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勇：佛教文献学研究是佛教义学研究的重要基础——宗舜法师讲座评议

按：2020年9月26日，佛教义学论坛第三讲“浅谈文献学在佛教义学研究中的作用”通过腾讯会议线上直播开讲。本次论坛由中国佛学院教授宗舜法师主讲。论坛特邀《原佛》辑刊主编裴勇先生为宗舜法师讲座作评议，以下为裴勇先生的评议内容。

首先我们要特别感谢宗舜法师给我们做了一场非常精彩非常重要的讲授！法师辛苦了！大家都知道，宗舜法师是我们佛教界著名的佛教研究专家、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佛教文献学家，法师曾经师从我国著名佛教文献学家方广錩先生研读文献学。早些年法师在对无量寿经会集本的批判、对灵峰宗论的考证等工作中对文献学方法的娴熟运用、其考证精审、辨析细密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宗舜法师的佛法研究是长期地、始终地站在佛教本位立场上深入展开的，同时他又具有深厚的文献学功底、特别注重佛教文献的研究运用，这就更加难能可贵。大家也知道，宗舜法师前两年得过一次重病，佛菩萨护佑，法师顽强地战胜了病魔，挺了过来。那么经过两三年的调养，今天是法师康复后首次公开举办讲座，足见法师对佛教义学的重视和关心，这对于法师本人以及对我们大家能够听闻到这样一场重要而精彩的讲座都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们在此也非常感谢义学论坛的组织者，这次特别请来宗舜法师来讲文献学与义学的关联性问题，更加凸显了义学者的深远和智慧的眼光，也彰显了佛教义学不但有立场、有深度，更有广度和厚度，以及具有宏观把握和综合把握的视野。

一直以来，很多人对佛教义学、特别是佛教本位的佛教义学存在着这样那样的误解甚至曲解。

一是经常有人认为义学是玄虚的、空洞的、脱离实际的，只是一种概念名相的构造。其实不然，佛教义学实是建立在佛教信仰实践的基础之上、建立在佛法弘传实践的基础上，建立在合理的、客观的学术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的。

二是经常有人认为，因为佛教义学强调立足佛教本位，而不是学术本位，强调要客观看待人类理性思维和学术方法的局限性而不是迷信这些，一些人就简单轻率的认为佛教义学是反对一般的理性思维、反对学术考证、反对语文学、文献学等基础研究和方法。这是大错特错的误解或曲解。佛教义学研究不但不反对学术考证、不反对文献学、语文学等基本方法，反而要努力去运用这些方法或者善于运用文献学研究的合理成果做为研究的重要基础。如果文献的真实情况、文献的真伪和版本等基础问题都没搞清楚，那么佛教义学研究的基础就等于是建立在荒漠之上，义理的辨析就会搞错对象、认错内容、走错方向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所以佛教义学研究非常需要把握好与文献学等有关基础研究的关系。

三是有些人把一些佛教义学上的关键问题、比如大乘是否佛说的问题、佛经真伪问题等完全归结为是信仰问题，盲目的认为这些问题完全不需要考证、不需要研究、不需要辨析，认为对大乘佛法、大乘经典只要信就行了。如此笼统瞒旰，给人造成的错误印象就是，大乘佛法、大乘经典都是说不清楚的、都是完全没有依据的。其实不然！像大乘非佛说问题、像经典真伪问题都可以通过文献学研究考证去解决、或暂时解决、或部分解决一些疑问、澄清一些误判。或者至少可以证明一些所谓的判断和定论是轻率的证据不充分的。如此而来，建立在如文献学这样的基础上的佛教义学研究才是丰满的厚重的基础扎实的，才能更加令人信服和尊重。

今天宗舜法师的讲授就为我们全面分析阐释了文献学与佛教义学研究的关系、文献学在义学研究中的作用，并指出了佛教义学研究需要在文献研究上着重开展的几项基础性工作。

关于文献学的根本意趣，法师借用清代著名学者章学诚的名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予以说明强调。应该说这个原则是所有研究都应该遵循的一个普遍原则，不管是佛教本位立场的佛教义学研究，还是站在学术立场上的佛教研究都应该遵循这一基本原则。当然，佛教本位的佛教研究还有其不共性的一面。特别是佛教史观与一般的历史史观、正统史观相比，具有特殊性和不共性。国内对于这方面的研究还很薄弱，目前只有道法法师的《佛教史观研究》一书对此有比较深入和开创性的研究，道法法师提出了一本六支的佛教史观架构，一本就是“缘起史观”、六支就是“本迹史观、感应史观、神通史观、业报史观、末法史观、正统史观”。对佛法、佛教的一切考察应该说无不是建立在缘起观这一根本基础之上的，六支也是围绕缘起观而建立的观察佛教的独特角度。所以，我觉得佛教本位的佛教义学研究应该包括三个主要原则，一是坚持以佛教史观为指导原则，能确保站在佛教本位、佛教立场上看问题。二是以佛教文献学研究为重要基础，能确保研究文本的可靠性、真实性。三是在上述两个前提下，全面深入的研究阐发各期佛教法义教理的内涵和关联，方能确保对佛法理解的总持度和贯通度，从而为真实修证直至圆解圆悟奠定重要基础。那么，今天我们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发就是提高对佛教文献学重要性的认识，在未来努力争取善用文献学方法支持促进佛教义学研究。

关于文献研究在义学研究中的作用，法师通过自己的丰富实践给我们概括了四个方面的作用，就是明事实、辨真伪、别异同、发新意。

在明事实问题上，法师举了大家都熟悉的无量寿经会集本的问题。会集本被一些人吹捧为最好的版本，善本中的善本、最善本，那么经过法师等深入充分的考证，最后证明这个会集本问题太大，实际上是一个最不善本。大家试想，如果不认真进行文献考证，按照这个本子去研究净土教理，势必会对真实义趣和真实修证产生破坏性影响。

在辨真伪问题上，法师讲到最为著名的《楞严经》真伪问题。由于吕瀓先生是佛教学术权威，受其《楞严百伪》的影响，直到现在学术界、包括佛教界仍有很多人认为楞严经是伪经。早年愍生法师写过破楞严百伪，但在文献上的说服力还不够。后来台湾果滨居士关于楞严经真伪的研究比较全面深入、文献学考证扎实充分，基本上证明楞严经并非伪经。宗舜法师指出，如果仍有人还认为楞严是伪经，那你必须能够驳倒果滨居士的论证才行。所以，我们可以说，通过文献考证，至少可以证明把楞严判伪证据不足，论证是不充分的。那么有了文献考证的证据支持，就可以更加放心更加充分地去研究经典的法义，文献研究对于法义研究的支持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在别异同问题上，法师举了药师经版本的例子。说明如果不能充分研究了解经典的版本，拿一个错误的版本去研究其义理并说法讲解，实际上等于把一个法门的宗旨和意义完全搞错搞反。这又充分说明文献研究作为基础的重要性，文献梳理研究是基础是第一步，可以说非常关键，失去这个基础就等于釜底抽薪，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

在发新意问题上，法师主要举了坛经不同版本中都有故意空格脱字的现象后面所隐含的问题，从而证明并不存在所谓的六祖新创立了被视为大乘菩萨戒创造性发展的无相戒，而实际上是南宗特有的无相三皈依戒。那么这两者在法义上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个含义。从而说明文献上的考辨可以促使在法义研究方面有新的发现。

那么我们通过法师关于四个作用的讲授，就能够更加清楚的认识到文献研究对于义学研究确实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如果不是通过法师亲身经历为我们现身说法，我们在平时不容易非常切实的体会到文献研究与义学研究之间还有这样重要和关键的甚至是致命的联结。

那么，法师在最后对于佛教义学研究需要在文献研究上进行的几项工作提出了三点建议，第一是希望加强对重要经典的精校精注工作、第二是希望编辑出更准确实用的佛教语词辞典、三是编辑出适合不同层次人群的多阶佛教大辞典。这些工作的完成应该说对推动并吸引更多学人投入到佛教义学研究中来提供很大方便、发挥很大作用。

总之，我认为，今天宗舜法师的精彩讲授，把我们拉入佛教文献研究与佛教义学研究互联互通的新视域，使我们更加清晰的看到佛教文献研究与佛教义学研究不可分割的联系和互为增上的关系。也为我们解除了佛教义学研究当中涉及到的一些疑问、消除了一些人对佛教义学研究的一些误解和成见。法师的讲授也非常有助于义学者更加全面准确的把握和确立佛教义学研究的框架、范围和向度等等，从而推动佛教义学研究者进一步夯实佛教义学研究的基础、进一步拓展佛教义学研究的思路，为佛教义学研究注入新的活力和摄受力！

好，我今天的评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宗舜法师的精彩讲解！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