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爱教寄禅与圆瑛的爱国思想

三

处于这个时期的这些高僧们，面对着国家和民族的为难，许多都如寄禅法师一样展现他们的爱国救民情怀，一方面在努力传播和弘扬佛教，一方面以佛教为媒介做着经世救国的伟业。圆瑛法师作为寄禅的弟子，应该深受寄禅爱国情怀的影响， 其作有“满腔热血成沧海，寿世文章救世悲”等爱国救时的篇章，表达着爱国救时的情怀。圆瑛法师一生以慈悲为怀，以“丈夫自有冲天志，男子当存救世心”的志向做着普度众生的事业，以“佛教大乘慈悲救世” 的精神自度度人，以“国家存亡，匹夫有责”为爱国之天职。

1923 年圆瑛法师受转道和尚邀请前往南洋讲经，随后又至台湾讲经，在与转道和尚会面期间，提出了建立慈儿院的设想。1924 年，圆瑛法师从台湾回来之后，意识到佛教的盛衰与济世互为因果，于是开始筹建慈儿院，目的是通过慈儿院等慈善机构的建设以济困抚孤，表明佛教在国家多事之秋要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并以此实现佛教的宗旨。所以当有人责备圆瑛法师出家人不应该承担兴办慈善机构等这些 社会责任，圆瑛法师认为这样的看法只看到慈善事业是社会的责任，实际上慈悲之 道同样“为佛教之宗旨”。圆瑛法师兴办慈儿院、孤儿院、慈幼院等慈善机构，使得佛教事业不仅关注悟解生死问题，更使佛教有救危扶困的济世功能。

在《泉州开元慈儿院缘起文》中，圆瑛法师明确提出兴办慈善事业“寓有爱群爱国之至意：“开办费用，已由转道和尚、转物当家，全数负担，更思筹集基金，俾斯院永垂久远，故代尽未来际无告之孤儿，请愿于十方宰官、居士、大慈善家、大资本家，各发慈悲喜舍之四无量心，慨解施囊，共成永远之慈善事业，恤孤之举，即寓有爱群 爱国之至意，直接则造福于孤儿，间接实造福于社会国家矣。”（《泉州开元慈儿院第一届报告书序》，转引自明旸法师主编：《圆瑛大师年谱》，第 99 页）1927 年 10 月在作的《泉州开元慈儿院第一届报告书序》中，圆瑛又提到兴办慈善机构将使恶浊世界变成清净世界：“果能同发是心，同创是业，自可使举国无乞丐之人，山林绝盗贼之薮，人多慈善心，国有祯祥之庆，不难将恶浊世界，变成清净世界矣。”

圆瑛法师兴办慈善机构和慈善事业的举动之所以会受到有些人的责备，因为佛教的义理在于空，佛教修行是以了悟生死、往生西天为旨归的。圆瑛法师却是以出世的精神，积极兴办着入世的事业，将护法、兴福、利生、济世等圆融地结合起来，这种积极利世的态度，在苦难深重的年代是极其珍贵的，充分展示出圆瑛法师对于众生的关怀之情。圆瑛法师“少安儒业，冠入空门，研究教典，垂三十年”，因此深信佛教“实在是积极的”。圆瑛法师曾作《佛儒之教理同归于一辙》的演讲，救济孤儿“本是大乘菩萨慈悲之道”，同儒教博施济众之理；《 泉州开元慈儿院简章》中也说：“本院本佛教大 乘慈悲宗义，与乐拔苦，专收无依孤儿，施以教养，俾成人后得有自立能力。” 在《佛儒之教理同归于一辙》的演讲中，圆瑛法师倡议凡有心挽回世道、救正人心者“提倡佛儒无我之理”。慈善事业体现大乘佛教慈悲之道与博施济众之理，进而扩展至“世界自得和平”。

由《佛儒之教理同归于一辙》来看，圆瑛法师身上体现出来的是真正的大乘菩萨精神，其所关注点从来不是仅仅关注于自身的解脱与了悟，更关注的是国家的安定和世界的和平。要是国家得安定与世界得和平，圆瑛法师提出又要从“我”入手。“世界到了今天，国与国不和，族与族不和，人与人不和”，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众生我见心太重”，由于“汝心也要为我，他心也要为我，个个之心，都要为我”，以致“酿成恶浊世界”。在这样的现状下，就要消除我见之心，“若要挽回世道，必要救正人心”，要救正人心则 “定要提倡佛教无我之理”，即修无我观，观身是假合、空、无常、无我。世界之人若各各能把“我”看轻，自然“能为社会国家服务”；能打破“我”，自然“能致社会国家于和平”；“汝亦无我”“他亦无我”“个个人都是无我”，无我见与我执，贪瞋痴慢诸恶浊心无自而生，恶浊世界便能转成清净世界。圆瑛法师创办慈儿院等慈善事业，就是秉承大乘无我之行，挽回世道救正人心，将各种孤儿教之、养之，则将来社会上即少许多失学失业之人，社会和平之秩序自将实现。

在南洋为慈儿院筹款期间，圆瑛法师做了《佛法之精神》的演讲，从三个方面进一步阐述了他的这种观念。首先，圆瑛法师强调释迦牟尼并没有抛弃人世之伦常，其传播佛法是积极救世的，佛陀牺牲个人而利益群众，并贡献世界、利乐众生。这其实是从宋代以来就有的看法，如明代的道衍（姚广孝）、林兆恩都人更是强调这一点，圆瑛法师在此对这一看法进一步强化。如在《念佛可以报四恩》的第二恩是“可以报答亲恩”，文中提出父母之恩云：“父也，养我教我，一生经营，无非为我，爱我如掌上之珠，望我若凶年之谷。母也，十月怀胎，三年乳哺，咽苦吐甘，移干就湿，鞠育顾复，无微不至。”佛教徒报答父母之恩，不仅在于“生奉甘旨之供，死尽丧葬之礼”，更重要的是“度脱亲灵，永出苦轮，得生乐国”。

其次，圆瑛法师强调佛教乃是觉悟之教，现在“人欲横流之世界”“修罗争斗之世界”，皆由众生贪瞋痴慢嫉妒种种恶心造成，人心日积日漓，世道愈趋愈下，凡爱国者“无一不抱救世之思想”。要救世，圆瑛法师认为“必定救正人心”，救正人心“惟有弘扬佛教”，使人人能修“无我观”，打破“我执”，这是与《佛儒之教理同归于一辙》的演讲中相同的看法。圆瑛法师反对“以杀伐因”，认为“以枪炮为救世之具，思藉武力创造和平”是“梦想颠倒”，断不能达到真正救世之目的。

第三，佛教尤其是大乘佛教的宗旨是以慈悲为本，佛教以慈悲之心救助众生，“不独对同类之人如是，乃至异类之众生”。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圆瑛法师阐述了佛教本旨是“积极救世”，这是他兴办慈善事业的理论基础。佛教的积极救世，又与社会国家，均有密切之关系，“凡抱爱群爱国思想家，皆当极力提倡，极力研究，极力宣传，但得佛教慈悲之旨，而能普及，自可弭杀机于无形，化战器为无用”；人人存慈悲之心， 世界全无苦境，尽成乐观，则“不求和平而自得和平”。

关于佛教慈悲与世界和平的看法，圆瑛法师又有《和平与慈悲》的演讲，在演讲中指出：“佛教流行，其隐显盛衰之迹，必视国体为转移。国体专制，而与教旨相乖；国体和平，而与教旨相合。”和平之义也就是佛教平等慈悲之道，“人民既趋向于和平，则教藉政而益显，然人民未臻和平程度，则政必藉教以相成”，即政教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圆瑛法师进一步指出慈悲乃和平之根本：“欲期世界和平，宜培社会道德，欲培社会道德，应尚佛教慈悲，不存人我情见，生佛等观，冤亲一相，乃是和平之根本。儒云：本立而道生。’假使国民之心理，未有慈悲之观念，人我炽然，竞争纷起，不独无以致和平：抑亦无以杜杀伐。欲杀机止息，竞争潜销，必以慈悲化民，方可臻无为之郅治。孔子有言：‘吾闻西方有大圣人，不治而不乱，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斯即慈悲之化，深入人心，故使无为之治，遂见于世。而 我中华民国，果能崇尚佛教，慈悲之道，广宣流布，使民日熏日习，自可日趋于道德。故曰：‘政必藉教以相成。’是知爱教，即所以爱国也。”崇尚佛教慈悲之道民 众便可日趋于道德，民趋于道德便知爱国。在《佛教与做人》的演讲中，圆瑛法师 对此更是加以着重阐述。圆瑛法师指出，人生于天地之间“要具道德、学问、阅历三种资格”，方成完全人格。在三者之中，道德为立身根本，有道德方能立身；学问是应世经纶，无学问则不能应世；阅历是成功左券，无阅历则不能成功。圆瑛法 师说的这三种资格，是从普遍意义上说的，而非仅从佛教意义上说的，如云道德即 是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养育妻子、忠信朋友、和睦乡党等方面，这是一般意义上 儒家的学说；学问则是指各种科学、各宗学说、世间常识等；阅历是指治国安民、建功立业、因才教育、货殖生财之道、百工技艺等。道德、学问、阅历三者如宝鼎之三足，“阙一不可”，“虽有道德而无学问，不能利人；若有学问而无道德，不足服人；即使道学兼具，而无阅历，必定不能办事，遇境逢缘，无由应付”。

在此基础上，圆瑛法师再讲佛教与做人，佛说五戒为人道之因，遵守五戒才能达到合格的佛教人乘，无五戒必失人身。五戒者，第一戒杀，“不但不可杀人，乃至一切动物，凡有命者，皆不得杀，应生慈悲心，与众生之乐，拔众生之苦，以仁德及物”。第二戒盗，“不但贵重财物不得强取盗取，乃至微小之物，亦不可窃取”。第三戒邪淫，“世俗之人，一夫一妻，伦常所许，夫妻之外，不可邪淫。非但不可强奸，乃至和奸，亦所不许”。第四戒妄语，“不但未曾得道说得道，未曾证果说证果，大妄语是当戒的。乃至见言不见，是言不是，皆属无有信实”。第五戒饮酒，“酒虽不是荤腥，亦无性命。然酒能乱性，多见醉后惹祸招殃。故佛为防非止恶，亦复制止， 不许饮酒”。圆瑛法师指出“五戒即我佛教人做人之法”，人类之有富贵贫贱寿夭穷通之不等者“皆由前生持戒多少之故”。圆瑛法师又将五戒等之于儒教中五常，又是“佛儒之教理同归于一辙”意旨的体现。在此基础上，圆瑛法师提出爱教便是爱国，并以佛教之慈悲促进世界之和平。直至 1952 年 10 月时，圆瑛法师在北京召开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上《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保卫和平》的讲话，仍然以这个一贯的观念号召佛教徒团结起来争取和平：“我们佛教徒既为佛子，当作佛事。什么是佛事这伟大的和平运动，真是佛事！和平能够实现，使全世界的人民免受战争的痛苦。所以我们佛教徒每个人都应该做这个和平运动的大佛事！圆瑛希望我们北京的佛教徒和全国的佛教徒，大家紧密地团结起来，为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工作而努力。”

四

出于爱国救世救时的迫切愿望，圆瑛法师非常重视《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专门为听众讲解此经，留下有《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义》。圆瑛法师开篇讲述了此经的五重能所，第二重能所是：“护者护持，国是国土。由仁王修德行仁，化被万民，国土安稳。则仁王为能护，国土是所护。”第三重能所是：“若以仁王望般若，则般若为能护，而仁王国土，皆所护耳。由王受持般若大法，则法力加被，能令王身安隐，国界太平。”第四重能所是：“若以般若望仁王，则仁王为能护，而般若国土，皆所护耳。由王宏护般若大法，则法力普及，能令人民信仰，国土安宁。”第五重能所是：“国若不护，则国危，总论仁王般若皆能护，国土为所护。护国之法，应以弘法化民，为先务之急。” 这五重能所的阐释，反映出的是圆瑛法师热切的爱国救国之心，期望“国土获安，七难不起，灾害不生， 万民安乐”。

圆瑛法师以佛教僧徒身份倡导爱国、提倡世界和平，是因为其自认是国民一分子，他在《国民应尽天职》的演讲中说：“圆瑛虽居僧界，为佛教之信徒，究竟同是国民一分子，所以当具爱国之心肠，时切爱民之观念。”既然佛教僧徒是国民一分子，爱国就是自然而然的了。圆瑛法师具有深深的爱国与救时之心，曾作有“爱国每垂忧国泪，感时深抱救时心”之联以明心志。圆瑛法师将爱国定义为是每个国民的天职（“天然之职任”），云：“国民生在宇宙之间，国家领土之内，则爱国一事，就是人之天职，无有一人，不负这种责任。古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必定有爱国心，方才可算得有国民资格，若无爱国心，则失国民资格。”对于军政商等各界来说，爱国救时是题中应有之义，对于佛教徒来说，正如上文提到有人责备圆瑛法师不应该去兴办慈善机构这些应该由社会承担的责任，如何是爱国救时便是该值得思考的了。圆瑛法师坚持了一贯的看法，指出佛教徒的爱国救时在于救正人心，《国民应尽天职》中说：“民者，国之本也，民心既日积而日漓，则国势当愈趋而愈下。若欲挽回国运，先当纠正人心；欲正民心，必本佛教心理革命之学说，革除种种弊恶之心，复归谆善之心。民心正，天心顺，国家自有和平希望。”圆瑛法师因此到处奔走，“宣传佛教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之主义，使人人感觉可以促进和平之实现”，以此号召佛教界“尽卫教爱国之天职”。

圆瑛法师在这次为军政界人士的演讲中，着力宣讲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三种佛教大乘救世之学说，以此劝导军政界人士本着学佛修身的观念“建保民护国之勋业”。关于负有军人天职者应当学大慈悲之精神学，圆瑛法师说军人在战乱时应尽之天职是：“如我国人民向受帝制之压迫，军阀之摧残，受种种苦，失一切乐，为军人者，当运大慈悲，为人民解除压迫之苦，推翻帝制，打倒军阀，享和平幸福之乐。”国家统一、战事告终时军人应尽的天职是：“大凡人之有欲立身世上而无愧者，必须先正其心。欲正其心，首宜除去贪瞋痴慢之心，常存大慈悲心，方为得立身之根本。贪字范围很大，世间之人多为贪心不足，到结果时，弄得‘身败名裂’。

我们立身，第一，不可贪非义之财。财虽人人所爱，然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义所当得者得之，义所不当得者，就是黄金盈前，不敢妄取，若使窃取强取，都为非义 ; 此喜得金，彼苦失金，即非慈悲心。第二，不可贪非礼之色。色虽人人所爱，然一夫一妻，世法所许，夫妻之外，他人妻女，他所守护，断断不可有非礼之举动，或言词调戏，引诱成奸；或强暴行为，压迫从事，令人失节受玷，此皆非慈悲心。第三，不可贪虚荣之名。名虽人人所爱，然求名不如求实。倘无实行可录，纵得虚名，其名不足贵，若有实行，在军中勤劳服务，必为长官同侣所共爱敬，虽然名位不高，其实际之资格，已轶驾虚名者之上。”这次演讲时，抗日战争已经取得了胜利，所以圆瑛法师以大篇幅重点讲了军人在战事终结、国家统一时军人该如何尽天职，出发点还是在以大慈悲救正其心。

关于大无畏之精神学，圆瑛法师指出佛教所说大无畏，“不是不怕法律也，也不是不怕因果也，就是‘不怕死’”，能“不怕死”者“是得‘大无畏’也”。至于不怕法律与因果，圆瑛法师解释说：“法律不可不怕。以法律为立国之本，一切人民皆依法律为保障，故当视如神圣不可侵犯。即军中之军令纪律，亦复如是，均要遵奉。因果，亦不可不怕。世人多由不信因果， 所以纵心造恶，而无忌惮，以致堕落。实在因果是世间不易之定理，作善因必招乐 果，作恶因必招苦果，依因感果，无可改移。因是种子，果是收成，世人种甘蔗之种子，必得甜味，种苦瓜之种子，必得苦味，因果定然相符，断无‘种甘蔗结苦瓜，种苦瓜生甘蔗’之理。”法律与因果不是怕与不怕的问题，而是应当必须遵守的，怕“死”则是人之普遍存在着的，佛教徒更是以解脱“死”苦为重要目标。要不怕“死”是极其难以做到的，圆瑛法师指出具有高尚之见解的世间大丈夫，“视色身如梦幻，视生死如鸿毛”，追求的是“建功立业，保国安民”，对于个人则“无有不可牺牲者”。世间大丈夫应当认定目标，尽我天职，“但能福国利民，则虽肝脑涂地，皆所不惜”，能存此心便能自得“大无畏”。对于佛教而言，如佛经所云“身如聚沫，身如芭蕉”，将此身看得轻，“大无畏之精神自可现前”；而且若能“抱伟大之思想，期立不朽之功业，齐学佛教大无畏之精神”，才能真正“寿世不死也”。

关于大无我之精神学，圆瑛法师从“我”之不实存讲到“无我”，又从“无我”讲到“大无我”，“内观察一身之我，既然如梦境如幻事，则所谓我家我族，一一无非如梦如幻，则无我之范围，亦渐渐扩大，而为‘大无我’”。对于军人来说，“一定要学佛教‘大无我’之精神，学不存身家之‘我见’”，心无挂碍，无有恐怖，胆气自壮，自然可以“建功立业，福国佑民”。

圆瑛法师的大慈悲、大无畏、大无我是一环更进一环，由大慈悲得大无畏，由大无畏得大无我，由大无我引申出可以“建功立业，福国佑民”。圆瑛法师最后再次说明观身境俱空与建功业的关系，云：“为军人者，不但当观身空，还要更观境空。若能观得身境俱空，则虽大敌当前，自能鼓其锐气，逞其雄威，奋勇争先，不贪生，不怕死，如入无人之境，何难立破劲敌，立奏奇功。”

在《国人应尽天职》的演讲中，圆瑛法师讲到了杀生的问题。战争必然存在杀戮，爱国救时的军人要“建功立业，福国佑民”，不可避免地要杀戮敌方士兵。圆 瑛法师加以区别军界的杀生虽然亦是伤慈，但更是除暴安良，“保民护国，奉有军 令，而与私意杀害者有别”。除此之外，尤其是“对私人份内，一定不可行”。对于杀生问题，圆瑛法师有《戒法虽多，以戒杀为第一》强调之，指出我与众生佛性本同，“断不可以我强而欺彼弱，将他肉而养自身”，杀而食之，则慈悲不存。本着佛教慈悲之宗旨，圆瑛法师大力提倡戒杀之道。杀生与杀戮是战争的祸源，世界大战“皆由杀业所造成”，“杀生食肉，直以自杀，杀气满两间，酿成刀兵之劫”；发生刀兵之劫难，最终“人类必遭杀害之苦”，要使世界和平，就必须要戒杀。圆瑛法师 认为止息杀机，使各国共享和平之幸福就在于提倡素食，“抱救人救世之本怀”，进而造福于国家与人类。

在《世界提倡素食会十周年》的演讲中，圆瑛法师再次强调世界战争是由杀生之业而引起：“世之杀生者，乃恃强欺弱，恣意杀害畜类，怀恨 在心，终图报复；望勿贪口头滋味，而与畜生结下累世冤家。古云：‘杀生直以自 杀。’请味斯言，痛改前非。世有邪说，谓畜生若不杀之食之，则日见其多，将有 食人之患，此言望勿听信。世间猫狗，杀食者少，亦不见如鸡鸭之多，足证其谬。又杀生之因，能招杀伐之果。古云：‘欲知世上刀兵劫，但听屠门夜半声。’是知世 界之大战，本由杀业酝酿而成，琉璃王之灭释种，起于食鱼之冤，可为确证。”素食则能戒杀，故圆瑛法师从佛教慈悲的角度大力提倡素食：“世界提倡素食会，本 我佛慈悲宗旨，及儒教忠恕之心，深知畜类之义心仁性，不亚于人，鼋能怀物以诊  疮，狐解临井而报德，可为明证。故联合同志，提倡素食，藉弭杀机，保全物命。果能由少而多，自近及远，推行全世界，人人戒杀素食，岂仅物类得免杀戮之灾， 亦即世界可弭刀兵之劫。”

抗日战争结束后，圆瑛法师再次返回南洋，在一次演讲中曾提到自己尽这一国民天职时遭受过的磨难，云：“回忆十年前，曾来此地为筹集经费，救济祖国伤难同胞，以尽国民天职。返国后，日人指为抗日分子，遂被逮捕，饱尝铁窗风味，二十八天方始脱难。”a在演讲中，圆瑛法师为听众阐讲佛教观身不净、观受是苦、观心无常、观法无我的四念处观，指出修四念处观的作用在于“人心既善，国运昌隆，战争不息而自息，世界不平而自平”，由此体现出“佛法之裨益于世道人心者”之大。

圆瑛法师面对中国当时面临的为难，大声疾呼并全力付诸行动，拯救国家的为难，并以此作为自己应尽的天职，即使遭受到重重的磨难而从不退缩。但从上述的 引文可以发现，圆瑛法师所关注的从来不是中国一国的危难，还关注到全人类的危 难，倡导的是全世界的和平。在世界宗教会的演讲中，圆瑛法师大力倡导学习佛教，“使世界人人同知佛教与人生有莫大之关系，与国家有莫大之裨益”，这样“自可进世界于大同，度众生于彼岸”。以佛教将世界建设成大同之世界，与康有为的观念颇有相同之处。圆瑛法师则是从苦本来解释佛教可以“进世界于大同，度众生于彼岸”之因，云：“苦本者，即吾人之身，乃为众苦之本，生老病死四大苦外，即为名位衣食，财产眷属，曰汩没于风尘，未尝非苦，若无苦本，苦无所依。然既知身为苦本，当究苦因，经云：‘爱欲为因，爱命为果。’若离贪爱，则苦因既无，苦果谁受，非仅将来不求安乐，自得安乐，即现世贪爱轻者，可以省了多少苦恼。” 佛教一旦得到普及，人人离贪爱之心，人与人之间不生排挤之心，国与国息战争之祸，“循此以往，人心和平，则世界之大同，自可不期然而然者矣”。因此，佛教确实“可以造世界大同之幸福，可以为众生入圣之阶梯”。

圆瑛法师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佛教与世界的关系，其曾做过《佛教与世界之关系》（又名《世界各国应当共同推崇佛教》）的演讲。在演讲中，圆瑛法师提出世界宗教之旨虽然差别很大，“化民为善，则一而已”，而具足世间、出世间法的佛教“可以觉悟人心，维持世道，堪为文化之中心”。若人人奉行佛教的“戒”，就会“一人化于家，则成良善家庭；多人化于国，则成良善国家；多国遍于世，则成良善世界”，圆瑛法师就是这样推导出佛教可以使世间变成和平而良善的世界，他说：“世界之治乱，全由人心善恶所造成。若欲求世界和平，定当宣传佛教戒学，戒学能得昌明于世间，则举世人心乱源止息，自可感召天和，而邀幸福”，“佛教戒法，可以补助世界国家法律之不及，法律但能治人民犯罪于已然，既犯法律，加以处分；而佛教戒法，可令人民，畏罪不犯，而防非止恶，功效甚大。”佛教能够“化干戈为玉帛，转乱世为和平”，因此 “世界国家，应当共崇佛教”。

圆瑛法师以佛教大乘慈悲观念抒发的爱国救世救时抱负和行动，受到了广泛的肯定和赞誉。1934 年，林森《仁王护国经讲义》序中说：“所讲《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义》，其所发挥演绎，皆切于护国爱人，旨趣之宏，足维风化。”王浩然《仁王护国经讲义》序中，对于圆瑛法师的行动给予了总结和概括：“佛教与政治，名殊义一。政治之目的，在乎护国教民；佛教之大乘，在乎利生救世。如车两轮， 阙一不可。非教无以补政治之不及，非政无以使佛教之流行。吾国人民，素仰佛教以超然之地位，应机施化。小而言之，可以使人深信因果，勤修十善。大而言之， 可以使人双运智悲，广修六度。其足以辅世导民，移风易俗，岂语言之所能及哉。从来国家社会，乃至家庭，所有盛衰之况，概以人心之善恶为转移。经云：应观法界性，一切唯心造。又云：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是心能造业，亦能转业。所以对于挽回劫运，非纠正人心为不可。况当此时世迁变，人欲横流，灾祸频仍，杀机隐伏。世界之斗争，时在酝酿，一触即发。有识者，无不惄然忧之。揆之劫运之起灭久暂，决非科学唯物，可能止遏。惟有上下一心一德，提倡佛学，化导人心，为唯一之方法。或可救人民于水火，化灾厉为祥和……法师徇大众之请，光临都中毗卢寺，讲演匝月。誓于末法劫中，宏宣佛化。愿人人同登觉路，俾各各彻悟心源。辗转化导，共挽危机。讲余手编《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讲表》，言言指归实际，法法不离心宗。不舍文字，不着文字。谈理既澈，释词复显。欲广法施，利益今后。其护国利生之功德，不可说不可说。”王浩然所说的“不可说不可说”实在是指不得不说与言说不尽，圆瑛法师的“护国利生之功德”确实是用语言所言说不尽的， 他的“护国利生之功德”将永远刻在历史的丰碑上。

寄禅禅师和圆瑛法师作为从天童寺走出的两位在中国现代佛教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高僧，不仅爱国救时的行动令人敬佩，通过诗歌、著作、演讲等形式表现出来的爱国情怀，也感染了许许多多的人投入到爱国救时的大潮中去。他们爱国救时的志向和行动，被中国现代历史所深深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