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守本心、不舍一法——太虚大师的“朋友圈”--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太虚大师是公认的近现代中国著名社会活动家，不仅拥有十分广泛的“朋友圏”，而且“朋友圏”内高朋满座，星光璀璨。本文拟就大师所构筑的颇具震撼力的“朋友圈”作一初步盘点。

一、大师“圈”内朋友身份类别

大师一生结识的朋友，横向涉及多个社会界别，纵向跨越不同社会阶层，地域还遍布海内外，故身份类别繁复，只能大致归类如下。

佛门同仁

身为佛门中人，大师自然结识了大量的佛门同仁，且大多亦师亦友。其中，上有自己敬仰的师父前辈，如：“于法门师匠，独折心于寄老”的寄禅，“护念太虚甚切，外祖母以外，一人而已”的奘年，大师的尊证师道阶，“对太虚关爱甚厚，支助很多”的教授师了余，在永丰寺的首任经师歧昌，还有弘一、虚云、谛闲、印光等法师和杨仁山等居士以及英语老师苏曼殊等；中有自己的同道师兄师弟，如：莫逆之交华山，盟兄圆瑛（曾对大师帮助很多，可惜晚年较为疏远），挚友栖云，“生平第一益友”昱山，“知心法友”常惺，老友善因，还有玉皇（却非）等法师和范古农等居士；下有精心呵护的僧俗弟子和学生，如慈航、印顺、净慧、惟贤、星云、圣严、证严、广洽、巨赞、茗山、遍能等法师和赵朴初、李子宽等居士。这些佛门同仁本就是清末和民国时期名望极高、道誉隆盛的佛门大德。此外，大师还与那个时期的班禅喇嘛、达赖喇嘛和内蒙古章嘉活佛等藏传佛教上层人物交往也颇为密切。

晚清名士（大多为革命党人）

大师刚出家那个时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新旧转换之机。青年释太虚，血气方刚，向往革命，因而结识了一大批晚清名士，他们中绝大多数是革命党人。比如，资产阶级改良派康有为，清末百科全书式人物梁启超，时任肇庆兵备道、奇才子、诗人易哭庵，滇军创始人兼云南行政长官唐继尧，反清勇士、万木草堂学长、康门弟子龙积之，翰林院编修夏寿康，中国航空之父巴玉藻，清末民初思想家陈焕章，慈善家朱庆澜，立宪领袖孙洪伊，“辛亥双雄”之一的许崇灏，女权运动倡导者吕碧城等，还有近现代民主革命家潘达微、章太炎、莫纪彭、朱执信、梁尚同、沙淦、黄宗仰、龚宝铨、褚辅成、沈均儒、黄炎培、邵力子、李济琛、张君劢、章士钊、邓演达、张默君、张君劢、金芝轩等。

民国首脑

作为佛界领袖，大师交往过的民国首脑，包括大总统和内阁总理。民国大总统主要有四位，第一位当然是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孙中山先后为大师题词二次，孙中山逝世后，大师从武汉来京往谒孙先生遗体，并在停柩的中央公园（现中山公园）开讲《仁王护国经》；第二位民国大总统黎元洪，黎曾设蔬宴款待大师于天津（时已退职），黎病逝时，大师作吊诗挽之；第三位民国大总统是徐世昌，1921年11月，徐世昌特地差人从北平来杭州，为大师颁“南屏正觉”匾额；第四位是国民党总统蒋介石，其交往时间之长、见面之多、情谊之深，实着罕见。交往过的民国内阁总理主要有段祺瑞、熊希龄等。

党政要员

为爱国爱教、护寺护僧，大师奔走各地，联系各方，与国民党政府免不了打交道，加上大德高僧、佛界领袖等因素，国民党政府几乎所有上层人物和许多的地方实权人物均与大师相识相熟，主要有蒋经国、戴季陶、林森、孙科、宋子文、陈立夫、陈果夫、孔祥熙、张群、董显光、张岳军、潘公展、曾虚白、谭延闿、李烈钧、张静江、陈济棠、薜笃弼、王正廷、李国杰、居正、孔德成、张道藩、黄警顽、吴贻芳、邵元冲、蒋雨岩、曾虚白、王芃生、王秉钧、潘怀素、黄旭初、苏希洵、陶冶公等。其中，多人还亲往车站或码头迎送大师往访各地，并素宴款待大师。

军队将领

也因前述因素，大师与民国时期的各路军队多有往来，因而诸如孙传芳、阎锡山、冯玉祥、陈诚、张治中、何键、杨虎城、白崇禧、龙云、张学良、居正、吴忠信、陈铭枢、刘文辉、刘湘、谭延闿、刘峙、缪嘉寿、俞大维、黄琪翔、夏斗寅、蒋特生、蒋作宾、张之英、贺国光、康泽等也成为大师的熟人，甚至多次邀请或听讲大师讲经说法。

工商巨头

民国时期的许多工商巨头，不是社会活动家，就是社会慈善家，且大多信佛，自然而然地进入了大师的“朋友圈”，如：“船王”卢作孚、实业家虞洽卿、儒商张謇、华侨领袖陈嘉庚、万金油大王胡文虎、中国照明电器工业开拓者胡西园、曾两次任上海总商会主席王一亭、金融巨子曾子唯、武汉巨商王森甫、在上海经营药厂的玉慧观、民国棉纱大王穆藕初、著名化工实业家吴蕴初、民生公司大老板何北衡等。还有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聂云台、冯梦华、方子藩、闻兰亭、简玉阶、简照南等，皆因热心资助佛教事业而成为大师的座上宾朋。

文化名人

作为活跃于民国时期的著名佛学大师、佛学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大师与那个时代思想界、文化界、艺术界、教育界、学术界的众多名人大家有交集。诸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马君武、于右任、郭沫若、田汉、梁漱溟、林语堂、梁实秋、胡适之、朱光潜、翦伯赞、谢冰莹、马寅初、马一浮、晏阳初、老舍、陆费逵、熊十力、冯友兰、老舍、许地山、顾毓琇、张大千、徐悲鸿、徐志摩、林徽因、欧阳竟无、吴稚晖、陈时、黄琬、林文庆、顾颉刚、孙贵定、沈嗣庄、程演生、张伯苓、叶恭绰、吕万、陈诵洛、王礼锡、王向辰、张纯一、王恩洋、江镜如、张作人、李哲生、老向、赵清阁等，均或深或浅地与大师结下情谊。

国际名流

大师出访过亚非欧美洲多国，与众多国际名流相识相亲。如，印度总理尼赫鲁、缅甸首相宇勃、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鲍尔温、普鲁士教育部长伯克、印度国民大会领袖波史、斯里兰卡首相借铁拉卡、印度圣雄甘地、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泰戈尔、英国哲学者罗素、美国学者休谟、法国汉学家马古烈、巴黎大学教授葛拉乃、法国东方博物院院长阿甘、荷兰佛学者费式尔、德国汉学家（传教士）理查德·威廉（卫礼贤）、美国纽约宗教学院院长休谟博士、意大利外资官佛弼、匈牙利佛学家佛意、加尔各答大学教授达塔、印度国际大学终身名誉教授谭云山、德国柏林大学哲学博士李华德、英国佛学家翰密登、美国佛学家希尔筏、日本佛学家友松圆谛等，与大师或谋面晤谈，或书信电报往来。

二、大师“圈”内朋友结交因缘

大师有幸构筑起如此庞大的“朋友圈”，除了“佛门中人”这个因素外，至少还有如下因缘。

革命相识

青年太虚深受近代中国民主革命思想影响，曾积极参与辛亥革命，进而认识了同盟会等革命团体中的大批民主革命家。宣统二年(1910)正月，大师来到辛亥革命重要策源地广州，结识了志光、蟠溪等革命粤僧和邹鲁、潘达徽、莫纪彭、梁尚同等一大帮革命党人。据台湾散文家、国民革命军陆军第一位女少将褚问鹃回忆，大师在嘉兴一带，也与龚宝铨等革命党人来往密切，还到过马厍小镇（现王江泾马厍村），秘密参与反清革命活动。正因如此，时人称其为“革命和尚”，还将他和章太炎合称为革命党的“二太”。

往访相见

1917年，大师趁到台湾参加弘法大会之机，游化日本，考察佛教，结交了日本布教师熊谷泰寿、木村泰贤等日本佛教界著名人士。1926年首赴南洋各国和1928年游化欧美诸国，自然结识了许多国际政要和海外名流。特别是1939年9月，大师率团远赴缅甸、印度、今斯里兰卡、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国，与往访国军政领导、外交官员、社会名流、宗教人士以及华侨领袖等，就反对国际侵略、争取世界和平以及加强佛教文化交流活动等问题，交换意见，发表演说。其中，印度著名诗人、年届80高龄的泰戈尔亲任国际大学欢迎大会主席，印度开国总理尼赫鲁在谭云山等陪同下两次来大师下榻处晤谈，印度民族运动领袖甘地也邀大师赴西恭会晤。

皈依相投

始于1914年的普陀山闭关期间，就有很多政界名流前去皈依投靠。民国初年曾先后任陆军部军需局局长、第八师代旅长、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等职的黄葆苍，先后任东三省陆军营长、云阳县和合江县知事的董慕舒，在四川军政界任职的李锦章，三人因仰慕大师而辞官，结伴辗转来到宁波归源庵，于1919年4月7日皈依大师，大师分别字予大慈、大觉、大勇，三人日后便成了其“左右手”。1920年11月，大师武昌讲经时，李隐尘、李时谙、王森甫、满心如、陈性白、赵南山、皮剑农等军政商学名流30余人皈依大师；1926年7月，大师应北京佛教人士熊希龄、汪大燮、庄蕴宽等人邀请赴北京讲经，在中央公园社稷坛连讲《四十二章经》十余日，听讲二千余人。其间，许多社会名士和贤达因顶礼膜拜而终身成为大师的朋友。

仰慕相晤

1912年4月1日，大师在上海留云寺召开的中华佛教总会成立会议上起而演说：“政府保护僧寺，系当然责任。僧献军粮，乃人民当然义务。僧不须以捐献求政府保护，政府亦不应以保护僧寺要僧筹饷。”许铁岩大赞其说，备致倾慕，遂成契友。1922年5月，挪威大学哲学教授希尔达，闻大师名德，特自北京来汉口请晤，二人从此结识成友。1923年，日本大谷大学教授稻田圆成慕名拜访大师于武汉。1937年春，因“西安事变”而幽禁于雪窦山的张学良，终日郁闷，得知大师同在雪窦山，便相邀同游，尽情观瀑赏桃花，大师为此还特地写诗二首，表达春日赏花的美丽桃景和畅快心境。1937年4月17日，冯玉祥拜会大师时，挥毫题赠“抗日救国”四个隶书大字，题词原件至今仍留奉化市，属国家一级文物。

论学相交

上世纪20年代，中国思想界展开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亦称“科学与玄学论战”、“人生观论战”，大辩论中，大师与“反佛归儒”的梁漱溟、李政纲等人，曾就佛学与儒学的关系进行过激烈争辩，甚至还致书北洋军阀政府总理段祺瑞，提出佛本儒用思想，倡导“中国人用中国法之自救”。1928年以后，学者张纯一先后担任湖北省感化院院长、汉口佛教正信会理事长，经常发表学术演讲，大师和章太炎、黄侃、蔡元培、梁启超及虚云法师等曾先后与其论学。

弘法相认

1921年8月，大师应北京辛酉讲经会请，离杭北上，开讲《法华经》于北京弘慈广济寺，历时2个月。参与法会者，有释远参、庄思缄、夏仲膺、蒋维乔、胡瑞霖、马冀平、林宰平、龚缉熙（后出家名能海）、朱芾煌、王虚亭等；大勇自五台来，李隐尘、陈元白从武汉来，法会极一时之盛。讲毕，为平政院长夏寿康等数百人授皈依。此后，又多次应邀北京讲经，1925年3月和1926年8月，两次在中央（中山）公园社稷坛讲经，法会隆重，听众数千，中外名流，咸来听讲。抗战期间，大师抵昆明讲经说法,“云南王”龙云亲自迎接，素宴招待，还陪其泛舟游览滇池。1930年9月24日，统治四川并欲统制西康西藏的21军军长刘湘在重庆隆重宴请入川弘法的大师，前往缙云山时，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亲自派船接送。1939年乘中航机飞赴贵州讲经说法时，李烈钧和黔绅徐露园、周伯庸、和继圣等分别欢宴大师。

结社相伴

民国二年（1913）6月，大师参加统一国民党，初识该党发起人之一的章太炎于上海哈同花园。1918年，大师从日本回国后，在上海与陈元白、蒋作宾、章太炎、王一亭、刘仁航等诸名士创设“觉社”，主编《觉社丛书》。1943年1月，大师与冯玉祥、白崇禧等发起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由此与于斌、陈文渊、卫立民、李宗仁、宋庆龄、宋美龄等熟悉。1928年10月20日，正在欧美弘法的大师召集巴黎友人希尔筏勒肥、阿甘、葛拉乃、胡雪、爱斯嘉拉、马古烈、腊尔华等二十余人，于东方博物院商议筹备建立世界佛学院，以“昌明佛学，陶铸文化，增进人生之福慧，达成世界之安乐”。

讲学相知

1910年早春，应栖云之邀前往广州的大师，粤僧志光及鲁少皞、邹海滨、潘达微等迎请大师讲学于白云山狮子林，时以佛学与大师交往者，还有邓尔雅、林君复、夏同和、邹鲁、叶夏声、陈静涛等。1918年10月，大师应李隐尘、陈性白等邀请前往汉口，于杨子街寄庐（王国琛家）讲学，结束时，与李隐尘、阮次扶、陈元白、全敬存、王澄齐、马康侯、王吟香等湖北著名人士合影留念，大师还题诗一首。12月1日，觉社借上海尚贤堂，大师与章太炎、王与楫等，开佛教讲习会。1922后，大师在武昌筹创佛学院，适中华大学举办暑期讲习会，应陈叔澄校长约，开讲《因明入正理论》，参与讲习会的还有梁启超、高一涵、傅铜等，大师始与梁启超晤交。

护教相会

1919年5月，大师为维护佛教权益而晋京奔走，从而认识了京中学者林宰平、梁漱溟、毕惠康、殷人庵、梁家义、范任卿、黎锦晖等，他们先后来大师驻锡的法源寺晤谈。1943年，大师在重庆与天主教主教于斌、基督教代表冯玉祥、伊斯兰教代表白崇禧等协商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大师本人代表佛教。这样，四大世界性宗教都有领袖人物站出来维护教徒合法权益。

办学相好

1932年秋，汉藏教理院正式开学。大师任院长，何北衡任院护，潘文华，潘昌猷、王缵绪、王旭东、夏斗寅、李子宽，李鸿基、冯钧逸等数十人任院董，刘文辉任名誉董事长，刘湘任名誉院长。1943年春季，大师兴办大雄中学一所，由法尊法师、李子宽居士、谢铸成等15人组成校董会，大师自任董事长，聘吴子诒为校长。尤其是大师主持汉院十余年期间，因聘请当年高度集聚于陪都重庆的许多名人名家来院演讲而结识了大批各界精英。据重庆惟贤长老2010年接受凤凰网采访时回忆：当年于佑任、郭沫若、田汉、马寅初、老舍、谢冰心、林语堂等专家学者几十人先后来汉院演讲。

办刊相熟

1910年，曾与吕大任办《良心月刊》，用大师自己的话来说，“自后，余两人过从甚密”。1912年秋，承铁岩邀，大师与之偕游绍兴，盘桓二三月，同时为《绍兴公报》撰文，于是与刘太白、王子余、杨一放、王芝如、杨小楼、陈诵洛等一大帮子文人熟识，关系十分友好。

抗战相联

1938年7月，大师与章嘉活佛在重庆罗汉寺成立“中国佛教会临时办事处”，筹办僧侣救护队、伤兵慰劳队，并募捐救济流亡难胞等。1939年8、9月间，为揭露日寇侵华暴行，争取南亚各国支持中国抗战，聘请大师受聘担任访问团长，往访缅甸、印度、斯里兰卡等国。行前，为商定事宜，大师除了晋见蒋介石外，还拜会行政院长孔祥熙、教育部长陈立夫等人；行后，大师在汉理院开辟“佛教访问团法物陈列室”，朝野人士和中外名流前来参观晤谈，多达百余人。

办医相佐

大师本着出家人慈悲为怀，创办了多所佛教医院，办医过程中，与给予极大资助和扶持的僧俗两界的一批名士自然发生了紧密关联，比如：列国民党四大元老之列的吴稚晖、李煜瀛、张静江和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吴国桢以及上海滩上鼎鼎大名的杜月笙、黄金荣等人物，曾不同程度地辅佐大师的佛教医院。

唱和相融

大师善为诗文，得以结交当时诸多文人雅士。1908年夏，晚清诗人易实甫到七塔寺寻访敬安，恰遇正在听经的大师，两人以诗文应答，颇为投机，结为挚友。1910年正月，在广州期间，大师不仅因栖云介绍与广州的革命人士往来频繁，同时交了许多诗友，如邹鲁、叶夏声、陈静涛、邓尔雅等，经常在一起诗词应和；9月，适值时任肇庆兵备道的故交易实甫诞辰，因偕张伯纯、汪莘伯、盛季莹、金芝轩、张检斋、于明若等诗人名宦来游，唱和竟日。1940年10月9日重阳节，大师邀集陈真如、杨舒武、陶冶公等缙云山中缁素能诗者，同攀缙云山之狮子峰，摆开登高诗会。

友友相引

大师与人结交并相好，有的起初是以既有的朋友为中介的，即大师朋友的朋友成了自己的朋友。1910年5月，大师自穗返沪后，回宁波谒奘老、寄老时，认识了寄老的诗友冯君木，又因冯君木而认识了章巨摩、穆穆斋等。1926年夏，得知大师即将赴欧美弘法，在北京的英国女佛徒克兰柔、奥地利佛徒林肯，分别作书介绍欧美佛徒或佛学研究者，蔡元培为其介绍英法时哲罗素和柏格森，张君励先生为其介绍德国哲学家杜里舒，胡适亦邀晤英德友人于大师，还一起蔬食谈学。最传奇的是，蒋介石与大师相认，并视大师为知音和老师，起初也为朋友介绍。1919年夏，大师跟随浙江旅津中学校长穆穆斋拜访严范孙及黄郛，遂与黄郛初次见面，相谈甚欢，友谊从此开启。后过平津，大师数访黄郛。黄郛于1927年出任上海市长，将大师引荐给蒋介石，故蒋介石第一次下野回溪口老家，特邀大师来溪口晤谈，一连三天，从此互为知己，蒋后又多次携党政要员和亲信会晤大师，合影多帧。

三、大师“朋友圈”的若干亮点

一是人数众多。大师不象传统僧人那样，自闭于寺院，静坐于佛堂，而是广泛开展社会交往活动，不仅好于社交，敢于社交，还善于社交，因而结识了大量的海内外著名人士，其中有的时相往来，过从甚密。据不完全统计，大师结交的那个时代的海内外党、政、军、商、学等各界高层次精英人物以及国宝级社会名流300余人，至于地方名人更是不计其数。

二是界别广泛。大师不仅先后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打交道，而且与近现代国内外的政界、军界、工商界、教育界、宗教界、思想学术界、文学艺术界、医药卫生界等名流要员保持一定联系，广播人脉，跨界联谊，拥有广泛的知心朋友和人脉根基。

三是地域宽阔。大师的朋友来自五湖四海，其“朋友圈”不仅覆盖祖国大陆绝大多数省市区和港澳台地区，而且在东南亚、南亚地区的许多国家里有自己的熟人和朋友，还在遥远的欧洲、美洲、非洲、澳洲等多国，也与大量的旧朋新友保持着联系和友谊，说大师的朋友遍天下，实不为过。

四是对象庞杂。从层次看，大师朋友圈内，上有国家元首和上层精英，下有寺院僧侣和普通平民；既有自己师长，也有自己学生，甚至许多人原本亦师亦友。从政党看，大师无意介入党派纷争，故无问大党小派，能交尽交。印顺说过“大师之友生，亦遍及各党派及无党派者”。有人说大师不交共党朋友，纯系误解。大师云游四海，但几乎未及中央苏区和延安、解放区等中共活动区域，自然少有交集；抗战期间，郭沫若（1927年加入中共）、田汉（1932年加入中共）等共产党人和诸如夏衍、巨赞法师、何遂等接近中共的左翼人士也为大师朋友。1941年1月10日，大师在重庆汉院指导发起“太虚大师学生会”时，得知原定入会资格中有“返俗者与入异教者及去陕北者（加入中共之意）而外”一项，当面关照筹备人福善删去。1945年抗战胜利后，“大师离渝顷，曾宴各党派有关人物”。

五是宗旨明确。大师很早就清醒地意识到，要想改变社会各界人士对佛教的观感，途径之一便是广泛接触和有效沟通。因而，无论是上流社会的枭雄精英和贤达名流，还是隐社会底层的普通僧俗民众，大师均做到“广结善缘”。作为佛界领袖，大师社交则尽为维护和振兴佛教，利民利生；作为出家僧人，大师社交则既不为个人名和利，又不与他人狐朋与狗友。1941年正是大师上书蒋介石，危害极大的《寺庙兴办公益慈善事业管理办法》才“得以停行”。有人妄称大师为政治和尚，批评他与政府走得太近，但怎知在那样的社会里要维护佛教，大师心中有多少难言苦衷！正如印顺法师在《太虚大师年谱》中提到1927年蒋介石与大师夜游雪窦寺时评说“国民政府下之佛教，得以从狂风暴雨中复归安定，得以泄沓混日，确与此夜此人有关”。

六是情谊深厚。1906年7月，大师与比自己大十一岁的圆瑛法师在天童寺御书楼关圣像前，订盟换帖，义结金兰。后两人“虽不无抵牾”，但大师每“想到西方寺的阅藏因缘，终不忘他的友谊。”1908年，遇新派僧人华山法师于慈溪西方寺，“不觉为之心折，遂与华山订莫逆交”。1912年初，大师携佛教协进会之章程及呈文前往总统府，亲交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孙中山面令秘书长马君武洽谈，此后，大师又先后二次得到孙中山题词，1925年孙中山病逝后，大师亲往中央公园社稷坛瞻仰遗体，并书一联以挽。大师与印度诗人泰戈尔之情谊也十分深厚，曾有三次会晤。1925年春，因仰慕中华文化的德国音乐家卫西琴（礼贤），读及大师有关教育之论文（载晨报），特来北京访晤大师，咨询佛之教育法。其后常通音讯，友谊颇笃。1931年5月，在南京与班禅晤谈中得知班禅与达赖间之隔碍后，即致电达赖，请其来南京与班禅修好。直到1932年，大师还作“读西藏比丘血泪书告中央政府及国民”，以平息班禅达赖间之争端。1939年春，转逢、苏慧纯于年初一被当局拘押，事态严重，大师多方为之营救，终于获释。此外，大师还作《人物志忆》十三则，深情回忆与朋友们之间的点点滴滴。

七是存续期长。1930年，大师在灵隐寺接待挪威信义会牧师艾香德，此后二人多次交往，来往频繁，时间长达十年，并有一张合影和一段有关大师的视频存世。1927年秋，蒋介石电邀大师赴奉化雪窦寺；中国佛教会筹组之时，大师应蒋介石之邀自上海赴南京，谒蒋于总司令部，并同游汤山；1928年，蒋嘱陈立夫出三千大洋以资大师游化欧美；1932年10月8日，大师应蒋之请，住持雪窦寺十四年；1939年大师出访缅、印、锡、暹等国之前与蒋会面；1944年秋，蒋偕公子经国、纬国登临缙云山，大师设豆花宴款待；1947年大师圆寂时，蒋以多种方式悼之。

八是功能强大。大师的朋友圈内互动频繁，这种动态的友朋人脉对于大师救国救民、护寺爱僧、推动佛改、募化资金、弘化社会、增进学术研究等活动，益处颇多，功能超强。历次地方政府改庙办学或军队驱僧占寺，大师不得不屡屡借助“朋友圈”中的政要名流来平息事态。曾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林森，好佛茹素，大师与之发起兴建南京中山陵前藏经楼，影印《龙藏》十五部，分赠国内各大学图书馆，对佛法之弘传，贡献极大。曾任桂军司令的陈元白和内政部长的蒋作宾及历任湖北财政厅长等职的李子宽等居士，皈依大师的武汉巨商王森甫，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玉慧观、王一亭、聂云台、冯梦华、方子藩、闻兰亭、简玉阶、简照南等，都曾热心护持和资助过大师的佛教革新事业。这些人士对佛教的亲善，既大大改变着社会对佛教的观感，又切实保护住了佛教权益。

作者：浙江桐乡太虚大师研究会秘书长

来源：聚桂文会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