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文良：人间佛教与当代佛教学的转型

日本已故的著名佛教学者前田慧云在一次学术研讨会上曾引用他人批评日本佛教之语云，“日本有佛教学而无佛教”。这话初听起来显得不合情理，因为谁都知道日本佛教宗派林立，信徒众多，在日本人的社会生活和精神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那么，前田慧云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日本没有佛教呢其中的一个理由是日本传统佛教性格保守，因循守旧，没有能够与时俱进，顺应时代的变化而进行变革。与东南亚的上座部佛教、藏传佛教等相比较，日本佛教在日本社会的接受度和参与度都相对较低。特别是日本年轻一代远离佛教的倾向更为明显。日本传统佛教未来向何处去，是日本佛教界严肃思考的问题。

另一位日本著名学者下田正弘则从另一个角度对这个问题做了分析。即日本佛教之所以呈现出现在的状态，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日本近代佛教学的影响。极而言之，日本之所以“无佛教”就是因为有日本的“佛教学”的存在！

日本近代佛教学是伴随十九世纪下半叶南条文雄、高楠顺次郎等僧人留学欧洲而诞生的。而发端于欧洲的近代佛教学的特征是以语言学和文献学为核心的历史学研究。这种研究传到日本之后，经由和辻哲郎（1889－1960）和中村元（1912－1999）等学者的吸收和改造，在日本佛教学术界成为一种范式，直到如今仍然是日本佛教研究的主流。

和辻哲郎

这种基于语言学和文献学的近代佛教学研究有以下几个基本特征：其一，偏重梵文、巴利文佛教文献。以往在东亚地区展开的佛教研究主要以汉文文献为主，由中国古代的鸠摩罗什、法显、真谛、玄奘等大翻译家翻译的汉译经典成为从事佛教研究的基础文献。这种状况不仅在中国是如此，而且在日本、韩国等国也是如此。而随着欧洲近代佛教学的传入，梵文、巴利文佛教典籍受到普遍重视，特别是在原始佛教研究领域，梵文、巴利文文献的地位远远超过汉文，成为最具权威性的文献资料。如在当今日本佛教学术界，基于梵文、巴利文文献的研究几乎占据所有研究成果的半壁江山，梵文和巴利文也成为佛教学专业学生们的必修课。

其二，偏重原始佛教的研究。原始佛教作为佛教的起点无疑在佛教学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而近代佛教学在东亚诞生之前，佛教学研究就是中国佛教研究（包括藏传佛教研究和上座部佛教研究）、韩国佛教研究和日本佛教研究，限于资料的缺如，原始佛教在整个佛教学中的比重不高。虽然在中国佛教诸宗派中的教义中也涉及到原始佛教、部派佛教、初期大乘佛教等内容，但在中国佛教者的心目中，《法华经》、《华严经》、《般若经》、《涅槃经》等才是佛教的圆满教义，初期佛教的五戒十善等作为“人天教”在中国的教判体系中并不占有重要地位。而近代佛教学研究则具有佛教原教旨主义的倾向，即认为越是接近佛教的原点，佛教思想越纯正，而在佛陀涅槃之后，随着佛教的传播，大量民间信仰因素如轮回说等渗透到佛教之中，佛教变得越来越不“纯正”。而佛教传播到中国、朝鲜半岛、日本之后，随着佛教的本土化进程，佛教的这种“不纯”度更是越来越高。中村元的著作《佛陀的话语——尼波多经》就是认为只有在早期的《尼波多经》中才能发现佛陀真实的思想。这种观念在当今的学术界仍然有很大市场。

其三，将佛陀从宗教家抽象、归约为哲学家。佛陀基于自己的修行和开悟的经验，建立了苦、集、灭、道的思想体系和修行体系，并通过早期的佛教教团，将这种思想和理念付诸实施，从而诞生了作为思想体系同时作为社会组织的宗教——佛教。佛陀的教义中有缘起说、因果说、解脱说等，这些学说中所包含的深邃的哲学思想，直到如今仍然给人们以智慧的启迪。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佛陀是一位大哲学家、大思想家。但不能忘记的是，佛陀首先是一位宗教家，其创立佛教的目标并不是建立一套精致的哲学体系，而是将自身体悟到的宇宙间真理传播给芸芸众生，让大家从俗世的痛苦和烦恼中解脱出来，获得精神上的涅槃寂静。哲学可以只是一种理论，并不一定伴随人生的实践，一个哲学巨人或许是一个行动上的侏儒。而宗教则需要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一个虔诚的宗教信徒一定是其所信奉教义的实践者。宗教家不仅以教义教化信徒，更以自己的人格魅力感召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有的信徒可以不懂得经典的含义，但闻听圣人的片言只语就可以豁然开悟。但近代的佛教学从一开始就力图将佛陀从有开悟经验的宗教家还原为单纯的思想家和哲学家。这种努力，我们在和辻哲郎的《原始佛教的实践哲学》（1927年）中可以清晰地看出。在本书的序言中，和辻哲郎指出，他的目的不是探索作为伟大宗教家的佛陀的开悟经验，而是在现存的文献资料中找到其间所蕴含的哲学思想及其发展轨迹。正因为如此，佛教文献中的带有神话色彩的传说、故事、譬喻等，由于与哲学思想没有关涉而被抽象掉，律藏等与佛教徒的宗教生活密切相关的文献也被排除到研究视野之外。

在东亚地区，日本率先引入欧洲的近代佛教学，并诞生了一大批大师级的学者如和辻哲郎（1889－1960）、木村泰贤（1881－1930）、宇井伯寿（1882－1963）、中村元（1912－1999）、平川彰（1915－2002）等，由于历代学者的不懈努力，在印度佛教、中国佛教、日本佛教研究领域，日本学术界取得举世瞩目的成果，日本也成为世界范围内的佛教研究重镇。但由于日本的佛教研究者往往也是佛教寺院的住持或佛教组织的负责人，年轻的僧人也往往在佛教系的大学接受现代佛教学的教育和训练，所以日本佛教界在接受近代佛教学的恩惠（系统的佛教知识和佛教学术训练）的同时，也概括承受了近代佛教学的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包括：重视佛教知识的获得而不重视实际的修行；重视佛教文献的解读而忽视佛教义理的融会贯通；重视古代佛教的研究而不重视对当下佛教界所面临的严峻课题的研究等。正如学术界将佛陀抽象为思想家、哲学家，佛教界也倾向于把佛教视为一种知识体系和思想体系，没有认识到佛教首先是一种修行体系。本来，没有戒定慧三学，就没有佛教，而佛教又是由佛、法、僧三宝构成的有机的整，但由于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日本精英佛教学者的价值导向作用，在戒定慧三学中，日本佛教界偏于“慧”学，在佛法僧三宝中，日本佛教界偏于“法”宝。在日本历史上，能够讲经说法的法师最受尊重，可以受邀参加天皇举办的讲经会，而在当今的现实生活中，精通佛教教义者也被最容易被社会和信徒认可。至于持戒、修定、敬佛、供僧等修行实践，其价值和意义并没有得到普遍的承认。

木村泰贤

鉴于日本佛教的这一现实，日本学术界也在对佛教学的成就和局限进行反思，并提出了诸多改进的方向。如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就成立“佛教教育学会”，探讨用佛教的理念从事教育事业；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成立“临终关怀学会”，并在佛教系大学开设相关课程。最近，在日本若干大学又开设“临床宗教学”课程。所有这些努力都是为了在传统的佛教学研究框架之外，开拓出现代佛教学的新视野。这种新视野可以概括为“应用佛教学”，即不是建立在既有文献基础上的历史学研究，而是通过在教育现场、医疗现场、灾难现场实践菩萨道，具体体现佛教的无我利他的精神。在学术界，东京大学的下田正弘教授提出佛教不应局限在文献之中，应该回到“生活的世界”，从而达成古典佛教学和应用佛教学之间的平衡。国际日本文化研究中心的末木文美士教授则提出“作为方法的佛教”，即佛教不仅仅是既成的知识、观念，也可以作为一种方法，即站在佛教的立场，指导人们思考我们当代所面临的急迫问题，如环境问题、生死问题、平等问题、和平问题等。其目的是改变佛教学沦为知识考古学的现状，改变佛教在关于当代热点问题讨论中的缺席和缺位的局面，在理论界和舆论界发出佛教界的声音，为世界性难题提供佛教界的解决方案。

星云大师与平川彰

那么，在我们思考现代佛教学的转型时，星云大师提出的人间佛教的理论和实践给予我们什么启示呢结合星云大师在《人间佛教佛陀本怀》一书中的开示，我们可以看到，人间佛教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激活我们关于佛教学转型的思考。

首先是古典佛教学与现代佛教学兼容的问题。星云大师在《人间佛教佛陀本怀》中，对人间佛教的内涵、历史发展和在当代的展开做了全面的描述。其中，既有关于原始佛教、大乘佛教、中国佛教诸宗派的简明扼要的论述，也有关于人间佛教的公益慈善事业、文化出版事业、教育事业的回顾与展望。最后的结论则揭示了人间佛教就是佛陀创立佛教的本怀，也是历史上无数高僧大德所追求的共同目标。关于人间佛教的历史叙述，在范式上可以归入古典佛教学的范畴；而关于人间佛教现实关怀的叙述，则可以归入现代佛教学的范畴。在星云大师关于“人间佛教”的界定中，这两种范畴原本就是一体不二的，即“人间佛教”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既是古典的又是现代的；既是追本溯源的又是面向未来的。用大师的话说，“人间佛教是以戒定慧为本体、以缘起中道的真理为根本，以现代群众需要安身立命的方法为依归“；“我对人间佛教未来的发展也归纳了四点：第一以文化弘扬佛法，第二以教育培养人才，第三以慈善福利社会，第四以共修净化人心”。”人间佛教”的这一特质足以对治近代佛教学重古典而轻当代、重文献而轻现场、重历史研究而轻对当代现实问题关注的弊端。

其次，对佛陀本怀的追问并不意味着原始佛教的原教旨主义。如上所述，佛教历史研究特别是原始佛教研究，在近代佛教学的框架中存在着回归佛陀的原教旨主义倾向，即把原始佛教教义视为唯一纯正的教义，把佛教后来的发展视为佛教不断世俗化甚至不断堕落的历史。星云大师在《人间佛教佛陀本怀》中，考察了佛陀的人间生活和人间佛教的根本教义，让读者体认到人间佛教就是佛陀的本怀。大师追溯佛教的源头、探讨原始佛教的根本教义，其意图是揭示人间佛教的精神是以一贯之、亘古亘今的，并不是佛教发展到近代和现代突如其来出现的。但大师并没有走向原始佛教的原教旨主义。如大师在讲到人间佛教在中国的展开时云：“虽然历朝佛教时有兴衰更替，但僧信四众秉持人间佛陀示教利喜的本怀，注重利生的事业，拥护国家政治的领导，关怀社会大众，福利群生，建设中华文化。从历代高僧大德身上，处处可以看见人间佛陀的示现、人间佛教精神的发扬。他们有的辅佐皇帝担任国师，有的西行取经从事翻译、文化交流的工作，有的创建丛林、订立清规，或开凿石窟、植树造林、开设碾米厂，施设无尽藏、修桥铺路、提供避难所、从事僧侣救护、施诊医疗、教育讲学、传戒住持正法等，无一不是人间佛教的阐扬”。也就是说，佛教在中国的发展并没有背离佛陀创教的本怀，恰恰相反，中国佛教的慈悲济世的精神和实践是人间佛教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的张扬和体现。在《佛教﹡教史》中，星云大师通过对中国佛教、韩国佛教、日本佛教及世界各地佛教的考察，揭示了佛教不是在佛陀时代就已经完成的封闭的体系，而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展开的体系。人类的精神思想发展史表明，将某种思想哪怕是伟大的思想绝对化、教条化，就会窒息其生机，阻碍其发展，最终使其变成僵化的教条，甚至消失在历史的尘埃中。星云大师的研究表明，人间佛教之所以根深叶茂、生生不息，原因就在于它与时俱进、在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星云大师对人间佛教历史的总结和概括，对我们建构现代佛教学的体系有深刻启示。

三是佛教的学术研究和佛教信仰兼容的问题。近代佛教学的一大理念就是所谓研究者的脱信仰化，所谓的学术规范就是要求学者不能站在特定宗教的立场从事宗教研究，学术研究应该是价值中立的或者说“无立场的思考”。似乎只有如此，学术研究才能保持一种客观性 。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很大比例的佛教研究者本身就是法师或佛教信仰者。如日本的佛教研究团体“日本印度学佛教学会”的成员有一半左右的成员是佛教徒，他们的信仰生活和研究工作是一体的。很显然，要求他们完全脱离自己的信仰从事佛学研究是不现实的。即使没有佛教信仰的研究者，是否就可以保持一种价值中立的态度呢实际上很难。现代心理学研究表明，任何思考都不是从一片空白出发，一定存在一种“前认知”。用康德的话说，存在一种“先天综合判断”。如果要求研究者进行“无立场的思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即使没有佛教信仰，对佛教保持一种“同理心理解”的立场，对研究者来说也是绝对必要的。否则，带着偏见去研究佛教，不仅难以趋近真理，而且很容易走向歧途。

星云大师在谈到学者的佛教研究时云：“不能赞美佛法、没有佛法的受用，就不要谈论佛法；佛法的行事可以讨论，佛法的根本义理可以研讨、探究，但不可以论长道短的批评。如果我们不能互相尊重、包容、了解、体谅，只凭着自我的立场、思惟，批评、褒贬，妄作论断，没有从对佛教的信仰出发，所说的言论只有伤害佛教，不能为佛教的未来建设广大无边的信仰，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佛法不是在文字里，佛法是在心里，在宇宙的空间里，在信仰里，如果不懂得信仰里无上的佛陀、净化的佛法，也没有条件来议论佛教”。这的确是对佛教研究者提出的一个基本要求。无论有无佛教信仰，研究者都需要从义理和修持两个向度来认知和把握佛教，克服把佛教仅仅视为一种知识体系或哲学体系的倾向。尽管法师研究者和大学科研机构的研究者的研究风格可能有差异，但在遵循学术规范前提下，对研究对象保持一种虔诚和敬畏的态度，应该是一切研究者共同的姿态。

对于近代佛教学，现代佛教学的建构并不意味着单纯的否定而是一种扬弃。现代佛教学研究领域的拓展不是否定古典佛教学，而是兼容古典佛教学和现代佛教学的内容 ；现代佛教学研究方法的多样化，不是否定传统的语言学、文献学、历史学、思想史的方法，而是增加人类学、美术学、建筑学、统计学、地理学等实证科学的方法；现代佛教学的研究目标是继承传统佛教学的一切优秀成果的同时，利用现代的信息技术，广泛吸收周边学科如佛教历史学、佛教艺术学、佛教建筑学、佛教社会学等领域的成果，如人间佛教的海纳百川，丰富自身的内涵，适应时代的发展，在当代人文科学中继续占有一席之地 。

（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张文良教授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