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法珍断臂募刻三十年（金皇统九年1149年以前，至大定十三年1173年，见《此文纠正了日本人什么纰缪才成就了国图的镇馆之宝》）、耶律楚材主持补雕（元太宗八年1236年前后，见《古代请一套大藏经要多少钱》）的大藏经板最后去哪了史籍无载，但参考明代永乐北藏经板的遭遇，最大可能是在明代被毁了。一份清代内务府档案讲到了明代《永乐北藏》经板的最后归宿。
△内务府请烧旧经板奏章，乾隆旨：“知道了，钦此！”
乾隆三年（1738）农历九月二十六日，内务府大臣海望奏请说，《乾隆大藏经》将要雕成，奏请将永乐北藏的经板（旧板）领走，即可用原库存放新板。乾隆批准了。然后海望派人去检查旧板。过了一个多月，十一月初十日又奏请说，旧板刻于明正统年间（1436-1449），已两百多年，糟烂者甚多，建议拉到玻璃厂烧炼玻璃，可以抵两年柴薪，价值700两。乾隆批准了！奏中的玻璃厂大概就在现在琉璃厂附近。所以，《永乐北藏》的经板最后被拉到琉璃厂烧玻璃用了。
奏章中讲的理由，一是旧经板糟朽，二是需要给新经板腾地方保存，三是可以抵玻璃厂两年柴薪。乾隆藏的经板到现在也将近300年了，有很多朽坏，但前几年修补一番还重新刷印了一百部。所以，当时的旧板肯定有糟烂，但也不至于烂到只能烧火的地步。要给新经板腾地方更说不通，北京那么大，如果想保存自然能找到地方。抵两年柴薪更可笑，乾隆难道穷到要省这700两所有说出来的理由都是枝节，关键是乾隆不可能保留这些经板。为什么不可能保留呢因为这是前朝的东西！官修大藏经是权力的象征，代表着佛法得到权力的认可，而权力得到佛法的背书，是佛法之尊与权力之威的结合体，亦是国之重器！所以，改朝换代后不可能延用前朝的官修经板，必须重刻一部颁赐天下。实际上，《乾隆藏》问世之后，民间也再未刊刻大藏经，直到清朝将亡的宣统年间才有开刻毗陵藏，至民国方刻成。《乾隆藏》基本垄断了清代中后期的藏经供给，独占了信众对大藏经的崇拜，影响延续至今。清朝如此处理前朝经板，那明朝呢以朱元璋和朱棣的行事风格，毁掉前朝经板再正常不过了。崔法珍把自己刻的经板运作成官刻板（揭秘：独臂神尼发动制度创新，晋南大众创造旷世奇迹），从短期看是好事，从长期看则不好说。一直保存在民间或许可以保存更长时间，刷印更多套大藏经，对佛法的弘扬起更大作用，也未可知。其它民刻大藏经板又去哪了呢比如嘉兴藏，始刻于明万历十七年（1589），完成于清雍正元年（1723），从最后完成到现在也就三百年，这些经板怎么也没了
“（《华严经疏论纂要》）旧藏福州鼓山，久无人知。朽人前年无意中见之，乃劝苏居士印廿五部（以十二部赠与日邦）。按吾国江浙旧经板，经洪杨之乱，皆成灰烬，最古者惟有北京龙藏板，大约雍正时刻。今此《华严经疏论纂要》为康熙时板，或为吾国现存之最古之经板，亦未可知也（此意便中乞告内山居士）。”大概南方民间保存的经板都在太平天国战乱中被毁了！官刻板容易在改朝换代时被毁，民刻板容易在战乱中被毁，没办法！最后，看看韩国海印寺保存的高丽再雕经板，刻于1236年-1251年，至今快八百年了（要说做事追求极致，我们比不上韩国，就藏经电子化而言）。
奏为请旨事：据礼部来文内开本年九月二十六日奏为请旨事：“臣等伏思藏经已经刊刻，新板将次告竣。其旧藏经板七万有奇，多模糊残缺不堪刷印，似无庸堆贮旧库，应请旨交海望收领，此库内即可容放新刊经板等，因具奏奉。旨：知道了，钦此！相应知会内务府总管，海望遵照派员赴库领取等。”因前来臣随派员会同武英殿监造书板官员前往查看，得此经板系大明正统年间所刻，及今二百余年，木性已过，糟烂者甚多，若推去两面字迹只剩五六分厚，又兼糟朽，实不堪用。是以臣查得玻璃厂烧炼玻璃，每年办买木柴十六七万斤，每万斤连脚价需银二十一两，二年所买木柴及运价约需七百余两。此旧经板七万余块，约合共重有三十六七万斤。依臣愚意，若将此经板运至玻璃厂洁净堆放烧炼玻璃，陆续焚化，可抵二年柴薪之用。如此旧经板得以洁净焚化，亦可节省两年柴价。如蒙俞允，臣令玻璃厂官员将经板运至玻璃厂，其应零运价银一百余两向造办处支领，是否可行，伏候谕旨遵行。为此谨奏请旨，本日交奏事太监王常贵等转奏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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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明代《永乐北藏》经板最后去哪了？被乾隆烧玻璃了！发布于2021-08-07 11:03: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