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唐朝留学生制度看唐朝的文化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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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被认为是最开放的一个朝代，皇权政治宽容，外交上宽容，舆论的宽容，政治宽容使得朝臣们议论朝政得失为已任，舆论的宽容使得百姓们都能发表自己观点；外交文化上的宽容兼容使得周边国来朝贺，对外开放上十分活跃，世界各地的人们云集到首都长安，世界各地派使者到唐朝学习，把长安作为文化盛都，唐朝接纳海内外各国民族进行交流学习，形成了开放多元的文化，也造就了一篇独属于唐时的盛世华章。

阎立本的这幅《职贡图》记录了唐时周边各民族和诸边国家的人物形像，描绘了唐太宗时，南洋的婆利、罗刹、与林邑国等前来中国朝贡及进奉各式珍奇物品的景象，反映出唐朝与各民族的融合关系，歌颂了唐朝政权的强盛。

《职贡图》整幅图画一共画有二十七人，就像游行的队伍一样从右向左缓缓行进，在中央和左侧有侍从手持华伞随从行走，显示出伞下使者的身份，显示了使者的尊贵的地位，图中还画了进贡的贡品，有鹦鹉、怪石、象牙等，琳琅满目，充满异国情调，显示出当时大唐包容的多元文化。

       皇权包容的胸怀，使得不同思想流派、地域和种族的文化在唐代得到高度融合。唐朝接纳周边各国交流学习，经济、社会、文化、艺术呈现出多元化、开放性等特点。海陆交通的开辟带来了大量外国使臣、商人和留学生，其中很多在唐都长安学习、居留。大唐是如何录取、管理留学生的呢并让日本、南诏、新罗、渤海国等藩属国学习自身的文化与制度他们对传播中国文化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长安是东西方交通的枢纽。西汉以来，东西方的交通主要是经由陆海两条路。西域诸国从陆路来唐必须经由长安，东亚和南亚诸国经唐朝陆路与西域交通，也必须经由长安，并且往往在长安停留。长安是文化繁荣的都市，也是交通频繁、宾客辐凑的都市。长安的西市是商业区，也是外国商人的集合点。波斯、大食和中亚诸国的商人都在这里做生意。这里有著名的波斯邸或波斯店，即波斯商人开设的店铺。他们被称为商胡或胡客，王绩在《过酒家》中曾写到：“来时长道贳，惭愧酒家胡”，李白也在《少年行》中写道：“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可见这些胡商的酒家在当时很受文人们的喜爱。

长安不仅是唐朝的政治中心，也是全国的文化中心。唐太宗在秦王府开文学馆，广引文学之士，即位后又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弘文殿聚集群书，多至二十余万卷，是全国藏书最富的中心图书馆。    由于朝廷的提倡，每逢节日，朝士词人，游宴吟咏，佳句美篇，不久即传入宫禁，流布远近。长安有左右两教坊，右多善歌，左多任务舞。外域传来新声曲，一经教坊摹演，全城艺人，遂相彷效。音乐歌舞在唐代极为发达，而长安又是乐舞的胜地。来自西域诸国的艺术家在长安非常活跃，也为后世留下了灿烂的精神文化。经唐太宗倡导，国子监添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增收中外生员多至八千余人。外国贵族子弟来中国，多入国学留学。“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如曹国的琵琶演奏家曹保、曹善才父子，米国的歌唱家米嘉荣，石国的胡腾舞也在长安风行一时。这些都大大丰富了唐朝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对唐代甚至是后世的音乐、诗歌或是舞蹈的创新都有影响。米国的歌唱家米嘉荣以其歌唱艺术倾倒长安，并被皇帝提拔为朝庭供奉（首席乐官）。世人称赞他的演唱能“冲断行云直入天”。米嘉荣在长安时，与诗人刘禹锡有厚交，两人常在一起交流艺术，谈论时世，可谓志同道合。米嘉荣系统地了介绍了音乐理论知识，他给刘禹锡唱的许多西域和西凉歌曲，使之很受启发。为此他在诗中称赞米嘉荣道：“唱得凉州意外声，旧人唯数米嘉荣”。

长安城中的鸿胪寺，主要掌朝会仪节等事，也是唐朝时接待各国使节和外宾的机构，接待着来自西亚、中亚、印度诸国和朝鲜、日本等几十个国家的使节，促进了唐朝对当时世界情势的了解。王忠嗣的《西域图》，贾耽的《海内华夷图》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等唐代著名的地理著作，就是通过对这些使节调查采访、“询索风俗”而写出来的。留学生在校期间，可以与大唐的同学和老师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研讨和公开交往，非常自由，不受任何限制，留学生们可以购买大唐的书籍、字画、文物、瓷器、乐器、文房四宝等物品，这些物品可以带回本国，没有限制。

                外国留学生的“录取”与“奖学金”

       长安国子监里有许多国家派来深造的留学生，在寺庙里有众多来中国求法的学问僧，可谓“万方辐辏，盛况空前”。长安国子学和太学规模宏大，最多时有八千多学生，除了中国内地及来自吐蕃、高昌、渤海等中国边疆地区的青年外，还有高丽、百济、新罗和日本的留学生。他们学习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文化，并把所学的东西带回本国，促进本国经济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的文化。在这些留学生和学问僧中，以东亚邻国的新罗人和日本人最多。自公元640年将王族子弟派往长安求学后，新罗学生来唐者日众，人数竟为外国学生之冠。而据一些中日史学家考证，日本正式派出遣唐使就有19次，其中有大量留学生和学问僧，规模罕见。

           大唐皇都长安中的留学生(图)

新罗于上元二年（675年）统一了朝鲜半岛，唐朝的外国留学生，以新罗最多。不少新罗学生还参加唐朝进士科考试，从长庆元年（821年）至唐末，中举的新罗学生有58人。中举后，有的留在长安做官。

日本留学生随遣唐使前往长安，一路上或乘官船，或走驿站，所有费用均由唐政府提供。到达长安后，首先住进京郊的长乐驿，然后有政府官员率马相迎，并以酒脯慰劳；其次在相关官员的引领下，下榻于专门接待外国使节的四方馆，由特设的监使照料其衣食住行等；最后是使节贡献方物，等候皇帝召见。日本使节在觐见皇帝时，就会趁机提出安排留学等事宜，一般情况下，皇帝都会“所请并允”。

外国学生大都被安排进国子监学习。国子监下分六馆，即国子、太学、四门、律、书、算馆，多数留学生在前三馆学习经史，少数人在后三馆研习法律、书画和算术等专门技艺。因这些学馆均为官办，所以学生一经入学，衣食住行等所有费用均由唐朝政府提供，只是中国学生的费用由国子监直接供给，日本和其它外国学生的费用则由掌管蕃国事务的鸿胪寺供给而已。

唐朝政府对外国留学生虽持积极接受的态度，但由于官学名额有限，个别留学生汉语水平太低等原因，也曾出现过“拒收”现象。如日本的橘逸势就因为不精通汉语而无法进入太学，遂在长安历访名家求学而成。随第十八次遣唐使来华的留学生中也只有留学僧园载获准到天台山求法，而伴须贺雄、长岑高名等人均被退回去。

      留学生的课程与管理

留学生在唐学习期间，必须遵守唐朝的风俗习惯和学业规定等。首先，他们在初次拜会老师时，要象征性地献上数量有限的见面礼。其次，日本留学生所用教材和学习时间与中国学生相同，即《孝经》、《论语》共限一年，《尚书》、《春秋公羊》、《谷梁》各一年半，《周易》、《毛诗》、《周礼》、《仪礼》各两年，《礼记》、《左氏春秋》各三年。

       再次，按照学制规定，留学生必须参加旬试、岁试、业成试三种考试。旬试，即每旬参加一次考试，试毕放假一天；岁试，指每年七月对全年所学课程进行一次大考，大考前的五月份和之后的九月份分别放假一月；业成试，指对规定所学的全部课程通考一次，成绩及格者，即可毕业。但在九年结业之时仍未修完规定课程，或连续三年考核均为下等，或犯有游荡、赌博、吵架、凌辱师长等过失的，以及在一年内超假一百天以上者，就会被勒令退学。此外，还专门为外国学生准备了博取功名的“宾试科”，日本留学生阿倍仲麻吕（汉名晁衡）曾考中进士。

此外佛教的传布，对文化交流影响不小。留学僧侣在唐朝留学超过九年者就被编入中国僧籍，所受待遇也完全同于中国僧侣。日本僧侣到唐留学之初，大都被安置到皇家西明寺、礼泉寺、慈恩寺、龙兴寺及镇国寺等寺院学习，并给予各种优厚的待遇。唐朝政府对于留学僧侣“每年赐绢25匹，四季给时服”，并不时地给予破例的赏赐。留学僧侣游历各地寺院时，官方提前发给身份证明文件，借此可以到各州县的寺院请求食宿，或向民家化缘。各地寺院非常热情地接待这些留学僧侣，解答各种疑难问题，认真传授佛法，使得唐代流行的佛教各宗相继传入日本和新罗。

                           留学生归国与在华为官

唐朝政府还奖励和重用学有所成的留学生，给予其很高的荣誉和充分的信任。大食人李彦升随经商船队来唐。李彦升的才华深得汴州刺使、宣武军节度使卢钧的赏识。唐宣宗大中元年（公元847年），卢钧为了不埋没李彦升的才智，特意向唐宣宗荐贤，去到长安后，按步骤进行科考，李彦升不负众望，一举得第，颖川人陈黯（字希孺，唐时颖川人）特意撰写成“华心说”一文，以此来对李彦升“形夷而心华”表示肯定。如日本玄昉入唐后，苦学法相宗，深得其奥妙，被唐玄宗赐紫衣，享受三品待遇。空海在青龙寺学习真言密宗，品行端正、学业精进，被施以灌顶之礼，赐法号“遍照金刚”，并被指定为密宗的第八代祖师，唐顺宗还御赐其菩提念珠一串。“名成太学”的阿倍仲麻吕得吏部奖掖，授校书郎，深得玄宗、肃宗的信任，多次升迁，历任左散骑常侍兼安南都护、安南节度使，官至从三品秘书监，被誉为“中国秘书史上日籍秘书第一人”，770年在长安逝世后，被追赠为从二品潞州大都督。晁衡在长安时与王维、李白等交往甚密，王维曾写《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国》，李白也在《哭晁卿衡》中写道：“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井成真年仅36岁而终，被唐朝追封为从五品的“尚衣奉御”，可见也深得唐政府的信任和重用。

                                                       晁衡

唐朝政府一般都会同意留学生（僧）归国要求，并提供各种方便。留学生回国时，唐政府有时还赠送大批佛教经典和书籍。按唐律规定：“诸蕃使人所取得汉妇女为妾者，并不得将还蕃”，但日本留学生大春日净足留唐期间与唐女子李自然结婚，却同回日本，被日皇授予从五品下的官位，这反映出是唐朝政府对外的格外的法外宽容。

唐朝政府对随同遣唐使回国的日本留学生，还照例给用于祈祷的牲畜及归程路费。留学生在校期间，可以与大唐的同学和老师进行广泛、深入的学术研讨和公开交往，非常自由，不受任何限制，他们还能到唐朝各地游览参观。对于那些逾期不归的留学生，或量才录用，授以官职，给俸禄而为唐臣；或编入中国僧籍，享受中国僧侣待遇；或仍由鸿胪寺和所在寺院继续供给，直到下次遣唐使前来带其回国，或者搭乘商船、新罗船回国为止。

        留学生帮助本国创立文字

新罗、日本的一部分留学生在长安学习唐文化的同时，也精心研究汉字，他们回国后在汉字的基础上创制了本国文字，对他们国家的文化教育事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朝鲜原来没有文字，7世纪中叶，新罗学者薛聪创造“吏读法”，用汉字做音符来标主仪朝鲜语的助词，帮助阅读汉文，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发展。大和二年（828年）新罗使者带回茶种，朝鲜开始种茶。唐末五代，雕版印刷术传入新罗。唐玄宗认为“新罗号为天子之国，颇知书记，有类中华”。新罗人崔致远，在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年）乘船西渡入唐，初在都城长安就读，唐僖宗乾符元年（874年）进士及第，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以“国信使”身份东归新罗。他擅长文辞和诗歌，被朝鲜历代公认为汉文文学奠基人，为中朝两国的文化交流作出了突出贡献，著有《桂苑笔耕集》。可见，在唐朝影响下，新罗文化相当发达。

日本原来只有口头语言，而无书面文字，后来的日本文字是借汉字形成的。从5世纪开始，日本逐步运用汉字的音和义来记录日本的语言。日本奈良时代（710～794年）后期，曾在长安留学、学过书法的吉备真备借汉字楷书的偏旁部首创制了“片假名”，另有一位留学长安、于汉字书法上有一定造诣的学问僧空海，借汉字草书创制了“平假名”，并把它编成七音歌，被广泛传颂。空海还编成了《篆隶万象名义》，为日本古代第一部汉语字典。9世纪后期，天台宗名僧安然最后排定了五十音图，即日语字母表。从此，日本语言文字便迅速发展定型。与汉字相联系，中国的书法艺术也传到了日本。直到现在，书法艺术依然风行日本，成为中日友好交往的纽带之一。

     留学生传播儒家思想和政治制度

新罗贵族子弟大批来到长安，进入国子监学习儒家经典。新罗还专门派遣王族子弟入唐进朝宿卫，这实际上也是进入国子学或太学学习中国儒学思想的最佳机会。这些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回国后，或在新罗王廷中充任高职，或传授弟子著书立说，为中国儒学的进一步传播及新罗文化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在入唐留学的高潮促进下，新罗国学在课程设置、教材选择、考试等方面也完全取法于唐朝长安的中央官学。公元682年，新罗在礼部下设置国学，专门讲授中国儒学。

贞观十三年（639年）至天宝八载（749年），新罗相继设立了医学、天文、漏刻博士，以研究唐朝医学、天文、历法。8世纪中叶，新罗仿唐改革了行政组织，中央设执事省，相当于唐之中书省，地方设州、郡、县、乡，与唐相似。上元二年（675年）新罗开始采用唐朝历法。贞元四年（788年）也采取科举制选拔官吏，以《左传》、《礼记》、《孝经》为主考科目，仿唐设“读书出身科”。新罗还在学校设立孔庙，举行祭祀，以至于学礼中的束修礼、释奠礼及乡饮酒礼都模仿唐朝。

大量日本留学生学成归国后，积极推动国家的改革。645年，日本进行的“大化革新”从整个政变过程到政变后的律令，都是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留学生还带回来大量的儒学典籍，并亲自担任经史的讲席，传授弟子。公元768年，日本留学生膳大丘还向日本朝廷献议，仿唐尊孔崇儒之制，奉孔子为文宣王。日本称德天皇准奏，敕尊孔子为文宣王。从此尊孔之风更盛。

日本遣唐使中有好多留学生甚至学问僧前来长安专门攻读律学，学习唐朝的施政及包括律令在内的一切典章制度，并把他们介绍到了日本。日本“大化革新”后，于646年模仿唐制设立刑部省，并在其下设立赃赎司和囚狱司，并开始制刑律，内容与唐朝律令相同或相似的就达420条。

         留学僧与佛教东传

佛教自西汉末东汉初传入我国后，逐渐与儒家文化和道家文化融为一体，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血脉之中，形成中国式佛教。唐朝时，佛教更为兴隆，佛教宗派大兴，天台宗、华严宗、净土宗、禅宗等都有自己系统的理论著作和传教方式。除此之外，大量的印度佛经也在这一时期输入中国并译成汉文。新罗、日本不断派遣僧侣，学问僧赴唐求法取经，他们当中大部分进入长安著名的寺院，师从高僧研究佛学，使中国的佛教也被新罗、日本社会所信奉。

新罗派遣的高僧达64人。其中，圆测于公元628年入唐后，在长安拜法常、僧辩学习佛教经论，后来又拜玄奘学习唯识论，他最后学有所成，自成体系，形成自己独具特色的唯识学。圆测拒绝回国弘法，最后圆寂于唐，但他的佛学著作，他独特的唯识学，却传回新罗，对故国的佛教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义湘研习《华严经》，开创了新罗佛教华严宗的新局面，形成一大学派。733年惠超在长安荐福寺与金刚智共同研究密教，并与金刚智合译过佛教经典。惠超终老于唐，他的著述也对新罗佛教密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日本的学问僧入唐后，大部分进入长安著名的寺院，寻师求法、参加寺院的各种佛事活动、抄写和购买佛教经卷。他们的重要贡献是把唐代盛行的主要佛教宗派移植到日本，日本奈良时期来长安求法的学问僧有道昭、智通。他们二人都曾在长安拜玄奘为师学法相宗，回国后创立日本法相宗。平安时代入唐学习的著名僧人有“入唐八大僧”：最澄、空海、圆行、常晓、圆仁、圆珍、惠运、宗睿，据史料明确记载，他们中有六位在长安学过佛法，回国后又大力弘法，取得很高的成就。

其中影响颇大的是空海法师。空海于公元804年赴唐，在长安青龙寺从惠果和尚学习密教，回国后开创日本密教——真言教，并与最澄和尚一起积极主张宗教改革，提倡僧侣教育。八大僧入唐求法还带回经书1700余部、3600多卷，还有大量的佛像、佛画、佛具、佛舍利，这对平安时代佛教的发展及日本的文化教育发挥了重要作用。

唐文化圈的形成，不仅促进了朝鲜半岛和日本社会的繁荣昌盛，也增加了中国对东亚邻国的文化认同感，促进了唐朝对外认识的提高，对以后东亚各国之间的文化与教育的交流奠定了基础。

正是唐朝政治上开放、多元、包容，才使其成为盛世，而文化高度自信，吸引四面八方外国人对唐趋之若骛。唐朝经济的繁荣，国力的增强，是民族关系发展的物质基础。而国家统一、政治清明、社会安定，也为民族关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条件。唐朝政府实行的民族政策的正确、开明，再加上，其策略灵活，更是有利于改善民族之间关系，使得不同民族之间能够和睦相处。在整个李唐的发展过程里面，周边是出现了很多的强敌，吐蕃、突厥、契丹，事实上从唐太宗这个时候开始，然而唐朝是选择了用和亲来争取和平，但这些国家却和唐的外交关系时好时坏、战争不断，按道理讲唐朝应该防备这些外国敌对势力不断的渗透、掠夺破坏、诱惑，但唐朝从来都不会关上国门或者鄙视任何人种，因为唐朝有自信有担当，不惧过往将来，更不怕敌对势力巅覆国家政权。

盛世唐朝最终灭亡的原因，既不是国外敌对势力亡我之心不死的巅覆，也不是皇家坚持纯正万年长的正朔血统，而是亡于内乱。

朝代更迭、兴亡，内因决定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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