续祥法师：出家人与权贵

 

文|续祥法师

出家人可以结交权贵吗

我被问这个问题不止一次，尤其是当一些名僧因为和政治人物有交集而备受争议时，今天我打算从佛教史的角度出发，让大家看看古代出家人和权贵的关系，希望大家能对这个问题有新的看法。

佛法僧三宝之中，僧宝是最为活跃的因素，佛门僧人除了肩负着弘扬佛法、续佛慧命的责任外，还承担着化导众生、利乐有情的使命，可以说整个佛教前途都在出家人身上。

而佛教作为一种宗教，必定要与社会发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社会的一个子系统,由此它与政权的关涉就成为必然，如此一来，出家人与权贵们也必然会有所交集。

翻来佛教史你就会发现，佛教的发展史其实也是和权贵的交流史，佛陀本人的出身就是权贵阶级，悟道后的行化生涯中，也始终受到王权的支持，如频毗娑罗王、阿阇世王、波斯匿王等都是佛陀的弟子。弘法基地竹林精舍、祗园精舍的取得，也都与权贵的支持有关，至于后来阿育王对佛教传播所起的不世之功更是使佛教走向世界的关键。

虽说佛在遗教经中明确规定：不得参预世事、结好贵人、显异惑众，但却又开许为了弘法而和权贵交往，佛经中保留有许多涉及此方面的经文，如《佛说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经》就最为典型。

其实佛教传入中国的因缘，就是因为皇帝本人夜梦金人而遣人迎请到摄摩腾与竺法兰尊者，将佛教的第一粒火种传入中国。但因为初来乍到水土不服，以及受儒家打压等缘故，佛教在汉朝未能兴盛起来，始终被人们看作是方术的一种。

直到魏晋南北朝，佛教才迎来了自己的第一次兴盛，这是佛教自身尤其是僧人们努力的结果，但更为重要的因素则是汉末天下纷乱，三国时期，曹操干脆直宣传要起用“不仁不孝”而有真才实学的人做官，在实践上已经是在赤裸裸的提出对儒家名教的挑战。魏末嵇康倡导“非汤武而薄周孔”，也标志文人集团对传统儒学的批判。

儒家的地位因为失去了权贵的保障从而一落千丈，独尊儒术一统江湖的局面不复存在，而新的权贵们为了寻求自身的统治合法性急需寻找新的意识形态来替代旧朝尊崇的儒家，此时的道教的两大派系“五斗米”、“太平道”都因为屡屡造反而为权贵所厌恶，他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更温和，更容易控制的佛教。

以南朝为例，刘宋政权意识到佛教“进可以系心， 退可以招劝”，大力扶植佛教；梁朝武帝时期，佛教更是盛极一时，梁武帝热衷于建佛寺，在他的带动下，王公后妃、门阀士族纷纷效仿，一时间，京城寺院林立，

唐代诗人杜牧的“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就是对此的描写；更为甚者是梁武帝为了扶植佛教，自己多次舍身为奴，脱下皇袍改穿法衣，自愿为僧众服务，以示自己的虔诚。

与南朝相对应的北朝也同样如此。北魏从拓跋开开始，就在山西大同一带大建寺庙、佛塔、佛像，北魏迁都之后，更是迅速发展，据《洛阳伽蓝记》记载：魏孝文帝太和元年（公元477年），全国（北魏）佛寺有 6400余座，僧尼77000多人，到北魏末年，全国寺院有3万余座，僧尼200余万人。

晋朝时，有安定人侯子光自称“佛太子”，曾以“妖状”煽惑，聚众数千人，后来被诛灭。

虽然侯子光的这一行为给佛教抹黑了，却也侧面说明佛教在当时某些地区已经有了号召民众的能力，这是在汉朝时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权贵们兴佛很少有像梁武帝那样出于信仰，大部分都是把佛教当做笼络人心的工具，将僧人奉为法力无边的超人来利用的。

比较典型的就是佛图澄大师，他以神异之术赢得后赵统治者石勒、石虎的信任，被后赵王朝奉为国师，太子百官都要迎来送往。

据说他能闻铃断事，曾经精确预言后赵和前赵战争的胜负。他多次显露神迹，一次，佛图澄与石虎一起坐在中堂之上，正热闹地讨论佛法。佛图澄忽然故弄玄虚：“幽州发生了火灾。”随即取酒向幽州方向喷洒。过了很久，佛图澄笑着对石虎说：“现在幽州的火灾已经救灭了。”

石虎当然觉得事有蹊跷，他根本不信，就派遣使者前往幽州验证。谁知使者回来以后，声称：“大火从幽州城城门烧起，火势猛烈。忽然从南方飘来一果黑云，既而天降大雨，将火扑灭。雨中还能闻到酒气。”这下石虎对佛图澄彻底信服。

佛图澄通过几次展现这样的神通，令石虎对他顶礼膜拜，佛图澄深知，像石勒石虎这种腌臜胚子，对他们宣说佛法无异对牛弹琴，弄不好还可能被牛抵一下，观其所言“佛是戎神，正所应奉”，其对佛法之无知，可见一斑；只有用看得见的神通和好处才能将其降服。

这就是观机施化，对下等人，用下等的手段，假若佛图澄面对的不是石勒，而是雍正那样宗教兼通的大家，他也用不着表演咒水出莲花之类的神异

对于佛图澄的神异记载，不信者嗤之以鼻的，但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和残暴的石氏父子周旋，没有非凡的本事，脑袋早就掉了好几回了，佛图澄再愚蠢，断不至找上门去送死，可见佛图澄的神异，绝非虚语。

但是这金刚钻却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的，一旦达不到皇帝的要求，僧人就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例如石虎的养孙冉闵，也供奉过僧人法饶,问以军国大计,但却导致襄城兵败，法饶被冉闵活活肢解而死。这一事件，致使后赵境内佛教徒普遭厄运，许多僧人遭到迫害。于是，僧人们纷纷逃离邺地,成为难民,道安大师也是其中之一。

从这时起,道安法师及其弟子被迫离开了襄阳,开始了避难和隐居的生活,他“率众入王屋、女林山。顷之,复渡河依陆浑,山栖木食修学”，奔波劳碌了半生。

可即便你有金刚钻，还是有可能被瓷器扎出血——昙无谶大师就是一个例子。

昙无谶的咒术和佛图澄不相上下，呼风唤雨，抓鬼驱灾，昙无谶也是一把好手。他用会咒术的方便劝化了很多国王，翻译出很多重要经典，最为著名的就是证明道生大师一阐提也可成佛说的《大涅槃经》。

在他未译《大涅槃经》之前，道生大师曾看到略本六卷《泥洹》，就悟到一阐提人能成佛，因而遭到保守派学者的反对并被驱逐。但他仍很自信地说，如果他的主张不违真理，愿得死在讲座之上。

后来昙无谶所译《大涅槃经》传到南方，果然与道生所说相符，道生就在庐山开讲，讲完真的死在讲座之上，如果没有昙无谶，道生大师有生之年可能就难以重振法鼓，由此可见昙无谶所译经典的重要性。

昙无谶大师译的佛经辞藻华丽，逻辑严密，当机说法也能释疑解滞，清晰明辨，人们形容他的智慧就像流水一样涓涓不息且清澈透明。

这样神通广大文采俊秀的高僧自然很快就声名远播，可名扬天下祸亦随之，后来北魏武帝拓跋焘听到昙无谶会咒术，就把他当作第二个佛图澄，想用他来帮助自己夺得天下，就派人去北凉迎取昙无谶。

北凉国主既怕魏国强大不能拒绝，又怕昙无谶去魏国之后，对他不利，就阴谋设计除掉昙无谶，恰恰昙无谶当时有再去西域求《涅槃》后分之意，就向他辞行，他表面赞助昙无谶出发，暗中却派刺客在路上杀害了他。

一代大师昙无谶年仅四十九岁就身首分离客死他乡，死后他还被扣上种种脏帽子，以神变事国君，稍有不慎就会像他一样身死名废。

当时统治者虽然对佛教和僧人多有尊崇，但是佛教的兴衰却维系在他们的一念之间，道安大师根据自己经历的“一崇一废”事件，提出了著名的“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

这句话被后代的出家人奉为与权贵交往时的经典和圭臬，但出家人也并不总是温顺的绵羊，在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时，从来不不缺铮铮铁骨。

比如唐朝的法琳大师就曾为了护教把杀人不眨眼的唐太宗怼的生无可恋。

唐朝结束了魏晋南北朝的乱局，重新安定了天下，由于前朝皇帝杨坚杨广崇佛，加之李氏皇族自称老子李耳后人收买人心，所以遵道抑佛。

但其实李世民是汉、鲜卑混血。其父亲是汉族，曾祖父李虎为西魏开国八大柱国之一，官为太尉之职，并赐姓大野氏，可以说是与鲜卑贵族没有差别的汉族其祖母独孤氏为鲜卑八大著姓之一，其母纥豆陵氏，也出身于鲜卑贵族。从血源上来说，在李世民身上鲜卑血源占主要成份。

但李唐王朝和汉朝一样都选择从儒家伦理系统中找自己统治的合法性，所以一直以纯种汉人自居，李世民认为自己属于陇西李氏，是关中的大族，与李广、李陵等人是同族，而李渊的七世祖是西凉武昭王李暠。到了公元620年，李世民又将自己的祖宗追溯到道家思想家——老子李耳。

为了自证清白，唐太宗甚至说过：“戎狄人面兽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为害”这种话。 由此可见他有多在意自己的血统问题。

贞观十一年：唐太宗以尊祖上为名，正式宣布道教的地位高于佛教，诏令道士女官的位次排在僧尼之前。当时僧众推法琳大师上表抗争，太宗不予理睬。

法琳大师不忍圣教就此衰残，决定揭开这层皇帝的新衣，据说法琳当着李世民的面，说李姓家族有两个谱系。一个是老子一系。另一个是拓跋氏—也就是少数民族。李唐皇室是拓跋氏这一系，和老子没关系。换而言之，这等于直接骂天子是蛮夷，是李世民自己口中人面兽心的衣冠禽兽。

其实李家是蛮夷这话也不是没人说过，但都是在李家还没当皇帝时候。

《隋唐嘉话》卷上曾提到过：单雄信作为王世充一方的大将，作战时与海陵王李元吉相遇，说：“胡儿不缘你，且了竟。”他称李元吉为胡儿，不会没有原因。《旧唐书》也说，李渊的曾孙滕王李涉“状貌类胡”。

但此时李世民是皇帝，情况就不一样了。

历史上揭皇帝的新衣就等于拔老虎的胡子，是九死一生的危险操作。

可法琳大师神乎奇迹的挺了下来，这要归功于他过人的胆识和智慧。

首先，法琳大师给唐太宗找了一条后路，法琳劝李世民要认鲜卑拓跋氏的李为祖宗，而不能认老子的李，老子本名老聃，出身十分下贱，天生是个瘸子，没有耳朵，而且还只有一只眼睛，是其父与养猪婢女私通所生。

鲜卑的李虽是蛮夷，好歹也算“大户蛮夷”，所以唐太宗认老子为祖就是就是“以金易鍮石，以绢易褛褐，如舍宝女与婢交通，陛下即其人也：弃北代而认陇西，陛下即其事也。”——用黄金换石头，用华贵的绸缎换破烂粗布，撇弃高贵的美女而和下贱的女奴乱搞，是不理智的。

法琳这样讲的目的，是给太宗一个台阶，却没想到棋错一着，直接把唐太宗说疯了：说我是蛮夷还不够，还说我是贱民，是养猪婢女的后代。

傲娇的唐太宗那里还能再忍！他怒斥法琳说：“你竟敢诋毁朕的祖先，天理难容。不过朕还是以宽大为怀。你不是写过一本《辨证论》吗书中说只要口称观世音的名号，刀枪不入，七天后试刀，看我的刀能不能砍断你的脖子！七天后，太宗就派人问法琳：“七天时限已到，该试刀了。不知道你这几天念观世音的效果如何”

法琳大师这次终于没打偏，他一脸严肃的和使者说∶“这七天内，我一直在念‘陛下’，没有念观世音。”

使者一脸懵逼的问：为什么啊

法琳说：因为当今陛下的德行极高，“文思聪明光宅海内、九夷奉职八表刑清、君圣臣贤不为枉滥”，因此念陛下就跟念观音一样灵！

法琳又说：当今皇帝当然是很贤德啦，所以一刀砍下去，我肯定是毫发无伤。可是，万一皇帝不那么贤明—比如砍我头这事属于滥杀无辜呢那说明我拜错了人，一刀下来我死也就很正常啦！

如果唐朝有奇葩说那样的辩论节目的话，法琳大师一定是奇葩之王，他用了一个极高明的话术：嫁接术，成功的逃过一劫。

所谓嫁接术，即根据对话者的话语内容，通过合理的别解或替换概念，进而将自己的观点转移、嫁接到对方身上。在危急关头，法琳先是借助恭维讨好来设置悬疑，待使者问其原因时，他再借一句俗语巧妙地将“万物（当然包括自己）之命”与“天”联系在一起，然后又通过别解与唐太宗予以嫁接关联；如此这般，“我当然要念陛下以救我一命”之说就合乎情理了。

由于这番话不仅精巧智慧，而且对皇上极尽恭维，唐太宗也就不好再为难他了。

按照《唐护法沙门法琳别传》的说法，唐太宗龙颜大悦，免了法琳的死刑，还受法琳的启示，对佛教有了新的认识。

所以玄奘大师归国后唐太宗才会对他无比尊崇，甚至在人生最后一段时间都要他寸步不离的守着自己。玄奘大师也借此机会翻译出了无数经论，为中国佛教更新了源代码，使得中国佛教借助贞观之治一并迈入巅峰。

在唐王朝第二个辉煌期“开元之治”期间，又有一位与权贵过从甚密，甚至位列三公的出家人出现，他就是和玄奘大师齐名的四大译经师之一的“不空”。

他和玄奘一样，选择借助王政之力发扬佛法的道路，与玄奘不同的是，他身为出家人，却为政治直接服务，当然他的目的是要政治保护和推动佛教的发展。

为了说明这一点，他重译了开头所提到过的《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以前鸠摩罗什曾经翻译过《仁王经》，但不空认为鸠摩罗什的译本存在尚未融通之处。所以不空前后两次翻译《仁王经》，大力宣扬该经中的《护国品》，认为《仁王经》具有很大的护国作用。

该经大致讲述了释迦牟尼曾经为十六位国王说护国法，若在国土中出现刀兵四起之事，则举国上下受持读诵此经，置办佛菩萨像和请法师前来宣讲，就有无数鬼神前来护持，灾难便可化解。

一般经典流通品中都会有类似的说法，用以彰显持颂的功德，但该经不同的地方是把功德的受益者直接上升为国家和统治阶级，而不仅仅是一般的民众。

所以不空依此发挥，说帝王只有信奉佛法并且以佛法治理国家，此国土此国王才能受到佛菩萨的护持。

而若有帝王以佛法治国，佛法焉能不兴

权贵利用佛教来维持统治，佛教利用权贵来扩大传播，二者合作则互利共赢，这一点在不空身上展现旳淋漓尽致，举朝上至皇帝太子，下至百官，尽是他的灌顶弟子，虽然不空也有过“养病韶州”的低谷期，但就其在政治上的成就而言，出家人中还是罕有其匹的，甚至贵为“御弟”的玄奘大师也无法与之相较。

上面举得这些例子说明：出家人作为“谨律息心之士，绝尘清信之宾”，摧眉折腰事权贵无非两个原因：不忍众生苦，不忍圣教衰。

正如道安大师说的那样，“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佛教的合法性离不开权贵系统，从踏足中土的那一刻起，佛教面前就只有这依附权贵这一条不得已的路可走，如果不想像景教一样夭折，佛教就要在中国找到自己合适的生态位，这没有权贵的支持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不忍圣教衰。

佛图澄大师一生虽然有逢迎权贵之嫌，但在石虎石勒手下救人无数，明末破山禅师也曾为了制止土匪屠杀百姓而听从张献忠之命啃野猪蹄，这是不忍众生苦。

这些出家人与权贵往来绝非像一般人以为的那样为了名闻利养，而是为了拯救生民于倒悬，使佛法遗芬再馥阎浮，委屈自己的名声和志气，来成全众生的生命和慧命，非大雄大力之人不能为之。

作为一个外来的社会团体和宗教文化，佛教从踏足中土的第一天起，就要面对统治者的怀疑和本土宗教的敌意。统治者既有对外来文化的疑惑，也有对佛教聚众作乱的担忧。

儒家则认为夷狄的宗教文化，怎能与华夏的文明分庭抗礼，那是“以夷变夏”，是不能容忍的。

道家则干脆赤膊上阵，恨不能把佛教生吞活剥，历史上几次灭佛都与道教脱不开干系。

佛教在敌人环伺和冲突不断中，只能结交权贵来确保自己的安全，结交文人来实现自己的传播、所以佛教历代都不乏政治和尚、文僧、诗僧这些看似不务正业的人，因为无论何时，佛教都需要这些人。

回到最初的问题：出家人可以结交权贵吗

我自己的回答是：对我们而言，不存在可不可以，只考虑有无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