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名士对佛教的反思与批判...

佛教于汉朝传入中国，魏晋之后逐渐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但是信奉佛教的朝代国祚都很短暂，北魏、南梁直接因奉佛而乱亡。隋朝之时，因独狐皇后笃信佛教，百官尽皆影从。当皇后驾崩之时，著作郎王劭趁机献媚，对隋文帝说，皇后是妙善菩萨的化身，她的驾崩时间正合符验，并非真死，文帝闻之大喜--谁知，隋朝最终也没有逃过短命的宿运。到了唐朝初年，佛教依然盛行。武德九年，太史令傅奕上奏唐高祖，请求废除佛法，从而掀开了一场佛教论战。

历史上有名的《请废佛法表》

傅奕通晓五行术数，曾预言过隋朝汉王杨谅的败亡。他精通天文历法，注解过《老子》，所以隋朝灭亡之后，被唐高祖任命为太史令。在请求革除佛教的奏疏中，傅奕将佛教称为“邪法”，斥佛经为“妖书”。

认为佛法远在西域，与中国言语不通，所以那些不忠不孝之人就借助“汉译胡书”的做法宣传歪理学说。他们削发去须，假借出家来逃避赡养父母的责任；又假装云游修行，以此来逃避国家的征税与徭役。更可恨的是，佛教徒妖言惑众，设地狱轮回来恐吓愚民，动辄诅咒无神论者下地狱。最终使得人们皆“追既往之罪，虚求将来之福”，藐视世俗法律，不服官府管教，造业作孽，被逮捕入狱了，还在牢笼中礼拜佛祖、口诵佛经，行为犹如禽兽，却在内心中自许清高，难以教化。更为严重的是，佛教徒“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对国政产生巨大的危害，所以唐朝应当重视佛教泛滥的问题。

鉴于这种情况，武德九年六月，傅奕上奏《请废佛法表》，请求废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顾佛教传入中国之前的情况，“窃闻八十老父，击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为乐。耕能让畔，路不拾遗。相来羽翊。乃有守道含德，无欲无求。宠辱若惊，职参朝位。”

之所以会出现这一情况，傅奕认为主要是“当此之时，共遵李、孔之教，而无胡佛故也”。在傅奕看来，只有遵从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学说，才能使“天下大治”。他还列举自佛教传入中国后，佛教盛行的弊病。

请求唐高祖“定天门之开阖，更新宝位，通万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无为之风，而民自化；执孔子爱敬之礼，而天下孝慈”。为了说服唐高祖，他还用历史事实揭露佛教危害，指出五帝三王时无佛教，则君明臣忠、祚年长久。直到东汉初年，汉明帝“假托梦想，始立胡神”，导致佛法东侵，玷污中土风俗。西晋时，官府尚且严令华夏之人剃发易服，然而随着五胡入侵，佛教得以大行其道，后果是“羌胡乱华，主庸臣佞，政虐祚短”，因此傅奕断言：“入国破国，入家破家，皆由佛教致灾也。梁武、齐襄，足为明镜。”

最后，傅奕请求扫清佞佛的社会风气，勒令僧尼还俗，这样可以使“四海免蚕食之缺，百姓知威福所在，则妖惑之风自革，淳朴之化还兴。"对于这篇奏疏公布后将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傅奕也做好了心理准备，即使像北齐章仇子佗那样因批判佛教而被朝廷杀害，他也无怨无悔。

于是，唐高祖将奏疏付于百官讨论，结果只有张道源拥护傅奕的观点，群臣尽皆反对。中书令萧瑀恐吓说：“佛，圣人也。奕为此议，非圣人者无法，请置严刑。”他并不打算在理论上驳倒傅奕，而是想利用权力来消灭异见者的肉身。于是傅奕也以牙还牙，说萧瑀信奉无君无父的浮屠之道，是“以匹夫而抗天子”，更该处斩。萧瑀无言以对，只得低头合掌诅咒对方，说：“地狱所设，正为是人。”

尽管百官反对，但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唐高祖仍下令部分僧尼还俗，在京城只留下三所寺庙、两所道观，诸州各留一所，余皆罢之。

唐太宗继位之后，对傅奕批判佛教的观点很感兴趣，曾问他：“佛道玄妙，圣迹可师，且报应显然，屡有征验，卿独不悟其理，何也？“

傅奕回答说：“佛是胡中桀黠，欺诳夷狄，初止西域，渐流中国，遵尚其教，皆是邪僻小人，模写庄、老玄言，文饰妖幻之教耳。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

认为在佛教盛行的西域，国家皆混乱羸弱，可见这种宗教对国政多有损害。唐太宗听后，颇以为然。但傅奕想要革除佛教的愿望始终没有实现，他在临终之前对子女们说：“老、庄之道，周、孔《六经》之说，是为名教，汝宜习之。妖胡乱华，举时皆惑，唯独窃叹，众不我从，悲夫！”谁知，在傅奕死后，老庄周孔之道并未在唐朝复兴，中唐以后，国家愈衰微，佛教愈盛行。

唐宪宗元和十三年，随着淮西藩镇被平定，大唐帝国出现了中兴的迹象。然而此时的宪宗日益沉迷于佛教，谄媚之徒应声而起。接着，功德使也争相邀宠，上奏说：“凤翔法门寺塔有佛指骨，相传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安。来年应开，请迎之。”宪宗闻讯，立即下令中使率领僧众去迎候佛骨。

当时的官员皆唯唯诺诺，不敢出一言劝阻，眼看国家又将走向上弯路，此时的韩愈心事重重，正酝酿着一篇惊世之作。

佛者，夷狄之法耳！

韩愈与傅奕所生活的时代大不相同：唐朝初年，虽然百官都是佛教徒，但皇帝并不沉迷于佛教--唐高祖与唐太宗都优先考虑国家的长治久安，为此不惜打击佛教。与之不同，唐宪宗是一名佛教徒，在这种情况下，上表批判佛教，不仅会遭受百官的攻击，而且还得不到皇帝的袒护，甚至有杀头的危险。然而，韩愈依然还是写出了惊世骇俗的《谏迎佛骨表》。

之后，韩愈追溯历史，说当年唐高祖神圣英武，能够力排众议，支持傅奕非佛的主张；只因群臣识见不远，百般阻挠，才使佛教继续肆虐于东土。宪宗继位之初，为了平定藩镇，也曾下令不准度人为僧尼、道士，禁止增设寺观，以此来补充劳动力。谁知藩镇刚刚平定，皇上又重开倒车，令人大失所望--陛下即使不能行高祖之志，也不应让佛教“恣之转令盛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皇上才刚刚下令群臣去凤翔迎接佛骨，陛下虽然没有昏聩到信佛的地方，但这种做法会鼓励百姓尊奉佛法，“皆云天子大圣，犹一心敬信；百姓微贱，于佛岂合惜身命。"在朝廷的引导下，佛教又将盛行起来，恐怕会“伤风败俗，传笑四方。"

最后，韩愈发表了近乎无神的议论，他说：“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假如佛祖还活着，他也听不懂东土之人的祷告，何况是一具枯骨呢？来自天竺的佛祖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跟我们东土之人不同俗，我们不需学他，也不用他来学我们，只要彼此尊重即可。他如果前来拜访，朝廷不过是赐给他一点礼物，命人将他礼送出境而已，如今何须陛下屈尊去迎接一具“枯朽之骨”？

韩愈甚至说：“乞以此骨付之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并且说：“佛如有灵，能作祸灾，凡有殃咎，且加臣身。”

韩愈在写《谏迎佛骨表》时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他耻于“群臣不言其非，御史不举其失”的谄媚政治风气，故而在文中多有激愤之辞，这令唐宪宗读后非常不舒服。第二天，皇帝便将《谏迎佛骨表》出示于众，表示要对韩愈加以极法。裴度等人急忙劝解说，韩愈在文中谩骂的对象是佛法，而非皇上，他说的话虽然不好听，但也是为了皇上和社稷着想，罪不至死。宪宗则说，就算韩愈批评我“奉佛太过”，我也能容忍他，但他却在文中说尊奉佛教的国家大多混乱，国君皆寿命不长，这种狂悖之辞已经涉嫌诅咒唐朝和皇帝本人了，实在罪无可赦。

与傅奕的处境相反，这次虽然皇帝没有站在反佛者一边，但“国戚诸贵”却都为韩愈求情，认为死刑太重了，最后宪宗才将韩愈贬到当时生存环境恶劣的潮州去当刺史，欲令其自死。不料次年，唐宪宗就因误食丹药，暴躁易怒，隐于深宫，不与群臣相见，最终被宦官弑杀了，不得善终。

中国的政治家们对宗教干政的现象保持高度警惕，避免神权凌驾于皇权的现象出现。宋文帝、魏太武帝、周武帝乃至唐高祖都意识到了宗教对政治、经济的消极作用，通过“限佛”、“灭佛”的做法来遏制神权的扩张，避免了中国成为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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