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研究又一力作——明杰法师新著《太虚法师僧制研究》出版

传印长老：序一

近现代，是中华民族遭受磨难屈辱，发愤图强、谋求复兴的时代。近现代，也是中国佛教面临内忧外患，上下求索、致力重振的时代。凡治中国近现代佛教史，抑或开拓当代佛教契理契机之弘法事业，太虚大师皆是无法避绕的关键人物。

太虚大师早年曾专心阅藏，渐入静定境界，深有所悟。其后，大师受社会革命思想启发，怀抱振兴圣教之宏愿，欲以大刀阔斧手段破旧立新，实现中国佛教之重建与新生，遂大力倡导教理、教制、教产三大革命。终因内外因缘缺憾招致强烈反对，最终遭遇失败。之后，太虚大师闭关普陀山，沉潜反思，用功精修。其间，大师于佛法定慧之学大有进益，日臻圆熟。大师深感“人能弘道，非道弘人”，中国佛教之革新必须依靠具有革新思想且坚强有力之僧团来推动和落实。唯有建立愿宏志坚、持戒精严、学修并进、和合增上、奋发有为的僧伽队伍，才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佛教的衰颓面貌，才有力量使佛教革新从理想变为现实，才可彰显佛教对现实人生、社会国家之积极价值。因此，太虚大师说：“最根本者，为革命僧团之能有健全的组织。”大师之办学旨在建僧，即借鉴近代西方学院教育模式，革新传统中国佛教丛林教育，从而培养现代僧团之中坚与骨干。大师之倡导“人生佛教”“人间佛教”，意在为僧团革新提供理论指引，擘画理想蓝图。正如大师在其《志行之自述》中所述，一生“志在整兴佛教僧会，行在瑜伽菩萨戒本”。从此意义上说，僧团之革新重建是太虚大师革除积弊、重振中国佛教之入手处与落脚点。法赖僧传，僧依戒住。僧伽制度的传承与创新是僧团革新的基础与保障。正因此，从《整理僧伽制度论》到《僧制今论》《建僧大纲》，太虚大师倾其半生致力于僧制之研究、思考、设计、改革与实践，孜孜以求，希望建立以戒为师、继承传统又与时俱进、适应时代的中国佛教现代僧制。由此可见，僧制思想在太虚大师复兴中国佛教的整体构想及其“人间佛教”思想中具有基础性的重要地位。全面深入研究大师之僧制思想，对我们今人更深刻地理解大师一生之愿行功德与弘法事业，更全面地继承大师的“人间佛教”思想，具有不可忽视的意义。

本书对太虚大师僧制思想之源流脉络、主旨特点进行了系统梳理、总结、阐发、评析；在较为宏大的时代因缘中，探析了僧制思想之来源，展现了其与当时佛教界、政界的交互影响，提出了这一思想的当代意义与现实价值，为我们全面了解太虚大师的僧制思想，进而从僧制思想入手把握太虚大师的全部思想，开辟了更为畅达、宽广的道路，也为后人在这一领域深耕细作奠定了坚实基础。佛教制度建设，尤其是僧制建设，必将越来越成为佛教自身建设的重点和关键，成为新时代佛教健康传承发展的重要支撑。在此时代因缘下，本书的现实意义也将不断彰显。

本书作者明杰法师乃净慧法师高足。余与净慧法师1955年乙未冬期相识于江西云居山，同出虚公一脉。六十年相识相知，一甲子法谊情深。净慧法师一生，爱国爱教，光大佛门；觉悟人生，奉献人生；传续五宗法脉，复兴祖师道场；阐扬生活禅风，践行人间佛教；致力僧团建设，弘扬佛教文化；普利社会大众，广结十方善缘。净慧法师尤其注重人才培养，其门下涌现出一批堪为法门栋梁的优秀僧才。明杰法师少年时即投入赵州祖庭，亲近净慧法师，随侍巾瓶，常蒙法雨滋润，时受懿范熏陶。二十余年前，法师入中国佛学院学习。求学期间，好学精进，善于思考，成绩优秀。彼时，余尚为本科班授课，为讲《印度学》与《四分戒本》，前后三载。此后，凡赵州祖庭传授三坛大戒、万佛楼落成开光等盛典法会，法师或参与组织，或临场安排，或担纲主持，观其行事有度，持重得体，大有净慧法师之遗风。2010年，明杰法师任职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主任，从事宗教政策、佛教文化研究，并助余草拟、修改文稿，整理资料，勤恳工作，恪尽职守。后因善缘成就，入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深造，在何建明教授等诸师悉心指导下，精研深思，广参博学，深入佛学堂奥，尤其凝心于太虚大师僧制思想之研究。本书即是明杰法师硕士研究生阶段学习、研究之成果体现，必将告慰净慧法师于常寂光中。

兹于本书付梓之际，明杰法师求序于余，以冠篇首。余亦随喜赞善，寄望明杰法师谨记净慧法师之教诲付嘱与殷殷期望，不负韶华，勇猛精进，于佛学研究再创佳绩，为远绍如来、近光遗法，为民族复兴、国家富强，奉献更多心力。

是为序。

传?印

2020年文殊菩萨圣诞日序于

东林净土苑俶行轩，时年九十有四

何建明教授：序二

“现代佛教”是一个专门的概念，它在佛教形态上区别于1912年以前的中国佛教和印度佛教。中国佛教在1912年以后的革新运动和振兴，并不是1912年以前的中国传统佛教的再次振兴，更不是印度佛教的再次振兴。但是，这并非说1912年以后的中国佛教，与1912年以前的中国佛教完全没有关系，事实上，1912年以后的中国现代佛教，是对1912年以前的中国优秀佛教传统的自觉继承和发扬及其在适应1912年以后的现代社会曲折发展中的创新，因此可以称之为中国佛教传统的复兴，而不是中国传统佛教的复兴。

什么叫中国佛教传统的复兴就是太虚大师生前所说的“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他在《新与融贯》中曾明确地指出，他所努力推展的是“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求。由此，本人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亦不同有些人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据佛法的律制以从新设立的新！此皆不能根据中国佛教去采择各国佛教所长，以适应目前及将来中国趋势上的需要。所以本人所谓的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有两点：一、是扫去中国佛教不能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求的病态；二、是揭破离开中国佛教本位而易以异地异代的新谬见。在这两个原则之下，在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的需求上，把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佛教建立起来。”因此，1912年以后的中国佛教，并非如美国已故著名中国宗教史学者尉迟酣（HolmesWelch）在其名著《中国佛教的复兴》中那样完全否定的中国佛教传统的复兴。

不过，太虚大师强调要建立“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也并非排斥佛陀的创教本愿，而只是弘扬中国佛教传统。事实上，他是极力主张佛本论的。这一点，他与他的老师——清末杨仁山居士（1837—1911）倡导的“重兴释迦之遗教”是完全一致的。他在《论中国佛教史》中说：“最初的佛本论，不但重行，而且能宗经博教，教证本末都很圆满健全。后来的禅净，承这个重行之绪，走到极端，专重要行而舍去了经律，孤陋寡闻而致佛教衰落。现在要复兴中国佛教，应该继承佛本论的主动流，力戒孤陋的弊病，直探佛经，博搜教理，精简以取其要，见之实行；绝不是承受那一家的旧套的。”因此，我们可以说，1912年以后的中国佛教，也可以称之为佛陀创教本怀在现代中国社会的复兴。

但是，太虚大师所引领的1912年以后中国佛教的革新运动，并不是要复兴印度佛教或印度佛学。这正是他与他的老师——清末杨仁山居士不同的地方。他曾在《中国佛学》中说：“杨文会仁山石埭居士，刻行日本传归佛典，并拟复兴印度佛教，设祇洹精舍，吾亦预学其间。居士功名早着同、光间，而设金陵刻经处专弘佛法，则在光、宣间。今之支那内学院等，即从此流出，故为中国近代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许多学者将杨仁山居士称为中国近代佛教复兴之父，与太虚大师将杨仁山居士称之为“中国近代佛学重昌关系最巨之一人”，是完全一致的。不过，这里的“近代佛教”和“近代佛学”与上述所说的“现代佛教”在英文中都是Modern Buddhism，但在中文里是不能完全等同的。晚清中国佛教或佛学，可以称为中国近代佛教或中国近代佛学，这是从中国传统佛教或佛学向中国现代佛教或佛学的过渡阶段的佛教形态。

已故当代著名高僧净慧法师多次高度评价太虚大师。他说：“以道安大师为代表的一批佛教精英，移花接木，完成了佛教中国化的任务；以慧能大师为代表的一批宗师（包括禅宗和净土宗）走出谈玄说妙的殿堂，完成了佛教大众化的任务；以太虚大师为代表的一批具有远见卓识的僧俗大德将佛教逐步推向现代化的洪流，强调‘人间佛教’的理念，指明佛教在当今生存和发展的必由之路。这个任务至今尚未完成，目前佛教界的有识之士及所有关心佛教命运的人，还在不断地致力于佛教现代化的工作。”他又说：“中国佛教历史上三位里程碑式的大师，各自成就了所处时代佛教契理契机开展教化的历史因缘：道安大师成就了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大事因缘，慧能大师成就了中国佛教大众化的大事因缘，太虚大师高扬了‘人间佛教’理论，成就了中国佛教现代化的大事因缘。”这种观点是他自1991年以后在多个场合对两千年中国佛教史反复阐明的看法。净慧法师为什么要这么说太虚大师是否能够与道安、慧能两位大师并列为中国佛教史上的第三位“里程碑式的大师”

净慧法师之所以如此多次地高度评价太虚大师对现代佛教的重要意义，显然与他所处的大陆佛教如何突破数十年的衰败而走上复兴之路的现实环境有直接关系。1983年12月在中国佛教协会成立三十周年的纪念会上，赵朴初先生发表了重要演讲，一方面回顾三十年来中国佛教走过的曲折历程，另一方面展望未来中国佛教振兴的必由之路，特别指出必须提倡人间佛教思想，以庄严国土、利乐有情。1979年后就一直在中国佛教协会协助赵朴老开展文化弘法工作的净慧法师，敏锐地认识到提倡人间佛教的重要性和急迫性，于是他利用庆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之际出版《法音》专号（1984年第5期），首篇即是《社论：提倡人间佛教，献身四化建设——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五周年》，明确指出：“我们应大力倡导人间佛教，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服务。这是我国各民族佛教徒当前和今后一个较长时期内必须全力以赴的中心任务。”同期还发表了赵朴初《在中国佛学院本科毕业典礼上的讲话》、正果法师《人间佛教寄语》以及由净慧法师编辑的《人间佛教思想资料选编》。赵朴初在中国佛学院于“文革”结束复课之后首届本科毕业典礼的“讲话”中也明确指出：“为社会服务，是我们佛教徒的天职。我们的口号是：庄严国土，利乐有情。我们提倡‘人间佛教’。”因此，本期《法音》杂志以显要的位置开辟了一个专栏“他们为四化建设贡献力量”，报道了青海省僧众开办藏医诊所、印经院和经营园林、运输业等方式，实现“自食其力，以寺养寺”；全国佛教界在五六月间捐款十万元赞助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甘肃拉卜楞寺举办多种生产服务事业；杭州灵隐寺为抢救国宝大熊猫捐款。这就明确地将大陆人间佛教的实践，定位为服务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

净慧法师在编辑《人间佛教思想资料选编》中，除了摘引《阿含经》《譬喻经》《大般涅槃经》《梵网经》《十诵律》及《六祖坛经》《宋高僧传》《续高僧传》《白香山集》《峨眉山志》等大量印度和中国的古代佛教典籍之外，还特别收录了太虚大师及其弟子印顺法师有关人间佛教的重要论述。他将“选编”分为“人间佛教的理论”“人间佛教的实践”和“实践人间佛教思想事例”三大部分，在“人间佛教的理论”当中，又包括“人类的优越性”“只有人类才能成佛”“佛法在世间”和“人格的完成，即佛道的完成”四个方面，所引太虚大师《即人成佛的真现实论》和印顺导师《妙云集》，都放在第四个方面。这说明净慧法师很明确地将太虚大师所主张的“仰止唯佛陀，完成在人格，人成即佛成，是名真现实”看作是现代人间佛教的核心观念。

当然，太虚大师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三位里程碑式的大师，正如曾为英文《宗教百科全书》撰写“太虚”词条的已故著名佛教史家冉云华教授在参加1989年香港法住学会举办的“太虚诞生一百周年国际会议”上所说：“在佛教界的人士中，太虚大师可能是对中国佛教现代化影响最大的人物。”他“感察中国社会的发展趋势、时代脉搏，为中国佛教的后来发展，摸出了一条宗教现代化的道路”。“今日中国佛教界的许多组织，许多办法，许多发展，仍然是以太虚所摸出来的规范，作为现代佛学的起步点，才能进一步发展中国佛教。太虚所创始的现代佛教，包括僧人重视现代趋势，将佛教的发展与民族的前途结合起来；僧伽制度的改革，宗教新教育机构的建立，以学术出版与报刊宣传弘扬佛教；与领袖知识界人士建立友谊、发展国际交往、推广他的佛法救世思想。事隔半个多世纪以后，我们再回顾现代中国宗教历史，我们还看不到另一位像太虚大师这么具有敏锐的目光，看到中国新时代的来临，深感佛教非改革即无法应变。为复兴中国佛教，为了使佛教能够在现代社会中发挥其应有的力量，太虚及时地针对现况，提出了具体的改革方案”，“为现代中国佛教打下了一个基础”。“他的这些创见和设施，在台湾海峡两边都得到继续和发展，甚至连许多当年反对他的宗教界人士，也不得不采用他的办法，来面对时代的挑战。”（《太虚大师与中国佛教现代化》）现在又过去了三十年，冉云华先生的上述观点仍然是准确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称太虚大师为中国现代佛教之父，他是当之无愧的。

太虚大师生前多次表明自己一生的志行，即“志在整理僧伽制度，行在瑜伽菩萨戒本”。这也就是说，整理僧伽制度，并不是完全脱离佛教传统的僧制创新，而是继承佛本论和中国佛教优良传统，创建适应现代社会的新型佛教教团制度。这一直是太虚大师终身努力奋斗的目标。太虚大师在1913年初上海静安寺释寄禅的追悼会上提出了著名的“佛教革命”三大主张，震惊了整个佛教界，并受到来自佛教界僧俗和教外人士的许多批评和担忧。太虚大师提出“佛教革命”三大主张，当然是忧愤于当时佛教界盛行的不能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守旧气氛，但更重要的是受到辛亥革命运动之“革命”思潮的影响。这方面他本人有多次明确的表述，这里不再重复。他的佛教“三大革命”主张，包括“教制革命”“教产革命”和“教理革命”。“革命”一词对于统治者和维护既有秩序的人来说，是大逆不道的，更何况谈佛教要革命。这不是要推翻佛教既有的一切而重新开始吗佛教要如何革命呢当时在佛教界和社会上有较大影响的《佛学丛报》就明确地指出：“佛教革命之名词，发现不久，度亦妄人之邪说耳！”“唯第二条财产问题尚有讨论之余地。若第三条之牵涉学理，窃恐非自命新佛之提婆达多从地狱复起不可！至第一条之组织革命四字，则不但无理由之可言，且并逻辑亦不可解矣。”从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再来看这段“丑诋”（印顺导师《太虚大师年谱》中语）太虚大师的言论，不能不说当时《佛学丛报》的主编者的臆想和该文作者之评论是如何表现为“妄人之邪说”。事实上，倒是教产革命至今没有成功，而人间佛教思想在近半个多世纪的海峡两岸已经成为广泛流行的潮流，以佛光山、慈济功德会和法鼓山等为代表的现代佛教教团建立了遍及全世界五大洲的僧团和教团组织。这些都充分说明太虚大师所倡导的现代教制和教理之“革命”获得了空前的成功。

当然，为了缓解当时佛教界和社会上对“佛教革命”主张所引起的教内冲突和教内外普遍误解的局面，太虚大师于发表这一主张的次年（1914年）掩关于普陀山锡麟禅院，并于闭关的次年开始撰写《整理僧伽制度论》，全面阐释他的“僧制革命”主张。与此前不同的是，他不再使用“革命”一词，而改为“整理”。但这并不意味着他抛弃了已有的主张，而是用比较缓和的方式更系统更深入地阐明如何在新的时代建立起以中国佛教为本位的新的佛教制度。可以说，太虚大师从民初开始极力倡导、不断完善和积极推行的“教理革命”（人间佛教或人生佛教）和“教制革命”（整理僧伽制度），是他能够成为中国现代佛教之父的最重要根据。

我是2006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担任客座教授期间认识明杰法师的。当时，他的师兄明海法师带着他到香港，准备进入香港大学由净因法师主持的佛学硕士生班学习。明海法师听说我在中文大学讲学，特意约我见面。在见面中，他向我极力推荐明杰法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按说，他已经获得了香港大学的硕士学位，不用再读一个硕士学位了，可是他想更系统地学习现代宗教学理论和方法，更重要的是能够与学术界有更多的交流、学习机会，于是，他又报考了中国人民大学开办的硕士研究生班，开始了他的第二个硕士研究生学习阶段，并取得了研究生班第一名的成绩。他的这种热爱学习、深入钻研佛教历史的不断进取精神，在当今社会，尤其是在宗教界是很少见的，也深深地打动了我。我想到他的师父净慧法师生前多次提倡教界要多与学术界交流，要从学术上研究佛教的历史与文化，并在其住持的河北柏林禅寺和湖北黄梅的四祖寺连续多年举办禅学国际学术研讨会。这在近百年的中国宗教界是仅有的。明杰法师应该是自觉地“以师志为己志”的。

僧伽制度的现代革新，是太虚大师一生所思所言和所行的中心，也是现代佛教形态区别于传统佛教形态的主要标志之一，可惜的是，一直不为学术界所重视。由于明杰法师多年担任柏林禅寺等道场重要职事，并在中国佛教协会工作，应该说他对当代大陆佛教制度有着比较直接的体会和深入的认识。他的师父净慧法师生前极力推崇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现代佛教之路。因此，我特别希望他能够专门研究太虚大师的僧制革新问题。这当然极具挑战性，但是明杰法师迎难而上，终于完成了这篇近二十万字硕士学位论文。各位匿名评审专家和参加答辩的专家都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也指出了一些需要改进的问题。目前他又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继续研究中国现代佛教史的重要问题。我衷心祝愿他不断取得新的成绩。

何建明

2020年6月10日于疫情缓解后的京西六不居

绪论：第一节

明杰法师：中国佛教协会综合研究室主任。曾任河北省佛教协会副会长、河北禅学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主编《禅》刊十余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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