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佛教的故乡【三】二进中国

中国自古有“华夷之辨”，孔子有句名言：“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无）也。”狭义上的中国（或者说文化意义上的中国），指的是形成于中原地区的华夏文明。此外，还有一个广义上的中国（或者说政治意义上的中国）。它将华夏与夷狄全部包括进来，前者位于核心的中原，后者处于广阔的边疆。两者的关系不再是内外有别，而是唇齿相依。

从这个意义来说，佛教并非进入中国一次，而是两次。第一次传入，进入的是中原。第二次传入，进入的则是边疆。边疆可谓是军事强人的摇篮，草原帝国的温床。它们掀起的狂潮，数度席卷中原，最终促成了边疆与中原的紧密结合。一个新的佛教形态正站在历史的风口，即将驰骋于政坛。

吐蕃帝国首先登场，它发源于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文成公主给吐蕃带去了中原文化与佛教，不过，它受到印度佛教的直接影响更深。中原佛教与印度佛教曾在拉萨展开了一次著名的交锋，之后印度佛教被确立为了正统。

吐蕃一统各部，利用佛教完成了民族整合，把佛法融入于血液。在他们的历史传说中，自己是猕猴的后代。猕猴受到观音菩萨的点化，与魔女成亲。后代得到了观音菩萨的抚养，逐渐演化为人。当人民身处水火、佛教陷于危难，莲花生大士化身为战神，惩恶扬善，演绎出格萨尔王的传奇。

西域的开发在唐朝达到了巅峰，随后便日薄西山。唐朝先是平定了突厥，随即受到了吐蕃的挑战。适逢安史之乱，唐朝元气大伤，还被吐蕃攻破过长安。与吐蕃数度交锋之后，最后弃守西域。佛教在西域的存在，一直延续到于阗王国、高昌回鹘被伊斯兰化的喀喇汗王朝击败，才落下了帷幕。

比起绕行西域，经吐蕃进入印度不失为一条捷径，尤其是在唐朝与吐蕃交好的时期。在玄奘即将从印度学成归国的前夕，文成公主刚刚启程入藏和亲。玄奘回国之后，印度的戒日王与唐太宗建立了官方友谊。在文成公主的帮忙下，唐太宗派往印度的使者，可以直接取道吐蕃，不必再像玄奘那样绕行西域。其中一位叫做王玄策的人物堪称传奇，他的使团被戒日王死后的篡位者洗劫一空，他则从尼泊尔和吐蕃搬来援军，把篡位者押解回了大唐。

传入吐蕃的佛教，跟早前传入中原地区的佛教有所不同。此时的佛教与印度宗教的对立已经得到缓解，印度宗教的成分渗入佛教之中，形成了 “密教”这一新的形态。密教中的神秘因素这里不作讨论，单从修行方式上看，密教特别重视咒术与仪轨的作用。这也不妨说是对众生修行需要的一种回应。随着时代的推移以及受众的扩展，修行者的根器越来越难凭靠禅定入道。他们需要更为具象的方式来掌握修行的节奏，以免在杂念纷飞中迷失正念。佛教后来的发展便是从“重理”转向 “重事”，从高端走进平民。因为“理”过于抽象，普通人难以把握，论师们抽丝剥茧、层层深入的义理辨析，令人望而却步以致后继无人。“事”则更为具体，只管去做就好，不用多费脑筋，看似权宜之计，实为殊胜法门。无论是密教的持咒，还是净土的念佛，抑或禅宗的话头，以及种种的忏法，都是这样的方便。

印度化的佛教与中国化的佛教一样，都是佛教在两大文明中长久浸润的结果。这两个文明都有着极为悠久的文字历史和用之书写的海量文献，形成的牢固记忆奠定了民族的根本性格，任何外部文化都无法令其轻易的迁就或屈从。这使得佛教在这两大文明中只能作为非主流的补充，无法成为主角。

这两大文明也深刻影响了整个季风亚洲^【1】的所有其他民族。以汉字或印度文字为基础，其他民族创造了各自的古代文字，开始书写自己的历史。西夏文、日文、韩文的比划，折射出汉字的踪影；藏文、八思巴蒙文、泰文、缅文的字母，显示出印度文字的痕迹。不过，他们开始书写历史的时候，佛教已经兴起。随着民族谱系的完成，佛教进入到了他们的历史，凝固为民族的记忆。

除了顽固保守的两大文明之外，季风亚洲的绝大多数古国都是地地道道的佛教国家。这些国家基本处在印度与中国之间广大的弧形地域，涵盖了中国的边疆和几乎所有的周边国家，不妨称为“佛教之弧”：日本为起点，沿逆时针历经朝鲜半岛、蒙古，经过我国的新疆、西藏、云南，再到尼泊尔、不丹、斯里兰卡，乃至整个中南半岛，直到越南。这些地方多数至今仍然信奉佛教，甚至与民族自身融为一体，无法分割。

话题还是回到中国。密教除了影响吐蕃，也影响到了中原。北宋重启的译经院翻译完成了大量密教经典。这并非有意的重密轻显，而是当时的印度除了密法已经无它可翻。这也是中原地区最后一次译经热潮，其后佛教在印度日渐沉沦，最终不复存在。然而有一部分的经文与华夏礼俗差异过大，皇帝也只得下令销毁不得流通。所以当时密教没有立即获得广泛响应，而是走了一个巨大的弧线，借道边疆最后才真正落脚中原。

吐蕃帝国在唐朝灭亡前就已瓦解。由于朗达玛的灭法运动，佛教也一度命悬一线，几乎灭绝。直到北宋初年，佛教再度复兴，产生诸多后起的宗派，史称“后弘期”。在蛰伏之后，元帝国将密教带上了历史之巅。

元帝国的前身是成吉思汗创立的蒙古帝国，建立者是忽必烈。占领中原后，元帝国的版图空前广大，如何统合边疆与中原的民心便成为头等大事。此时，密教便成为了理想的最大公约数。结果是以密教为主体的藏传佛教被确立为国教，萨迦派的八思巴被尊奉为国师、帝师^【2】。蒙古的王统被追溯至印度、吐蕃，化身为在人间兴盛佛法的法王，对儒家起源于“尧舜禹汤”的华夏王统构成了挑战。蒙古族后来也全部归信了藏传佛教，后裔远及现在俄罗斯境内的图瓦、布里亚特、卡尔梅克。萨迦派则在西藏掌握大权，政教合一的体制由此成型。投降元朝的宋恭帝后来在萨迦派出家，成为一代高僧。

明朝取代元朝后，恢复了中原正统，但是也保留了不少元朝的制度，对密教的偏爱有过之而无不及。明成祖尤为突出，噶举、格鲁、萨迦派等高僧被邀请进京，接受封号者不计其数。从此密教的僧侣云集京师，皇宫的法事络绎不绝。明武宗正德甚至自命“大庆法王”，进入到黑帽噶举的谱系。唯独明世宗嘉靖是个特例，他对道教的喜好可谓无人不晓。

受到上层的影响，密教在民间也开始广泛流行。密教的经咒仪轨融入到经忏法事，成为日常修持的内容。明太祖将天下的寺院与僧人划分为禅、讲、教三类。其中的“教”，便是指密教而非教理。“教”的作用在于通过密咒之法、瑜伽之仪，以收速疾之效。相比密教的得势，原本的汉传佛教则备受冷遇。寺院规模受到限制，僧人出家严加管理，律宗废弛，几近失传，戒坛一度五十余年不开，以致天下无戒可受。

清朝在入关之前，便与格鲁派建立了联系，五世达赖的特使在盛京受到了皇太极的盛情款待。入关后，顺治帝邀请五世达赖入京。在巧妙的安排之下，双方在京郊猎场“不期而遇”，回避了孰尊孰卑的尴尬，照顾到各自的体面。从此格鲁派在西藏的独尊地位正式获得了官方认可。

在清朝皇帝中，论及对佛教的推崇，不能不提到雍正。他在登基前便以醉心佛法著称，自号“圆明居士”，热衷打坐参禅，并向多名汉藏高僧求证悟境。做了皇帝后，他原来的宅邸改建为寺，就是现在著名的雍和宫。他针对禅宗内部的异见歧说，大费笔墨逐条批驳。其作品深得后世大德的认可，被誉为“开金刚正眼之大光明藏”。

清朝对佛教的重视还体现在多语种大藏经的编修与刊刻。汉文方面，《乾隆大藏经》以明代的《永乐北藏》为基础修订而成；藏文方面，刊刻了北京版、德格版等多部大藏经，还有一部珍贵的泥金写本龙藏经存世；蒙文方面，刊刻了《蒙古文大藏经》；满文方面，组织翻译和刊刻了《满文大藏经》。近年来，这些都已重新出版问世。

藏文脱胎于梵文，满文演化自蒙文。蒙文源于回鹘文，再往前上溯则是中亚的粟特文。对于藏文、蒙文、满文来说，大藏经是其最为悠久的文献。创设文字的主要目的之一，便是翻译佛教的经典，记录佛陀的言教。

清朝在中原推行汉制的同时，以密教为精神纽带，将满、蒙、藏等民族联接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向心力，实现了边疆地区的稳固统治。这种思想上的双轨制，从元朝发端，由明朝延续，被清朝发扬光大，适应了单一民族向多民族过渡的历史趋势，为后世奠定了华夷合体的形态。

传统的中国佛教史观认为，唐宋以后的佛教走向衰微，但这只是基于华夏正统的立场，无视边疆地区密教崛起的意义。新的叙事框架能够让我们对历史产生新的理解。如果将中原和边疆视为整体，那么伴随着王朝的成长，佛教的影响仍在不断扩大，并未衰退。密教不仅遍及西藏、蒙古，在华北、四川等地也取得了广泛影响，其扩散范围超越了民族边界。

千百年来，佛教的命运随着帝国的兴衰而起伏无常，被世俗所裹挟而时进时退。佛教也并非止步于中华大地，为了寻找故乡，它还将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