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鉴于此类争论长期普遍存在于学术领域和教界,作为佛教爱好者,我也对其做了一个不全面了解。请不要把这篇文章看成学术文章,远远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充其量是整理归纳了现存的研究资料后的个人理解。其中涉及多位国学大家的学术论文,也不特别标注说明了。(由于对佛教教义不断的深入认识,越发自知认识的肤浅,虽然自持戒律,但唯恐因缘相生时难控身、口、意恶行,导致旁人对佛教的误会或曲解,所以一直不敢用佛教信徒这个圣的称谓。) 


目前对佛教史的考证大概有三个方向:一是站在唯物主义立场,通过对佛教经论断章取义的引用,武断片面的论证或批判;二是站在教派分支的立场,以维护教部权威为根本目的的论证或批判;三是结合客观的社科考证以及教理教义,不预设目的,试图究其本来的论证。

 

学术界常见的论文多是第一种(这是由于西方学术研究规则决定的);佛教界常见的论著多是参考第一种观点而生的第二种;在这里本人试图尽量客观的做到第三种

 

纵观各界对佛教历史的研究考证,其原始依据无外乎锡兰(斯里兰卡)文献、敦煌文献(大部分流失海外)、中文文献、少量印度文献、考古发现。其中敦煌文献和中文文献最为详尽,纪录的时间跨度广,涵盖领域多,毫无疑问是佛教史,乃至印度史研究的重要材料。

 

求本溯源,本文将严格参照历史文献引证,分为——A部派的产生、B大小乘的分化、C南传北传,三个命题进行论证。同时请诸位不吝赐教。

 




 

A.部派佛教的产生

 

关于部派的产生有两种说法:

 

a.锡兰佛教史文献《大史/第五章/第三次结集》中:[初始,以摩诃迦叶为首的大长老们进行的正确结集,被称为上座部结集。在最初的一百年中,只有上座部一派,以后才逐渐产生了其他的学派。被参加第二次结集的长老们谴责的恶比丘,共有一万人。他们建立了名为大众部的学派。](作者: 摩诃那摩 等 韩延杰 译)

 

b.◇玄奘译《异部宗轮论》中:[如是传闻。佛薄梵般涅槃后。百有余年去圣时淹。如日久没。摩竭陀国俱苏摩城王号无忧(阿育王)。统摄赡部。感一白盖。化洽人神。是时佛法大众初破。谓因四众共议大天。五事不同。分为两部。一大众部。二上座部。]

 

真谛译《十八部论》中:[佛灭度后百一十六年。城名巴连弗。时阿育王。王阎浮提匡于天下。尔时大僧别部异法。时有比丘。一名能。二名因缘。三名多闻。说有五处以教众生。所谓从他饶益无知。疑由观察言说得。此是佛从始生二部。一谓摩诃僧祇。二谓他鞞罗(秦言上座部也)。

 

真谛译《部执异论》中:[如是所闻。佛世尊灭后。满一百年。譬如朗日隐頞悉多山。过百年后更十六年。有一大国名波吒梨弗多罗。王名阿输柯。王阎浮提。有大白盖覆一天下。如是时中大众破散。破散大众凡有四种。一大国众。二外边众。三多闻众。四大德众。此四大众。共说外道所立五种因缘。五因缘者。如彼偈说。余人染污衣。无明疑他度。圣道言所显。是诸佛正教。思择此五处。分成两部。一大众部。二上座弟子部。]

 

这两种说法的微妙差别在于——锡兰《大史》以第一次结集既确立为上座部,而百年后的大众部是新起另立的一支;中文文献记载却是第一次结集百余年后分化而成为上座部与大众部。换句话说,自第一次结集而后的百余年中,佛教并不存在派部的分别,之后由于[四众共议大天。五事不同]才分化为大众部、上座部,以及后来由此二部分化的十八部或二十部。

 

既然有两种说法,其中必有一讹谬。接下来就有必要从考证这些文献入手,加以推证。

 

◇首先看锡兰佛教史文献《大史》,《大史》叙述的内容从公元前五世纪直至十八世纪英国入侵,这么漫长的历史著作,自然不可能出于一人之手,是由多人分段撰写的。《大史》始撰于公元五、六世纪。那么对于公元前部派分化内容的描述,毫无疑问也是[如是传闻]。何时得[闻]也因此产生了另一个问题:佛教何时传入锡兰

 

《大史/第十一章/提婆南毘耶帝须灌顶》:[他们在多摩梨帝上船,在阎浮瞿罗上岸。于第十二天到达这里,晋见国王。.....为了给自己的人民带来幸福,举行了灌顶仪式,在楞伽岛举行了大规模的庆祝活动。]

 

在《大史》记载中,阿育王子摩哂陀不仅是在锡兰传播佛教的第一人,也是传来阿育王所奠立的佛教教化传统的第一人。日本学者水野弘元认为:“在阿育王时代,他的长子玛希达(摩哂陀)出家为僧,因为他以一位传道使者的身份,率领教团到锡兰,阿育王曾经派遣传道师到印度国内外九个地方去。从那以后,佛教才正式传入锡兰。

 

《大唐西域记》:[僧伽罗国。先时唯宗淫祀。佛去世后第一百年。无忧王弟摩醯因陀罗。舍离欲爱志求圣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足步虚空来游此国。弘宣正法流布遗教。自兹已降风俗淳信。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

 

从佛教传入锡兰的时间看,结合部派分化的时间不难推断:佛教传入锡兰在阿育王第二次结集之后,已经至少分化为大众部、上座部。由此又产生另一个问题:佛教传入锡兰时,是二部兼有还是独其一部

 

早于玄奘的法显于西元399年离开中国去印度求法,于五世纪初期到达当时的锡兰(师子国),并居留两年(411-413),著有《佛国记》(又名《高僧法显传》),其中并没有记载关于锡兰佛教部派的任何描述。

 

此后的玄奘(627-645年求学印度)在《慈恩寺三藏法师》记载:[是时闻海中有僧伽罗国(此云执师子也)。有明上座部三藏及解瑜伽论者。]

 

《大唐西域记》记载:[僧伽罗国。先时唯宗淫祀。佛去世后第一百年。无忧王弟摩醯因陀罗。舍离欲爱志求圣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足步虚空来游此国。弘宣正法流布遗教。自兹已降风俗淳信。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后二百余年各擅专门。分成二部。一曰摩诃毗诃罗住部。斥大乘习小教。二曰阿跋邪只厘住部。学兼二乘弘演三藏。僧徒乃戒行贞洁定慧凝明。仪范可师济济如也。]

 

玄奘之后的义净(670-695年求学印度)在《南海寄归内法传》记载有:[师子洲并皆上座。而大众斥焉。]

 

结合上述文献,很显然,佛教传入锡兰时应该是以上座部为主,或后来演变为以上座部为主。现在只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了:锡兰佛教的上座部是佛教分化前的根本原始教法还是分化后的一支——上座部

 

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从考证《大史》、《异部宗轮论》、《十八部论》、《部执异论》成书时间入手。

 

《大史》——成书于五、六世纪。之前觉音(公元五世纪中叶,中印度人。公元412年左右到锡兰)以巴利语(以大寺为中心)整理和注释南传经、律、论“三藏”,确立了巴利语系上座部南传佛教体系。结合与其大致同时期的法显《高僧法显传》记载:[法显尔时欲写此经。其人云。此无经本我心口诵耳。法显住此国二年。更求得弥沙塞律藏本。得长阿含。杂阿含。复得一部杂藏。此悉汉土所无者。得此梵本已即载商人大舶]

 

很显然,法显在锡兰求学的时候还没有文字经本,依然是[心口诵耳]的[梵本],也没有巴利文化的任何痕迹。此外根据法显纪录[城南七里有一精舍名摩诃毗可罗(大寺)。有三千僧住。有一高德沙门戒行清洁。国人咸疑是罗汉临终之时王来省视。依法集僧而问。比丘得道耶。其便以实答言。是罗汉。既终王即按经律以罗汉法葬之。.....法显至不及其生存。唯见葬。]这个记载描述当时锡兰大寺刚刚圆寂一位罗汉,法显去的时候刚好见到葬礼。此外记载[....塔边复起一僧伽蓝。名无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银刻镂悉以众宝。中有一青玉像。......如是形像皆彩画庄挍。状若生人。然后佛齿乃出中道而行。随路供养到无畏精舍佛堂上道俗云集烧然灯。种种法事昼夜不息。满九十日乃还城内精舍。城内精舍至日则开门户礼敬如法。],无论从规模还是佛事来看,显然当时的佛教中心以无畏山为主。

 

由此不难推断,觉音来到锡兰主持大寺并发展巴利文佛教的时间,以及《大史》的成书的年代应该在法显以后至玄奘、义净之间的某个年代,而并非如《大史》记载的那样。

 

《异部宗轮论》——共计有三种译本,即《十八部论》、《部执异论》和《异部宗轮论》,前两译早出。世友菩萨造,玄奘于662年译出。在玄奘之前,此论已有过两种译本︰一为三秦时代的失译本,题称《十八部论》一卷;一为陈·真谛(《续高僧传》载:西天竺优尼国人,婆罗门种姓。公元548年到达南京)译本,题称《部执异论》一卷。《十八部论》未标造论者名字,论首序偈前有[罗什法师集]五字,论中译音下注秦言云云,因此,隋代藏认为罗什所译。但各种旧经录都作为失译。

 

据玄奘所载,世友是北印度犍陀罗国人,生于佛灭后四百年代。这时历时三百余年的佛教大分化已形成。淳和无诤的原始佛教在释迦牟尼佛入灭后一百余年开始了前所未有的争执和分裂,逐渐形成二十个部派。世友菩萨生长在这纷争的年代中,自然免不了要投身于其中的某一部派。的确,他是在上座部系的说一切有部出家修道,广学博闻,成为一切有部的重要人物

 

《异部宗轮论》成书于公元前一世纪左右。本论译者玄奘在译毕所作的颂中言[备详众梵本],由此略见此论梵文版本也是较多的。玄奘译本也是迄今最可信赖的译本。正如《异部宗轮论述记》记载,玄奘自赞[文惬意无谬。]

 

由此看来,中文文献中记述佛教部派分化的论著,不同年代翻译的内容大体一致,无论是印度西来的真谛,还是前后相隔百年的罗什乃至西去的玄奘,几乎出自一个来源。可见当时印度大陆佛教界对部派分化的认识基本相同,互作旁证。与此对比鲜明,且晚出的锡兰《大史》却显孤立。

 

从《大史》称“大众部”的僧人为“恶比丘”的态度与锡兰佛教史结合起来便不难领悟,它出自于五、六世纪之后所谓锡兰“大寺正统派”僧人才撰写的著作,由此也能明白,为何大寺文献在强调自己的重要性及正统性之余,也要打压与其竞争的大乘佛教或无畏山寺佛教。且无其他文献旁证,因此非常有理由怀疑这些文献的可靠性。这些文献当然不是了解早期锡兰佛教,甚至佛教发展史的好材料。

 

锡兰“正统派”佛教学者维护其佛教记史文献,对一个民族而言,完全无可厚非,同时也有重新探讨这些文献的必要性,尤其是这些文献都出自“正统派”僧人之手,有偏向一面,甚至泯灭历史真相的可能。

 

小  结

 

1. 锡兰佛教并非原始根本佛教,而是从原始根本佛教中分化的一支——上座部。

 

2. 如今的南传上座部也并非最初分化的上座部,而是在大寺派与无畏山派[大乘上座部]分裂后,[斥大乘习小教]的一个支派(后面关于大小乘的论述中会详细说明)。

 

 









B.大小乘的分化

 

翻开任何一部关于佛教史的论著,无论中外、无论学术界或佛教界对大小乘的分化问题几乎是同出一辙的标准基点——[大乘兴起约在公元前一世纪,晚于小乘。]这成为所有论著的出发点。

 

自此,学术界从分析当时的社会发展形态、背景、文化等等因素入手,阐述大乘佛教的发展必然性以及演化过程;佛教界则按照教义试图阐述大小乘的等等问题......

 

当各界站在不同的论点,各个阐述近乎‘合理’的推论时,似乎很少有人关注这个最根本的问题——[大乘兴于公元一世纪,晚起于小乘]的观点是由谁最早提出依据是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不得不简要的回顾一下佛教研究史。

 

 

佛教研究史——

 

佛教主要在亚洲地区的国家有影响,所谓的佛学研究,或按照传统地解经释义的理路发展,或按照信仰弘法的角度来阐释佛教,谈不上严格意义的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佛教。这种局面直到近世才被打破,而始作俑者是来自于欧美的学术界人士。

 

佛教真正为欧洲人士了解,严格地说来,是伴随着欧洲殖民主义者侵入亚洲地区后而开始的。欧洲殖民主义者为了能够维护自己的殖民统治,认识到必须要深入的研究亚洲的宗教及其文化。同时,随着东西方文化的交流,人们的视野也在扩大,有一部分学者将注意力放在了当时尚未开垦的东方学方面,作为东方学的一个最重要的内容——佛教,就在这个背景下逐渐为人们所知了。佛教传入欧洲地区,首先是作为学术活动进行的。

 

一些欧洲学者出于研究东方学的需要,开始接触了东方语言,例如梵文,进而接触了佛教,特别是用巴利文写的佛经、史料,于是开始了解佛教的理论,和消化佛教的教义。

 

1788年,英国皇家亚洲学会成立,这是英国殖民政府为了统治亚洲人民而出资建立的一个学术机构。1824年,英国学者克拉夫发表了《巴利语文法和语言》一书,这是学术界开始较早地了解佛教。1837年在斯里兰卡殖民政府工作的学者特纳首次将斯里兰卡的佛教史书《大史》作了注疏和校订,并将其译为英语。他还撰写论文,推动了欧洲学术界对这方面的研究。

 

20世纪初,英国探险家斯坦因三次到中国,掠夺了敦煌千佛洞的大批梵文、龟兹文、于阗文、回鹘文和粟特文的佛教经典以及绘画、绣像等最有价值的文献和文物。

 

1881年,英国成立了巴利圣典会,该会以翻译刊行巴利文佛经为宗旨。巴利圣典会的英译佛典在世界上受到佛学界和佛教界的好评。里斯.戴维斯夫妇是主要负责人。戴维斯早年学习梵文,后在斯里兰卡工作时接触了巴利文佛经,于是他学习巴利语,后来又学习了僧伽罗语。他撰写的《佛教》一书介绍了佛教,被译成了荷、德、日等国的语言,发行了23版。

 

1970年以后,英国的佛教研究已从经典的校勘转向了佛教哲学、社会学等领域,涌现出大批论著。渥德尔撰写的《印度佛教史》(1970)被誉为‘不受信仰的干扰,较忠实地介绍了印度的佛教的历史和思想的发展’。此书被译成中文本,并成为影响中国学术界乃至佛教界最主要的资料之一,其中的论点也毫无疑问的成为一系列学术公认标准,其中包括——[大乘兴于公元一世纪,晚起于小乘]。

 

那么,渥德尔的依据是什么呢

 

《印度佛教史》(渥德尔)——

 

在这部著作的汉译本序中有这个一段话:[由于作者缺乏唯物史观,有些现象,只能停留在表面描述上,比如本书讲到佛教的起源时,叙述显得比较一般化。又如汉译本中保存的古印度佛教史的资料十分丰富,比汉文以外其它来源的资料多,而且时代教早,却没有很好的利用。藏文资料也很丰富,作者也未利用。书中还有一些论述失之武断,这都是本书不足的地方。]

 

翻开《印度佛教史/第十章/大乘和中观派》开篇:[大乘运动宣称是佛陀自己的创立的,虽然首先限于一批选择的听众。然而证据一再说明它是在公元一世纪发源于南印度。大乘自己的佛说经中有些地方说道(注1)佛涅磐后他们在南印度已为人所知,此后将向东(注2)然后向北方传播。这个新教义的几位领袖大师都生于南印度,在那里学习,后来往北印度去传教:最早也最重要的一位是树。]

 

说明大乘是在公元一世纪发源于南印度的[证据]到底是什么呢结合《印度佛教史/第七章/三藏的结集》和《印度佛教史/第八章/十八部》便不难看出,显然是受到锡兰文献《岛史》和《大史》的影响。

 

对于大乘兴起时间上的判断,由此也自然追寻到龙树。但龙树却不是大乘经典的结集者。他不过是利用了存在的大乘经典,疏解、撰述、阐扬而弘扬了大乘佛教。

 

在龙树(关于龙树的年代,说法很多,不在此祥论)之前,至少已有了下列数人,开示传播大乘思想:

 

一、肋尊者:迦腻色迦王时代的人,他对方广经的解释:“此中般若,说名方广,专用大故。”

 

二、世友:这是第四结集中的重要人物,著有《异部宗伦论》及《界身足论》,他本是有部的小乘学者,但在真谛译的部执异论、玄奘译的异部宗轮论、玄奘著的西域记,均称他是大乘菩萨。西域记卷三也载有世友的自白:“我顾无学,其犹唾,志求佛果,不趋小径。他对小乘的无学罗汉,也看同“唾”而不向往,他所求的乃是佛果。”

 

三、马鸣菩萨:

马鸣菩萨,大正藏史传部有《马呜菩萨传》一卷,是迦腻色迦王时代的人,传说他生于中印,本学婆罗门外道,长于音乐及诗歌,声誉著卓,后为肋尊者所论破而归依佛教。马鸣的著作很多,现存于藏经中的有:大乘起信论一卷,真谛译。大宗地玄文本论二十卷,真谛译。尼乾子问无我义经一卷,日称译。大庄严论经十五卷,罗什译。佛所行赞五卷,昙无忏译。十不善业道经一卷。日称译 事师法五十颂一卷,日称译。六趣轮回经一卷,日称译。

 

这些资料都在表明,迦腻色迦王时代(公元120年)的北印度,已有大乘教法流行。

 

也由于诸多中文文献被重视和重新研究,现在普遍把大乘兴起的时间又推到[公元前一世纪]。

 

起源时间一旦被假设,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起源地。

 

大乘佛教起源于何处学界论述大乘佛教起源地的二个主导学说,一为ienne Lamotte的印度西北边境起源说, 另一为Edward  Conze的南印度起源说。(《印度佛教史》对大乘起源的依据)

 

印度西北边境起源说——

 

然而事实上,以史料欠缺的原因,当前无从论定大乘佛教确于何时开端。因此上述年代,从公元前200年下达公元第二世纪,很大部分乃建立在学者的臆测上,Lamotte之所以独钟于《萨陀波伦菩萨品》的Gandhavatii( 犍陀罗 ) ,主要在于他认定萨陀波伦菩萨得到般若波罗蜜多教法之时即是大乘佛教起源或兴起之时。事实上,《萨陀波伦菩萨品》谈到般若波罗蜜多教法时,并不隐含任何“起源”说。萨陀波伦菩萨得到般若波罗蜜多教法之时,完全不代表般若波罗蜜多这一传统的绝对起点。在萨陀波伦菩萨启程求法之前,昙无竭菩萨早就在Gandhavatii ( 犍陀罗 )教授般若波罗蜜多相应之法。

 

第一,所谓的般若波罗蜜多起源说实际上无法从《萨陀波伦菩萨品》取得内在的支持证据,

 

第二,《萨陀波伦菩萨品》并不含具可适用于论断大乘佛教起源地的起源观。

 

南印度起源说——

 

Edward Conze 一方面认定大乘佛教起源于南印度, 另一方面也针对 Lamotte  援用的典据反驳其印度西北边境起源说。在 Conze 看来,Lamotte 的偏差在把指涉大乘佛教弘化期的实例当成大乘佛教起源期的确证。Conze 略带幽默地说,“该区[印度西北边境]容或可看成大乘佛教运动的 ‘堡垒与家园’,但不必然是其‘摇篮’”。简言之, Conze 认为 Lamotte 有关大乘佛教之兴起的绝大部份论断,充其量仅适用于大乘佛教运动较后来的发展样态。

 

在他看来,般若波罗蜜多文献当中凡属所谓神话的篇章段落,都是后来添加进去的。然而在处理般若波罗蜜多文献的历史发展与典籍演变时,运用如此简化且欠缺证据支持的解释模型,其所显示毋宁是Conze个人一厢情愿的成见。

 

除了上述短缺,Conze 的论点亦因他个人不谙汉译佛典而失偏颇。有关萨陀波伦菩萨求法历程的叙述,早在公元 179 年首度见于支娄迦谶  (Lokak.sema) 就《八千颂般若经》所译成的《道行般若经》,随后还陆续出现在一些汉译与其它语言版本的般若经典中。Lewis  Lancaster 详细比对相关的译本与版本后,做了如下的观察:“[萨陀波伦菩萨的]故事就其记载在早期汉译本中的情形来看,不论是著眼于一般情节的铺陈或是突兀事件的构绘,都远远胜过现存的梵文本与其它较后来的版本。”

 

Lamotte和 Conze 尽管致力于推敲大乘佛教确实的起源地,这一方面的努力却从根部受到侵蚀;原因之一在于,他们主要的经证,皆逸脱他们先在设定的大乘佛教起源观。再者,他们都在迳自认定的《般若经》起源地与进一层所要探讨的大乘佛教起源地之间,画上一个含糊且空洞的等号。

 

由于他们从《般若经》各自截取不同的片段以臆测般若波罗蜜多教法的起源地,加上他们对彼此截取的片段无论在文献早晚的认定或诠释的角度都很悬殊,使他们对般若波罗蜜多教法乃至大乘佛教的起源地发而为大相迳庭的论述。

 

若仅限定在《般若经》而于大乘佛教的起源,并且就文典的角度来看,一向为多数学者忽略的一件事实是,般若经典群每开张就清清楚楚提到般若法会进行的所在。

 

例如,玄奘法师翻译的六百卷《大般若波罗蜜多经》,总共有十六会。依据经文,这十六个般若法会分别在下述地方举行:王舍城鹫峰山; (第一至第六会、第十五会)、室罗筏.誓多林.给孤独园 ; (第七至第九会、第十一至第十 四会) 、他化自在天王宫、以及王舍城竹林园白鹭池侧。

 

这些经文述句,可透露出般若波罗蜜多教法在何处开演相当宝贵的讯息。学者尽可不依字面来了解这些述句,从而针对这些述句或是进行历史的探究,或是抉发其象征意涵。然而,绝大部分学者在论议般若波罗蜜多教法的所谓起源地时,竟然无视于这些述句的存在,其偏失甚可怪哉。

 

由于 Lamotte 和 Conze 的论述当中含带的可能偏失尚未得到学界的严格检视,他们直到今日在西方仍然广受推崇为有关大乘佛教“起源地”学说的二大权威。以他们所负的盛誉,结果使他们方法学上的一些疏漏,与偏离文典内在证据的诠释观点,根深柢固成为佛学研究领域内大多数人不再加以质疑的既定认知。

 

客观的考证——

 

当对大乘的起源地和时间的臆测上有一个了解后不免要问:大乘真的相对于小乘有一个新的起源吗

 

事实上这也是个反问:小乘起源于何时

 

佛教大约在西汉末、东汉初(公元一世纪左右)传入我国,至东汉末,才开始有佛经的大量翻译。当时有两位著名的译经者,安世高和支娄迦谶。安世高译出大量小乘经典,支娄迦谶则译出大量大乘经典,在社会上都有相当的影响。因此,在我国,大小乘佛教几乎是同时传入。

 

在印度大小乘教法的分化几乎可以追诉到阿育王的第二次结集,如果按照学者近年来的研究,以及中国21座阿育王塔的出现,则很清晰的反映了印度大乘佛教兴起于阿育王时期。

 

与其说是大乘的兴起,不如说大小乘开始分化更加准确。换句话说:随着部派的产生,大小乘几乎同时分化存在于各个部派。这么说有依据吗

 

研究印度和南亚、东南亚佛教史的学者,一般都承认,只有小乘才分裂为上座部和大众部两大宗派。由此衍变成十八部或者更多的部;大乘是无所谓上座部和大众部的。玄奘为什么在《大唐西域记》中竟有五个地方提到“大乘上座部”呢

 

先来看看与《大唐西域记》有著密切关系的几部汉文书中对出现“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的记载情况。这几部书是《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和《释伽方志》等。这几部书记述的是同一时代同一地区宗教信仰分野的情况,加以对比,可以看出许多问题。现依次写在下面

 

一、摩揭陀国

《释迦方志》卷下︰“其寺常僧减一千人,习大乘上座部。”

《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师子国王置取此处,兴建斯寺。僧徒仅千,大乘上座部所住持也。”

《释迦方志》和《续高僧传》卷四〈玄奘传〉在这里使用了“大乘上座部”这个词儿,与《大唐西域记》完全一样。

 

二、羯錂伽国

《释迦方志》下︰“寺十余,僧徒五百余人,大乘上座部。”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从此西南行大荒林,千四五百里至羯錂伽国,伽蓝十余所,僧五百余人,学上座部法。”在这里,《释迦方志》仍然同《大唐西域记》一样,保留了“大乘上座部”。而《传》则只有上座部,把“大乘”去掉了。

 

三、僧伽罗国

《释迦方志》︰“寺有数百,僧二万余人,上座部也。”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卷四︰“国人信慕,建立伽蓝,见百余所,僧徒万人,遵行大乘及上座部教。” 在这里,《方志》只讲上座部,《传》讲的是“大乘及上座部”,加了一个“及”字。

 

四、跋羯呫婆国

《释迦方志》卷下︰“寺十余,僧三百余,习大乘上座部。”在这里,《方志》完全与《大唐西域记》相同,使用了“大乘上座部”这个说法。

 

五、苏剌侘国

《释迦方志》卷下︰“寺五十余,僧三千余人,上座部也。”在这里,《方志》同在僧伽罗国一样,只讲到上座部,没有提大乘。

 

第一卷

阿耆尼国 “习学小乘教说一切有部”

屈支国 同上

跋禄伽国 同上

缚喝国 “并皆习学小乘法教

揭职国 “并学小乘教法说一切有部”

梵衍那国 “宗学小乘说出世部”

迦毕试国 “并多习学大乘法教”

 

第二卷

滥波国 同上

健驮逻国

跋虏沙城 “并小乘学也”( 一伽蓝 )

“并大乘学也”( 一伽蓝 )

 

第三卷

乌仗那国 “敬信大乘”

露罗国 “学无专习”

呾叉始罗国 “并学大乘”

僧诃补罗国大石门  “并学大乘教”( 一伽蓝 )

迦湿弥罗国 “并学大乘法教”( 一伽蓝 )

 

例子不必再举了。分析以上三卷中的例子,可以看出有三种情况︰第一,“学无专习”,就是大小乘都学;第二,只讲大乘或小乘;第三,讲明了乘再加上部派。这三种方式可以说是贯穿全书。根据第三种情况,“大乘上座部”只能理解为“大乘的上座部”,两个东西决不能并例。如果标点为“大乘、上座部”,那是违反玄奘的固定的程式的,因而也就是错误的。

 

这似乎在说明一个问题——大乘和小乘的形成,与部派的形成完完全全是两回事。

 

貌似在每一个部派中,都有两个教法︰一个大乘教法,一个小乘教法。一个僧侣必须从属于一个部派,他在这个部派中出家,这个部派的律他必须严格遵守。但是他可以采用大小乘教义的任何一种,或两者兼学,而不必脱离这个部派。

 

先看摩揭陀国。这里流行的是大乘法教。《大唐西域记》卷八说︰“崇重志学,尊敬佛法。伽蓝五十余所,僧徒万有余人,并多宗习大乘法教。”这一个“多”字说明,这里还不是完完全全都遵行大乘教义。讲到迦布德迦伽蓝,《大唐西域记》说︰“僧徒二百余人,学说一切有部。”可见在摩揭陀国还有少数学习小乘。但是,大乘在这里似乎是根深蒂固,源远流长。关于龙树的大弟子提婆摧破外道的传说、马鸣摧破婆罗门的传说,都可以为证。

 

《大唐西域记》记鞮罗释迦伽蓝说︰“僧徒千数,并学大乘”。记德慧伽蓝说︰“僧徒五十余人,并习大乘法教。”讲到戒贤伽蓝,讲的也是信奉大乘的戒贤论师在辩论中挫败外道的故事。

 

让人最感兴趣的是下面一段记载︰

 

菩提树北门外摩诃菩提僧伽蓝,其先僧伽罗国王之所建也。……僧徒减千人,习学大乘上座部法,律仪清肃,戒行贞明。昔者,南海僧伽罗国,其王淳信佛法,发自天然。有族弟出家,想佛圣迹,远游印度,寓诸伽蓝,咸轻边鄙。

 

于是这位族弟转回本国,请求王兄在印度修建伽蓝,让僧伽罗国来的和尚在这里居住。王兄就以重宝献印度王,终于建成了这一座摩诃菩提僧伽蓝。

 

这一段记载非常重要,它说明了北方摩揭陀国所崇奉的大乘上座部法教是从南方的僧伽罗国(锡兰)传过来的,这里需要加一个解释︰这个故事里面的“印度王”是指的印度笈多王朝的三牟陀罗王,这件事情发生在他在位的时期 ( 公元326至375年 )。

 

印度的其他三个国怎样呢羯[食+夌]伽国属于南印度,跋禄羯呫婆国也属于南印度。这两个国都距锡兰很近。至于苏剌侘国,虽然属于西印度;但据《大唐西域记》的记载︰“国当西海之路,人皆资海之利,兴贩为业,贸迁有无。”这个国同外国往来,其中当然也包括僧伽罗国在内,在交通方面有有利的条件。所以它受到锡兰“大乘上座部”的影响,也是很正常的。

 

归纳起来,可以这样说,印度境内的四个国崇信大乘佛教(或准确说大乘上座部),是从锡兰过来的。这也引证了早期佛教传入锡兰时[僧伽罗国。先时唯宗淫祀。佛去世后第一百年。无忧王弟摩醯因陀罗。舍离欲爱志求圣果。得六神通具八解脱。足步虚空来游此国。弘宣正法流布遗教。自兹已降风俗淳信。伽蓝数百所。僧徒二万余人。遵行大乘上座部法。佛教至后二百余年各擅专门。分成二部。]的记载。

 

玄奘对于当时锡兰和印度大乘与上座部的关系是非常清楚的。但是,在他生时,已经有一些佛教界人士对这种关系弄不清楚。到了近代,许多国家的学者几乎已经弄不清楚了,才会出现上座部是小乘佛教;大众部是大乘佛教这样讹谬的说法。

 

那么,考古学方面是不是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小乘经典先于大乘经典呢

 

事实上这本身也是随着大乘起源问题的由来,不断研究考证起源时间而得出的一个近乎讽刺的结论。

 

从目前的古代文献成书纪录看,大乘经论成书年代远远早于小乘经论;考古发现上也是如此。

 

新疆出土的迄今世界上最早明确纪年的汉文佛经———西晋元康六年(公元296年)大乘经典《诸佛要集经》 残片,是迄今发现的最早明确纪年的汉文佛经,也是已知世界上最早的汉文佛经。

 

2007年,日本佛教大学教授松田和信在阿富汗巴米扬遗迹中发现了世界最古老的佛经抄本,这又比之前在中国新疆发现的佛经抄本要早三百年。是2至3世纪期间抄写的大乘佛教经典之一的《贤劫经》。20世纪初曾在中国新疆发现5至6世纪时的大乘佛教经典的抄本,这次的发现将记录提早了约300年,可谓世界上最古老的抄本。这是抄写在椰树叶上的经典断片共20多片,最长约10厘米。经书使用的是从北印度至中亚广泛使用的犍陀罗俗语,用古印度文字记载。抄本是对大乘佛教六种修行六波罗蜜”的说明,还记载了从过去至现世出现的千佛名号等。

 

综合上述文献不难理清一个脉络:大乘兴起、起源的观点本身就是经不住推敲的。它仅仅源于锡兰‘正统派’的文献诱导。由此而生的关于大乘兴起的时间、地点考证更是一个方法学上的错误。

 

 

经典的结集——

 

到这里,想必不少人会有这样的认识:如果按照前面的论证,是不是说在第一次经典结集时,大小乘经典都有呢

 

问题远不止这么简单,而这也是学术界判定大乘晚于小乘的重要依据之一。这个依据是什么呢

 

◇龙树造《大智度论/释嘱累品/第九十问曰》论中载:若佛嘱累阿难是般若波罗蜜。佛般涅槃后阿难共大迦叶结集三藏。此中何以不说。答曰。摩诃衍甚深难信难解难行佛在世时有诸比丘闻摩诃衍。不信不解故从坐而去。何况佛般涅槃后。以是故不说。复次三藏正有三十万偈。并为九百六十万言。摩诃衍甚多无量无限。如此中般若波罗蜜品有二万二千偈。大般若品有十万偈。诸龙王阿修罗王诸天宫中有千亿万偈等。所以者何。此诸天龙神。寿命长久识念力强故。今此世人寿命短促识念力薄。小般若波罗蜜品尚不能读。何况多者。诸余大菩萨所知般若波罗蜜无量无限。何以故。佛非但一身所说。无量世中或变化作无数身。是故所说无量。又有不可思议解脱经十万偈。诸佛本起经宝云经大云经法云经各各十万偈。法华经华手经大悲经方便经龙王问经阿修罗王问经等诸大经。无量无边如大海中宝。云何可入三藏中。小物应在大中。大物不得入小。若欲问应言。小乘何以不在摩诃衍中。摩诃衍能兼小乘法故。是故不应如汝所问。复次有人言。如摩诃迦叶将诸比丘在耆阇崛山中集三藏。佛灭度后。文殊尸利弥勒诸大菩萨。亦将阿难集是摩诃衍。又阿难知筹量众生志业大小。是故不于声闻人中说摩诃衍。说则错乱无所成办。]

 

◇世亲造《金刚仙论/卷第一》论中载:又复如来在铁围山外不至余世界。二界中间。无量诸佛共集于彼。说佛话经讫。欲结集大乘法藏。复召集徒众。罗汉有八十亿那由他。菩萨众有无量无边恒河沙不可思议。皆集于彼。

 

这些大乘论的记载,从侧面反映了一个客观事实——大乘经典并不存在于大伽叶与阿难的第一次结集中。但大乘经典的结集和流布也不会晚于阿难住世的时间。

 

这里又出现一个问题:在第一次结集的同时,还存在一次鲜为人知的大乘经典的结集,那么这些大乘经典是如何传承流布,以至于在第二次结集分化部派乃至更后的结集时(现有的大小乘经典,都是由后世弟子多次集结而逐渐形成文字的。真正形成文字,大约是从佛后百余年的阿育王时期开始。之前的结集过程,普遍认为一直为师、弟口口相传,以讽诵、记忆方式传承下来。)才显现出来呢这些大乘经,到底是从哪里得来,怎样传出的

 

◇据宋求那跋陀罗所译《菩萨行方便境界神通变化经》记载:“阿者世王取我舍利第八之分,……藏舍利箱,待阿叔迦王。于金叶上书此经已,并藏去之。……此经多隐在箱箧中”。

 

◇《龙树菩萨传》记载:遂入雪山。山中有塔。塔中有一老比丘。以摩诃衍(大乘/梵文mahayana)经典与之。诵受爱乐。

 

如此看来,大乘经是早就有了的;经与舍利相关联,藏在山中、寺塔,也与《般舟三昧经》的解说相同。

 

疑问却不能就此消除,持反对意见者无疑会有这样的指责:这里所引的都是大乘经论的自圆其说,根本不能说明任何问题。还有其它依据吗

 

依据恰恰来自小乘阿含经典。

 

◇《长阿含经/卷第二/(二)第一分游行经/第二初):

佛为海船师    法桥渡河津

大乘道之舆    一切渡天人

 

◇《杂阿含(七六九)》:佛告阿难。是世人乘。非我法.律婆罗门乘也。阿难。我正法.律乘.天乘.婆罗门乘.大乘。能调伏烦恼军者。谛听。善思。当为汝说。阿难。何等为正法.律乘.天乘.婆罗门乘.大乘。能调伏烦恼军者。谓八正道正见。乃至正定。阿难。是名正法.律乘.天乘.梵乘.大乘。能调伏烦恼军者

 

◇《增壹阿含经/卷第一》

菩萨发意趣大乘  如来说此种种别

人尊说六度无极  布施持戒精进

智慧力如月初  逮度无极睹诸法

 

◇《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八)》

 

善逝有此智  质直无瑕秽

勇猛有所伏  求于大乘行

 

(附带一说,“小乘”一名,亦见于阿含经典中。《增壹阿含经/卷第十八(九)》:舍利弗当知。如来有四不可思议事。非小乘所能知。此外,菩萨一词更是广泛的出现在阿含经典中。)

 

◇除了《长阿含经/卷第一》对诸佛称谓菩萨外,更有《长阿含经卷第五》:如来往昔为菩萨时。在所生处聪明多智。——这里的[往昔为菩萨时]便有菩萨行的意味。

 

◇此外《增壹阿含经》中:

弥勒菩萨经三十劫应当作佛.至真.等正觉。我以精进力.勇猛之心。使弥勒在后。

 

若复供养一生补处菩萨。获大功德。得大果报

 

昔我未成道时。曾为菩萨。有鸽投我。我尚不惜身命。救彼鸽厄。

 

四者当导凡夫人立菩萨行。五者当授菩萨别。

 

菩萨摩诃萨成就几法。而行檀波罗蜜。具足六波罗蜜。

 

.........《杂阿含》《别译杂阿含》中此例甚多,不一一例举。

 

以上这些经论似乎都在指明一个道理:虽然大乘经典的结集与流布有别于小乘,在佛教教义上却是无可分割,不能割裂。

 

到底什么原因使大乘的结集、流布有别于小乘呢

 

△《中阿含经卷第五十四/大品阿梨吒经第九》记载这样一位比丘:[阿梨吒比丘本伽陀婆梨。生如是恶见。我知世尊如是说法。行欲者无障碍。],这是由于他[颠倒受解义及文也。彼因自颠倒受解故。如是如是知彼法。谓正经.歌咏.记说.偈他.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义。彼诤知此义。不受解脱知此义。彼所为知此法。不得此义。但受极苦。唐自疲劳。所以者何。彼以颠倒受解法故]

 

△《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一百六十九/初分随喜回向品第三十一之二》:

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般若波罗蜜多。

 

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静虑。精进。安忍。净戒。布施波罗蜜多。

 

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内空。

 

亦不应为新学大乘诸菩萨等。及于其前宣说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义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变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

 

不应为彼新学大乘诸菩萨等。.........

 

何以故。大德。新学大乘诸菩萨等,于如是法。虽有少分信敬爱乐。而彼闻已,寻皆忘失。惊疑恐慑,生毁谤故。

 

由此可见,大乘经典在结集、初期流布的过程中的确会[限于一批选择的听众]。

 

其次,在阿含诸经中对佛说十二部经的具体所指时,无一例外的记载有[广解](梵语Vetulya。音译为:毗佛略、毗富罗、鞞佛略、斐肥儸、为头离。译为方广、广破、广大、广博、广解、广、无比等。又作大方广、大方等。),现在通常把这个词直接理解为大乘(梵文mahayana,音译为摩诃衍那或摩诃衍)。

 

《中阿含经/卷第一》:云何比丘为知法耶。谓比丘知正经.歌咏.记说.偈咃.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是义。是谓比丘为知法也。

 

《中阿含经/卷第四十五》:世尊告曰。比丘。我所说甚多。谓正经.歌咏.记说.偈他.因缘.撰录.本起.此说.生处.广解.未曾有法及说义。

 

《增壹阿含经》:十二部经如来所说。所谓契经.祇夜.本末.偈.因缘.授决.已说.造颂.生经.方等.合集.未曾有。

 

彼云何比丘雷而不雨。或有比丘高声诵习。所谓契经.祇夜.受决.偈.本末.因缘.已说.生经.颂.方等.未曾有法.譬喻。

 

比丘于十二部。契经.祇夜.授决.偈.因缘.本末.方等.譬喻.生经.说.广普.未曾有法。

 

比丘于十二部经择而行之。所谓契经.祇夜.授决.偈.因缘.本末.方等.譬喻.生经.说.广普.未曾有法。

 

现在又出现一个矛盾:既然大乘经典不在第一次结集中,为什么第一次结集的经典中会出现如此多与大乘有关,甚至方等经典呢

 

[方广(Vetulya)经典]与[大乘(mahayana)经典]是一个意思还是有所区别呢

 

个人认为,[方广经典]与[大乘经典]的差别仅仅在于大乘教义的深浅。或者说:[大乘经典]特指[方广经典]中教义甚深的[般若经典]。

 

也就是说,第一次结集中存在[方广经典],这些经典虽然不象[限于一批选择的听众的般若经典]对具体般若修行教法讲的那么细致,但却是有助于回小向大乃至发心大乘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样说有依据吗

 

南传三藏中《小部》(巴利语系佛教典籍中的经藏共有五部,其中最后一部(第五部)是小部。虽然这部名曰“小部”,但却是五部之中最大的一部。)的《本行藏》(《所行藏》)收集了三十五个本生故事(与汉文经典中《六度集经》等菩萨本缘内容相仿)。即集录各种波罗蜜行的事迹,承认佛道不与声闻道同的基础大乘理论。

 

至此,完全有理由认为——声闻、方广、般若是共同组成完整佛教理论体系的重要环节。如无般若则无方广、六度,亦无菩萨行,亦无能有佛出世、住世,亦无能有佛宣说声闻乃至一切修行教法;若不修声闻,方广、般若亦成空花。

 

在此引用《中阿含》中的一句:有楼观堂阁。其中安梯或施十蹬。或十二蹬。若有人来。求愿欲得升彼堂阁。若不登此梯第一蹬上。欲登第二蹬者。终无是处。若不登第二蹬。欲登第三.四。至升堂阁者。终无是处。

 

小  结

 

1. 大小乘在教义上连贯性和不可分割性,证明其来自同一个源头。

 

2. 随着文字经典的出现以及传播便利的同时,大小乘的分化日益突现。

 

3. 所谓大小乘的分化,缘于[佛教至后百余年,各擅专门]和[遗法中有诸弟子异见兴执]的结果。



来源:妙宝明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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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标题: 南北佛教关于南传佛教、北传佛教以及大小乘分化问题发布于2022-01-21 19:34: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