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冬季课程-唯识三十颂-第六天开示记录-唯识在中日韩的兴衰

今天是冬季课程的第六天。之前几天的课程中，简略谈到唯识思想在印度的发展，一开始主要是弥勒、无着、世亲建立了唯识思想的基础，之后则有陈那、无性，还有撰写《唯识三十颂》注释的十大论师，弘扬、开展了唯识思想。之前都是用口头讲说介绍，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清楚，今天制作了投影片，希望透过投影片，让大家更能了解唯识论师的系谱。

今天接续来谈唯识在中国的发展。上堂课谈到中国的唯识发展有三个流派，前两个讲过了，今天讲第三个——法相宗。

三，法相宗

唐代的高僧玄奘，他广为人知的名号是“三藏法师”，因为中国大家都看过《西游记》，总之唯识的学说就是由唐三藏、玄奘大师从印度传到中国的。然而法相宗，是由他的弟子慈恩大师——窥基，依据唯识的思想而确立的学派。

#玄奘译《成唯识论》，唯识划时代之作

那么，玄奘是怎样将唯识传入中国的呢那时无所不学的玄奘，对真谛翻译的《十七地论》特别有兴趣，但《十七地论》只是《瑜伽师地论》前面的几品，为了求到完整版的《瑜伽师地论》，他不顾当时的禁令，千里迢迢到了印度。就像《西游记》中也看到的那样，玄奘真的是历尽艰辛、万难，终于才在公元624年到达印度。他在那烂陀寺依止当时的住持戒贤（?īlabhadra）为师，学习唯识的教法。玄奘停留印度的期间，广学小乘和大乘，然而，学习瑜伽唯识思想，才是他留学印度最主要的目的。

后来，玄奘去朝拜了印度各个佛陀的圣地，撰写了《大唐西域记》，这部著作是我们现在考察佛陀事迹或佛教圣地的相关记录，如果没有他当年的记录，现在很多佛陀的遗迹可能都不可考了，所以我们要非常感恩玄奘大师。

玄奘带着他在印度得到的学识和许多经论，在唐朝的贞观19年（公元645年）回到长安，结束了长达17年的学习之旅。当时的皇帝唐太宗，非常欢迎他的归来，还设立了国立的译经院，帮助他推行译经事业。

玄奘在唯识方面译出了《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显扬圣教论》、《阿毘达磨集论》、《摄大乘论》、《成唯识论》等等，另外还有比如《大般若经》、《具舍论》、《异部宗轮论》等等，可以说是全心全力地翻译他带回来的各部经论。到他圆寂为止的19年间，他完成大量的翻译，一共有多达74部（1350卷）。

玄奘翻译出来的经论称为“新译”，在他之前翻译的经论称为“旧译”。藏传佛教也有这种新旧译的分法，是以大译师仁钦桑波（宝贤译师）为分期点，在仁钦桑波之后译的经论是“新译”，之前的是“旧译”。

玄奘译出了许多的经典、论典，包括小乘和大乘，但他最终还是想宣扬唯识的思想。因此，他依据在印度学到的正统唯识思想，译出许多唯识的经论。

玄奘译《成唯识论》十卷，是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个划时代的事业。此论是揉合之前课程提到的十大论师对世亲着的《唯识三十颂》的注释而成。他当时想，如果十大论师的著作要全部译出，会花很多的时间，因此采纳弟子窥基的主张，以“护法”的主张为正义（主要），其他论师为次要的论点而加以编纂，因此“法相宗”的别名，又称为“护法宗”的原因，也在于此。

#窥基确立唯识思想，成立法相宗

玄奘大师是一位伟大的翻译家，他也有一位了不起的弟子，也就是窥基，慈恩大师。玄奘的佛行事业，由于弟子窥基的努力而开花结果，“法相宗”就是在他的努力下而成立的。在这个意义下，法相宗的开创者一般认为是窥基，而不是玄奘。

窥基17岁的时候出家，帮助玄奘进行译经的事业，尤其是《成唯识论》的翻译。据说，窥基在翻译《成唯识论》的过程就开悟了，加上他学习因明，受到玄奘的熏陶，所以写下了《成唯识论述记》以及《辩中边论述记》等等许多的注释书——述记，他甚至将玄奘所要提倡的护法体系的唯识，整理成为宗派的宗旨。另外，他还写下很多经论的疏释，像是《法华玄赞》、《说无垢称经疏》、《瑜伽论略纂》等等，所以也称为“百本疏主”，还著有《大乘法苑义林章》。

#唯识三祖

窥基是法相宗的开祖，之后法相宗的第二祖——慧沼（650-714年），著作《成唯识论了义灯》；慧沼的弟子、法相宗第三祖——智周（668-723年），著作《成唯识论演秘》，更进一步整理和发展了护法的唯识思想。以上提到的三本著作，也就是窥基的《述记》、慧沼的《成唯识论了义灯》和智周的《成唯识论演秘》，总称为“唯识三疏”。因为这三本著作，他们三位也被称为“唯识三祖”。其中，慧沼还著有《能显中边慧日论》、《劝发菩提心集》。

依照一些学者的看法，就像前面课程所说，“地论宗”是以《十地经论》作为依据，“摄论宗”是以《摄大乘论》为依据。但是，这两部论典的唯识思想，都是片面的，各自都只传达了印度唯识思想的某一个面向而已，这就导致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两个宗派，无法完整正确的理解什么才是正统的印度唯识思想，而只能在一些枝末的问题上进行研究。

相较于此，法相宗由于玄奘的努力，直接承续了弥勒、无着、世亲到护法正统而完整的印度唯识思想。在他的努力下，法相宗的势力在唐代有很大的发展，这也使得地论宗和摄论宗，受到了法相宗的压制，最后被法相宗所融合。

法相宗在唐代，由留学中国的道昭、智达、玄昉等学僧，在中国学习唯识宗后，传回日本，并同样的以“法相宗”之名兴盛至今，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玄奘、窥基的努力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法相宗为何如此容易衰败

法相宗在中国兴起后，吸收了地论宗、摄论宗，成为在中国的唯识学正宗，但因为受到“会昌毁佛”的影响，在唐朝之后开始衰微，相关著作也散失了。中国佛教历史上，总共经历了多次的毁佛，也就是法难事件，这是其中的一次。总之，唯识宗在经历了这次毁佛事件后，到了法相宗的第三祖智周时，法脉基本上就已经中断了。

后来，华严宗以综合旧译、新译为目标，或者说是以综合如来藏与唯识为目标，在中国兴盛起来，同时还有禅宗与净土念佛的修持方式，风靡了当时的教界。不过，虽然当时法相宗的法脉已经中断了，法相宗之后的宗派，被认为跟唯识还是有些关连的。

那么，法相宗作为印度大乘佛教中最正统的唯识说，为什么在中国会那么容易就衰败呢日本学者竹村牧男（TAKEMURA Makio）认为，主要的理由有以下三个：

太哲学化：唯识的思想太过哲学性，所以除了少部分的学者之外，一般人无法了解与接受。

“断灭种性无法成佛论”争议：唯识提到“三乘真实、五姓各别”的教义，尤其是其中五种种姓当中的断灭种性无法成佛的说法，不被大众接受，不符合一般人觉得所有人都有机会成佛的信仰。

修持过程太久：唯识修持的过程太久，过于远大的渐修立场，不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性格，不如禅宗说的顿悟法门，只要了悟心性，当下就能成佛。这其实也是一般人学佛的想法，我想藏族人也是会有这样想法的。

#法相宗后势再起

但是，也不是说唯识在中国就完全消失了，例如在元朝，当时流行禅宗和净土的禅净双修，其中就有很多唯识的学者，讲解“唯心净土”的思想；明朝年间，中国的憨山德清一度想要复兴法相宗，因而著作了《性相通说》，简述唯识的宗义，但是因为当时唯识典籍欠缺，结果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清朝末年，杨仁山大居士到日本取回了当时唐朝传去的很多法相宗的经典，因为当时中国的唯识经典都散失很久了，在日本取回后，因而引发了学术界的风潮。

再说到民国时代，居士欧阳竟无领导的“支那内学院”，是当时很出名的佛学院，成为在中国南方复兴唯识学的研究重镇；另一位居士韩清净则在北方也开始倡导唯识思想，使唯识学派在中国重新恢复。支那内学院的研究，以日本传回的法相宗著作，加上藏传佛教的著作，例如安慧、调伏天的注释，以及欧美的梵文佛教研究成果，使唯识学研究现代化，造成了很深远的影响。

#第十六世法王，复兴“没学问”的噶举

像噶举派也曾有这样的情况，以冈仓噶举来说，第七世法王确札嘉措成立佛学院，一直以来培养出非常多的僧才，直到第十世法王之后，冈仓佛学院的传承开始落寞、中断了，之后“噶举派”甚至变成了“没有学问”的代名词。

一直到十六世法王到了印度在隆德寺成立佛学院，复印第八世法王米觉多杰著作的经典，之后也把这些经典传回了藏地。当时在藏地，噶举的经典是非常稀少的，噶举僧众基本上都只能看其他教派的论典，我记得当时我在藏地的时候，噶举的一些堪布就非常兴奋的跟我说，他们有多高兴看到印度传回来的那些复印的噶举文献。而且跟我说他们其他教派的同学也很惊讶，从来没想到原来噶举派也是有这些注解、论典的。

#中印唯识的师承关系

那么，在上述中国的唯识学派的历史中，它和印度的唯识学派，又是怎么样的关系呢

一般认为，真谛是传承了安慧的学说，而玄奘是传承了陈那—无性—护法的学说。可是，也有说安慧是比真谛更后辈的人；此外，无性的著作中，藏译本和汉译本也有很多不同之处，所以在思想上，护法、玄奘不一定有直接的关连。

总之，关于印度的唯识学派中，各个学派之间存有许多相异之处，然而现在依据藏地流传的许多说法，很多疑惑也正在解开中。

▍唯识目的：区别法性与法相

中国三个唯识宗派是地论宗、摄论宗和法相宗，我们现在谈的是法相宗，那为什么这里唯识会称为法相呢

首先，我们要了解，在对物质或者说整个世界进行观察、分析时，尤其是分析各种现象的时候，有两种态度是我们一定要区分开的：

专研现象基体：第一种是想要研究将现象的实体（substantia）或者基体（substratum）二者解释明白的态度。比如透过各种科技工具，去研究物质实体后，再进一步去研究实体中更细微的基体、基础是什么首先，很多科学家或者说自然哲学家的研究态度，就是属于这第一种。例如他们认为水或者原子（atom）是万物的根源，他们还有发现电子、阳子等组成物质的最小单位等等。

专研现象本质：第二种是想要探究现象本质的态度。这就是超越物体了，也就是研究物体的现象本质是什么。相对于科学家研究现象，认为在这些现象的背后，还有“现象的内在本质”值得进一步去探询的，就是属于第二种态度。

了解这两种态度后，就会比较了解为什么叫法相宗。在中国，玄奘和窥基所确立的唯识思想的学派，就称为“法相宗”。法相宗意思就是探讨、考究“存在（法）的相状”的宗派，详细地说，也可以称为“法性相宗”。这一派的主旨，就是要清楚区别“性质（性）”和“相状（相）”，用术语来说，就叫做“性相决判”。“性”指实性，也就是事物的本质；“相”指相状，也就是作为现象的事物之相。在这点上，唯识思想就接近第二种的态度——探究现象本质。

唯识思想就是明确区别“本质（性）”和“现象（相）”为主要的目的，但它的出发点是以“现象”开始去分析，也就是“相”的分析。因为我们无法了解本质，所以就从观察自己的感觉、知觉、思考以及它们的对象这些现实的经验，来追究事物的本质态度，是相当“科学的”、“有逻辑的”，并且具有学术性的。另一方面来说，唯识思想又是非常复杂、庞大而且细致、精密，是结合了学术以及哲学色彩都很浓厚的佛教宗派。因此，一般要了解唯识并不容易，没有学习过的人，一听到唯识，也会不知道是在说什么。

三，唯识在日本的开展

接着，要简略介绍唯识思想在日本的发展。前往中国留学的日本学僧，把中国的法相宗传入日本，他们透过了以下四个途径传入：

道昭，于653年入唐，跟随玄奘、窥基学习，大约在661年归国。

智通、智达，于658年入唐，跟随玄奘、窥基学习，归国年月不详。

智凤、智鸾、智雄，于703年入唐，跟随法相宗第三祖智周学习，在唐朝数年，705或706年归国。

玄昉，于717年入唐，跟随三祖智周学习，735年归国。

就是从这四个途径传入日本的法相宗，到了日本后非常的兴盛，在奈良时代（Nara jidai，710-794年）一直都是“南都佛教”主要的教派之一。日本第一代法相宗祖师道昭在元兴寺（Gangoji），和第四代的玄昉在兴福寺（Kohfukuji），各自弘扬唯识说，使元兴寺（Gangoji）、兴福寺（Kohfukuji）特别兴荣；前者称为“南寺”，后者称为“北寺”。这两个寺院以各自的学说互相竞争、名僧辈出，论著也很多，一直持续到江户时代（Edo jidai）。

#具舍与唯识，成日本主流

在日本，“唯识学”始终都被认为是与“具舍学”并行的基本佛教教理，也就是佛教的基础学。以前日本的江户时代（Edo jidai，17到19世纪），不论什么宗派，都有很多学僧来到南都奈良（Nara），研究唯识和具舍。有一种说法是“唯识三年，具舍八年”，就是说要研究唯识的体系，就要需要花11年的时间！所以，当时学习唯识学是很有难度的。而唯识学的研究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唯识学”是已经系统化的佛教学说，也是历史上最后发达的、最精密的理论体系。这里所说的具舍和唯识，是指世亲的《阿毘达磨具舍论》和护法等等论师造的《成唯识论》。

“具舍学和唯识学”共同称为“性相学”，就是研究性质与相状的学问。“性相”就是“法性”和“法相”的意思。诸法个别的特色，叫做“法相”；共同的本质，叫做“法性”。具舍把一切法（一切的存在）归为七十五种要素，再把这七十五法，统摄分为色法（物质）、心、心所（心作用）、心不相应行（其他的作用或概念之对象），以及无为法（绝对的存在）这五类，称为“五位七十五法”。同样的，唯识也建立了“五位百法”，也就是世亲所着的《百法明门论》中阐述的内容。藏文《丹珠尔》有收录这部论，是从中文翻译到藏文的，但一些翻译得不是很容易懂，以后有机会，我可能再重新翻译一次，但也不见得我翻译的就会比较好懂，可能还更难懂也不一定，总之有机会的话想试试看。

总之，这就是所谓的法的体系，也可以说是法相分类学，所以叫做“法相宗”。“法相”是相对而来的名称，因为当时中国天台宗的教理重点是“法性”，为了与“法性”对比，所以有了“法相”的名称。唯识其实不只谈法相，也谈法性，所以说是“法性相宗”。在本来的性质上，应该可以把具舍称为“法相宗”，但可能因为法相宗的名称是从大乘相对而来的称呼，所以不将具舍称为法相宗。

虽然具舍和唯识都是“性相学”，但是具舍属于小乘，唯识属于大乘。不同点在于：具舍主张“三世法实有”，而唯识乃站在空性说而说“法的假有”。这部分有关义理的部分之后会再说明。

#因贬抑断灭种性，法相宗被降级

后来日本有很多其他大乘的宗派也出现了，他们是怎么看法相宗的呢基本上他们认为法相宗的见解并不究竟。原因在于：法相宗主张“三乘教”有所区别，并且主张“五性各别，一分不成”（就是认为断灭种性的人不能成佛），这样的主张，被主张“一乘教”的法华，和主张“一切众生皆能成佛”的天台、华严等等宗派，判定法相宗为“权大乘”，意思是法相宗只是权宜的大乘，并不究竟，等于是被降到了下一个等级的地位。

对于法相宗为何会被降级的原因，日本学者高崎直道（Takasaki Jikido）认为：在中国来说，被降级的原因，可能是从华严宗的法藏（贤首大师）对于法相宗的批判开始，而在日本，则是从最澄（Saichō，传教大师）和当时法相宗的德一大师对于“佛性”的争论开始的。

总之，后来日本普遍对于法相宗的看法就是：“唯识法相之学，是基础学，并不是佛教的奥义，也不能说是究竟的。”这种看法可说是日本对于法相宗的评价。

#国际交流，让日本唯识复兴

明治时代（19世纪末），日本输入了近代欧洲对于印度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之后，随着印度佛教的历史和原典研究的进展，日本对于唯识思想的评价也逐渐开始改变。这个改变的出发点，主要在于阐述唯识思想的各种经论的梵文原典的发现，还有校订本的刊行，再加上藏文语意方面的研究，所以就慢慢对法相宗改观了。

例如法国学者西尔万·莱维（Sylvain Levi，山口益［Susumu Yamaguchi］的老师）；他长得有点像爱因斯坦，算是唯识的爱因斯坦吧；还有比利时的路易·德·拉·瓦莱·普桑（Louis de la Vallee Poussin，宇井伯寿［Hakuju Ui］的老师），这两位学者都精通藏、中、英，梵、印等等各种语言，他们在二十世纪初有很多著作及翻译，把传统唯识的基础介绍给了欧洲的世界。以这两位学者为开端，新的唯识学研究，在日本也突然兴盛起来了。

后来，日本的宇井伯寿（Hakuju Ui）和山口益（Susumu Yamaguchi），出版了很多梵文原典的研究，引领出很多跟着一起研究的学者，使唯识的研究盛况空前，这可以说是百年前的事情了。

四，唯识在新罗(Silla)的开展

现在介绍唯识在韩国的发展，大家都很喜欢看韩剧，但应该都不知道韩国佛教，所以我想简单介绍一下唯识在韩国的发扬。

法相宗，也称慈恩宗，就是从窥基——慈恩大师的名字而来。玄奘的另一位弟子圆测（Woncheuk），也有说他是玄奘的法友，当时韩国称为新罗，所以是新罗人。

#引起中韩抢人的圆测大师

圆测（Woncheuk）被认为与窥基一起“二分法相天下”，就是圆测与窥基一人一边二分法相的天下，是一位特别值得注意的大师。

圆测在玄奘大师从印度回到唐朝以前，就在摄论宗和地论宗的研究领域上，名满整个长安京城。玄奘大师回国后，他就亲近玄奘大师，他熟悉汉语诸经，加上精通梵、藏等六国语言，在玄奘大师翻译《般若心经》时，他就能轻易地指出古本误译之处。因此，当时的圆测不仅是位受人尊敬的学僧，在唯识思想方面也是独树一格。

圆测的唯识学说、见解，与玄奘、窥基略有差异。原因在于，玄奘留在印度的17年期间，圆测用心钻研地论和摄论的思想，受到真谛三藏的影响很深，加上对安慧、难陀所传一脉的唯识也深入的了解，相较于玄奘、窥基承继护法、戒贤一脉的学说，圆测则能兼具融合两脉与创新发展，因而使新罗与中国的唯识学派在见解上有所差异。

玄奘圆寂后，圆测承其遗命，继续在西明寺弘传唯识教义，讲学不断，因而名声日隆，不少的新罗留学僧、中国学僧，都来成为他的弟子，因而有“西明大师”的称号。他的《解深密经疏》，也大约在这个时候完成，而他所在的西明寺，则成为当时新罗唯识学派的主要寺院，在新罗建立了学术的地位，渐渐的影响了韩国、日本。

圆测受到武则天的礼遇以及请法，但当时新罗的神文王，也多次派遣使者请他回去，武则天都不答应。最后，圆测曾回去新罗一次，但是不久又返回中国，并且在中国终老一生。

圆测的著作很多，其中《成唯识论疏》好像已经失传了，但他的《解深密经疏》贡献极大，藏文的丹珠尔中有三函。虽然有真谛、令因、玄范、憬兴、元晓都曾为《解深密经》注疏，不过都已不存，古代的汉语注疏就只剩圆测所作的还保存下来，所以这本注疏很重要。另外，这部注疏约于九世纪时期，由法成译为藏文，成为日后宗喀巴着《辨了不了义善说藏论》的引据之一。

关于法成译师，之后讲唯识在藏地的发展时会再说。后天是初一、新年，也是楚布历的大年初一，今天借这个机会，先对网路上的华人说新年好，身体健康、一切如意！祈愿一切内外障碍都消除，一切顺缘都具足。谢谢！

（此文为堪布罗卓丹杰口译初稿，未来将再提供定稿。2022年2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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