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佳德、圣凯法师：人间潮音——图像史与观念史视域中的太虚

有论者认为，图像的种类及其制作在欧洲历史上有过至少两次重大的革命，一是15、16世纪木版画、雕版画、铜版画等印刷图像的出现（这种图像可能在中国更早产生），二是19到20世纪摄影图像的出现。这两种革命不仅改变了图像的外观，也对图像传播的途径、速度、效果等产生重大影响。例如近代佛教相关的摄影图像，就不仅是对当时佛教生活的记录，更对佛教传播乃至变革发挥过推动作用。

利用照片考察近代佛教有几个明显优势，首先是照片作为真实的历史场景的记录载体，能够比较客观地反映当时僧众的精神面貌、佛教活动的现场及佛教生活的细节，带给研究者以直观的视觉冲击和现场感，所谓“照相机从不撒谎”。其次，这种直观反映能够印证、补充或修正传统文字史料提供的佛教史证据，比如太虚在某地讲法的合影，往往会透漏这次活动举办的具体时间、空间、参与人数乃至主要参与者的姓名等信息，对照《太虚大师年谱》及其他史料，可互相参照。第三，对图像进行的解读，不仅是证明文字史料的，图像本身具有重要历史信息。是比如很多高僧照片中蕴含的宗教魅力和领袖形象的建立，当时僧众拍照的服饰、站位、表情、动作等体现的宗教生活史细节和宗教权力结构，佛教活动在社会各层面的渗透及其参与者的广泛性等等。本书中图像的搜罗、整理和解读就是希望以太虚这位近代佛教史上的重要僧人为主轴，对近代佛教在摄影图像出现后的发展进行一种尝试性的考察。

当然，在对照片进行解读的过程中，我们也应充分认识到美国著名摄影家海因（Lewis W. Hine）所说的“虽然照片不会撒谎，但撒谎者却可能去拍照”的陷阱，事实上这也是图像史研究中必须注意的关键问题。这种陷阱至少可能导致两种危险，一是将图像特别是照片等同于事实，二是在解读图片“字里行间”的涵义时常会出现误读或过度解读。照片的记录虽然有纪实性，但是不意味着绝对客观真实，因为摄影师对主题、结构、光线的偏好甚至刻意的预先设计都会包含金刚经原文金刚经全文金刚经读诵金刚经译文似客观的照片中，同时被摄影者了解照片会被公开登载，有时也会对拍摄的方式、角度、色彩等提出自己的要求，后期对照片的技术处理也可能改变历史场景的原貌。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太虚与蒋介石1928年在杭州灵隐寺的照片，其实当时另有灵隐寺住持玉皇却非三人一同合影（图1），但在民国时就流传一种剪去却非的二人合影版本。其实后来还有一张蒋介石、宋美龄一行官员与太虚、却非等杭州僧众在灵隐寺的合照（图2），证明此次蒋介石的灵隐之行却非和尚是一直参与接待的。其实却非在1927年蒋介石第一次下野时就写有《赠蒋总司令归隐》，太虚还曾和其原韵作诗，所以却非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之所以民间流传太虚与蒋的二人单独合影照片，很可能与后人试图强调或抬高太虚地位的意图有关。

此外，太虚有很多照片是在专门的摄影场所经过一定造型设计后由专人拍摄的，比如有一张流传较广的执扇照（图3）和一张着南传僧服照（图4），有学者考证此扇是典型的斯里兰卡僧侣常用的扇子，说明太虚与斯里兰卡佛教间的密切关联。太虚对与南传佛教的交流互通确实很重视，但从两张照片中太虚的年龄看显然不是同一时段所摄，在未能充分考证照片拍摄时间、场合的情况下，我们对于图像所传达的义涵也只能点到为止，不便过度解读。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太虚的信徒或交往密切的人士中，不乏新闻出版界的精英，这与目前留存下来的大量太虚影像图片也有关联。比如民国时号称“交际学博士”的商务印书馆的出版人黄警顽，他交际甚广，与太虚也有很好的私谊，在本书搜集的太虚照片中，至少有两幅与他有直接关系。其中一幅是刊登在1930年《上海画报》上的太虚一行在溪口武岭中学的摄影，署名有“黄警顽赠”字样，一幅是刊登在1933年《慈航画报》上太虚与刘仁航等人的摄影，注明“黄警顽约摄于西湖” （图5）。这只是太虚与媒体界互动的一个例子，但说明当时有不少照片是在这样的因缘下特意被安排拍摄或刊载于报端的，虽然这不一定影响照片内容的真实性，不过我们还是有必要在解读图片时留意这种背景。

太虚的照片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外国人所摄，自19世纪达盖尔摄影技术发明以来，西方传教士、外交官、学者等首先携带相机来到中国，日本的汉学家、僧人等紧随其后，留下了大量宝贵的影像资料，宗教题材包括寺僧的照片一直是摄影的重要主题，目前学界对这部分资料的整理出版日益增多。就近代佛教类的照片来说，美国学者维慈在他的两本民国佛教论著中就插入了众多寺僧照片，其中太虚摄于伦敦并赠英国佛教会的照片（图6），以及太虚身着其设计的僧服的照片（图7，亦被收录在德国出版物中）就收录在其中。传教士留下的近代照片数量最为庞大，丹麦传教士兼建筑师艾术华（Johannes Prip-M?ller）就曾拍摄、绘制了大量中国寺僧的图片。美国传教士、曾任之江大学校长的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拍摄过很多杭州风景、民俗、僧道的照片，其中包括太虚1930年与艾香德（Karl Ludvig Reichelt）的合影（图8）。费佩德早年游灵隐寺时就结识了太虚，时常与之探讨佛教与基督教之教义异同，并引荐过不少其他传教士拜访太虚，可以说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太虚在比较宗教视野下形成的独特的宗教观，也是太虚包容异教、胸怀世界的佛教观之缩影。此外，日本的僧侣、学者对中国佛教史迹的踏查也成果丰富，例如真宗大谷派的常盘大定在20世纪20年代就五次来华考察，拍摄记录了中国各地的佛教状况。又如水野梅晓留存的写真集记录了他在清末民国与中国诸多僧俗显要交往的活动，目前也已整理出版。本书所选照片中有几幅即出自水野梅晓旧藏，其中有太虚参加东亚佛教大会期间的照片（图9、10、11），以及赠与水野的独照与合影（图12、13）。相片的拍摄者及收藏者亦是我们解读太虚图像的角度之一，特别是西方传教士和日本僧侣的记录，本身就是太虚全球弘法实践的体现，也对扩大太虚的国际影响力、塑造其作为中国佛教领袖的形象产生了推动作用。

本书所展示的太虚的肖像、合影、题字、重要的出版物书影及其他相关图片总计近200张，资料的主要来源是民国出版的报纸期刊，部分图片来自于《太虚大师寰游记》、《太虚大师纪念集》等出版物或是私人收藏和电子数据库。尽管太虚的照片在这个信息化时代变得更为易于检索和获取，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本书的图片搜集会挂一漏万，但这仍然是首次以太虚影像资料为主体的一项研究，希望能给太虚研究以及整个近代佛教研究提供一些新资料和新线索。出于表述清晰和阅读方便的考虑，笔者对这批照片进行了分篇叙述，但这不代表各篇之间没有重合交叠的部分。“生平述要”篇除了介绍太虚一生经历的重大事件，主要配以其在各年龄段的个人肖像照，展现其从青年到晚年的精神风貌。“人间佛教”篇考察太虚人生/人间佛教理念在教理上的新意，并从僧制改造的计划、佛教组织的筹设、讲经说法的开展、出版、慈善等入世弘法的手段等几个方面讨论教理观念上的创新如何落实到具体的佛教生活和实践中。“佛教教育”篇主要论述太虚一系僧人在民国如何融汇最新的教育理念并在政治权力结构中艰难推进的。佛教教育也可算作人生佛教实践一部分，但考虑到这一部分内容较为丰富，且对于佛教知识传承和近代国民教育双方都产生过深远影响，故单列一篇讨论。“国际弘法”篇涉及太虚数次赴日本、南洋、欧美弘法的经历，透露了近代中西文化交汇背景下中国僧人对世界多元文化和中国佛教地位的理解，也展现了太虚全球传法的雄心愿力。“抗日救国”篇呈现的是特殊历史时期太虚对僧众角色的理解，从中可看到国族与政治、慈悲与杀生等观念如何在具体的历史情境下碰撞磨合。“社会交往”篇集中介绍的是太虚与社会各界人士的往来互动，厘清通过太虚这种佛教中心人物铺展开的近代佛教网络，对于我们理解很多佛教事件之来龙去脉有极大帮助。而照片本身，也是当时包括佛教界在内的各界社交活动中的重要工具。“潮音永辉”篇以太虚示寂及此后的系列纪念活动为内容，总结呈现太虚一生的功绩和社会评价。

本书展示的太虚图片，主要有几大类：一是个人的肖像摄影，二是太虚参与各类佛教活动的集体合影，三是太虚与弟子、信徒及各界人士的小范围合影。个人肖像部分，目前所知最早的是1907年太虚的一幅自题照（图14），这幅照片颇具意味，上有太虚书“你！你！我认识你！我认识你！你就是你！你自题”字样，据印顺所撰年谱记载这是太虚出家二年后“初摄肖影”，题字既表现了他对摄像技术的新奇感，也似乎透露出他对自己出家身份的逐步认同和确立。大部分的个人肖像中，太虚都以庄严法相示人：僧装齐整、低眉顺目、手持念珠、经卷或法轮、端坐或正立（图15、16），很多明显是在照相馆或请专业照相师拍摄的，类似于今天的证件照。肖像的拍摄从西方摄影技术传入以来就有一些固定的程式，比如对于服饰、道具、姿势的安排等，拍摄僧人也不例外，只是选用的道具可能更具佛教色彩而已（图17）。这一类个人肖像经常被各类报刊在介绍人物时登载，或被太虚本人用作交际时的馈赠纪念，故拍摄时比较讲求法相端庄的效果，以展现宗教领袖的个人魅力。太虚圆寂后各家媒体登载的遗像，所选用的也多为这类肖像（图18）。当然也有个别例外，比如1947年《觉有情》半月刊登载的一幅“示弥勒菩萨像的太虚大师”（图19），太虚半裸上身、笑容可掬，是比较少见的太虚肖像形态。但从传播的效果来说，这幅照片给人一种太虚是大肚弥勒在世的感观，对于提升其个人的宗教吸引力来说是有正面作用的。

太虚参与各种佛教活动留下的集体合影较多，大部分刊载于《海潮音》等佛教期刊上。这类照片的“程式”也相对固定，通常人数众多，太虚一般端坐于正中位置，或站立在后排最高处，前排多为小沙弥或参与佛教活动的居士及其眷属（图20、21）。合影照片透露出太虚参与的活动一般均有众多僧人和居士护持，反映出他在民国佛教界的领袖地位。值得特别留意的是很多合影中有大量女性居士和儿童出现（图22、23），这一方面说明妇女参加讲经说法等活动的热情颇高，并不只是如我们通常认为的热衷烧香拜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很多居士可能有全家奉佛的传统，这与太虚倡导的佛化家庭的理念相呼应。

太虚与师友、弟子、各界名流的合影也占据本书照片的较大部分。这类场合的合照氛围相对轻松随意，太虚或与其他僧人并排而坐（图24），或以其为中心前后站立（图25）。在少数场合，太虚的站位不在正中，比如与1928年与蒋介石的两幅合影以及1931年与九世班禅等人的合影（图26），以及1925年参与东亚佛教大会时的合影。合影的站位虽然不必过度解读，但确为中国人所重视的礼仪。这类合影中的站位反映出太虚既受到政、商、军、学各界精英之崇敬，同时他本人对于长幼、尊卑也有着清晰的意识。

太虚照片在民国时期的广泛流行，一方面反映了太虚在近代佛教史上领袖地位的逐步建立，另一方面这种对新媒介的积极利用其实也促成了这一过程的实现。所以照片之于太虚乃至近代佛教的意义并不仅在留存影像记录，在其赠送、出版、流通中其实不断扩大了太虚的影响力并展示了太虚的宗教地位，一个例子就是1931年一本德文书介绍太虚时冠以“中国佛教领袖”的称呼。太虚的照片为太虚形象的建立提供了最为直接支撑，一定程度上使得太虚演变为整个近代中国佛教的一个符号。而太虚与各界重要人物的合影在报端刊登，则无疑有助于其提升在僧团内部的地位，甚至改观社会民众对佛教的偏见、消减部分官员施于教界的种种压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讨论太虚图像，实际也是在讨论太虚佛教观念、佛教实践和佛教形象的问题。

太虚的图像史反映的内容几乎就是一部太虚人生佛教观念的实践史。在民国时期摄影的技术难度和便利程度均无法与今天的自媒体时代相提并论，拍摄一张独照或合影的成本比今天高得多，因此拍摄照片往往有着更实用且正式的目的。目前我们看到民国时期太虚的丰富照片，大多是公开刊发在纸质媒体上或用于赠送收藏的，表明这些照片大部分在生产之前就会刻意编排，以达到拍摄后的效果。所以这批太虚图像，从拍摄行为本身来看，体现了太虚对当时新科技的认可，以及他积极入世宣扬佛法的观念；从照片记录内容来看，不论是讲经说法、兴办组织还是抗战救国、全球弘法，都体现了太虚实践其佛法理念和改革计划的历程。从这个意义上说，太虚的图像是沟通太虚佛法观念和实践的一种中介史料。

图像特别是太虚相片作为一种新的宗教观念史和社会史资料，为我们提供了太虚实践佛法的诸多视觉证据和细节面向。当然，对太虚影像的研究其更显著的意义在于，大量照片本身的拍摄、流传和保存就凝固了太虚诸多的佛法观念，或曰是其直接表现，并间接推动了太虚形象的塑造和佛教改革的进程。在图像史料日益受到重视的今天，希望我们对于这批太虚照片的挖掘整理能为太虚和近代佛教研究提供新的视角、方法和资料，并抛砖引玉，引发更多利用图像等新资料的讨论。

（文字及影像选录自原书，限于篇幅省略了注释和图片出处，请读者参看原书）

在准备图片展的资料搜集时，笔者虽尽力搜罗，但限于时间和布展的具体需求，仍留有不少遗憾。2019年初适逢清华大学圣凯教授主持开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汉传佛教僧众社会生活史”的研究，并计划出版“佛教观念史与社会史研究丛书”，笔者重新整理了两年前的图片，补充了20余张后来搜集的太虚影像，修改了文字说明，并从图像史和观念史的角度出发撰写了长序一篇，对太虚和近代佛教研究的方法、视野及资料提出了一些不成熟的看法，构成了本书现在的架构。

法不孤起，仗境方生。在这部小书孕育的两年多时间内，得到了多方的支持和鼓励。雪窦寺住持怡藏大和尚从策划图片展开始，到本书的正式出版，一直给予了大力支持和指导。本书文字的初稿为图片展时所撰，获得包括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宗性大和尚、中国佛教协会副秘书长刘浔、江南大学邓子美教授在内的多位教界、学界专家的宝贵意见。正式出版时笔者对文字稿略加调整，如有不当处一切文责当由笔者自负。上海图书馆《全国报刊索引》数据库无偿贡献了数以百计的高清原图，为展览和本书的出版提供了重要支持，特别感谢吴培樑先生、陆依君女史耐心细致的协助。另外，武汉大学及日本郡山女子大学何燕生教授、新加坡佛学院纪赟教授、北京外国语大学李雪涛教授、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印相法师、华南师范大学赖岳山讲师、中国社科院范文丽助理研究员、四川大学吴华副研究员等，均为本书的资料搜集提供了线索及帮助，一并致谢。此外，笔者多年从事近代佛教研究，又因太虚图片项目参与了北京大学佛学研究中心王颂教授主持的太虚大师全集与年谱的新修计划，接触到近年陆续发掘的与太虚相关的一手史料，为本书的撰写提供了诸多背景参考，特此申谢。由于本书内容涉及大量图片，也感谢宗教文化出版社编辑王志宏老师的细心编校，感谢刘一显、徐静霞老师对图片的进行的技术处理和编排。

圣凯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为本书出版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平台，他从图片展开始就直接参与指导了本书图片的搜集、拣择和解读，后来又在研究方法上给予笔者诸多启发，并与笔者合作完成了本书的文稿，鼓励笔者正式出版，最终促成了这本小书的面世。

                                               邵佳德

二零一九年五月于南京大学

来源：世界佛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