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今天——1472年10月31日，心学创始人王阳明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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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72年的深秋

余姚江畔的瑞云楼

一个男婴呱呱坠地

他便是后来的一代大儒——王阳明

他创立的阳明学说五多年来影响深远

为人称颂

 王氏家族是中国历史最为悠久的姓氏之一，源出于姬姓，可以上溯到黄帝、虞舜，相传周灵王之子太子晋被废为平民，时人因其是王族的后代便称为“王家”，这支族人遂以王为氏，后来形成琅琊和太原的两大王姓望族。历史上，在民族大融合时期，王姓又成为四夷民族改姓的重要姓氏，这样的聚合力和感召力其他任何一个姓氏都难以比拟。

 王阳明是山东琅琊王氏之后，这一脉系著名人物如“二十四孝”中“卧冰求鱼”的主人公王祥、竹林七贤之一王戎，王阳明先祖即为一手策划了东晋江左王朝诞生的王导。随后，又出了王羲之、王献之、王徽之这样的在中国文化史上绝无仅有的人物，不仅使王家在政治上无人能敌，而且在文化上更是万世垂范。

 门阀制度衰落后，王姓人以极具远见的家风、门风，很快适应了科举时代的新要求，继续繁衍发展。王阳明的先祖中，有北宋名相王旦等，而王阳明的祖父王天叙是著名的教育家，父亲王华是明代成化十七年（1481）的状元。

 一脉相承的家族风范潜移默化、氤氲衍发，无疑是一个家族成为精神贵族、产生伟大人物的重要基础。王阳明受家庭教育影响，从小立志做天下第一等事，以成圣贤为人生目标。虽然历经艰险、官场起伏，但始终初心不改，每至一地，必广泛求学于儒、佛、道名家之间。在贵州龙场任驿臣时是王阳明人生最艰苦的时期，居于龙冈山洞之中，悟出“心即理”。从此以弘扬心学为己任，心学清明刚健的价值取向一时改变明代中叶阴暗沉重的社会风气。所到之处，书院纷纷复兴，学生云集，并形成了诸多王学流派。黄宗羲这样描写阳明先生：泛滥词章，遍读考亭，出入佛老。在益熟益化后，达到“如赤日当空而万象毕照”的境界。

 了庵桂悟（1425～1514），日本伊势（三重县）岩内人，室町时代临济宗圣一派禅师。受教于安养寺大疑师大愚性智；16岁时在东福寺得度。桂悟游学各寺，除《大慧书》等佛经外，还遍学《庄子》《周易》《诗经》《四书》等，学问渊博，故而公卿、学者归依者众多。明弘治十八年（1505），日本遣明使因内部纠纷在宁波府发生街战，为端正遣明使纲纪，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澄任命品行高尚的了庵桂悟为正使，于正德六年（1511）出使宁波，九月在鄞江登陆。完成使命后，明武宗以其德高望重，招请为中国五山之一——育王山广利寺第一百一世住持。

 了庵桂悟与王阳明的一段友情正是其主持广利寺之时。正德二年至正德五年，王阳明贬至贵州龙场。太监刘谨倒台之后，王阳明离开龙场，升任庐陵县令。此后五、六年间，职务频繁变动，也是他讲学活动相对最为集中的一个阶段。正德八年（1513）春天，41岁的王阳明从南京刑部主事调任为南京太仆少卿，衣锦还乡。期间，率友人、学生入四明山游览，沿途随景点化学生，取道宁波回余姚。阳明与了庵相逢于鄞江岸边，得以深谈。了庵所学儒学为朱子理学，朱子理学自镰仓时代传入日本，影响甚广，被认为传统正脉。然而，与王阳明的交谈，让了庵和尚眼界大开，几乎与朱子理学分庭抗礼的心学理论，“心即理”“知行合一”等命题及其阐述，让他感受到变革时代思想重建所展现出来的力量。两人虽然年龄相距四十有余，却因谈心悟道成为忘年之交。当年五月，听到了庵和尚即将回日本，王阳明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此序没有收入《王文成公全书》，却为师蛮《本朝高僧传》、伊藤威山《邻交征书》、斋藤《拙堂文话》等日本典籍所记载，赠序真迹本藏于山田祠官正阜人家，后辗转流传，今藏于日本三田博物馆。

 这段佳话，被看作是日本与阳明学接触之开始，也可算作日本阳明学派的渊源。但在15、16世纪的日本，学术思想还从属于佛教和神社，没有独立的地位，儒学主要集中于上层统治者，作为教养的工具。到德川幕府时期，僧侣出生的儒学者藤原惺窝（1561—1619），才进一步把儒学与幕府统治结合起来；其弟子林罗山（1583—1657）充任幕府的教学长官，儒学教义逐渐成为统治思想。其后两百年间，朱熹理学占统治地位，以利于维护封建秩序和伦理道德。至到十八世纪末，阳明心学都被斥为异学，加以禁绝。

 然而阳明心学还是源源不断传入日本。最早接受阳明学的是江户时期的武士中江藤树（1608—1648）。中江藤树早年也信奉朱子学，后来受到王阳明的弟子王畿所著《王龙溪语录》以及《阳明全集》等书的影响逐渐转向阳明学。1622年，他在家乡近江开办藤树书院，以极大热情投身平民教育。他破除等级观念，宣扬官民平等的理念，被称为“近江圣人”。中江藤树虽未重复王阳明“心即理”观点，但他与王阳明一样认为“心”是本体，是天地和万物的本源，把“心”的作用提高到至高无上的地位。

 中江藤树之后，熊泽蕃山等学者继续传扬阳明学说。他们反对林罗山等理学家将礼仪法度视为绝对原则，认为礼仪法度是圣人依据“时处位”而制定，均应通过“心”的检验而决定其取舍、是非。这些观点所包含的反体制精神，随着江户时代后期幕藩体制矛盾的日益尖锐化，而影响越来越大。阳明学者大盐中斋，吉田松阴、西乡隆盛等更是直言对现存体制的批判。

 阳明学说“知行合一”的合理因素与敢作敢为、言在必行的日本民族性结合起来，最终引发倒幕运动。明治政府建立后，推行维新变法，日本由此摆脱封建落后状况，走上了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这一代维新人物中，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倒幕魁首西乡隆盛、日本陆军创始人山县有朋、“日本企业之父”涩泽荣一、日本首任首相伊藤博文、三菱财阀创始人岩崎弥太郎等，均深受阳明学说影响。而日本海军大将东乡平八郎刻了一块印章“一生伏首拜阳明”，一直佩戴在身上。梁启超说：“日本维新之治，心学之为用也。”日本学者高濑武次郎在《日本之阳明学》中说：“我邦阳明学之特色，在其有活动的事业家，乃至维新诸豪杰震天动地之伟业，殆无一不由于王学所赐予。”

 阳明学说在王阳明逝世前后已经传入朝鲜，但是朝鲜人认识王阳明却经历一个由反而正的过程。王学否定者的理论在朝鲜的传播要远早于王学本身。最早引入王阳明的是李退溪（1502—1571），朝鲜儒学泰斗，他的作品是《传习录论辩》。其创立的退溪学派以朱熹哲学为宗，排斥佛教与阳明心学。李退溪曾说：“陈白沙、王阳明之学，皆出于象山，而以本心为宗，盖皆禅学也。然白沙犹未纯为禅，而有近于吾学。……至如阳明者，学术颇忒其心，强狠自用。其辩张惶震耀，使人眩惑而丧其所守。贼仁义，乱天下，未必非此人也。”

 李退溪反对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而坚持朱熹的“先知后行”。李退溪希望通过学习去探求人生的真谛，以更好地理解人和事，并通过这些去寻找自己根本的面目，但实际上起到了为封建社会等级制度合理性进行辩护的作用。李退溪的观点代表了朝鲜官学派廷臣对于陆王学的强烈排斥，加之最高统治者的同情，明朝使臣的劝诫，以及实际军事斗争的需要等，阳明学在朝鲜的发展受到阻碍。

 此时，阳明学在中国民间广泛传播，嘉靖年间受到官学排斥，退溪驳斥王阳明学说，其实是移植明朝学术动向，表现其朱学立场。从退溪时代一直延续到朝鲜朝灭亡（1910），阳明学均受到抑制，这与日本完全不同。金忠烈曾作过比较：“有明三百年，思想界中贡献最大、对程朱反抗最烈的阳明学，在邻国日本成为开导明治维新的宝贵精神，唯在朝鲜，则一直受谤而不见天日。此是阳明学之不幸，也是儒教在朝鲜之失败。近人将朝鲜亡国之责，归因于儒教，亦有人认为应归因于程朱学。”

 1593年，《传习录》在朝鲜刊刻，晚于中国初刻《传习录》上卷75年。一部分民间朝鲜学者开始接受阳明学说，如南彦经（1528—1574）、李瑶（生卒年不详）、许筠（1569—1618）、张维（1587—1638）、崔鸣吉（1586—1647）等，但影响力极为有限，相关著述也大都未留存下来；许多关于阳明学说的销毁或丢弃，与学者后人为免受统治者严惩，保全性命有关。郑霞谷（1649—1736）可谓一个例外。霞谷学问有三个时期，40岁之前为朱学转向阳明学时期，41岁至60岁为阳明学时期，61岁至88岁为内王外朱时期。其代表作有《学辩》《存言》，《学辩》是为阳明学的正当性辩护，并批评了朱子学的支离性；而《存言》则是在阳明学的立场上构建了他的心性学体系。为躲避政治上的排挤，霞谷居于家乡江华岛，专心从事阳明学的研究。因其思想被视为异端，故其著作《霞谷集》直到1930年才得以出版。郑霞谷的继承者有迎日郑氏一门、全州李氏一门、平山申氏一门，称为江华学派。但这些传承几乎为封闭的家学形态，最终转化为消极遁世之学问。正因为此，在后人为郑霞谷撰写的神道表里，连阳明或阳明学都没有提及。

 但是阳明学说也并非没有影响，朝鲜民族启蒙思想之前兆的实学派学者渐渐吸收了阳明学说中的实用性因子。当时及后来的实学思潮主要有三大流派，以朴齐家为核心的北学派、以李瀷、丁若镛为代表的星湖学派外，还有就是与江华学派有渊源关系的朴殷植代表的近代实学思潮。朴殷植在四十岁之前还是传统的朱子学者，后受中国维新志士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把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与阳明学相结合，开展了救亡启蒙运动。

 中国的阳明学深入到民间社会，与平民教育相结合，走向世俗化的普世主义；尤其在浙东区域，形成了浙东史学，以及推进中国近代化的草根商帮宁波帮。在日本，阳明学使儒学从教师个人手中的文化知识解放出来，成为武士阶层手中的思想武器，最终是以学问化加功利化，推动文化民族主义的发展。而在朝鲜，一开始就是作为与佛教禅宗相混同的异端思想被引进，在垄断性的主流意识形态的辨斥声中，在民间艰难传布。日本阳明学者最终作为社会思想变革的主导者而活跃于历史舞台；中国阳明学者走向分化，一极走向脱离现实的空疏主义，一极走向参与社会变革的实践主义，而后者在明末与清末发出积极的声音。朝鲜阳明学者基本上成了社会变革的旁观者和辅助力量。近代之后，情形有所变化，三国学者都继承和发扬了阳明学说中的自由精神和平等意识，以及事业心，摒弃了阳明学中“枯禅”元素。

 王阳明的学说能跨越国界，经历各种磨难后被另一种文化体系的人接受并赏识，足以说明心学的可贵与其强大的生命力。这份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对王阳明的肯定，更是中国人的骄傲。

作者：黄文杰（宁波市文化艺术研究院），原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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