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勇：“新共同体主义”刍议——读《21世纪生态经济学》兼谈新伦理观

美国《国际日报》2018年12月13日发表此文。

近期读了《21世纪生态学》（英文原名《为了共同的福祉----转向面向共同体，环境和可持续未来的经济》【美】赫尔曼·达利，小约翰·科布著），这是一部面向未来的重要著作，意在解决当前人类面临的危机，探讨人类如何更好走向未来。所有面向未来的思想者、宗教家、政治家、经济学家、学者、知识分子都有必要了解此书的视角、分析和提出的对策建议。

作者认为，当前的经济制度和国际体制是现代性的、是以西方为主导的、以人类为中心的、个人主义至上的、把理性和科技迷信化的、以金融资本为核心的、为少数人利益及其无限贪欲服务的、盲目增长的、造成生态灾难的、不可持续的且已全球化了的体制。为此，未来必须重新定位人类的经济、社会发展方向，这就是——建立为共同（体）利益服务、生态的、有机主义的、整体论观点的、可持续发展的新经济制度、社会运作机制和国际体制，创造以共同体利益为中心的新型的生态文明。我将这一主张称之为后现代共同体主义或新共同体主义 （在现代社会已经存在一种“共同体主义”communitarianism ，也叫“社群主义”，是现代性意义上的。本文中的共同体主义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所以我称之为“后现代共同体主义”或“新共同体主义”）。

第一次启蒙，人类进入现代性社会，以个人主义、市场经济、资本主义、无限增长为主导，正因生态灾难、人性异化而难以为继。第二次启蒙，人类将进入后现代社会，将以个体和集体兼顾、自给自足的适度规模经济、共同体主义、可持续发展为主导，向生态文明、人的真正解放进发。

我认为这其中的核心是精神理念和信仰问题。科布说，“信仰是生存的支持机制”。宗教和信仰提供的世界观和伦理规则将对经济社会发展模式产生导向作用。新教教义以及启蒙运动带来的现代性特征导致了西方中心论、人类中心论，对象性思维和非此即彼的二元论以及科学迷信和技术狂野、连同为荣耀上帝而无限度开发，加速了对自然和生态的无度攫取和破坏以及人际的倾轧或疏离。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的协同滋长和交互增生把现代性的弊病和盘托出，把人类带入一个危险的困境之中。人类要走出现代性困局，走向建设性的后现代，走向生态的、为共同体利益服务的、可持续发展的新文明型态，需要新的发展伦理或经济伦理给与指引。新文明型态需要一种自给自足的，适度规模的，节制欲望的、控制需求的、以共同体为基础的、注重个体与整体均衡的、多元文化并存的、整体兼顾的发展模式。针对这样的需求，需要围绕上述新型文明的共同价值，同时尊重不同文化的特点来提出精神一致但文化表达多样的新的发展伦理。

科布指出：“一些不承认有神论的人，仍然承认个体的价值和整个系统的价值。我们与他们有着同样的立场，而且我们认为许多人在直觉上与我们有着同样的信念，即两者都很重要。我们的观点是，这种承认最好以这种观点为基础，即存在一个统一的整体，它对其中发生的一切都很敏感。我们确信，这个无所不包的统一体就是先知传统的上帝”。我认为，就西方的基督教文化背景而言，应该找回那种尊重自然、注重整体大全、确信作为无所不包统一体上帝的“先知传统”，以之代替与过期的现代性相应的“新教伦理”。从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过渡到“先知传统与后现代共同体主义"，以“先知传统”作指引走向“新共同体主义”。对于不承认西方有神论的其他文化传统，大多数都有统一的整体论的传统。中国儒家的天、易，道家（教）的道、虚，佛教的法界、佛性，印度教的梵天等大都是或近似无所不包的统一体概念，大多历来就蕴含前述新共同体主义的主要价值观，他们多主张节制欲望、修养内在、中道均衡、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等，他们天然的与后现代共同体主义更容易接轨。就中国而言，可以发展出儒家伦理与新共同体主义，佛教伦理与新共同体主义，或者整合儒释道三家提取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发展出中华人文伦理与新共同体主义或圣贤传统与新共同体主义，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向后现代生态文明迈进。

作者与柯布先生在其加州家中交谈

当代中国的领导人连续提出的“科学发展观”和“人类命运共同体”观念，与科布等西方建设性后现代主义者提出的我称之为“新共同体主义”的理念内在精神上是一致的，总体而言，这应该已经成为全球的共识。传统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之争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下除了作为利益之争的旗号外已经失去了实际意义。未来的地球村应该只有一种统一的意识形态——“新共同体主义”。在此基础上，世界各国、各文明才能在保持多样性、独特性的前提下平等互尊，合作共赢，创造共同福祉。科布和达利对共同福祉问题的探讨是站在全球立场上的，尽管提出的对策是针对美国的，但这些具体到社会经济生活每一个方面的对策和宗教哲理文化思辨对其他国家特别是中国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中国学者也应该像科布一样针对中国的发展、面向未来提出“新共同体主义”的现实的切实有效的具体主张。而关键一点是：中国必须先走出现代性的思维和局限，在尽量规避现代性弊端的同时向后现代、向新共同体主义路向转舵，包括物质、经济的层面，更包括精神、社会的层面。

（本文写于2016年1月12日）

2005年11月，作者在美国过程研究中心讲《Why China?——中国之于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