说：“周天元以好乐而亡，殷鉴不遥，安可复尔！”又见炀帝宠信胡虏、卑贱汉人，他便说：“此虏颇知中国虚实、山川险易，恐为后患。”怀着对国事的忧虑，高熲私下对人说：“近来朝廷殊无纲纪。”他对炀帝的种种作为皆不以为然，因此最终被杀害。“大业末年，尤多征役，至于论功行赏，威每承望风旨，辄寝其事。时群盗蜂起，郡县有表奏诣阙者，又诃诘使人，令减贼数。故出师攻讨，多不克捷。”
可见苏威起初与裴矩一样，都是承望风旨之人，他知道隋炀帝吝啬惜赏，所以每次都逢迎上意，主动请求裁剪赐品，导致有功不赏，士卒怨恨；他又察觉隋炀帝恶闻群盗，所以每次都瞒报、虚报数据，使得朝廷排兵布阵多有失误。《隋书》又说：“时天下大乱，威知帝不可改，意甚患之。”他也像李斯一样，因忧于社稷，逐渐由佞转诤。当隋炀帝问及盗贼究竟有多少时，宇文述依然大言不惭地说：“盗贼信少，不足为虞。”然而此时的苏威却因良心折磨，“不能诡对”，只得“以身隐于殿柱”。当炀帝点名问他时，他才委婉地说了真话——“臣非职司，不知多少，但患其渐近。”从这句真话开始，苏威就逐渐失宠了。他进献《尚书》以求讽谏，炀帝渐生厌恶；当他违背炀帝的意志，要求赦免农民军的时候，炀帝便密令裴蕴诬告他“滥授人官”，将其革职为民。比起李斯和苏威，裴矩从未由佞转诤，在他活着的时候，从来就没有发表过反对皇帝意见的言论。他始终“承望风旨，与时消息”，永远跟着皇帝的步伐，绝不违抗皇帝的意志。哪怕明明知道皇帝做错了，他也会助长这种错误，置国家、社稷与百姓于不顾。正是这种恶劣的政治风气导致了隋朝的灭亡，所以唐太宗深以为鉴，他常对群臣说：“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虞世基等，寻亦诛死。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易学风水罗盘风水学桂花树的风水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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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政坛不倒翁｜到底是“忠诚”，还是“奸佞”？发布于2023-05-28 14:32: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