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30.赈灾款处理不当，印光大师如何调和？

[白话:]东西两村的保长，家乡父老，以及诸位伯叔兄弟等钧鉴：

印光大师小时候颇为不自量力，想要成为理学人士，于是深深服下程朱韩欧等理学家之毒。幸亏宿有善因，导致疾病连年，虽然不是卧床不起，然而对于学习有大障碍。后来忽然自己知道了之前的言行非法，于是在1881年出家为僧，希望消除恶业，报历代祖宗父母之恩。

1886年，从长安出发前往北京红螺山。

1893年前往南海普陀山法雨寺，主人因为印光喜欢安静，不贪世间缘分，于是让我住闲寮，除了早晚二时上殿做功课之外，完全没有一件事，可以随意看经念佛。山上有人知道可以求印光大师代写笔墨差事，印光大师代写之后也不用自己的名，用对方的名，或者用捏造的名，所以二十年来很是安乐，一年到头都没有人来相会，也没有书信投寄。

 1917年，三原的王幼农把一封信印了几千份，北京的徐蔚如把三封信印了几千份，于是逐渐进入苦境。

1918年，蔚如又特地排印《文钞》，从此一人传虚，万人传实，信札往来，每月上百封。又因为不自量，想要利益世人，于是刻排各种经书，长年都没有空闲的时候。

1928年，香港诸位弟子请印光大师前往香港，准备第二年去，于是离开普陀山，暂时借住在上海友人的寺中。

1929年，因为排印《历史感应统纪》，不能去香港，冬天因为过于劳累，稍有疾病，友人立刻阻止我去香港，让我在苏州报国寺闭关休养。

 1930年四月入关，因为听闻我家乡荒旱，于是用1600元，委托华洋义赈会的办事员，归依弟子杨慧懋，亲自送到我村。他回到扶风，稍微报告了大概，不知道具体如何办法，印光大师也不过问具体细节。

今年正月，福云、永贵来苏州，知道我村凋零不堪，让人不胜痛心。印光大师问起三分祠堂，说现在祠堂里面设立了学堂，名叫印光学校，东西村的学生都在这里读书，智杰作为教师。又说，门房新盖了三间，命名为圣量会。圣量是印光大师的法名。村中的贺保长，有几桌人在这里吃酒席，因为这个房子是东西两村人出钱盖的，所以东西两村贺保长，商议公事，都到圣量会。

 印光大师问：为什么东西两村各家出钱，在三分祠堂建筑官房，吃肉喝酒，商议公事，取名为圣量会呢？他说，1930年赈灾款1600元，散发给东西两村各家各户，抽取十分之一，得到160元，在印光大师家族祠堂前面盖房，作为东西两村的官所。因为这个钱是印光大师赈灾的款，所以用法师的法名来命名。

 印光大师听了之后，不胜叹息说：我村怎么能发生这种规程。我用1600元赈济两村，两村抽取善款的十分之一，在我的祠堂盖房，作为宴客议事用途，说是他们自己盖的，又命名为圣量会。这相当于我用1600元引发东西两村占了祠堂的地，我的罪过大啊。然而我是学佛之人，不肯与他人相争，于是备了两百元，让福云等人带过去，到家之后就通知两村的一切大众，到城隍庙议事，把这个款缴给保长和父老乡亲，作为归还他们盖房的费用，并且立即取消圣量会名目，除了两村的学生读书之外，其余都不许。这个学堂是三分人肯作公益而设立的，不能说这个祠堂在两村学堂的地上。

 这样的处理办法，两村的父老乡亲应当肯准许，那真是太幸运了。如果固执不改，我就请两位很有面子的老先生，特地写信委婉劝说，希望大家俯从印光大师的建议，估计诸位不能不看两位老先生的面子。既然势必如此，似乎适宜以省事为妙，不必惊动这两位，节省他们答复的烦劳。

无论肯不肯，福云、永贵等人，都不许与众人相争，只需以实情写信告诉我。前面所说的方法，是维持世道的方法。如果能够以维持世道的方法来办就很好，否则我就以菩萨宁舍身命来满众生愿的方法来行，那就直接向两村大众顶礼忏悔说：圣量罪过啊，请诸位垂慈恕宥。然后把这件事置之东洋大海，一概不问了。写这些请诸位明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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