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聚焦东亚佛教思想演变之“黄金纽带”研究——评《〈大乘起信论〉思想史研究》

杏雨书屋本《大乘起信论疏》的发现之后，学术界给予了高度关注。随着相关研究成果的推进，该疏被认为是最早的关于《大乘起信论》的注释书，出现的的时间当在《大乘起信论》出现不久的六世纪中叶。它比昙延和净影寺慧远所著的相关注释书要早，都属于非常重要的早期《大乘起信论》注释书。在这个时期，每个诠释者虽然对义理概念的解释有差别，但都在按照各自的立场阐释《大乘起信论》与佛教经论的一致性。从佛教思想的发展史上看，包括《大乘起信论》在内的如来藏佛教思想的涌现，围绕佛性问题激发了当时中国佛教界的百家争鸣。后来唐代玄奘法师前往印度求经的原因之一，就是想解决复杂的佛性问题上的激烈争论。玄奘在印度学习、思考，认为瑜伽行派的阿赖耶识思想最能代表当时印度佛学的正统性。他回国后致力于翻译介绍印度的瑜伽行派著作及其思想，开始传播所谓的“新译唯识”思想。以《大乘起信论》为代表的所谓“旧译唯识”即如来藏思想与玄奘传译的“新译唯识”思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到了法藏时代，他为了与“新译唯识”思想相区别，就吸取《大乘起信论》的思想构建“如来藏缘起”思想，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解释世界。在此过程中法藏完成了《大乘起信论义记》的撰述，并将《大乘起信论》定位于“五教”中的“大乘终教”与“四宗”中的“如来藏缘起宗”。法藏的判摄及其对《大乘起信论》的注疏，较大程度地推进了佛教的中国化进程。自法藏之后，华严宗的继承者们虽然对《大乘起信论》的定位有所出入，但都较为重视该论。从对《大乘起信论》的不同定位出发，亦能从侧面反映出他们的思想特征与时代趋势。《大乘起信论》的主要思想与华严宗的核心思想一致，华严宗人通过注疏《大乘起信论》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法藏等华严宗人对《大乘起信论》的重视，使此论在当时的大江南北佛教界中广为流行。伴随着此论的流行，使其他宗派也不得不处理与该论思想之间的关系，并不断完善各自宗派自己的思想体系。比如，天台宗的核心思想与华严宗不同，站在宗派的立场上，他们维持与华严宗思想的区别，但他们也不得不处理与《大乘起信论》的关系。在天台宗内，因立场与环境的不同，有的学者与《大乘起信论》保持距离，有的学者融合《大乘起信论》的思想。又比如唯识宗的思想与《大乘起信论》并不一致，但唯识宗内面对《大乘起信论》的态度与天台宗颇为类似。在明清时期，中国佛教思想界出现了诸宗融合的新动向，这种动向也影响了佛教界对《大乘起信论》的认知。比如，智旭和续法都从诸宗融汇的立场诠释《大乘起信论》。到了近代，受日本实证主义的影响，中国佛教学者又对《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进行讨论。而关于其义理问题的争论也在继续。

《大乘起信论》的身影一直出现在中国佛教发展史上，不同时代的诠释者通过阐释文本来解释和构建自己的思想体系。有的学者是主动选择，有的学者是被动接受，不管原因为何，《大乘起信论》就似一股无形的力量，伴随并推动着中国佛教思想的不断发展。文良兄的大作，通过对不同学者的注释书和“《大乘起信论》观”的详尽分析，系统展现了《大乘起信论》对中国佛教思想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这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篇章。

《大乘起信论》从中国传到日本，围绕《大乘起信论》与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的注释书有很多。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散失在唐五代的混乱之中，此后的中国和日本学者都是根据宗密的注释书解读法藏的《大乘起信论》思想。直到日本江户时代，凤潭在日本华严宗的总本山东大寺发现了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的写本，恢复了法藏《大乘起信论》思想的本来面目。凤潭整理了法藏的《大乘起信论义记》，并强调宗密华严思想与法藏华严思想之间的差异。从而打破了当时日本佛教界所认为的中国华严四祖思想的一致性与连续性，改变了日本佛教研究华严思想的方向。在中国近代，杨文会居士推崇《大乘起信论》，主张建立“马鸣宗”，其思想的形成契机之一，就是在日本友人南条文雄的帮助下得到了日本所藏的法藏《大乘起信论义记》。此义记从中国而来，在日本佛教产生影响，又回到中国，对中国佛教继续产生影响，其价值在不同时空的诠释下熠熠生辉，令人感叹。到了明治维新之后，实证主义的兴起使《大乘起信论》的研究重点从思想的诠释转移到文献学和历史学的考察，核心在于该论的真伪问题。日本学界对《大乘起信论》真伪问题的争论又直接影响了中国近代对《大乘起信论》的研究取向。章太炎、梁启超等中国学者都纷纷对此问题展开讨论，拉开了近代中国关于《大乘起信论》争论的序幕。在长达百年的真伪争论中，日本学界对《大乘起信论》的认识不断加深，促进了对佛教研究水平的提升。

新罗时期的佛教学者们撰写过多部《大乘起信论》注释书，其中元晓所著是现存最早的注释书。元晓曾到中国游历，他是站在融合“旧译唯识”与“新译唯识”的立场上对《大乘起信论》进行解释。后来，法藏的注释书大量吸收了元晓注释书的内容，并在之后深刻影响了中国佛教和日本佛教。但是在诠释的立场上，法藏与元晓是不同的。法藏坚持“旧译唯识”与“新译唯识”之间的差别，始终与“新译唯识”保持距离。除了元晓之外，还有义湘及其后学的《大乘起信论》思想。他们将《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与华严思想进行区分，通过表达《大乘起信论》的“不究竟”来展现华严思想的圆满性。“这种把《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与华严思想进行区隔的做法，不仅与元晓的思想立场不同，也与法藏之后中国华严思想的发展方向相违背。在法藏之后，《大乘起信论》在华严思想中的定位越来越高。到宋代，《大乘起信论》的思想与华严思想几乎是被等量齐观，华严思想的《大乘起信论》化倾向十分明显。而义湘后学这里，我们看到了相反倾向，即华严思想与《大乘起信论》渐行渐远，《大乘起信论》逐渐成为被否定、被批判的对象。”(第319页)相同的经典，差别的立场，不同的诠释，迥异的发展，《大乘起信论》将东亚佛教相连，又在每个地方绽放了自己不同的光彩。

《大乘起信论》中的佛学思想是连接中日韩三国佛教之间的一条纽带，东亚地区各国的佛教因它而产生了相互间的影响，这种影响使东亚佛教整体的连接更加紧密。本书即是将《大乘起信论》放在了东亚佛教的视野下，对日韩两国关于《大乘起信论》的讨论和研究进行分析，系统展现了《大乘起信论》思想与东亚佛教之间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