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写于2011年。现代的经济学理论受西方影响太大，我想探讨一种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经济学理论

缘起

一位经济学家曾用四句话概括西方经济学：人是自私的；资源是有限的；产生尖锐的矛盾，用市场经济来解决；市场经济解决不了的问题，用国家的宏观调控来解决。但是宏观调控仍有许多解决不了的问题，个人的自私心理，使他永远是短视的，劳动者、资本所有者、各团体都在与政府的政策作着某种程度的博弈。地区与地区、国家与国家间的恶性竞争愈演愈烈；经济发展引起的环境问题已经把人类送到灾难的边缘；经济竞争给个人带来极大的生存压力，影响到文化、教育、家庭等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学的方法在这时就已经到了尽头。这位经济学家对人类经济的发展持悲观态度。

另一方面，在批评的声音当中，许多人文主义者，宗教的信仰者，只看到经济过度发展带给人类心灵、社会伦理的负面影响，没有看到其正面的作用，采取一种对立的态度，也就无法应用各民族、地区的优秀文化来引导经济的发展。这种文化和经济的对立，导致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无法对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进行分析和引导，无法发挥公共知识分子的社会作用。

佛法的世界观是缘起性空、众缘和合。一种文明的形态被人类所选择，必有它积极的一方面，符合了人类的心理特点。所有问题的产生，都有它的因缘，各方面的因素、条件没有配合好，发生了错位，这才导致的问题的产生。一切众生自性本来光明，一切法本来无有高下，恶是因缘造就的，也可以通过因缘的重新组合将它消归于无形。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这说明人类对经济没有正确的认识，没有给它在人类文明的整体中找到一个正确的定位和合适的轨道。这些社会问题不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自己解决，而要靠有识之士进一步探索、研讨，去寻找这样的定位和轨道。古人说“格物致知”，“格”就是“正”的意思，“格物致知”就是说把事物放在它本该属于的，正确的位置上，这样能够获得关于它的真知。古人又说，万事万物都有它的道，这道就是符合它自身规律的一种发展的轨道和方式。

西方经济学支配了中国当今的经济学思想，这对国家的经济安全和长远经济发展是极为不利的，导致我们的发展思路受制于人，在谈判中失去话语权。在经济建设中，西方经济学的思想与本土文化又有诸多冲突，阻碍了个人的主动性、创造性，使各方面的资源无法充分法会作用。本文试图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佛法和儒家的思想精华，提出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经济发展，志在将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的发展协调考虑，使经济发展能推动人类文明的整体提升，共建和谐美满的人间净土。以此启迪有识之士作更多这方面的探索。

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起点

经济活动的本质和起点是人类在物质上的相互依存。这种依存关系可以把心灵系缚于物质，也可以利用物质为心灵提升提供更大的空间。经济学的目标应定位在如何利用这种关系促成人克服懒惰、贪婪等弱点，养成热爱劳动、奉献他人的美好品德，开发人内心的潜能，把经济活动变成一种集体的修行。

在一般人的眼中，经济活动都是关于物质利益的，仿佛带有铜臭味的，在经济活动中净化心灵似乎是不可能的。但当我们去思考人类为什么需要经济时，我们就会发现，经济活动的性质本身是中性的，乃至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人不可能自己为自己生产出全部的生活所需，必须要依靠他人，也必须用自己的努力为他人付出。种水稻的人没有条件种蔬菜，也许因为土地的条件不具备。种蔬菜的人也没有条件中水稻。他们交换自己的劳动成果，种水稻的人能吃到蔬菜，身体能补充营养，种蔬菜的人也能吃到米饭，他们互相心存感恩。来年劳动的时候，种水稻的人想到种蔬菜的人，他种的菜那么好吃，滋养了自己的身体，就想要把麦子种好，多送一些去报答他；种蔬菜的人想到种麦子的人很辛苦，非常地用心，自然而然地也就更努力地去除草、施肥，增加菜的品种，想让种麦子的人能吃到更好的菜。这样，他们来年都比第一年种得好。抛开那些利益的想法，人们生产一样东西，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他人，这本身就是善行。没有那一个人能离开别人的付出而存在，人类在物质生活上是如此紧密地依存。

随着经济的发展，人们慢慢忘记了这一点，失去了感恩心，生产和交易完全出于自己利益的考虑。利欲熏心的人，为了金钱，为了物质享受而不择手段，顾客、员工在他眼里完全成为获取利益的工具，完全失去了生命之初人与人之间那种美好的感情，却忘了，自己得到这么多物质，到底是为了什么物质只是人获得幸福的一个基本的保证，提供一个心灵提升、净化、追寻幸福的空间而已。反过来，带着一颗利益他人的心去从事生产、从事经济活动，为员工、顾客和社会大众的幸福着想，把利益人，让人心灵提升作为一个经济团体的发展目标，则是团体良性发展、个人身心健康的良方。日本的企业家稻盛和夫先生就是这样做的。通过团队的打造，企业文化的学习，他帮助许多年轻人走上了积极、和谐的人生。外境的起落都成为他自我成长和帮助员工们成长的机缘。在经济危机期间，他没有裁员，而是自己带头降低工资，带领闲下来的员工作企业文化的学习、新技术的开发、新市场的发现，增强团队的素质。经济危机不但没有给他的企业带来打击，反而在众志成城面对困难的氛围中，让员工和企业都有很大的成长。

劳动者、资本所有者、政策的制定者、经济学家，都应从如何促进心灵提升的角度来考虑经济问题。就政策的制定来说，应考虑更多的，应该是如何通过政策的制定来引导一种良性的经济结构，来培养人，从长远来考虑，避免表面经济发展背后的社会负效应。经济学家，包括股市预测的从业人员，应引导人们用有建设性的经济行为，使得自身、他人、市场都能良性发展，不能一味地引导人为自己谋求利益。

经济活动在人类文明中的位置

依据社会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学派，把人类文明分成四个子系统：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其中文化包括学术、宗教、教育等等，社会包括家庭、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团体和社会结构。每个子系统有自己的运行规律。比如教育，它的目的是培养人，而人的成长有一定的阶段性，很多东西是从内在逐渐萌发的，如果我们过于注重外在的结果，把搞行政的思维（如对执行力、效率的重视）或者作生意的思维（如得失利益的考量）带入教育当中，势必会阻碍人的健康发展。对于社会组织，所重视的是伦理，经济和政治的思维同样居于次要地位。再如家庭和学校又有不同，孟子提倡“易子而教”，就是认识到这一点，亲子之间最重要的是一种温情滋养孩子的心灵，给孩子力量，这与教育中学习知识和做人的道理还是有差别的，老师和父母亲的角色定位是有差别的。四个子系统，代表四种认知、思维和行动的方式。以佛法来看，这四个子系统各有各的共业特征。人类文明就有这四个子系统、四个因缘和合而成。

每个子系统中又包含其他子系统的组分，是相互渗透的。比如学校中有校长、教务长，有一定的行政制度，这是属于政治这个子系统；学校中有各种社团，属于社会这个子系统；公司本身属于经济这个子系统，而公司中搞企业文化培训则属于教育这个子系统。

这四个子系统是相互支撑和影响的。经济的发展能影响政治、社会和文化，如资本主义的发展导致了全球的民主主义革命。文化也能影响经济、政治和社会，如马克思*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到的，加尔文教的教义使资本家愿意将所赚到的钱用于扩大生产，使资本增值，这样大大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以前我们考虑经济问题时，较少考虑文化和社会的因素，但正如马克思*韦伯的论断，文化能对经济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影响。现代社会，社会组织，特别是非盈利组织蓬勃发展，它们对经济的影响也不可小视。在相互影响和渗透的过程中，一个子系统的共业特征会影响到其他的子系统的共业，有可能使其他的子系统偏离正确的轨道，发生错位，导致文明的失衡。现代社会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经济的思维方式使其他子系统发生轨道错位而引起的失衡。

在不同的文明中，四个子系统的关系，所起到的作用是不同的。资本主义社会就是一个以经济为主导的文明；而中国古代社会则是一个以政治为主导的文明；印度社会注重修行、个人解脱，可以看作一个以文化为主导的文明。政治的思维方式阻碍了中国经济、学术的发展，而经济的思维方式又影响了政治、学术和家庭，这样引起中国社会的“四大不调”，导致许多社会问题，解决的办法则是“物归其正”，让四个子系统各按各的规律进行，各有各的空间与限度，在合适的范围内相互支撑，发挥积极的相互作用。

经济子系统在文明中是一个什么位置呢按美国社会学家T*帕金斯的说法，它的功能可以概括成“适应”，也即“确保系统从环境中获得所需资源，并在系统内加以分配”，它是一个基础性的子系统。观察一个普通的社会人，他的主要经历都投入在所从事的职业，在社会生产中，为自己和家庭赚得生活所需，以佛法的语言来说，他主要的业都造在他所从事的社会生产之中。这样我们就不难理解，经济活动中的方方面面，生产力、生产关系是以怎样强大的力量在影响着个人、家庭和社会。有什么样的经济生产方式，就有什么样的国民生存状态，就有什么样的国家面貌。马克思主义将“经济”称作“经济基础”是一点也不为过的。一种文化，如果不能有效地指导经济生产，就很难影响到广大的群众，就很难扭转社会共业的方向。故国家期许各宗教能够促进和引导经济的良性发展，这一点也的确是宗教信仰者的责任。

理性人与修行人

西方经济学假设的理性人，就是能够合理利用自己的有限资源为自己取得最大的效用、利润或社会效益的个人、企业、社会团体和政府机构。他所采取的经济行为都是力图以自己的最小经济代价去获得自己的最大经济利益。

在表面上，这一定义，很容易使人们把经济活动与“唯利是图”“没有人情味”“残酷竞争”等印象联系起来。事实上，理性经济人假设是现代经济分析和把握经济规律的重要工具，并不是提倡人人自私自利，只是说人在一定的范围内、一定的价值体系下会作出最优的选择。如果不做出这样的假定，经济学发现的只能是偶然性，不可能有理论上的简化，无法处理纷繁芜杂的经济现象。客观的来说，对于一般的民众，能多一些经济收益，改善自己的生活也确实是再自然不过的愿望。中国古人说“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正是这样一种写照。孔子也说，对民众，需先“富之”，而后“教之”。对于士人（知识分子），孔子则有更高的要求，他说“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对优裕生活眷念的人不配作知识分子。）他是要学生们认识到一般民众包括自身内心深处对物质生活的依赖、眷念，知道求道、求学必需克服这一点，然后在此基础上去走心灵提升、教化民众的道路。

然而理性人这个概念客观上成为很多资本家唯利是图压榨工人、欺压客户的挡箭牌。很多人误解了这个概念，认为人性既然都是自私的，作生意本来就是这样，别人都这么干，因此自己这么干也不用感到惭愧了。乃至政府的政策都没有必要遵守，因为政府也是为了它自己的利益，政策只不过是政府的一种博弈手段，只要糊弄过去，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即可。因此，有必要提出一种高于理性人的行为模式，它也许是一种理想，但却能给人一个在经济活动中追求真、善、美的努力方向。

先从理性人假设所没有考虑到的一些问题说起。在很多经济活动中，并不是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就能得到最大的利益，而是需要双方、多方的配合、互相尊重和让步，这就有了纳什均衡的理论。进一步的，如果双方只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而作出让步等利他的行为，有时依然无法达到最好的效果，因为在产品的生产、服务等许多环节中，为自己利益考虑的想法会使人无法将全部的经历投入到产品质量的提高、服务的周全上。特别是在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许多工序可能会被省略，只求得表面上的效果。我们会有经验，中国八十年代生产的产品结实、耐用，近年经济发展，产品的质量、耐久性却不如前，这就是人追求利益，失去厚道、踏实的品德的结果，这也导致资源的浪费，导致整体的利益无法最大化。以自私的想法去参与经济活动，很可能是无法达到均衡点的，均衡点的达到，需要互相的信任与爱。

一个老故事也许更能说明问题。天使带一个人来到地狱，他看到一群人骨瘦如柴，面对一桶汤和长长的勺子发愁。勺子长过他们的手臂，使他们无法舀到汤喝。天使又带他来到天堂，这里的人都很开心，他们也有一桶汤和长长的勺子，但他们互相舀汤喂给对方。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但这个人是一个很爱思考的人，他问天使，地狱里的那些人是不是都很不聪明，他们难道不知道可以互相舀汤喂给对方吗但他见过许多非常聪明的人做了坏事，因而下了地狱。他因此很困惑。天使告诉他，那些人一开始也想到过这个办法，但他们太在乎自己，舀汤的时候马马虎虎，结果有时舀少了，有时就烫到了对方的嘴或者把对方呛到了。这样他们互相都很埋怨，有时就故意要烫到或者呛到对方。慢慢的，形成一种风气，大家都知道每个人都想喝到汤，于是在喂别人汤的时候故意比着去折磨喝汤的人。看到有人被滚烫的汤呛得死去活来，便会有一群人在旁边笑。这样慢慢的，人们另可饿得骨瘦如柴也不敢再喝汤了。而天堂的人却不是这样，他们也有呛到对方的时候，但被呛到的人知道人家不是故意的，也不去埋怨，那个呛到人家的人非常感谢对方的宽容，努力练习使自己的手法更加灵活，而且去揣摩什么样的温度喝起来最舒服。其他的人见他这样努力也去效学，慢慢的，大家都对喂汤这件事非常在行了。佛教里有一个词叫“观过”，就是从坏的角度去看人，抓住人家的缺点不放，观过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冷漠、隔膜、怀疑。这样看来，自私和观过造就了地狱，而爱、包容和感恩造就了天堂。这个故事里面告诉了我们经济活动中的均衡点能否达成的关键。

以佛法的观点来看，利他就是自利，一则业果法则保证物质的利益在有一天会加倍的偿还，二则利他的心使内心净化，焕发阳光和活力、对生命的热爱，使生命获得意义，使人获得幸福与满足。

一个大乘佛法的修行人，会怎样参与经济活动呢入大乘门的标志是发菩提心，“为利有情愿成佛”，发了菩提心就是菩萨，他所有的行为都是为了究竟圆满地利益他人，为了利益他人，菩萨修行六度，增长智慧和福德，最终达到“无上正等正觉”（即成佛），以圆满的智慧和福德来利益众生，使众生也能获得物质与心灵的究竟利益。儒家在《大学》中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可以与此相参照，即：大丈夫学问之道，在于开启自己内心的光明德能，在于关爱民众，最终将自利和利他都做到至善的境地。

一位菩萨会如何参与经济活动呢经济活动正是他自我修行和觉化众生的方式。菩萨以六度成熟自身：关爱属下、客户、上司及一切相关的人，即是布施；不义之财不取，坚持原则，即是持戒；面对困境即别人的伤害、欺骗，内心安忍，不起报复心，即是忍辱；努力工作，作最大的努力，即使精进；面对纷繁复杂的众缘和得失损益的可能性，内心宁静安详，即是禅定；在工作中增长智慧，乃至觉悟诸法法相、诸法自性，这即是般若。菩萨以四摄成熟他人：先由财物的布施令他人生欢喜心；然后由爱语安慰他人，传递爱和信任的信息，化解他人的压力，经营彼此的缘分，促成团队的和谐；爱语的另一方面是传递一种健康的生活态度、为人处事的方式，能让身边的人如是去做，改变自己的生命，向上、向善，这即是利行；自己教导身边的人做的，自己也如是去做，给人家信心和动力，带领一群人一起走心灵提升的道路，这即是同事。

这样一些原则可以用于任何一种人与人的关系当中。比如一个企业家，他可以用一颗爱心对待员工和客户。现代的很多年轻人缺少健康的人生态度，出现了“月光族”（每次拿到工资，立刻用于奢侈享受，挥霍一空）“啃老族”（不工作，依赖父母）等现象，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断扩大，网络游戏将许多孩子拖入深渊。而一个企业家能够影响员工的人生态度。随着传统大家族的瓦解，企业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交际的基本单位和平台，当代的企业家应担负起社会教育的责任。

那么这样一个修行人（以下以修行人代指大乘的修行人，即菩萨）会不会因为过度利他而破产呢这就需要智慧。一个修行人会认为，自己的全部财产乃至身体都是从众生那里借来的，将来还要还给众生，自己只是暂为保管，而要在保管的期间以此为利益众生的工具，发挥最大的利益他人和社会的效果。修行人有一种责任感不能随便地花每一分钱，要能让自己的事业可持续地发展下去，利益更多的人。菩萨也不会迁就恶人，任凭不公平现象的发生，因为纵容恶就是造恶，就是鼓励恶人去伤害其他的人。修行人不会采取报复行为，只会理性地选择最有效的行为去保护自己和身边的人，另恶人改过从善。

这样来看，修行人也是一个“充分理性”的人，可以作为经济学中的一个理想化模型。虽然目前这样的人很少，但对经济、社会的良性发展意义重大。从某种角度可以说，净土经济学的目的就是要让尽可能多的理性人都升华为修行人，营造一片心灵的净土。

长久以来，我们以经济发展来行社会整合之功能，这是不对的。应以文化、社会的能量引导经济。

人类经济发展的方向

纵观人类经济的发展，从以物易物，到货币的出现、市场的形成，到信贷、股票，到各种高级衍生产品，其特点是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整合资源，别业被融入到共业之中。

大乘佛法特别重视共业，因为付出同样的努力，共业的力量会远超过别业。一群人一起行善、研讨佛法，会有一种互相激烈的氛围，让善法的力量在心与心之间传播，相续不断；而一个人单干则很容易因为身心的种种因素而弃馁，即使坚持下去，也会可能因为没有人交流而孤陋寡闻，产生偏差，或者缺少动力，进步缓慢。佛陀制立僧团，僧的意思即是“和合”，也就是“团结”，戒律中的伦理、制度可以作为现代团体建设的借鉴。

共业超过别业的原则在世间任何一种事业上都是很好检验的。经济学上讲的“规模效应”即使一个很好的例子。一个人，一家单干，资源是零散的，把资源集中调配，任务集中完成就会省去许多准备的时间。另有一些活需要在一定的时间内抢工完成，有一些活（比如工农业上的基础设施）需要集中人力完成，这更是需要共业的力量。以上可以解释工厂代替手工作坊的内在动力。货币、市场、股票、信贷及衍生产品的出现也是类似的道理。如果资源可以在更大范围内自由调配和组合，人们便可以选择最优的组合，这样的业力大过在小范围内组合产生的业力。在物物交换的时代，人们只能与自己熟悉的人交换物品，而货币、市场的出现使得不认识的人们也能交换物品，而且信息更全面，因为有商品价格作一个衡准的标准。这样使人们没有顾忌地从事生产，较少花心思在自己生产的东西如何与人交换上；一个人生产的商品可以迅速地流动到最需要它的人手里，发挥更大的作用。股票和信贷的出现使资本作为一种资源也可以灵活地流动，流向最需要它，能为社会创造最大价值的地方。衍生产品的出现，更增加了资源调配的灵活性。

这中间有两个要素，一个是生产，一个是资源的调配。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经济体的发展程度，就取决于它调配资源的能力。但是不能忘了，生产仍然是一切的基石。有了基本的工农业生产，市场和货币才能发挥作用。货币本身都是一个符号，更何况股票乃至衍生产品。货币、市场、股票、信贷及衍生产品都是资源调配的工具，但在他们应用的同时，利用这些工具进行机会投资，以期不劳而获的行为就产生了，这客观上导致了人类心灵的滑坡。《孟子》中就记载了一个“贱丈夫”登上高地观察市场差价，“以罔市利”的行为，他称之为“龙断”（也即垄断，谓独占其利）。这种滑坡不是工具本身导致的，而是一直以来人类对经济活动的正道，在经济活动中提升心灵的方式没有正确、圆满的认识。中国古代的儒商、加尔文教徒等都对这个问题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但并不全面。这也即文化这一子系统的发展落后于经济这个子系统，没能培养出有能力驾驭这些工具服务于人类整体发展的人才。中国大跃进期间曾经试图取消这些工具，用政治的手段达成资源调配的目的，但由于人才培养和社会结构发展的滞后，改革以失败告终。虽然失败，但以政治、文化和社会这三个子系统的力量来导经济之偏，这一点仍值得继续尝试下去。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应该是社会本位而非经济本位的。弘扬传统文化，发展社会组织，能够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问题。

马克思认为劳动创造财富，在他的思想中，劳动带有一种审美性，劳动创造了人，是人生一种最基本的存在方式。劳动使人深入生活，人的许多美好的品性都是在劳动中造就的。相反，他极其反感资本家利用对生产资料的占有而不劳而获、骄奢淫逸的生活方式。这一观点在又一次全球金融风暴后的今天仍值得人们深思。今天，我们认为科技开发、行政管理、投资等脑力劳动也是一种劳动，也能创造价值。从上面分析的角度来看，行政管理、投资都属于资源的调配，只有当这种调配能促进生产时它才能创造价值，用佛法的话说，是造了善业；否则，如果完全带着炒作的心理投资，低买高卖，利用经济泡沫圈钱，而不是促进资源的有效调配时，则不能创造价值，也许还会给社会带来负的经济效应，是一种恶业。我国的股票市场还没有完全成熟，一个重要原因是大部分投资者都怀着炒作圈钱的侥幸心理。如果更多的投资者能遵循佛法中善恶业的原则投资，将能促进股票市场更快地成熟起来。

我国经济发展的一个主题是扩大内需，但扩大内需意味着要消耗更多的资源，我国人口过多，资源不足，这里就有一个矛盾。此外在现代化、城镇化的进程中，传统大家族瓦解，大量农民进入城镇的工厂当中。这样的社会大变动，产生了新的阶层，进入城市的农民工及其子女生活在城市的边缘，又远离乡土，在心灵上漂泊无依。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无法很好解决，他们会在网络游戏等声光电产品的诱导下堕落为社会的包袱。大学生就业问题是另一个严重的问题，表明他们所受的教育与社会实际需求脱节。内需不足导致就业率下降，导致社会不稳定。但反过来，扩大内需，资源又不够。如果借助文化和社会这两个子系统，似乎能一定程度上解决问题。仔细想一想，内需不足是否意味着国人真的没有需求，没有改善生活和生命的需要不是的，许多地区依然贫困，需要救济，许多国民生活的环节缺少人性化的服务，城市居民在物质生活提升后，在精神生活上的需求也很大。有人有需求，有人没事做，所以，这还是一个资源没有整合的问题，而整合资源的力量可以由文化教育及社会组织提供。长久以来，我们以经济发展来行社会整合之功能，如农民工进城打工，使农民融入城市的生活、生产之中；而以教育、文化作为经济发展的平台，所谓“教育产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前者带来的整合只是形式上的整合，农民无法融入城市的文化之中；后者使文化教育本身的功能无法正常的发挥，即培养出适应社会的人才。

发展高层次的职业教育，与高校分流生源；重视对农民工子女的教育，及对农民工的教育，让他们融入城市的文化，具备一些基本的技能。而更有效的，也许是传统文化的教育，农民工进入城市，最大的改变在于环境的改变导致的生活态度上的无所适从；在教育体制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上已经形成一种对高校的崇拜，许多学生把进入高校看作学习的目的和人生的归宿，他们认不清社会的实际情况，不甘于接受职业教育，在接受职业教育时找不到自己人生的定位和生活的方向。而传统文化，正是指导生活态度的良方，是人们在心底里认同的，如果不开展传统文化的教育，这一巨大的需求空间会很快被外来宗教填满。以传统文化教育为主导，还可以介绍一些西方社会学、管理学、心理学的知识，其他各方面的知识也都可以为我所用。发展教育，还可以制造很多的就业机会，但前提是对教育者的培训。

光靠文化和教育还是不够的，还需要发展社会组织来起到关怀、整合的作用，创造就业机会，形成社会流动的平台。

西方列强入侵中国时，提出的要求的“通商”，让当时的中国人很不能理解，实际上，这是一种经济的侵略，通过兜售产品，实际上换取的是中国人的产品，为他们的经济发展作贡献。伴随着经济入侵的，则是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的入侵——说入侵，因为文化和社会生活方式本来可以用一种平等的方式进行交流，互相观摩上进，但如果借着经济和政治的强权，这种不平等的交流导致中国文化和社会的絮乱。但中国自身，特别是在经济方面有没有自身的问题呢中国历代在农村都有大量的隐形失业存在，即本来一个人可以干的活，实际上却是几个人干，有的人可干可不干，相当于处于失业的状态。这样的人没有为社会创造足够的价值，用佛法的观点来看，造的善业不够，而消耗自己的福报，他与社会、与众生的联系其实是很少的。因此，如果我们用一种最善良的方式来表达当时外国人对中国的期许，其实他们是希望中国人有与他们类似的生活方式，在经济生活上与他们更紧密地连结起来。但他们采取的方式带给中国人很大的痛苦。

这段历史也许可以作为当今中国现代化历程的借鉴。我们的目的，不管我们说要扩大内需，还是城镇化，其实是要让人们融入现代的生活当中，人尽其能，更好地发挥每个人的价值，与他人与社会更紧密地连结。能够发挥价值，更好地奉献于时代的发展，这本身也是一种心灵的提升。现代化的生活带来开阔的心胸和视野，理性的头脑，不断学习上进的习惯，团队合作的意识等等，这些都是传统的中国民众需要补的功课。

推动经济和社会向前发展的，不是资本家的贪婪，而是我们相互联结的渴望。

清净一切善业力

佛法应用于经济活动的意义，是为我们指出了一条在经济活动中永葆纯真心灵，利益自他、奉献社会的道路。上面说到了企业家关心和教育员工，说道了资本所有者在投资时选择真正能民众需要、能为社会创造价值的企业，其实还有很多可以应用的地方。我们说的生产力，实际上它就是一种业力，业力有时是善的，有时是恶的。社会会向解放生产力的方向发展，也就是业力的增大，但需要给与合适的引导，使这些业成为善业。

根据善恶业的标准，选择行业要选择对民众有帮助的行业，不能选择伤害民众，直接和间接导致社会不稳定的行业。比如电脑游戏产业，毒害了无数的年青人，许多父母都恨死了那些发明电脑游戏的人，这是一个造恶业的行业。如果以赚钱为目的和标准，许多企业家会通过广告制造出一些需求，这其实是在制造欲望，引动整个社会的贪心，导致资源的浪费，也是在造恶业。台湾企业家王永庆，他总是去做社会最需要的产业。当时台湾需要橡胶，他就花很大的精力克服困难去作橡胶产业，最后他的企业非常成功。商品的价值是社会有需要的体现，寻着社会的需要去做，才是事业发展、自他二利之道。

一个企业需要有一个宗旨，有了宗旨才能凝聚有理想的人，而不是利欲熏心或不思进取的人，团队才有更大凝聚力，企业文化才容易形成。这一宗旨可以是改善社会生活的某一方面，一旦确立，他需紧扣着这一宗旨去做，随时根据宗旨来调整，而不是仅以此作为一个幌子来招揽人心。根据宗旨，企业可以发挥社会整合的功能和文化教育的功能。这样的事业才真正有永恒的价值，这样的企业可以成为社会道德的标杆，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恰恰相反。这时企业的发展实际上是为了传播一种理念，为了一个理想，而不是势力的扩大，资本的累积，企业的所有行为，完全是清静而不杂染的善业，完全是为了利益他人。

来源：贤宇的微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