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曾文：太虚《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述评

1940年7月他在为重庆汉藏教理院暑期训綀班所作的《我的佛教改进运动略史》讲演中，又提出建立“菩萨学处”的新设想。他计划建立一个“模范道场”，“训练一班中坚的干部人才，建立适合今时今地的佛教”，步骤是：

受五戒后，有两条路线：一条是由五戒后直接发起菩萨心，受菩萨戒，成为在家菩萨。一条是受五戒习八戒后，转进入出家阶段，作沙弥、比丘，受十二年的教育，而成为出家菩萨；这和前说的学僧制有著联络的。……四、出家菩萨，自有其集团制度，更有已具德行已具菩萨者，统理菩萨学处。在家菩萨出家菩萨之事业，直称菩萨行。……

从具体表现上来说，出家的可作文化、教育、慈善、布教等事业，在家的成为有组织的结缘三皈、正信三皈及至五戒居士在家菩萨，农、工、商、学、军、政……各部门，都是应该做的工作，领导社会作利益人群的事业；六度、四摄的精神，就在个人的行为，和为人类服务中表现出来。……

在摄化大众的广泛事业上，在家菩萨什么工作都可以做，出家菩萨则做文化、教育、慈善。文化方面的，如图书馆、书报等，教育方面，如小、中、大各级学校，慈善方面，为医院、慈幼院、养老院等。资生方面，如工厂、农场、商店等，都可以佛教个人或团体名义去办，移转一般只谈佛教消极不办事的观念；即在个人行历中，亦处处现出信仰佛教。……

可见，从要求来说是更严格了，然而用意十分明显，就是要改变以往佛教脱离社会、脱离民众的消极倾向，让出家僧人和在家居士皆有更高的佛学和其他知识、道德素养，努力实践大乘佛教“大慈大悲”的菩萨之道，积极担当社会上的各种职业，努力为利益群生、造福社会而作奉献。

太虚关于整理和健全僧伽制度的设想都是他的人生佛教主张的组成部分。虽然由于各种原因，他设计的整理僧伽的蓝图未能付诸实现，然而他关于改进佛教组织的主张和实践，已在中国佛教界产生积极影响，取得不少成绩。    五    

强调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宗

太虚出家后对大小乘佛法、隋唐八宗皆有比较系统深入的学习和研究。在普陀山闭关期间，受当时风气影响，他对瑜伽唯识学说作了深入钻研，同时对《大乘起信论》、《楞严经》等经典也作研读。然而总的来看，他经常讲述的仍是“台贤禅净”，即天台、华严、禅、净土四宗，认为这是中国最流行最有代表性的佛法。自从进入20世纪20年代以后他着力倡导人生佛教以后，他特别褒扬和提倡禅宗。1920年他撰写《唐代禅宗与社会思潮》，提出应发扬禅宗风格，引导僧众“务人工以安色身，则贵简朴；修佛学以严法身，则贵真至”。1924年阴历十二月，太虚自谓“发生两种新觉悟”，即：

一曰、中华佛化之特质在乎禅宗。欲构成住持佛法之新僧宝，当于律仪与教理之基础上，重振禅门宗风为根本。

二曰、中国人心之转移系乎欧化，于正信佛法之新社会，当将佛法传播于国际文化，先从变易西洋学者之思想入手。[11]

太虚认为中国佛教特质是禅宗，若要建设现代僧伽，必须在戒律仪规和教理基础上重振禅宗，同时要将中国佛教通过传法实现国际化，改变西洋学者的思想。

太虚虽一再表示他赞成隋唐形成的八宗“平等”，也曾支持弟子大勇等人赴日和赴藏区学真言密教，然而后来对日本真言宗僧来华传法产生疑虑，便有意强调禅宗代表中国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特质或骨髓，大力予以提倡。1926年太虚在《评宝明君中国佛教之现势》提到：

晚唐来禅、讲、律、净中华佛法，实以禅宗为骨子，禅衰而趋于净，虽若有江河就下之概，但中华之佛教如能复兴也，必不在于真言密咒与法相唯识，而仍在乎禅，禅兴则元气复而骨力充，中华各宗教之佛法，皆藉之焕发精彩而提高格度矣。默察中华佛法将来之形势，禅宗内感衰弱之隐痛，外受密术之逼拶，旁得法相唯识研究之结果，欲求实证乎离言法性，则禅宗之复振，殆为必然之趋势！故谓中华佛教之旧派将从此日衰，毋宁谓其将复由禅宗而大兴…… [12]

在这里，太虚正式提出中华佛教复兴应从禅宗入手，而非选择密宗或唯识。

1928年十月，太虚在访问法国期间曾应请在东方博物院讲《佛学之源流及其新运动》，他在“佛学在中国的流行”这部分说：

最雄奇的是从中国第一流人士自尊独创的民族特性，以达摩西来的启发，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而直证释迦未开口说法前的觉源心海，打开了自心彻天彻地的大光明藏，佛心自心印合无间。与佛一般无二的圆明了体现了法界诸法实相，即身便成了与佛陀一般无二的真觉者。然后应用一切方土的俗言雅语，乃至全宇宙的事事物物，活泼泼地以表现指示其悟境于世人，使世人各各直证佛陀的心境。此为佛学之核心，亦为中国佛学之骨髓。唯中国佛学握得此佛学之核心，故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唯在于中国。而中国唐宋以来一般老庄派的孔孟派的第一流学者，亦无不投入此禅宗佛学中，然后再回到其道家及儒家的本位上，以另创其性命双修学及宋明理学。故此为中国佛学最特色的禅宗，实成了中国唐宋以来民族思想全部的根本精神。 [13]

在这里不仅强调禅宗是中国佛教的骨髓，代表中国佛教乃至民族文化思想，甚至说“释迦以来真正之佛学，现今唯在于中国”。

1935年十二月，太虚在广州民众教育馆发表了以《禅宗六祖与国民党总理》为题的演讲，在向民众赞扬创立三民主义的孙中山先生之后，热情地赞頌禅宗六祖慧能，说“自释迦至六祖……师资相承，传持佛法的真髓”，

而禅宗之得为后世一切佛法的源流，甚至代表整个的佛法，而成功中国所普遍盛行的佛教宗派，实有赖于六祖于禅宗的颖悟和弘传。

……自有六祖，则中国一切从梵文译来的经典，向来在文字或思想上有隔膜的，不能体贴消化的，都可以融会贯通。从此、佛法与中国人底心理不发生丝毫的障隔，深深地契合和相应，流演于后世，没有文字语言上的障碍，也没有心理思想上的隔膜。故由六祖，才把佛教的真髓深深地打入中国人的心坎中。不仅于佛教的功绩是如此，即隋、唐以来的中国文化，亦莫不受他那种彻悟思想的影响。故六祖实为中国隋唐以后最伟大的人物。 [14]

太虚对中国禅宗、对于将禅宗推向兴盛的六祖慧能，可谓推崇到极点。这自然对当时和以后中国佛教界产生很大影响。

至于太虚大师在推进中国佛教革新过程中积极参与全国民性的佛教组织《中国佛学会》、《中国佛教会》的创设和创办《正觉丛刊》、《海潮音》等佛教报刊等，这里从略。 [15]

综上所述，太虚《我的佛教革命失败史》所说他从事的“佛教革命”，即佛教改革运动，不仅没有遭遇完全的失败，而应当说是取得相当大的成功，主要表现在：太虚的“人生佛教”或“人间佛教”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并且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进步，得到社会各界、佛教界更多人们的理解和接受，对推动中国佛教适应时代转型发展和建设有积极作用；创办新型佛学院培养了不少新的富有进取精神佛教人才，他们成为当时和新中国成立以后各地佛教界的骨干，使中国佛教涌现生机，得以延续和发展；他对建立现代僧伽的设想和规划，虽因种种原因未能付诸实行，然而其中提出的一些想法和设计，为以后中国佛教的组织建设提供很有价值的经验和借鉴；他通过对中国佛教进行长期的综合考察和思考之后，提出禅宗可以代表中国佛教，是中国佛教的特质或“骨髓”，振兴中国佛教应当从禅宗入手的想法，为我们进一步审视以往佛教中国化的历程，了解中国佛教的民族特色，今后如何适应时代继续坚持中国化方向，发扬禅宗的现实主义风格，促进中国佛教在当代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当中以新的面貌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也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注释

[1]   太虚生于清光绪十五年十二月十八日，按照公历是1890年1月8日。本文月份，凡用中国数码表示为阴历，用阿拉伯数字表示则为阳历。

[2]   载《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文丛·史传。

[3]   二文皆载《太虚大师全书》第十九编·文丛·史传。

[4]   分别载《太虚大师全书》第一编〈佛法总学·判摄〉、第二编〈五乘共学·义绎〉、第十四编〈支论〉。

[5]   该书于由海潮音月刊社1945年出版。

[6]   宗教的私人化，使现代社会摆脱了传统宗教及其组织对于公共生活的影响，使传统宗教具有了新的崇拜性质，宗教成为了私人的崇拜，被理解为私人精神和个我情感的事情。两文皆载《太虚全书》第十九编《文丛·史传》。

[7]   載《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四编〈支论〉。

[8]   載《太虚大师全书》第一编〈佛法总学·判摄〉。

[9]   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年出版署名《太虚法师年谱》。

[10]  何洁《浅析汉藏教理院成立的背景》，载《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1]  据印顺《太虚大师年谱》。

[12]  载《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六编《书评·佛学》。

[13]  载《太虚大师全书》第一编《佛法总学·源流》。

[14]  载《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八编《讲演》。  

[15]  作者以往曾发表《太虚的人生佛教论》，载香港法住学院《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论文集》，1989年；《太虚大师整理僧伽制度思想的启示》，载释怡藏、温金玉主编《潮音永辉-纪念太虚大师示寂60周年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太虚的人生佛教略论》，载觉醒主编《佛教与现代化——太虚法师圆寂六十周年纪念文集》，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年。本文参考了这些论文。

来源：师道大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