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瑛法师和赵朴初不仅仅阐发了爱国思想，更是践行爱国思想的行动家。他们的一生，都是爱国护教、弘法利生的一生。热心公益慈善事业。清末，法师初任宁波佛教会会长时，创立僧民二校，僧校教育出家众，民校教育贫寒子弟；1918年，创办宁波佛教孤儿院；1923年，在南洋讲经时与星洲转道、巴生转物共同发愿重兴泉州开元寺，并创设开元慈儿院，学科依照普通学校，学习和生活用品等免费提供。1926年，为募集慈儿院资金，法师远渡南洋群岛讲经，募得大量资金而归。兴办僧尼教育。圆瑛法师主张僧伽要做到上求下化，必须接受良好的教育和训练。1909年法师住持宁波接待寺时，创办了佛教讲习所；后来到南洋槟榔屿，又创办了槟城佛教研究会；最后在上海创办圆明讲堂，设立楞严专宗学院和上海圆明佛学院。圆瑛法师创办的佛教教育机构，培养出许多优秀的僧才。投身抗日救国运动。圆瑛法师热爱祖国，心系人民，维护祖国统一，反对外来侵略。1923 年，法师两度赴台，与台湾佛教界建立联系，为日治时期的台湾人民送去关怀；1931 年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法师作为中国佛教界领袖，通告全国佛教徒，建立护国道场；1937 年卢沟桥事变发生后，法师号召全国佛教徒参加抗日救国工作，并担任中国佛教会灾区救护团团长，组织僧侣救护队，开办难民收容所和佛教医院，开展收容和救护工作。1937 年和 1939 年，法师两次赴南洋各地筹集经费，支援抗战和救济事业。1939 年，法师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入狱，始终坚持气节，威武不屈，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和民族气概。奔走倡导世界和平。1952 年，圆瑛法师写信拥护在北京召开的和平会议；九月，作为中国代表团佛教代表之一，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会议之后，立即在上海圆明讲堂启建“祝愿世界和平法会”，宣扬和平理念。赵朴初青年时期正值抗战，于是投身江浙佛教界的难民救济工作。在《炸弹震惊大世界，难民夜闯上海滩》一文中，赵朴初记载了卢沟桥事变后在上海的难民救济工作情况，除了供给衣食医药等生活物资外，还着重对难胞们进行抗日救亡教育和文化教育；新中国成立后，赵朴初继续关注佛教公益慈善事业的发展，积极利用佛教中的物质和精神资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热心佛教教育事业。赵朴初心系佛教的教育事业，非常重视教界人才的培养。1992 年，赵朴初在全国汉语系佛教教育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强调，佛教工作最重要最紧迫的事情是培养人才。人才的培养离不开佛学院的建设，赵朴初一直致力于佛学院的恢复和建立。1981 年，赵朴初就建言筹办甘肃、青海、西藏佛学院；1987 年，赵朴初在中国佛教协会第五届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报告中总结了佛教教育事业取得的进展和成就：“恢复了中国佛学院，还先后开办中国佛学院分院和地方佛教学院共十所，一些地方佛协和重点寺庙举办了僧伽培训班，通过组织教学和选派人员出国深造，培养了一批佛教事业急需的人才，初步形成了汉语系和藏语系佛教教育体系。” 除了推动佛学院的建设，赵朴初还大力支持佛教文化的学术研究工作，推动佛教图书文物馆建设，支持佛经出版印刷事业等，这些努力为培养教界人才、传承和发扬佛教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致力祖国和平统一。1984 年，赵朴初与台湾佛光山星云法师在泰国曼谷首次会晤，揭开两岸佛教界恢复交往的序幕；1988 年，世界佛教徒友谊会第十六届大会在美国洛杉矶西来寺举行，中国佛教协会派代表团出席，与台湾佛教组织正式恢复了密切联系；1989 年，赵朴初邀请星云法师，以“国际佛教促进会中国大陆弘法探亲团”名义到大陆弘法探亲，受到大陆僧俗二界的热烈欢迎。赵朴初晚年接待了众多台湾佛教界组织，为两岸的和平统一事业殚精竭虑。倡导维护世界和平。1952 年，赵朴初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亚太地区和平会议， 并将一尊佛像转赠给日本佛教界；1954 年，赵朴初代表中国佛教界第一次访问日本并出席“禁止原子弹和氢弹世界大会”；1961 年，赴印度新德里出席世界和平理事会会议；1962 年，倡议和推动中日佛教界共同举办的纪念鉴真和尚圆寂 1200 周年活动；1979 年，率领中国宗教代表团赴美出席“世界宗教者和平会议”第三届大会；1980 年，推动和组织了鉴真和尚像回国探亲活动；1981 年，推动中国宗教界代表团出席在印度召开的“亚洲宗教者和平大会”；1984 年，派代表团出席在肯尼亚召开的“世宗和”第四届大会。由于赵朴初对于世界和平事业做出的杰出贡献，日本庭 野和平财团三次授予其“庭野和平奖”。从圆瑛法师和赵朴初的爱国实践来看，两人所致力的佛教爱国事业基本上是一致的，既有高扬民族主义精神的抗日救国行动，又有弘法利生的社会慈善事业和教育事业，不仅心系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更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由于所处的时代特征有所差别，圆瑛法师的爱国实践偏重于救亡，而赵朴初则偏向于建设。究其本质，是将爱国与护教相统一，并且以大无畏的精神将佛教的慈悲、和平等精神贯彻到爱国的实际行动之中。
综上，赵朴初与圆瑛法师的爱国思想及实践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在爱国思想的内涵上有着许多传承与发展，在实践领域也有很多相似的方面。具体有以下几方面内容：第一，两人都非常重视佛教义理基础。圆瑛法师和赵朴初对于三藏经典都非常精通，在阐发爱国思想时都广引经论，从佛教经典资源中发掘爱国思想的义理根据。当然，由于理论兴趣和特点的不同，两者所强调的经典和义理有所区别。圆瑛法师尤善《楞严》，并且对《仁王护国经》有精深的诠释。赵朴初则广引各派经典， 并且对祖师的语录和公案多所发挥。黄夏年在《圆瑛大师与佛学》一文中将圆瑛法师概括为“台、贤并弘，禅净双修，入世救世，儒释兼通” 的人物。在教理的表达方式上，由于身份的不同，圆瑛法师对于禅、净等经典有专门的讲义，而赵朴初则对于精深的义理重新做了通俗易懂的表述。第二，两人都强调政教的一致性。圆瑛法师提出“政教相成”，佛教的命运受到国家命运的影响，佛教的兴衰也反映出国家的治乱。赵朴初提出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佛教徒首先是公民，佛教的繁荣与发展离不开国家的独立与强盛。赵朴初通过对佛教徒在新时代与新社会身份的界定，论证了佛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理论根据。在这一理念指导下，佛教徒不仅要严守戒律、遵纪守法，更应该积极地将佛教中的优良传统和精神资源发掘并投入到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当中，尤其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之中。第三，两人都重视改善人心、养成人格。圆瑛法师和赵朴初都认为爱国护教、改善社会的关键在于净化人心，养成理想人格。作为高僧，圆瑛法师一面通过不断 宣扬佛法来觉悟众生，同时也投入僧伽教育事业。而赵朴初则更加侧重于将佛教义 理作通俗化的讲解，并且对佛教教育事业投入了大量精力，坚持将爱国主义教育投 入到僧伽教育之中，同时，赵朴初还提出了将佛教中的基本义理运用到世俗教育之 中的主张，用佛教教育中的良好资源来推动世俗教育的进步，从而达到提高全民族 文化道德素质的目的。第四，“解行并重”，都身体力行爱国的实践。从抗日救国到慈善济世，从僧才培养到拯救人心，从祖国统一到世界和平，圆瑛法师和赵朴初都用毕生精力在践行自己的爱国思想和理念，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到弘法利生的事业当中，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在践行大乘佛教菩萨行的精神。圆瑛法师与赵朴初的爱国思想，其核心精神是大乘佛教的关怀世间与强烈的入世、救世倾向，圆瑛法师倡“儒释合一”，表明这种世间化的发展路径与儒家的现世理想是一致的。赵朴初一生致力于推动人间佛教建设，圆瑛法师虽未明确提出人 间佛教概念，但其佛学理念和行为处处与人间佛教所关注的问题相统一，圆瑛法师和赵朴初爱国思想的贡献不仅仅在于续佛慧命、为佛教中国化的进程指明了方向， 更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积极的思想资源，也为全世界、全人类的和平发展 提供了先进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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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爱国爱教｜一脉相承——圆瑛法师和赵朴初的爱国思想与实践（二）发布于2021-09-21 12:05:4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