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虚大师诞辰130周年纪念专辑裴勇：中国佛学重建之“太虚法则”--四柱八字,命理,八字命理,六爻占卜,命理百科-寅午文化

太虚大师在推动中国佛教现代转型的过程中，特别重视基于新的时代条件下中国佛学的重建。太虚大师强调“佛法建在果证上”，“教法乃是从果法而来”，“一般以历史眼光考证佛法的人，研究教理，往往生出很多疑难。然而佛陀遗留的教法，非是平常人的言语文字心理思想所能推测的。因为佛法所建立，是以佛果与圣果的自证智力，而以普通的思想来观察判断，当然有很多疑难之处，这因为普通的思想太幼稚的缘故”。[1]因此，太虚大师对中国佛学重建的探究正是基于上述基本认知而展开的。太虚大师的中国佛学重建实际上亦即佛教本位的佛教义学的重建。

太虚大师在《整理僧伽制度论》、《佛学概论》、《中国佛学》、《新与融贯》、《论中国佛教史》、《我怎样判摄一切佛法》等有关论述中勾勒了中国佛学重建的原则和框架。大师在《新与融贯》一文中实际上强调了“两个本位”：一是以佛教为本位（以佛教为中心），二是以中国佛教为本位，对佛法进行普遍融摄、综合融贯。在强调两者之前，大师首先表明了自己的意趣，其中，1、不是研究佛书的学者，就是说他不是从世间的学术角度来研究佛法。2、不为专承一宗之徒裔，就是说他不局限于某一宗派内，而是从整体上观察把握全体佛法，在此前提下，他提倡两个本位，并在坚持两个本位的基础上再对古今中外各宗派、各体系进行普遍融摄。

1、佛教本位（以佛教为中心）。

太虚大师在《新与融贯》一文中指出：“依佛法契理契机的契机原则，以佛法适应这现代的思想潮流及将来的趋势上，因为人类在一个区域之中一个时代里面，适应其现在的将来的生活，则有一种新的意义。便是契机的意思。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适应时代性的思想文化，洗除不合时代性的色彩，随时代以发扬佛法之教化功用，这在四悉檀中叫做世界悉檀，即是佛法活跃在人类社会或众生世界里，人人都欢喜奉行。”[2]太虚大师讲的契机是非常重要的。但契机是根据“佛法的常住真理”去进行的，不能因为契机而忘失佛教的根本和特质，失去佛教的超越性和神圣性。对此，太虚大师一开始就有清醒的意识，因此强调新与融贯，强调佛教的开新是以佛教为中心的新，而能始终坚持佛教传统，守住佛教本位，同时放眼世界，紧扣时代，始终允执厥中，圆融无碍，既不拘泥传统，亦不囿于时代，不被强势的时代潮流所迷惑和淆乱。所以大师指出，“这佛教中心的新、是建立在依佛法真理而契适时代机宜的原则上。所以本人三十年来宏扬佛法，旁及东西古今文化思想，是抱定以佛教为中心的观念，去观察现代的一切新的经济、政治、教育、文艺及科学、哲学诸文化，无一不可为佛法所批评的对象或发扬的工具，这就是应用佛法的新。然而、若不能以佛法适应时代、契众生机，则失掉这里所谓的新，在社会众生界是一种没有作用的东西：如此的佛教，会成为一种死的佛教！又若不能以佛教为中心，但树起契机的标帜而奔趋时代文化潮流或浪漫文艺的新，则他们的新已经失去了佛教中心的思想信仰，而必然的会流到返俗叛教中去！这都不是我所提倡的新。”

佛法是内自证型的宗教，佛法建在果证上。太虚大师在《佛学概论》和《佛法建在果证上》等文中基于佛教本位，强调佛教教理源于佛陀的自证，佛法的教、理、行都是建立在果证上。证法是整个佛教的超越性、解脱性、觉悟性的来源，也是一切佛弟子学佛的终极目的。太虚大师说，“佛之学理，尤贵实证。如依佛典固可得其理解，然所求之理解乃是佛智所实证之境，若仅作为一种研究，则实际上仍未能得证。”[3]这样就把佛学与世学做了明确的区分。佛学不但要精研佛理还必须实践修证，而世学只是以有限的人类思辨理性进行研究的学问。复旦大学教授王雷泉先生也指出，“佛学作为理论和实践并重的修学体系，基于理性而又超越理性，立足人间而又超越人间。佛法在世间的流布，当然必须借助一切学问共许的理性和逻辑思维。同时，又必须时刻警惕世俗理性的局限，不能把出世指向的佛学囿限于世俗的理性”。[4]四川大学教授陈兵先生也强调，“人间佛教是佛教而非世学，应符契佛陀教法、佛法理趣，有根源性的经典依据；应保持佛法出世间的主旨和了生死的主题，具超越性、神圣性。若片面强调顺应时机而取消、掩盖了佛法出世间的超越性、神圣性，世俗化、庸俗化为一般的世学，这种佛教便会失去其存在的价值。”[5]这些分析阐释都说明不应把佛法仅当作一种世间学问来研究，始终不要忘失佛法的实质，不要忘失佛法的超越性、解脱性和觉悟性，否则便是本末倒置。太虚大师在《评大乘起信论考证》中曾指出：“东洋（方）人之道术，则皆从内心熏修印证得来；又不然、则从遗言索隐阐幽得来。故与西洋人学术进化之历程适相反对，而佛学尤甚焉。用西洋学术进化论以律东洋其余之道术，已方枘圆凿，格格不入，况可以之治佛学乎?吾以之哀日本人、西洋人治佛学者，丧本逐末，背内合外，愈趋愈远，愈说愈枝，愈走愈歧，愈钻愈晦，不图吾国人乃亦竞投入此迷网耶!”[6]无论是太虚大师时代，还是我们所处的当代都有一些治佛学者投入此迷网矣。北京大学教授楼宇烈先生也曾指出：“以西方哲学为标准解读中国哲学，就不可能了解中国哲学的特性，结果往往是在解构中国文化。我们不能削足适履，而是要量体裁衣”[7]，此与太虚大师讲的是同一道理，对研究佛学也是适用的。可以说，中国儒佛道之学、包括其他宗教，与西方哲学、科学从根本上是两个不同的思想体系。也可以说，人文、宗教领域与哲学、科学领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宗旨和方法上都有所不同。当然，这里我们还要同时强调，我们说佛学与世学以及中西治学方法的不同，并不是否定世学和全然反对世学研究方法，这种方法可以从外部增上、丰富对佛学某些层面的审慎辨识。但不应仅以治世学的方法为准对佛法妄做判断、轻下结论。因此我们要强调的是，以人本理性、历史和文献考证为特征的世学方法有其局限性和范围界限，超出一定的范围则无效。比如，有的问题可以考证，有的不能考证，有的虽能考证也不能通过考证就轻下结论。而且考证很大程度取决于材料，有时新的材料出现，过去的考证有可能被推翻。再者，如果我们把理性、科学看作是万能的，而去强判人类理性无法判定的领域，就将可能走向理性迷信和科学迷信，反而会丧失了实事求是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应该认清绝对化的理性主义、科学主义与合理有益的理性精神和科学精神的区别，很多人将之混为一谈。同样，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有积极和进步的一面，但落入人本狭隘、人本主义剑走偏锋也将导致人类中心主义泛滥并给人类带来灾难性后果。二战以后，特别是上个世纪60-70年代以来，人们已经开始对以理性和科学为特征的现代性带来的弊端进行反思，对以人类为中心，妄用理性和科学试图主宰一切的僭越进行反思，已经开始从祛魅转向返魅，从解构转向建构，从解构性后现代主义向建构性后现代主义转向。而我们有些学人的思维至今仍然停留在非适当运用人类理性而是迷信于人类理性万能的阶段、沉浸在现代性和祛魅的狂欢中而不能自拔。这里所说的返魅不是重回前现代的迷信，而是正确客观地理智对待包括佛教在内的人类精神性现象或者说信仰领域，认清信仰和科学领域的不同，在既不盲目相信也不盲目否定的基础上树立信仰本位，重构信仰和价值。就佛法而言就是树立佛教本位。

2、中国佛教本位

太虚大师在《新与融贯》一文中指出：“本来、佛教是没有民族和国界的限制的，现在讲中国佛教本位的新，则因在中国已有一二千年历史的佛教，有不得不注意的必要。”[8]“我此中所云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是以中国二千年来传演流变的佛法为根据，在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要上，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求。由此，本人所谓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不同一般人倾倒于西化、麻醉于日本，推翻千百年中国佛教的所谓新！亦不同有些人凭个己研究的一点心得，批评中国从来未有如法如律的佛教，而要据佛法的律制以从新设立的新！此皆不能根据中国佛教去采择各国佛教所长，以适应目前及将来中国趋势上的需要。所以本人所谓的中国佛教本位的新，有两点：一、是扫去中国佛教不能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的需求的病态，二、是揭破离开中国佛教本位而易以异地异代的新谬见。在这两个原则之下，在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的需求上，把中国佛教本位的新佛教建立起来。”[9]

太虚大师是在对古今中外各派佛教体系进行综合辨析比较研究后才得出的上述观点。盖因中国传统佛教经过综合融摄，在保留佛法精髓和实质的基础上创造出适合中国民族特性的博大精深的中华佛学体系。众所周知，佛教产生于印度，光大并完成于中国，至今中国仍然是三大语系佛教、三传佛教俱全的国家。笔者曾经与北京大学李四龙教授一起翻译过荷兰汉学家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一书，佛教之所以能征服中国，是因为佛教来到中国经过不断应机调适，适应了中国的土壤，不但存活下来，而且大放异彩。但这种佛教的中国化并没有改变佛法的本质，而是建立在佛法本质的基础上，融会贯通，把佛法的见修行证推向了高峰，因而这个传统是值得和需要保留延续下来。太虚大师在《中国佛学》和《论中国佛教史》中特别强调道安大师——慧远大师一系，认为他们开启了中国佛教的主动流。太虚大师将之概括为四大特点：本佛、宗经、博约、重行，因这些特点符合汉民族性格，所以在此传统之下的中国佛教主流诸宗派尽管不断受到冲击和影响，但还是延续下来直到今天。在中国佛教八大宗派台贤禅净性相律密中，台贤禅净是主流，律作为诸宗的基础、密以陀罗尼的形式被吸收进主流宗派中。性相即三论（印度中观派）、唯识（印度瑜伽行派）在中国属于两大旁流，因其理论性和学院味道太浓，不契合汉民族性格，唐以后相继不传或被吸收进主流宗派中。大师说：“道安重行系永远是中国佛教思想的主动流。传龙树学系与传世亲学系，只是两种外入流。”[10]有学者在听到说性空学和唯识学被称太虚大师判为旁流和外入流时颇感到惊讶和不解，其实是不明教史和教理的表现。众所周知，性空论和唯识论的确是印度大乘佛教的两大主流，但在中国佛教则不属于主流，这里太虚大师说的是中国佛教，是针对中国佛教流传的历史而说的，大师还指出两者“虽大大影响了佛本论主流。但终不能夺其主流而代之。”[11]尽管两者不是中国佛教的主流，但也被重视并融摄进中国佛教主流。大师进一步阐释，“主动流的道安系就是法界圆觉宗，外入流中传龙树学系的就是法性空慧宗，传世亲学系的就是法相唯识宗。不过在中国佛教历史的立场，不妨略改为佛本论系（法界圆觉宗），性空论系（法性空慧宗），唯识论系（法相唯识宗）。”[12]历史往往惊人的相似，进入现代，民国时期，太虚大师仍然承续了佛本论、法界圆觉学一系，并主张普遍融摄南传、藏传、日本等中外各宗派，推进人间佛教。印顺法师经过一番综合抉择后主要推尊性空论系，一方面批评中国传统佛教宗派，一方面强调应吸收佛法各时期可取之处。当然，如何的普遍融摄，如何的抉择取舍，则要看其具体操作。欧阳竟无则承续并主弘唯识论系，激烈批判中国佛学的主流宗派禅宗、天台和华严，提出"自天台贤首兴，佛法之光日晦"[13]。后两者都有回归到"纯正"的印度佛学的倾向和主张，太虚大师曾质疑这种批判到底是"正本清源"还是"摧墙倒屋"上述三方两种对传统佛教的反思态度，直到今天仍处于激烈的角力之中。

有人反对中国佛教传统主流的至顿至圆至简的圆教特点，其实至顿至圆至简本身不但不是问题，而且是佛教至高境界的体现。应该反对的是末流错解误用圆顿简产生的流弊。正如印度空有各宗也有末流偏解之徒，也不能因此而否定空有各宗。中国佛教传统主流至近代之所以出现衰败的现象有很复杂的原因，有政治和社会结构局限的原因，也有自身无法当机对机的原因等等，教在大乘行在小乘的情况比较突出。而封建社会结束，中国进入现代社会恰恰为中国佛教真正展现大乘本质提供了契机，太虚大师正式抓住了这个历史机遇，力倡人间佛教，不但可以扭转中国佛教的颓势，而且将重新提振大乘佛教的真精神。同时，无论进入怎样的时代，中国的文化精神和民族性格不会因之改变，佛教也必然需要沿着适应中国文化和民族性格的传统主流继续推进。因此，太虚大师着重强调要坚守中国佛教本位，在这个基础上返本开新方为稳妥和有效。曾经旧势力因为太虚大师的革新精神就说他太过激进，新僧俗因为太虚大师强调传统本位，就说他保守妥协，其实都是对大师的误解和偏见。太虚大师不但有真修实证，而且是站在高高的山顶去总览万状的峰峦，因而能够对佛法全貌做出恰当准确的总摄、总持和总抉择，如此方能分清大小主次、远近高低、轻重缓急，令法住法位，各得其所，各尽其用。有人认为太虚大师的思想过于博杂，而不够精深。其实太虚大师是既博大且精深。比如太虚大师对唯识学等的研究不可谓不深，但经过综合考辨抉择，并未将唯识作为自己所宗和中国佛教的主流，而是发现最适应中国的仍然是禅宗、中国佛教的特质在禅，诸宗都可以融摄在其中。我们赞同太虚大师以中国佛教为本位，绝不是单纯出于民族情感或民粹主义，认为只要是中国的就好，也不是为博取政治正确，而偏说中国佛教宗派就是好。而是实事求是的通过考察抉择，确实认为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传统主流既贯彻了佛法的根本和实质，又充分适应中国的文化环境和民族性格。因而必须继续继承和坚守、传续并发扬。很多有见识的高僧大德和专家学者都认为无疑应该肯定、继承和发扬中国佛教传统主流。王雷泉先生的《太虚大师论人间佛教之定位及中国佛学之重建》、陈兵先生的《中国佛学的继承与重建》等对中国佛教传统主流的特点都作了精深论述，可以作为理解中国佛教传统主流特质的重要参考。

近现代以来，有不少中外学者，包括一些学术大师认为中国佛教传统主流偏离了佛法的思想教义，有的认为如来藏思想是实体说、基体说，有的将真常唯心说等同于印度教梵我论。而实际上，这些观点在论据和论证上并不足够充分谨严，当时就有人反驳，至今也不是定论。研究佛教，梵巴原典语言非常重要，但有人过度迷信梵文、巴利文等原典文本，将其当作绝对可靠的标准，总觉得汉文佛典为二手材料，价值不高，可信度低，认为中国化佛教教义思想没有印度佛教纯正、甚至是偏离的，错误的。已故日本创价大学辛嶋静志教授在《健陀罗语与大乘佛教》讲座中指出，“早期佛典不是梵语的，而是口头传诵；最初佛典不是文字版本，是口头传承；佛典是不断变迁的；缺乏以上三个视点，就会像今天的大多数学者以为最早写于11世纪至17世纪的梵语写本就是原典，而轻视对汉语佛典的研究与重视”。[14]这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研究佛学应该始终小心求证、慎重其事，避免迷信妄断。我们可以尊重某些学术大师的人格和学问，但不必迷信其观点和考证。我们举近现代关于宗教问题的争论为例，像蔡元培的 “以美育代宗教”、陈独秀的“以科学代宗教”、冯友兰的“以哲学代宗教”、梁漱溟的“以道德代宗教”的观点至今无一有效，都不成立，像胡适对禅宗的考证虽然具有开创性但只能说是禅外说禅。在那个时代，人们往往容易以有限的人类理性、世学方法对宗教和信仰问题进行简单化处理，因为那个时候，现代性和世俗化的力量太过强大。对于近现代以来对中国佛教传统主流思想可能存在的轻断和误判，对汉文佛典可能存在的轻视和误读，应该重新进行一番新的审视和考察。陈兵先生指出了否定中国传统佛教主流的错误所在并予以批驳，认为他们是“以虚无主义态度贬弃传统佛学，或者从西方人文科学研究的路子，以所谓“原始佛学”或外地的某一宗派之学为准则，否定中国佛学的核心内容心性论及台贤禅净之学，证《楞严》、《圆觉》，《起信》为伪作，斥心性本觉，“真常唯心”说为印度教梵我论。殊不知心性本觉义，出《华严》等大乘教典，“真常唯心”义，不过是三法印中涅槃寂静印的表诠，台贤二宗之圆教义理，质诸佛经，无不有据，禅净二宗之经久流传，必有其既契理又契机的坚实基础。另一种人则对本土传统佛学丧失信心，舍本外求，唯认南传、藏传、日本的某种宗派之学为真正佛法，欲图原样移植，以取代汉传诸宗。殊不知吸取南传，藏传，日本佛学之精华，取长补短，固属必要，但南传、藏传、日本的宗派之学，亦是流非源，各有其契当地时机的方便，亦各有其需要改革的积弊，原样移植以取代本土诸宗，更难契合时机，即使得以流布，也难免产生弊端。”[15]事实上，也正如陈兵先生所说，如禅净二宗经久流传，至今不衰，说明了其契理又契机、具有长久生命力。可以说，中国佛教传统以法界圆觉学的圆教思想为主流，最终主要汇归于中国禅学，因而太虚大师说“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当然，大师明确承认“后来的禅净，承这个重行之绪，走到极端，专重要行而舍去了经律，孤陋寡闻而致佛教衰落”[16]。就是说末流将之偏狭极端化，成为后来佛教衰落的原因。但我们认为瑕不掩瑜，不能因噎废食。所以他说，“现在要复兴中国佛教，应该继承佛本论的主动流，力戒孤陋的弊病，直探佛经，博搜教理，精简以取其要，见之实行；绝不是承受那一家的旧套的”[17]。太虚大师强调中国佛学的特质在禅，应该在立足教律的基础上稳健禅宗，主张易禅宗的“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为“直依人生增进成佛”，或“发达人生进化成佛”的道路，即主张以大乘渐法为主，这应该是比较符合客观实际，符合当今大多数学人的根机。经过多年的反复探讨，僧俗学人总体上对人间佛教的实质可以达成共识：即人间佛教特别关注重视人生和人间，但并不是孤取人间，因为人间佛教不是人乘法，而是由人乘直接菩萨乘、佛乘的大乘佛法、大乘菩萨道。太虚大师在《人生佛教开题》一文和《人生佛教》一书中将人生佛教的效果归纳为四点：人生改善、后世增胜、生死解脱、法界圆明。并强调，“然今之所讲人生佛教，为对治向来偏重于如上二者（后世增胜、生死解脱），故特重于人生改善而直接法界圆明”，[18]“换言之，今之人生佛教，侧重于人生之改善，特出者即能依之发菩提心而趣于大乘之佛果，即于此上，消极的则对治佛法向来之流弊，积极的则依人生之改善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此中自亦含摄后世胜进与生死解脱，故第二第三，亦即融摄其中。故人生佛教云者，即为综合全部佛法而适应时机之佛教也。”[19]所以说，人生佛教、人乘直接佛乘、人生改善直接法界圆明不是孤取人间。因为人乘直接佛乘，可以由人乘而发菩提心、行菩萨道。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践行六度四摄的过程就是福慧双修得禅定断烦恼的过程，所以才能“同时此中自亦含摄后世胜进与生死解脱”。所以太虚大师最后说，“故人生佛教云者，即为综合全部佛法而适应时机之佛教也。”在此，太虚大师很好地把握并有机统一了佛教的人间性、解脱性、超越性和神圣性。应该说，太虚大师既有理论阐释，又有实践设计，专门提出了人间佛教的今菩萨行和菩萨学处的实践方法，这就是当代人间佛教主要的修证方法。同时还可以辅以禅宗一行三昧的大乘生活禅法，以及西方或弥勒净土和密宗的方便行，毕竟现代留存下的活着的仍能在现实中发挥实际作用的大乘修行法门仍然主要是禅净密。禅净是中国汉传佛教传统主流的代表，在汉地为主，密当代主要指中国藏传佛教，实际上藏传佛教是显密共修的宗派，真正进入到密宗修法阶段的人很少，普通信众主要还是以显宗闻思修为主。藏传佛教在藏地为主，民国以来至今也在汉地民间流传。有人认为，中国佛教传统主流因有演变成份而有妨碍解脱的后果，有人认为藏传密宗不是佛法、不可能得到佛法意义上的解脱。但唐以来，中国佛教传统主流的台贤禅净与性相律密一样得大成就的高僧大德代有人出，藏地亦有众多修密法得大成就者，并未影响解脱，这些都是史实。而人间佛教建立起来之后至今的禅净密已经成为了人间佛教的禅净密。因为禅净密本身都是大乘佛法、都讲发菩提心，都讲悲智双运，在人间佛法发达人生、利益人生、即人成佛的道路上如能更好地落实大乘精神，将会真正成为教在大乘、行在大乘的中国大乘佛教。

说到宗派问题，有些偏狭者往往一刀切、机械地看待问题。有的虽然标榜不是宗派徒裔，平等尊重各宗各派，但实际上往往依人不依法，言行中充满宗派门户之见。有的认为既然不应有宗派之见，就应取消宗派。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不应有宗教之见，但可以有宗派之行。宗派之见、门户之见要不得，但行履和入手上通过某一个宗派或法门一门深入方有助于修学佛法。历史上，佛法的见修行证也通常是通过不同宗派进入的，佛法本身也是通过不同宗派流传下来。又比如，太虚大师提出人生佛教时，强调“‘人生佛学’者，当暂置‘天’、‘鬼’等于不论”（《人生佛学的说明》），因此，有人便认为应取消、消除佛教中与天、鬼有关的一切，方为纯正的佛教、纯正的人间佛教，实际上这正如太虚大师所说的割离了余有情界、孤取了人间。实际上大师说的是“暂置不论”，并没有说即刻完全否定排除，意思应该是为了对治以往的不当偏重而产生的弊端。比如说，假如佛法中经忏佛教占了80%，则佛法可能出现危机，但佛法中只有20%或更少的比例有经忏佛教的存在，则可能并不会影响到佛教的正常开展。因为众生的需求千差万别，有的希望为亲人亡者超度，有的希望得到天界福报，这本身都是正常的需求，只不过不要过度而形成普遍的迷信的风气。实际上，太虚大师本人一直设想将佛教超荐度亡的习俗风尚，予以扶正，使其走向正规化、正常化。因为经营佛教法事，一方面是僧人生活所依赖的一项收人来源，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革新后的佛教法事来纠正民间的迷信信仰，宣扬正信的佛教理念。在太虚大师看来，经忏已经形成专业化了，既然不能废除，还不如将其与佛教各宗并立，另设立专宗，一来可以专修其事、二来不至于与佛教各宗混淆，妨碍专修，且对寺院经济也是一大相助。太虚大师为具体实践这项创新构想专门在上海成立法苑加以试行。再有太虚大师提倡修弥勒净土，他本人也身体力行专修弥勒净土。而弥勒净土在哪里在兜率天弥勒内院，此乃天界。这对于那些唯人间论者似乎是不应接受的，然而却有人将弥勒净土混同于人间净土，岂不自相矛盾说到这里，有些偏狭者便会说，你看，这位先生反对人间佛教、提倡天神教、为鬼教迷信张目。这样的论调，不是误解、就是曲解，其实不值一驳。因此，我们应该辩证的、综合的看问题，真正做到契理契机地、实事求是的如实观照佛法，既不要瞒盰笼统，更不要以偏概全，应该在除弊纠偏、趋利避害的过程中恪守佛法中道圆融的精神，才能正确适宜地弘扬好佛教。

3、普遍融摄

前述对中国佛教传统主流的强调并没有独尊主流的意思，而是强调以符合佛陀本怀、佛法特质并适应中国情况的传统主流为主，为本位。正如多元主义，多元不是六神无主，不是群魔乱舞，而是在恰当保持主体和本位的基础上求同存异，包容互尊、和谐共生。当前，有些学人强调应维护佛教的“一体多元”，这本身没错。但不能笼统瞒盰，应具体分析。应该有相对公认的基本判断原则，而不能因为强调“一体多元”，而把相似佛法和外道也一并多元进来。不是你好我好大家都好的和稀泥，更不是拿佛法做人情不得罪人的一味合和。佛法强调正信正见，有判断正邪和是非的基本准则，不能以大家各有各的观点不能说谁对谁错为由不去抉择判断。佛法是智信，不是盲信，佛法是由信而解，信解行证，不是因信称义，委身他力。

正是在确立了以佛教为中心的佛教本位、中国佛教本位的基础上，太虚大师按照“去吸收采择各时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长，以成为复兴中国民族中的中国新佛教，以适应中国目前及将来趋势上的需求”主张进行包括宗乘融贯和文系融贯在内的普遍融摄。宗、即把印度、中国、日本之各部各宗各派，融贯以着成佛教各宗派源流（太虚大师《佛乘宗要论》、《大乘宗地图》）。乘、即诸乘，把五乘共法、三乘共法、大乘不共法融贯起来（太虚大师《佛学概论》）等。文系，即把巴利文、汉文、藏文各文系佛教融贯起来。太虚大师在《中国佛学》中也强调，一要“普遍融摄前说诸义为资源而为中国亦即世界佛教的重新创建。” 二要“不是依任何一古代宗义或一异地教派而来改建，而是探本于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伴而重重无尽的一切佛法。”[20]太虚大师在《人生佛教开题》中强调：“时至今日，则须依于全部佛陀真理而适应全人类时机，更抉择以前各时域佛法中之精要，更综合其精要而整理之。” [21]

结语

在此，我把上述三点：坚持佛教本位、坚持中国佛教本位、进行普遍融摄，称为重建中国佛学或佛教义学的“太虚法则”。由于历史和社会的原因，“太虚法则”没能及时有效地贯彻下去，而且因种种原因、特别是西方文化和西学方法的冲击一度中断并被忽视。今天，尽管我们已经进入一个崭新的时代、一个快速发展的全球化时代，但佛教面对的现代转型的基本问题和对机并未改变，故仍需继续贯彻上述“太虚法则”，坚守佛教本位并继承中国佛教传统优秀和精髓部分，在这个基础上除旧布新，返本开新。也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更加恰当有效地推进当代佛教的弘传和学修。

真诚呼唤中国佛教本位意识和主体意识的早日觉醒与回归，期待佛教本位、中国佛教本位的佛教义学研究能够沿着太虚大师所开创的理路早日建立起来，为真正体解佛法大道扫除障碍，铺平道路，为人间佛教的良性发展、为中国佛教的新一轮复兴提供重要的思想理论依托。

注释：

[1]《太虚大师全书》第七编，《佛法建在果证上》

[2]《太虚大师全书》第一编，《新与融贯》

[3] 《太虚大师全书》第一编，《佛学概论》

[4] 《太虚大师论人间佛教定位及中国佛学之重建》,王雷泉，上海玉佛寺觉群人生讲坛,2017年2月25日

[5] 《人间佛教》导论，陈兵，河北省佛教协会，2000年5月

[6]《太虚大师全书》第十六编，《评大乘起信论考证》

[7]《以西方哲学为标准则读不懂中国哲学》，楼宇烈，大同思想网公号，2016年6月15日

[8]《太虚大师全书》第一编，《新与融贯》

[9] 同上

[10]《太虚大师全书》第一编，《论中国佛教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