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星期前，我收到史提夫的一封长信，但一直没有时间回信，直到今天。越南中部正面临严重的水灾，是六十年来最严重的，上次类似的水灾发生在甲辰年。我刚与三名年轻工作者从灾区救援回来。在发生水灾的地方，我在我剃度出家的祖庭见到了师父。师父刚满八十岁，像这个地区的其他长者一样，他回忆了六十年前那场骇人的水灾。今次水灾导致数千人死亡，数万人失去家园。南方给予了大力支持，无法计算有多少组织参与了救灾。「青年社会服务学院」收集了一车车食物、药物及衣服，并组织一队人员直接把物资送给灾民。这个工作很危险，因为很多受灾地区正遭受严峻战事，地雷或突击会随时夺取人们的性命，但我们的心驱使我们到这些被遗弃的地方。我能感受到史提夫。他厌倦纽约，不想住在那里。如果他能在纽约多留四个月就能毕业，然后可以做其他事情，但我知道他并不想这样。他太厌倦纽约了，连四天也不想停留，何况四个月。我写信告诉他，地球上的所有地方多多少少都一样，是我们的心决定了事情的好与坏。如果我在纽约，史提夫或许会比较容易忍受那里的生活。有一天，他可能会思念纽约——他现在厌倦的地方。就像我在这个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有时候，我想永远离开她，但当我身在其他地方时，又如此思念她。不久前，我读到一篇关于太空漫游的文章。我想象自己在宇宙飞船里沿着地球轨道航行，因为技术上的失误，引擎不能推动宇宙飞船，因而无法返回地球。我没有选择，只能留在轨道上直到食物和氧气耗尽。我与地球的讯息传输受到阻隔，最终将独自死去。无人知道我会何时死去，我的躯体也永远无法返回地球。我思念地球，感到极端孤独，曾经被我视为卑劣、冷酷和心胸狭窄的人们，此时像亲密朋友一般珍贵。我想返回地球，即使需要与他们度过余生。但我并没有回去的方法，想把我的尸骨带回我所爱的星球也不可能。我可以打开太空舱门把自己扔出去，但由于没有地心吸力，我不会掉到地球。地球不再要我，她不会把我「吸」向她，我被远远地遗弃在地球和人类之外。嘉定市持续的直升机呼啸声破坏了郊区原有的宁静。直升机的声音令我头痛，我不明白为什么它们要持续飞行。它们令我呼吸困难，犹如有重物压着我的肺部。一个小时前，我坐在稻草堆旁和一群孩子玩耍，他们带着恐惧望着直升机，不像其他地方的孩子，见到飞机时一脸兴奋。这里没有笑声，这些孩子知道炸弹在农村造成的死亡和破坏。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和感受到农民面临的真正问题。这里的生活很简单，简单的生活令我的心充满了爱。我知道，史提夫生活在人们用大部分时间追逐物质的社会，他并不快乐。我不是要把贫穷浪漫化。我见过生活富裕的人，他们大多面对着孤单、疏离和苦闷，这些问题在这里并不存在。几年前，我看过一部电影，关于一位女士嫁给一位地位崇高的男士。他们住在豪宅，拥有两辆车，银行账户里有很多钱，婚姻没有挫折或波动。在电影开场的一幕，这位女士坐在客厅的椅子上打瞌睡，脸上显现着空虚的疲倦和恐惧的痕迹，口水顺着她的嘴角流下。突然，她大喊，身体摇晃如同在跟什么搏斗。她的丈夫冲进来，抱着她的肩膀。她睁开眼睛，看来有些迷茫，但很快恢复仪态并甜美地笑起来，忧愁和恐惧从她的脸上消失，她快乐地不断讲话，犹如一只小鸟。「亲爱的，你刚到家吗我一定是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真笨，我帮你煮一杯新鲜咖啡。」她的丈夫看着她问：「妳确定没事」她笑着说：「我没事，真的，我很好。」这位丈夫随之告诉妻子，他刚接到通知，有要事需立即赶往旧金山，必须赶最早班机。他说：「妳帮我弄好咖啡后，可不可以帮我收拾行李」屏幕上妻子在煮咖啡，丈夫在衣柜找衣服。电影从开始到结束，一直播着一首音乐。这位妻子走到留声机前，换了另一首带着强劲节奏的音乐，她的丈夫并不喜欢，很快关掉了音乐，然后继续收拾行李。妻子无法忍受安静，又去播放音乐。丈夫有些恼火，再次关掉音乐，妻子又开了?…：他们没有觉知地这样来回了数分钟。她的丈夫前往机场后，这位女士再次独自坐在家中。听了几张唱片后，她厌倦了音乐，因而拿起一本书，但只看了几行字就放下了。她跑去打电话，第一位朋友不在家，第二位朋友正忙着，没有时间和她讲话，她找不到人到她家里喝咖啡聊天。放下电话后，她重重地跌坐在椅子上，持续无聊苦闷的状态直到傍晚。傍晚六点，派送晚报的男孩敲门，她以为是朋友来探望她，脸上有了光彩。男孩递报纸给她时，她邀请男孩进屋，但被拒绝了，因为他还要赶着继续派送报纸。男孩看着她，说：「妳应该去街角的酒吧走走。」这个建议令她感到受辱，她反击：「我才不需要呢。」男孩离开后，她更觉孤单。她想到丈夫，因而拿起电话联络丈夫。她听到丈夫在另一端的声音，她问：「旅程顺利吗」「很好。」他回答。她想不到还有什么可说可问的。电话连接了在不同地点的人，就像她和丈夫在同一间房，却没有话要向对方讲。他们能够想到这是十五年婚姻后他们面对的状态吗这位女士的脑海里一片空白，她想到问天气：「旧金山有下雨吗」他回答：「没有，天气很好，晴朗温暖。我刚结束第一个会议。」他觉察到妻子的声音有些不寻常，他问：「亲爱的，妳没事吧」这是他在一天内第二次问妻子这个问题。她说：「没事，我很好。」后来，她难以忍受寂寥，换了衣服走到街角的酒吧。已过午夜，酒吧无人。她叫了一杯威士忌，环顾四周，看到一对夫妇走进来。妻子到洗手间去，那位丈夫坐到这位女士身旁，点了一杯酒，他们开始交谈。一看这位女士就知道她是寂寞的妇人，这位男士看来是被她吸引了，他们边讲边笑，或许这位男士有妻子陪伴但也同样感到寂寞吧。那位妻子回来时看到他们在交谈，她的表情很明显不喜欢丈夫这样跟另一名女子讲话。酒吧里的气氛变得沉重。那晚，这位女士受恶梦侵扰。在卧室幽暗的灯光下，我们在她的脸上看到忧伤和疏离。她的丈夫午夜时从旧金山回来，走进卧室，看到妻子的样子，疾步走到床边叫醒她。她坐起来，带着一脸迷茫、困惑和惊骇的表情。她的丈夫说：「下午电话中，妳的声音变得不像妳原来的声音，所以我开完会立即赶回来了。妳是做了恶梦吗妳没事吧」这是他第三次问妻子同样的问题，妻子没有立即回应他。她无法再忽略这个问题并简单地回应一句「没事。」她并非没事，但有什么问题昵她身体没有疾病，不缺乏物质；她的房子非常舒适，有一切所需的设备令她更容易做家务；她有电话，如果有贼入屋，还可以报警；她并非虚弱无力，不会怕遇到野兽或年轻的掠夺者而需要男人的保护?，她的房子装修布置精美，财富超出她所需；丈夫有很好的工作，享有社会地位。但似乎一切都不太妥当。她看着丈夫并承认：「我有些不舒服，不太好。」这位女士的问题在现代很普遍，人们越来越孤独。看看宗教或社交活动，教堂及寺院成了男士女士以宗教之名交际聚会的场所。人们参与妇女团体?、慈善组织、学生会甚至反核武组织以逃离内在的空虚。但无论他们去到哪里，他们都继续钻进同样的硬壳。空虚的社交活动只是这个硬壳的延续。史提夫生活在这样的社会，他觉得无法忍受。如果他能与自己的硬壳以外更大的世界连接，即使留在同一个地方，他也不会觉得像被囚禁般难受。也许他把自己与外界的联系管道堵塞了。如果他想到明天会有广阔的世界任他畅游，他将明白当下的生活是必经的阶段。我希望他能够微笑地接受继续留在哥伦比亚四个月的建议，如果他能做到，一切都将在他眼底下转化：阳光更灿烂，天空更明朗，他将看到其他人友善了，更容易相处。我觉得电影里的女士如果能放弃舒适的物质生活一段时间，到一个简单的小区生活，她的心理疾病就能康复。那个地方可以是南美的一个村落，或者是我现在居住的村庄。在那里她需要自己在河边洗衣服。看到村里的人所喝的水不卫生，可能令她畏缩，但如果她能与人们一起生活并聆听他们的需要，她的知识和才能将能够帮助这些农民改善生活。在这段期间，她会遭遇困难和考验，但她的微笑将如晨光般光彩照人。当然，没有遭遇过挫折或挑战将无法解脱。超越苦痛的过程必须历经困难，但人们害怕未知的将来，因而宁愿停留在同样的环境继续受苦。要驱赶内心的黑暗和孤单，最好的「药方」是接触外在世界的焦虑和痛苦，以同理心与人分享心事。孤单来自困住自己的虚拟硬壳。你以为自己是独立、分别存在的个体，佛教称之为「我」。事实上，我们并没有一个独立的我。深入观察，我们能够看到，人并非独立分别的个体。关于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的文学作品并不是现代才有。人们很容易感到厌倦和绝望，感到没有意义，无处可逃。即使「无意义」这个概念令人感到毫无意义，即使「虚假」这个概念令人感到虚假，撰写沮丧和绝望文学的作家们犹如在整个黯淡的场景再添一层黑色的油彩。他们宣称有言论自由，但他们的文字增添了任意妄为、不负责任的文化。文学作品中，主张保持沉默是一个极端，鼓吹完全不负责任是另一极端。前者，作者还有坚持，后者就完全没有坚持。自由一定不能等同于不负责任。不负责任的自由必然摧毁自己和其他人。鼓吹不负责任的自由文学只会令情况更绝望，它导致人们变得自我中心、空虚、疏离。渲染绝望的文学作品在我们的伤口撒盐，令它恶化。我们需要能够给予指引和疗愈的文学作品，帮助我们看清身处的环境。了解自己身处的环境是令觉知生起所需的条件，有了觉察，我们能够看清楚面对的困难，从而调整并改变。看清楚了导致疏离的根源，它们就能被疗愈。你可能觉得我提出的建议可笑：把感到疏离、孤寂的人带到偏远贫穷的乡村。但我确实认为，如果我们能为在城里感到寂寞和孤单的人开办农庄，可以令每一位前来的人受惠。这样的村庄不像吴总统的「战略村」，而是像普林斯顿大学或牛津大学，给人反思和自修的地方。人们在繁忙的城市很难得到疗愈。在普林斯顿，我曾听到一名学生说：「普林斯顿大学就像一所寺院。」我们的心态最重要，比我们身处的地方重要得多。当一个人身体健康，病菌很难侵袭其免疫系统。问题并不是要从一个地方逃到另一个地方，而是培养自己内在的安稳和力量。今天我能写这么长的日记，是因为有很多年轻朋友分担了这里的工作。我在美国也享受到同样的好运气。像史提夫这样的朋友帮了我很多忙。我回想起一九六三年六月及十月的痛苦时期。当时，越南反对吴廷琰总统的运动如火如荼，电话经常响起，令我精神紧张，常常不能入睡，感谢史提夫和其他朋友在那里给予我支持。我们面对过很多威胁和困难，但从来没有动摇。记得在美国佛学院的一个下午，史提夫带来了一盒牛奶和巧克力结束我的闭关静修，他面容沉静。当时我在佛学院的禅堂，坐在日本榻榻米上，史提夫跪坐，慢慢地倒一杯牛奶给我。他与僧人的侍者无异。他说：「吃一点巧克力吧，它会让你迅速恢复体力。」那是下午两点钟，这是我预计完成闭关的时间。从周一早上到周五下午，我一直在修习慈悲观，祈愿自由能超越暴政。在这期间我修习禁食，除了史提夫每天两次给我水喝外，我不吃不喝。我是在卡内基厅举办的记者会上宣布闭关祈愿，史提夫随之四处寻找可以让我闭关而不受打扰的地方。我向联合国秘书长吴丹谈过使用联合国的禅堂，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他是佛教徒，不想外界认为他偏坦佛教，所以不能借出禅堂。我致电联合国的国际教堂中心，获知我可以使用其中一个房间，但需每天支付三百美元，从周一到周五共需支付一千五百美元，我们负担不起这笔费用。后来我致电美国佛学院，但一直没人响应，最后他们同意提供场地。联合国大会已经开始讨论越南的情况。在过去几个月，我说服了几位亚洲的外交官代表，特别是泰国的大使，把越南问题的议题加入联合国大会的议事日程。我接受了多家报纸和电视台采访。在卡内基厅，一个由国际人权组织所举办的记者会上，我说：「越南人民已经经历了太大的苦难，这是人类家庭一起祈愿和行动的时候。记者会后，我将立即进入闭关静修，为我的祖国祈愿。我请所有人类家庭的成员，所有感受到越南苦难的人们，参与祈愿苦难止息。」报纸报导了我争取和平的呼吁。史提夫知道，我到华盛顿、芝加哥和其他城市争取大家支持在越南进行的和平运动后，几乎精疲力尽。我也协助越南海外协会(Association of Overseas Vietnamese)在白宫前举行的游行。有年轻的越南父母抱着婴儿参加了这次游行，很多美国人也参加了，电视台现场报导，场面令人感动。不幸的是，美国佛学院的禅堂在二楼，我每次去洗手间都需要走很多楼梯，这更加消耗我的体能。在我闭关期间，史提夫不允许记者或摄影师进入禅堂，但当他带着牛奶和巧克力来到时，他告诉我，会有两名电视台记者在我走出禅堂时访问我。我喝每一?口牛奶时都会在咽下前在口里「咀嚼」。我吃了一块巧克力，虽然我对它提升能量的作用保持怀疑。史提夫告诉我闭关期间外面发生的事情，并交给我一些来自越南的信件，其中有几张生日卡。前一天是我的生日，但我完全忘记了。有一张卡是一张照片，照片里是一片槟榔树林，有一半被台风吹倒了。在照片下面，我的兄弟写着：「家乡的雨。」当电视台人员在准备录像设备时，史提夫轻声跟我说：「现在不要讲话，储存能量在访问时用。」还好，这次访谈只有十至十五分钟，不像报纸采访需要一个小时。史提夫随后叫了一辆出租车载我们返回住处。接下来几天，他负责所有一切，不让我动手做事。他是很吓人的厨师，但看到他在厨房忙来忙去，我的心感到温暖。我曾经像母亲照顾儿子一般为他做饭，这时他照顾着我。用一些时间去回忆这些事情很重要，即使是过去的事情，它也是现在和未来。我们需要向前看。那些早期动荡、不可预测的日子已经过去，我们必须响应当下环绕着我们的问题。夜了，今晚我需要返回城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