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超法师：寻找佛教的故乡【一】

佛教发源于印度——在今天几乎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然而在二百年前，现在所熟知的几大佛教圣地——鹿野苑、菩提迦耶、蓝毗尼、那烂陀寺等等，却仍然掩埋于尘土之中。就算没有埋于地下，也被其他宗教挪作了它用。有的佛教造像甚至被本地人当作其他宗教的神祇受人膜拜。通过一位在印度服役的英国军人——卡宁厄姆，它们才被发掘出来，佛教之光在印度得以重现。

当年佛教从印度走出，影响了大半个欧亚大陆。释迦牟尼，曾令无数君王拜倒，也让不少君王憎恶，称他是对世界历史影响最大的印度人并不为过。然而讽刺的是，印度人后来却把他遗忘了，甚至连历史上是否确有其人，也变成了未解之谜。

这一点其实也不奇怪。就算没有外来宗教的入侵，消失在印度的历史长河中，不留一点痕迹，似乎也是佛教难以逆转的宿命。

印度人把历史都记录在了没有任何准确纪年的神话史诗之中。在他们心中，神话与历史之间可以划上等号。他们对神话的酷爱，从层出不穷的神话电视剧中就可见一斑，有一部甚至长达800多集，就算每天一集，也要放上三年。印度人一方面对圣者的言教情有独钟，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字记录，一方面完全不屑于君王的事迹，无论他生前有多大的威名，死后便被人们彻底遗忘。印度人一向认为，现实的人事皆是虚幻，与无限的轮回相比，根本不值一提，唯有正法才有永存的价值。正是因为这个缘故，印度学者才会把中国僧人的《佛国记》《大唐西域记》比作是照亮印度历史的明灯，印度人自己是指望不上的。

佛教在印度文化的土壤中其实很难找到容身之处。在我们的语境中，常把佛教当成一种高尚的情操，比如素食、不杀生、守戒等等，因而具有一定的道德优势。但是对于印度人来说，他们的本土宗教甚至比佛教还要洁身自好。佛教徒引以为傲的善行，在有着高贵种姓的一部分印度人看来，不过是做人的基本要求。佛教徒的吃素就是不吃肉，为的是不伤害动物；他们的吃素则是连跟动物沾边儿的植物也不能入口，目的是保持自身的纯洁。比如不吃蘑菇，因为蘑菇的名字里面有蛇；甚至不吃茄子，因为茄子做熟的样子看起来像肉。

佛教的思想与印度的主流宗教更是格格不入。印度宗教中那些永生不死的天神，在佛教中只是六道轮回中的平等众生，同样被生死无常所困扰。印度宗教把世界的产生和消灭看成是众神的意志，在佛教看来则只是因缘组合的自然结果，并没有神我的主导。印度宗教的修行目标是侍奉和取悦神明，获得神明的赐福；佛教的修行是为了获得智慧与福德的自我圆满，直至痛苦息灭。中国人常常纠结的有没有轮回、有没有因果这类问题，对于印度人反倒没有任何接受的困难，因为轮回、因果本来就是包括佛教在内的所有印度宗教的共同立场。

在注重神性甚于人性的文化背景中，佛教贬低众神、否定创世、自修成道的思想无异于可怕的异端，是对壁垒森严的种姓制度的严峻挑战。在印度悠久而顽固的文化传统面前，佛教最后选择了战略退却。它在印度历史中的这番遭遇，后来在华夏文明中还会再次重演，只是角度截然相反。

在佛陀涅槃后，如果不是二百年后一股强大力量的介入，佛教可能只会维持很小的规模，一直默默无闻下去。帝国——这一全新政权形态的出现，给佛教的前途注入了转机。从某种程度上说，佛教的进退映射着帝国的兴衰。借助帝国版图的延伸，佛教踏出了印度故土，逐渐远去。

中国被誉为“佛教的第二故乡”，然而佛教进入中国远非想象中那么简单，而是经过了史诗级的三级跃进。第一次跃进是走出印度，这就不能不提到阿育王及其孔雀王朝。

阿育王弘扬佛教，除了个人因素之外，也不能忽视其背后的政治意味。他统一印度的时间略早于秦朝。在那个时代，统治一个幅员空前辽阔的帝国，是一个前无古人的难题。亚历山大帝国与秦帝国，一先一后各自短短十余年的国祚，便是两个典型的负面案例。他们的教训是：仅凭借军事力量，无法保证边疆的臣服。而一旦军队远离帝国的核心，反叛势力很容易乘虚而入。一代强人的逝去，往往成为帝国崩溃的引信。

为了确保帝国的长治久安，需要让各地人民能够超越种族、文化的界限，共享一致的精神认同。与被贴上“雅利安”标签的婆罗门教相比，具有普世特征的佛教更易被边疆地区的异族接受。新帝国与新宗教的梦幻组合，不禁令人眼前为之一亮，说不定又能重新燃起民众对未来的憧憬。不敢说这是阿育王选择佛教的真正想法，但是无独有偶，类似的套路后来复制到了罗马帝国与基督教，阿拉伯帝国与伊斯兰教的身上。

借由阿育王的大力提倡，佛教开始遍布印度各地，进而以印度为起点向四面八方传播。根据南传佛教的记载，阿育王促成了第三次经典结集，向各国派出使节传播佛法。

佛教走出印度后，距离中国还相当遥远，不仅要穿越复杂多变的地貌，还得途经数十上百种形形色色的民族、五花八门的语言。印度人还没有跟中国人进行大规模直接接触的条件，佛教需要先在中亚稳固立足，以此作为前进的基地。于是，历史的接力棒便从孔雀王朝交到了贵霜帝国的手上，第二次跃进就是由它完成。

贵霜帝国似乎注定是为了把佛教传入中国而建立的。它的创立者是大月氏人，当年张骞出使西域正是为了与之联络。贵霜的疆域从印度北部绵延至中亚，与西域接壤，犹如一条将印度与中国连通的走廊。它诞生于公元一世纪，正好碰上汉明帝夜梦金人，东汉的请法使团正要前来造访。在它灭亡之际，东晋的法显还是一位小沙弥，龟兹的鸠摩罗什刚刚出生。在三百多年的时间里，来到中国传法的外国僧人多半出自它的疆域。

贵霜帝国最显赫的君主——迦腻色迦一世，对佛教的贡献不亚于阿育王。与阿育王弘扬上座部佛教不同，迦腻色迦一世信奉的是大乘佛法。他的身边围绕着当时最著名的高僧——胁尊者、世友、马鸣。他将佛陀的形象铸造在金币之上，并以希腊字母注上了佛陀的名号：“ΒΟΔΔΟ”。

在他的主导下，佛教僧团进行了第四次结集，《大毗婆沙论》由此应运而生。他将犍陀罗地区作为统治中心，犍陀罗佛教艺术随之达到顶峰，一尊尊精美绝伦的佛像至今仍给人留下无限的遐想。

最早为中国带来大乘经典的外国僧人，便是贵霜的支娄迦谶。迦腻色迦一世去世后不久，他抵达了洛阳。他的中国姓氏“支”指的正是“月氏”的“氏”（zhī）。在他翻译的经典中，《般若道行经》和《般舟三昧经》最为著名。

从中亚再向前，就是西域。这是佛教进入中国的最后一公里。不过，这是一个生存条件相当严苛的广袤地域。西汉时期，据称这里有三十六个国家，分布在大沙漠边缘的零星绿洲之上，每个国家不过数千至两三万人口，在脆弱的生态链条上谨慎为生。从西域翻越雪山进入中亚的通道，每年的通行时间非常短暂。这意味着，来回一个往返就要隔年。丝绸之路开通之前，人们只在相邻国家之间贸易，鲜有长距离的流动。

从公元前二世纪末至一世纪初，阵阵马蹄声与飞扬尘土打破了此处的宁静。汉武帝做出了非常大胆的军事冒险——远征大宛。数以万计的军人横贯西域，沿途粮仓被一一打开。在泱泱大国的震慑面前，各国竞相俯首称臣。公元前一世纪，汉朝平定西域。在随后直至东汉末年的大部分时间里，各国都接受着汉朝的统一管辖，丝绸之路形成并稳定下来。

丝绸在西域的意义不仅是一种商品，更是一种重要的通货。丝绸的制作成本十分高昂，称之“寸锦寸金”并不夸张。相比粮食和钱币来说，丝绸的便携性还略胜一筹。所以，汉朝驻军的军饷经常使用丝绸发放。这从侧面反映出，汉朝的军事存在不仅带来了区域稳定，还有效的促进了贸易活动。

丝绸之路给西域带来了巨大的客流和商机，也为佛教进入中国铺就了最后一公里路。最后一次跃进大功告成。踏着东西帝王们相继用剑与火开辟的道路，和平的佛教终于来到了中原这片广袤天地。不知当初佛陀在创建僧团的时候，是否料想到了这样诡异的场景呢

也许这并非超出佛陀的预料。佛陀曾把教法托付给国王，似乎印证了佛教不得不在政治中游走的命运。在政治等外因的影响下，佛教从单纯的修行团体被日益推向复杂的宗教组织。无数若隐若现的利益链条贯穿其中，尽管佛教在这方面的表现远没有别的宗教那么极端。

汉地第一位佛教领袖，东晋时期的道安大师用“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来形容佛教与政治的联系。这给了人们一种佛教不得不有求于政治的印象。不过接近实际的另一种可能却是，无论爱之欲其生，还是恨之欲其死，政治总是站在主动的一方，佛教则是被动的任其摆布。作为严谨而冷酷的利益精算师，毫无保留的对外展示信仰取向，从来都不列在君王们的可选菜单。最大程度利用宗教的神秘力量，一向都是他们的独门暗器。那句话反过来说，“不依法事，则国主难立”可能更为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