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一轮明月下的超然？

本篇主题：何处是我们的灵魂归宿？看一看苏轼，想一想老子。

一、我们的肉眼，不看树根？

眼前的各种圈子里，那些表面上的所谓的成功人士，心态上是否真的积极阳光？灵魂里是否真的自信充实？对红尘乱相是否真的洞然明白？自己所谓的自由，是否真的可以随心所欲而不逾矩？是也好，非也好，只能甘苦自知。而在笔者看来，除了人前人后时，暂时的面子上的光鲜，除了酒桌饭局上的吃吃喝喝，太多的人们在回到家后，都是要面对一个人的孤单与茫然。第二天呢，还要继续新一轮的攀缘附会，新一轮的应付差事，新一轮的恶性循环。在不断轮回往复的浮躁、寂寞、空虚中，一些人也会想尽了各种办法去旅行、去乡村、去置身大自然中，去寻找各种各样的心灵出口；然而暂时的忘却之后，回到城市，却依然还是浮躁、寂寞、空虚和无聊；一圈儿一圈儿，周而复始。那么，何处才是我们灵魂的归宿呢？

我们看一棵小树，小树不光有着树叶、树杈和树干，还会有树根。实际上，我们每一个人，亦如是。然而，在这欲海情天的五浊恶世中，人们的肉眼里，只会有功名利禄、只会有网红人气、只会有业绩资产等等表面的枝枝叶叶，谁还会在乎那些看不见摸不着的地下“根系”呢？更不会意识到：你能否经历风雨、能否突出重围、能否逆风飞扬的第一要素：其实就取决于你是否拥有一个健全的，庞大的根系。

而树根，我们是看不到的！

二、老子的超然？

摘录一：《道德经》

“重”为“轻”根，“静”为“躁”君；是以君子终日行不离辎重，虽有荣观，燕处超然。奈何万乘之主，而以身轻天下；轻则失根，躁则失君。

笔者注：

1、若一物，其不同的部位，则有轻有重，而“重”的部分，才是“轻”的落地根基；如果不知其“物理重心”，则必定前行时头重脚轻，根基不稳。

2、若一人，则有“静”有“躁”；而“静”，才是“躁”的生命重心。而此时的我们，如果还有着日常性的浮躁冲动，就会容易因小失大。人生的大方向呢，就非常容易地就南辕北辙，跌跌撞撞而徒劳而无功。在日复一日的周而复始中，每一个人都自我感觉良好，都信誓旦旦地自以为是；然而，却看不到自己的树根。茫茫然间，其实早早就丢掉了自己人生最要命的东西。

3、对一个国家呢，则古往今来的当权者们，大多都会“唯我独尊”，都是“万岁长寿”第一。殊不知：本末倒置时，却迷失了整个国家的灵魂重心。也因此，在战略决策和施政方针上，就不知孰轻孰重、孰缓孰急，就会宽严皆误而顾此失彼。从而在一切轻飘飘的“唯我独尊”中，却轻视天下苍生。

所以，君子每天的一言一行，都不会让自己远离最重要的“生命的重心”；在每一个人的、形形色色的人际圈子里，总会有许许多多表面的奢华富贵，勾引着你的物欲和色欲；总会有三教九流的人，给你以眼花缭乱的利益诱惑；总会有自己的家人、朋友、闺蜜，以关爱的方式，在牵扯着你的人生定力。但若是一位智慧君子，就总能够保持足够的清醒和淡定，这便是《道德经》中的“静根”，在佛家即是静虑禅定。总会清晰明白自己的生命重心，到底是什么，这便是《道德经》中的“重根”，在佛家即是“般若智慧”。所以这样的人，天生就知道自己的人生大方向，在哪里；总能清醒明白，自己这辈子，最想要的是什么；总能够在自己灵魂重心的杠杆支点上，于如如不动中，泰然自若、轻松驾驭，几年、几十年后，必功不唐捐。此谓：“虽有荣观，燕处超然。”

二、苏轼的超然？

苏子超然台，山东诸城。（图片来自网络）

1、筑超然台？

公元1074年，也就是苏轼38岁这一年，出任密州太守，也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诸城市。而上任之初，苏轼就遭遇了干旱、蝗灾和匪盗这三件大事。时苏轼的结发妻子王弗已去世整整十年，于是苏轼在一次梦醒之后，便有了著名的《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而政治上，苏轼因与王安石变法的“熙宁党人”政见不合，实际上是依然处于被动外贬的状态。而当时的密州，临近大宋的北部边疆，在军事上也是万分紧张，也因此才有了著名的《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第二年，苏轼在政事稍有余暇后，其“乐天派”的文人本性就又显露了出来。当时的密州西北城墙上有一段“废台”，苏轼则“增葺”而成之；“日与其僚，览其山川而乐之”。其弟苏辙呢，则依据《道德经》“虽有荣观、燕处超然”之意趣，命之曰“超然台”，并作《超然台赋》和之。而苏轼呢，不久亦更有《超然台记》回应。这兄弟俩的一唱一和，堪为千古兄弟的君子楷模。而苏轼的千古绝唱，《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也即是在此台上一气呵成的。之后，在与章惇、司马光、欧阳修、文与可等人的书简往来中，均不乏大量的“超然台诗作”此起彼伏。可以说，在苏轼一生的文学作品中，密州超然台是其文采卓然的第一个里程碑。

1076年的寒食节后，正是春雨如丝的一天，苏轼与朋友一同登上超然台，带着对西北边疆的担忧，对家乡、对母亲、对亡妻的思念，于是就有了著名的《望江南-诗酒趁年华》。

摘录二：《望江南 — 超然台作》

         春未老，风细柳斜斜；

         试上超然台上看，

         半壕春水一城花，

         风雨暗千家。

         寒食后，酒醒却咨嗟；

         休对故人思故国，

         且将新火试新茶，

         诗酒趁年华。

2、当时的政治心境？

约1075年，苏轼有一首奉和赵成伯的诗，而赵成伯呢，即是此时苏轼任内的密州通判。关于此诗的所作时间，比较有争议；但是，我们却依然可以大致看出苏轼在密州时所处的政治环境，是时时刻刻如芒刺在背的。而恰恰是此诗，也对后来的“乌台诗案”，有着直接的联系。试想：若神宗看到了《水调歌头 — 明月几时有》，应是赞叹有加，大有爱才如命之叹；而若看到了下面这首，换成任何一个普通人当皇帝，内心也是非常不舒服的。

乐事难并真实语，

坐排用意多乖误；

兴来取次或成欢，

瓦钩却胜黄金柱。

我生祸患久不择，

肯为一时风雨阻；

天公变化岂有常，

明月行看照归路。

3、当时的佛家悟境？

在苏轼的一生当中，各种各样的“君子之交”大概有一千多位。而文与可，既是苏轼的表兄，也是令苏轼最佩服的知己之一。与可最擅长画竹，浓墨为阳、淡墨为阴，并自号“墨竹一派”。任洋州知州时，曾有《筼筜谷偃竹》寄给苏轼。而苏轼呢，给与可的诗竟然一口气写了三十多首，即著名的《洋州园三十咏》。因此无论是亲情，抑或是画意，抑或是知己，抑或是道心，文与可都应是苏轼一生当中在诗画、经事、道业上，最惺惺相惜的一位。元丰二年（1079）正月，文与可病逝。按《筼筜谷偃竹记》中苏轼自己的回忆：

是岁七月七日，予在湖州曝书画，见此竹，废卷而哭失声。昔曹孟德祭桥公文，有“车过““腹痛“之语。而予亦载与可畴昔戏笑之言者，以见与可于予亲厚无间如此也。

可以想见：与可正月病逝时，苏轼遥祭就已经是大哭。而同年七月份，在院子里晒画时，见到了与可的画稿。睹物思人，想到与可往昔的戏谑之言，却不料真的成了生死之约。不觉悲从中来，又是痛哭，哭到了腹痛不止。而通过《洋州园三十咏》的一首悟道禅诗，我们就可以一窥这位大文豪，在四十多岁的年纪，对佛法的悟境。

此间真趣岂容谈，

二乐并君已是三；

仁智更烦诃妄见，

坐令鲁叟作瞿昙。

按：来诗云“二见”因妄生。

笔者注：

这首诗中，可以清晰地流露出苏轼对佛法感悟的几个意趣。第一、诸佛妙理，非关文字；佛法真义，如何说得出呢？第二、文与可与苏轼，或均已经开始深入了《楞伽经》的“不二”之义，乐、不乐、加之与可，三者均乐也。第三、诗中是第一次清晰地反映出苏轼个人对儒家和佛家的观点，意即：儒家的“仁”和“智”，在佛法大乘甚深意趣之中，都可以被呵责为“妄见”。而且，进一步的开玩笑说：坐令鲁叟作瞿昙。言外之意，儒家的很多智慧精华，实际上也是佛法，不如也让孔子皈依我佛算了。

可以想见，对当时的苏轼而言，在以将儒家道统奉为圭臬的朝廷政治中心，这样对孔子“大不敬”的话，简直就是“大逆不道”。而事实上，无论是孔子、老子还是佛陀，其言教中的“真理智慧”，却恰恰就是老子所说的“根”和“君”，所说的万物之根本。意即，我们人类灵魂的“重心”。

4、超然自在的不倒翁？

摘录三：《超然台记》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笔者注：

在苏轼自己写的《超然台记》中，苏轼也感叹：世间的人们总有趋利避害、趋福避祸的本能。可是，为什么芸芸众生中，不幸的人总是大多数呢？苏轼的答案很简单：世间的人们，太在乎钱财名利这些身外之物了！对同样的一件事物，不同的观察角度，便会有不同的美丑结果。我们大家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观，有的人认为多、有的人认为少，有的人认为对、有的人认为错，有的人认为美、有的人认为丑。而苏轼却说：这些人际圈子里的各种争执诤议，就好比蜗牛角上的“隙中之斗”，哪里有终极的胜负结果呢？长此以往，你一定是烦恼丛生，而且还无止无休。为何不跳出自我的圈子，将凡此种种的“蜗牛之斗”，超然于物外呢？去寻找自己真正的灵魂重心呢？只要不被“物欲”和“名利”驱使，坚守自己的纯净初心，又怎么能乐不起来呢？

苏轼自己回忆，自己从杭州不远千里地来到密州，早已经没有了西湖的山水之秀，更没有了雕梁画栋之美，而是处处蛮荒的“桑麻之野”，处处都是劫掠的“强盗满野”，且“岁比不登”和“狱讼充斥”。自己和家人的饭菜饮食，经常就困顿到了“日食杞菊”的地步。可是呢，只要换个角度去看，就会还是很乐观，凡事都能想得开、放得下。几年过去，也正是因为“日食杞菊”而因祸得福，不仅身体微微发福了，而且以前的白发竟然渐渐稀少，日以反黑。

苏轼5岁开始读书，7岁开始和道士张易简开始读最基本的儒道两家经典。19岁中进士，名列殿试第二，而实际上则是朝野公认的、实至名归的第一状元。一生当中的起起伏伏、谪谪贬贬，九死一生。其最高身份是“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也就是哲宗皇帝的老师。“知制诰”呢，则相当于今天的中央办公厅主任。最惨淡的职务就是在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我们现在一个边远县武装部副部长，而且还不得签署公文。但是，无论是被贬谪到哪里，甚至是遥远的海南岛，苏轼都是走到哪里，生命的乐趣就伴随到哪里。他不仅仅是琴棋书画、诗歌乐府方面的大家，也是一位最有名的“吃货”，“东坡酒”、“东坡饼”、“东坡面”至今还都在令人们津津乐道。

苏轼一生，所经历的北宋皇帝分别是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而今天的人们，对仁宗、英宗、神宗、哲宗这些皇帝的信息几乎是一片空白的，几乎没有人会记得这些皇帝。相反，大家都能记得的，却是苏东坡。只要你愿意去读他，他就会如此鲜活地站在你的面前，生活拮据却自信充沛，一粥一饭却简单快乐，一茶一饮都是诗词歌赋，起起伏伏却能自在超然。与苏轼同时代的欧阳修、王安石、范镇，几乎都是的那个时代叱咤风云的人物；而其晚年，也都不约而同地一心向佛。大书法家王羲之呢，一生的功名荣辱、老庄玄义，也是在晚年尽舍家宅田亩，并将之改为“戒珠寺”；意在“清净戒行，如无价之宝珠”。王阳明于贵州龙场，预感自己将瘗旅他乡，遂自己在石头棺材里参禅入定，却不料死而后生，至死超然。

我们说：在苏轼所有乐天派表相的背后，一定会有一种生命灵魂的重心，令其能够在生命的起起伏伏中，可以燕处超然自在，可以一蓑烟雨任平生。

附：苏轼《超然台记》原文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

夫所为求褔而辞祸者，以褔可喜而祸可悲也。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是谓求祸而辞褔。夫求祸而辞福，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挟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

余自钱塘移守胶西，释舟楫之安，而服车马之劳；去雕墙之美，而蔽采椽之居；背湖山之观，而适桑麻之野。始至之日，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人固疑余之不乐也。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予既乐其风俗之淳，而其吏民亦安予之拙也。于是治其园圃，洁其庭宇，伐安丘、高密之木，以修补破败，为苟全之计。

而园之北，因城以为台者旧矣，稍葺而新之。时相与登览，放意肆志焉。南望马耳、常山，出没隐见，若近若远，庶几有隐君子乎！而其东则庐山，秦人卢敖之所从遁也。西望穆陵，隐然如城郭，师尚父、齐桓公之遗烈，犹有存者。北俯潍水，慨然太息，思淮阴之功，而吊其不终。台高而安，深而明，夏凉而冬温。雨雪之朝，风月之夕，予未尝不在，客未尝不从。撷园蔬，取池鱼，酿秫酒，瀹脱粟而食之，曰：“乐哉游乎”。

方是时，予弟子由，适在济南，闻而赋之，且名其台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