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帝国的密码但凡帝国，都要经历佛教所谓成、住、坏、空的历程，也都存在一个崩解的不可逆之点。上述二者其实便是帝国相互联系的两个特点：第一是周期性，古今中外的所有世界性帝国，不论罗马帝国还是唐帝国，其兴起、扩张、收缩、衰落乃至最后崩解都似乎遵循着某种特定的历史逻辑与宿命，基本上呈现着佛教讲的成住坏空四个阶段。第二是周期过程中存在一个崩解的不可逆之点，一旦帝国达到这个不可逆点之后，帝国就会开始走向收缩与衰落，即使在衰败过程中有所反复甚至回光返照，但整体趋势是无可逆转的。对帝国历史的研究而言，找到其崩解的不可逆之点是非常重要的，它是解析帝国发展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切入点。推动帝国由盛转衰的根本的内在逻辑则是帝国的集团利益对支持帝国兴起与扩张之普世价值的劫持。帝国的兴起有两个支点，其一是普世价值，是由某个大宗教提供的让这个帝国得以兴起与扩张的意识形态支持；其二是帝国形成以后所形成的固有的集团利益，集团利益是个怪兽，它有自己的逻辑和走向，会反过来对支持帝国的普世价值形成一种绑架乃至于反噬。这是帝国崩解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帝国的兴起依靠双翼，一个是商业网络，一个是宗教网络，大帝国的兴起与扩张无不依赖于庞大的世界性的商业网络以及一个提供普世价值的世界性宗教，这二者是帝国腾飞的翅膀。帝国一方面需要商业的支撑，另一方面需要先进的普世价值体系，帝国的权力又与这二者形成一个相互关联而又错综复杂的三角关系。首先，作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力，政治力与宗教力的交涉既有相互重合，又彼此区隔，世界性宗教的内敛与外扩总是依托于帝国的收缩与扩张。宗教与帝国的兴衰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帝国走上坡路的时候，支持他的大宗教也在走向世界，帝国走下坡路的时候宗教也会衰微。再者，政治力本身有两个趋势，一个是无限扩张的冲动，另一方面权力内部又有一种条块化的本能嗜好，而宗教时常葆有超越有限的内在冲动，有对无限与永恒的天然追求，这是宗教力与政治力之间的差别。还有，帝国有边界的情结，宗教则渴望超越边界，一开始的时候帝国当然是希望能够无远弗届，因而对边界是蔑视的，而且能够通过兼并实现帝国的扩张，但是当帝国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会有收缩的趋势，开始固守边界；宗教则一直保持着超越边界的欲求。帝国扩张与商业网络的关系也非常密切，一方面它们都有超地域性，商业网络一旦形成以后就会不断扩张，不会只局限于一隅一地，这与帝国原初的扩张欲望是相合的，权力与金钱都表现出无限扩张的欲望，利益驱使商人介入帝国的扩张。另一方面二者相互影响，帝国的发展有赖于商业网络的扩张，利益则决定了作为商业网络主体的商人与帝国的关系。帝国或多或少都表现出一种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是所谓世界性大帝国的题中应有之义，这当中包括货物的全球化、货币的全球化，当然最重要的还是价值的全球化。全球化的企图与帝国的扩张同步，其中也贯穿着多层次的矛盾与张力：其一，追求全人类福祉的普世价值与根植于集团利益中的地域价值之间的矛盾，这是始终存在而难以避免的矛盾，在帝国过了上升期之后则更容易凸显为主要矛盾。帝国内部有一个内在的张力，表现在帝国形成之后会有一个集团利益和支撑帝国的普世价值之间发生难以调和的矛盾。其二，旨在追求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贸易文明主要依托于货币或者其他动产，与主要依靠不动产的农耕手工文明之间有一种矛盾、对抗。这两对难以调和的大矛盾与大冲突最终导向农耕手工文化对商业贸易文化的反噬，以及地域价值对普世价值的否定，进而帝国收缩，导致支撑帝国扩张的全球化崩解，这就解释了帝国为什么一定会有一个成住坏空的周期，为什么最后都会走向解体，向我们揭示了所谓的帝国之癌的来源——帝国之癌最终的病根就是这种普世价值与集团利益之间根本上难以调和的矛盾。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全球化与各世界性大帝国兴衰起伏的内在逻辑与二律背反，作为全球化倡议者与领导者的大帝国终将沦为全球化的受害者与反对者，全球化当然不是近代才出现的，人类历史上从亚历山大大帝到阿育王，再到中国的大唐帝国，虽然范围不一样，但是这种全球化的企图是始终存在的，大家可以看出这种世界性的大帝国内在地潜藏着兴衰起伏的逻辑，这个逻辑最终表现为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二律背反。一开始提倡和领导全球化的世界性帝国，不会总是蒙受其利，而是可能成为受害者，从而变成全球化的反对者。最后我想通过自己的解释从哲学内涵上说明帝国之癌的内在逻辑，Mcluhan曾经提出过一个媒介理论，很好地解释了上面说的帝国之癌，即为什么帝国的集团利益和支持帝国的普世价值之间会有天然的矛盾。这个理论是1967年Mcluhan与别人合作的一本书，书名就叫做medium is the message，媒介即信息。每种信息的传播都要借助媒介，通常我们认为媒介是一种手段，信息是目的，一定的信息需要通过媒介表达，我们得到信息之后就可以忽略媒介。但是他提出，媒介就是信息，我们不能脱离媒介谈信息，媒介不是单纯技术性的也不是可有可无的，它的具体形式可以随时替代，但是它本身是极其重要的。媒介和信息有同等的重要性，传播模式的变化，影响所及，会冲击到社会的制度性结构以及文化和信仰体系。从长远来看，储存、检索和传播知识（包括宗教知识）的技术是否会比知识本身更能改变社会和文化的发展对我们而言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当初这个理论提出的时候无人问津，但今天人们在饱受苹果文化蹂躏之后，应当已经能够切身感受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知识媒介的变化不是一种简单的器物，它能够改变我们的阅读习惯、生活方式，甚至会解构我们固有的生活模式。譬如现在的人工智能问题，最初作为器出现的人工智能最后很有可能转过来成为一种奴役人类的怪兽。这些是Mcluhan五十年以前就已经告诉我们的，他对技术力量的先知性判断正在慢慢实现。人们创造知识，本身是希望知识能够为我所用，但是知识诞生之后有它自己的逻辑和力量，可以反过来异化成对人类的一种主宰。所以当苹果成为一种文化之后，就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技术，而是可以成为一种让人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的宰制性力量。中国固有的道器理论也可以沿着这个路线做一个延伸，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们通常认为道是驾驭器的，器是要服务于道的，道不可变，器可变。但是实际上可能不是这样，按照Mcluhan的思路，我们必须重新思考道器关系，比如言意之辨、鱼筌之辩还有指月之辨，我们通常都认为得意忘言、得鱼忘筌、以指明月，也就是说意、鱼、月是重要的，言、筌、指则只是达到目的的途径。比如庄子说：“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他认为技是次要的，重要的是道。如果从体用或者本末上来讲，通常也认为道是体，技是用；道是本，技是末。但是Mcluhan不会这样看，因为一定层面上器会反过来宰制道，所以道器之间的界限不是完全固定的。套用道器关系来讲的话，道在器也，道是不能独立于器的，器反过来可能会对道形成宰制。如此说来，则帝国之癌实际上是道器关系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任何集团型的团体，政党、宗教或是帝国，一开始产生的时候都有一个美好的理想、一个价值体系推动这个集团的兴起和扩张，但是集团利益，也就是支持道的器它本身会产生自己的逻辑，反过来改变、宰制、绑架帝国原初的价值体系。这也就是MCluhan提醒我们要注意的媒介知识对人类文化的宰制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