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女断臂　募刻大藏——崔法珍与《赵城金藏》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上海的一批僧俗学者组成“影印宋版藏经会”，欲将新近发现的宋《碛砂藏》影印传世。但《碛砂藏》残缺严重，范成法师受命访求珍本以补残缺。1933年春，范成法师“循汾水上行，至洪洞千佛寺即得十卷”经书；而后来到广胜寺，发现了六大橱为“尘秽封积”的数千经卷，范成法师整理“三十余日，始有头绪”，而后“分函各处报告”。被发现的这数千经卷便是今天我们所说的《赵城金藏》。为详其究竟，1934年秋，蒋唯心赴广胜寺“检校”经卷，并据之撰写了《金藏雕印始末考》。据蒋文，这批《金藏》“依千字文编帙，自天字至几字，凡六百八十二帙。……原藏应有七千卷，今仅存四千九百五十七卷。”《赵城金藏》发现后，一直备受学术界关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北平、上海的僧俗学者将其中未经传世的四十六种经论撰述以“宋藏遗珍”为名影印出版；并将其中一部保存十分完好的《楞严经》依原经样式影印四百部卷装本，分藏于各大寺院。

　　《赵城金藏》在金元之际的史书上早有零星记载，但在广胜寺金藏实际发现之前，这些记载一直被人误解。《嘉兴藏》有一篇序文曰：“昔有女子崔法珍，断臂募刻藏经，三十年始就绪，当时檀越有破产鬻儿应之者。”（《刻藏缘起》，扬州藏经院本）。这里所说的崔法珍即是《赵城金藏》的发起人和募刻者，但后人不解此意，一直把崔法珍当成《碛砂藏》甚至《嘉兴藏》的募刻者。直到《赵城金藏》被发现，这种误解才被完全澄清。

　　据统计，现存《赵城金藏》中见于卷尾及版行间的施经题跋共计一百四十余条（不包括原底本即有而照刻者、译经和进经者题款及刀工题记），其中年代可考者四十余条。对这些题跋的研究大致能够说明以下问题：

　　一、广胜寺发现的大藏经刻于金代。其刻经年代处于金熙宗至世宗时期，四十余处有记年的施资题跋涉及到六个年号，分别是天眷、皇统、天德、贞元、正隆和大定，最早的年代是天眷二年（1139）。

　　二、这部大藏经是由私人募资雕造的私版藏经。《金藏》雕刻的施资者，绝大多数是山西晋南诸县的村民。据对现存的一百四十余条题跋的分析研究，我们可以确定，《金藏》是以解州天宁寺为中心，由解州所属各县及邻近的长治地区、临汾地区及晋中太原府所属的个别县份，也涉及毗邻的陕西个别地区的农民及其他居民共同施资雕刻的。施资者中有家财万贯的大户，也有仅能施资雕经一版、二版的贫苦农妇，而较多的则是数家乃至数十家居民联合雕造一卷或数卷，有的农民把自家种的树、织的布、养的牲畜作为资产捐出来雕造经板，更有极贫者，仅能贡献出一把雕经的刀子。一部多达七千卷的宏大刻藏事业，仅仅靠一个地区的百姓出资，在三十年内便即完成，非有极大的热忱和决心是无法办到的，而如果没有一个有这样决心和献身精神的组织者，这项事业也是难以成功的。崔法珍是这一事业的倡成者，她以“断臂募刻”的惊人举动感化人心，最终完成了刻藏宏愿。

　　三、《金藏》雕刻的首倡者、领导者是潞州人崔法珍。崔法珍其人极有高风亮节，煌煌七千卷中无一字提及她本人。然诚如蒋唯心所言：“创此伟业者，宁遂湮没不彰乎，理决其不然也。”其人其事，明清两朝均有文献记载之、盛赞之，记载指出：“潞州长子县崔进之女名法珍，自幼好道，年十三断臂出家。尝发誓愿，雕造藏经，垂三十年，方克有成。大定十有八年（1178），始印经一藏进于朝。奉敕旨，令左右街十大寺僧，香花迎经，于大圣安寺安置。……至二十三年（1183）赐法珍紫衣，号弘教大师。”记载还反映出，《金藏》共有经板十六万八千一百十三片，收录经籍六千九百八十卷，雕成后，崔法珍所进于朝廷的那一部印本于大定十八年（1178）奉敕安置于大圣安寺，经板于大定二十一年（1181）运抵京师，安置于大昊天寺。

　　在金代，自经板被运至燕京弘法寺后，曾至少有过两次印经活动：一次是金大定二十九年（1186），事载赵沨撰《济州普照寺照公禅师塔铭》；另一次是在金大安元年（1209），此次所印即为金藏兴国院本。

　　《金藏》在经元太宗时期补雕后，曾有印本行世，即今日所知的“金藏大宝集寺本”，此本刷印于蒙哥丙辰年（1256）。在此之后，《金藏》还有过一次校补，据《佛祖历代通载》卷二十二引《弘教集》云：“弘法寺藏经经版历年久远，（世祖）命诸山师德校正讹谬，鼎新严饰补足，以传无穷。”这一记载说明，继元太宗补雕《金藏》后，元世祖又对《金藏》进行了一次校补。宿白教授认为元世祖“校补旧藏之主要措施，似有三端”，首先增录了《弘法入藏录及拾遗》，编入的经律论七十五部二百五十六卷；其次是《蕃汉对勘》，并指出“至元录即世祖校补弘法旧版后之详目，亦即元弘法藏”。第三，《重整次第，再标芳号》，其结果是编定了《至元录》。

　　据相关专家考据，现存的《赵城金藏》，在中统三年（1262）即已运抵赵城，它与后来元世祖敕令校补的弘法《金藏》之间，关系极微。

　　蒋唯心《金藏雕印始末考》曰：“崔氏刻藏最为一目了然之特色者，即在覆刻北宋官版大藏经。”这也正是数十年来《赵城金藏》一直为学术界所推崇的重要原因。

　　《开宝藏》是我国第一部刻本大藏经，现仅存十二卷，其全貌已无法窥得，只能从历代文献记载中搜求踪迹。据研究，现存《金藏》与《大藏经纲目指要录》相比，它们无论在帙号、分卷及内容方面几乎完全一致；而《指要录》则是惟白阅《开宝藏》所集的一部提要式著作，我们将现存《开宝藏》与《指要录》核对，帙号无一差错。这说明《指要录》是《开宝藏》的实录，而《赵城藏》则是《开宝藏》的覆刻藏。似这般证据还有很多，总之，《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藏是毫无疑问的。这不仅反映在内容方面，在版式上也有所反映。现存《金藏》前四百八十帙及续刻的经传三十帙和未入藏的二十七帙均为卷子装，每版二十三行，每行十四字，这完全是《开宝藏》原式。我们在前面《开宝大藏经说明》一文中提到，《开宝藏》的续刻持续到宋哲宗年间，而这百余年间续刻的内容也尽数反映在了《金藏》之中。

　　研究发现，《赵城金藏》中有相当一部分内容与《开宝藏》不尽相同，有的与《辽藏》相似，有的与福州版大藏相似，在这些典籍中有相当部分是未经传世的孤本珍品，说明《金藏》内容在《开宝藏》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从而使它的收经总数近七千卷之巨。这是宋元时代其他任何大藏所无法比拟的，也是它为后人所推崇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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