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海光影雄浑飘逸的隐元禅师书法

同时代隔海相望的日本，江户幕府不仅颁布了锁国令，还建立寺院本末服从制度，严格限制了佛教各宗派的发展，使整个日本佛教界禅规沉寂、一潭死水，呈现一片惨淡的末法景象，亟待新的思想、制度的冲击与改变。

当时日本临济宗的僧侣对隐元禅师并不陌生，由万福寺刊印的《隐元语录》早先已随商船被带到长畸，广为日本僧侣所阅读；东渡日本的明朝移民和僧人也对隐元禅师大加宣扬。1652年开始，目睹日本佛教现状的长崎兴福寺住持，开始不断写信给隐元。此后适逢日本后光明天皇欲创禅林，再加之长畸唐三寺（兴福寺、崇福寺、福济寺）的护法撞越陈性乾、何毓楚、魏尔潜等人先后上书希望邀请隐元赴日，经德川幕府批准，逸然遣使再三恳请，隐元终于答应东渡。

1654年正月，隐元举慧门如沛继席黄檗，随后离开黄檗山万福寺。经泉州、安海、于六月初三抵达厦门，受到郑成功等人款待。六月二十一日，由郑成功派“国姓爷”号战船护送，隐元率领大眉性善，慧林性机、独湛性莹、独吼性狮、南源性派等僧俗弟子共计38人束装东渡。此后隐元的船只又在海上遇到台风，九死一生，终于在半月之后的七月五日抵达日本长崎。

入日后的隐元禅师通过开堂讲法、与保守派僧侣进行有关“重视戒律”的论战而声大名振。不久，隐元禅师又相继主持了祝国开堂法会、放生法会和奉安佛像仪式等法事活动，并得到幕府将军德川家纲的接见、受赐袈裟。

1659年6月，德川家纲下令允准隐元在京都择地建寺传法。隐元禅师便选择在京都南边的太和山（宇治郡大和田庄）建立寺院，1661年8月寺院初成，隐元为不忘本，以福清黄檗寺之名命名，寺额为“黄檗山万福禅寺”。从此有了“西黄檗”（“古黄檗”）和“东黄檗”（“新黄檗”）之称。其建筑、寺规、禅风行持都依照中土黄檗山万福寺旧制，8月29日，隐元禅师晋山成为万福寺第一代住持。此后，隐元禅师于此大畅临济宗风，使黄檗宗成为日本禅宗独立宗派之一，实践了他早年“跨海非常木，撑天必大材” 的诺言。

除了禅法弘扬之外，隐元禅师对日本的书道也产生了深远影响。当时的黄檗宗僧人大都有较高的文化水平、能诗善赋，不仅隐元自己，其后黄檗宗的诸位禅师也都非常擅长书法。隐元隆琦与一同东渡的木庵性瑫、即非如一的书法作品，更被誉为“黄檗三笔”，进而形成了日本书道中“黄檗流”的单独流派。

隐元禅师书法善写大字、笔力雄劲。其存世作品中，亦有不少行草和草书作品，整幅作品疏密自然，气韵生动。用笔灵活率真，字迹线条流动畅达，因势成形，毫无刻意雕琢。其作品钤印多以“临济正宗”“隆琦之印”“隐元之印”“隐元”或“隆琦”为主。宇治黄檗山万福寺现有殿堂中的匾额和楹联，几乎也都是隐元师徒的手书。

隐元禅师以笔墨为佛事，融艺境于禅境，手书的法语、开示既是弘宗演教的载体，也是接引异域众生的方便法门。“黄檗流”书法的盛行，更无疑为日本书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开启江户时代的新书风，充实了中日间文化交流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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