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明”诗王阳明遗作《咏良知四首》疑点分析

 我们在观象台也就是阳明书院看到了这首诗，见下图。

咏良知其一（刺猬摄于阳明书院）

 阳明书院的墙上有很多先生的书法，这首诗算是比较大而醒目的，还有另一首咏良知(第三首)也是挂在墙上，当时我们看了一会儿后觉得比较奇怪。后来我们到了王阳明纪念馆，在纪念馆里找到诗的手稿(复制品)，从介绍来看，这四首诗可以称为先生的遗作，因为写成这个手卷三个月后，先生就离世了。这让我们愈发觉得奇怪，于是就仔细研究了一下，翻看了邓艾民先生的《传习录注疏》和《王文成公全书》以及网上的一些资料，包括传习录全译等。

 咏良知诗一共四首，并未收录在传习录中，只是收录在《王文成公全书》的外集第二卷中，属于居越诗，写作这四诗的情况，在先生的年谱中也没有记载，外集二卷则是先生死后成书的。原诗如下：

《咏良知四首示诸生》

 这四首咏良知，基本都说的是一个意思，就是良知非常重要，并且是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的，不需要向外而寻。

王阳明先生墓（刺猬摄）

 作为对比，我们来看一下先生在天泉付法时所说的“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这“四句教”所包涵的内容可以说是先生的全部教法，阐述了先生对心之本体、发端成意和格物致知的完整见地。先生一生所教导的内容基本都包括了。

 “四句教”立于1527年九月，出征广西思恩、田州之前夜，先生在绍兴天泉桥上，与钱德洪、王畿，立善恶四句教法，谓“天泉付法”。之后出征广西，十二月到广西，次年的二月平定了思田之乱，七月破八寨、断藤峡之乱。1528年九月，冯恩奉钦赐至广州，赏思田之功，冯恩借机拜先生为师，并得咏良知四首亲笔书。十月，先生病重，上疏请告，上疏之中称“自去岁入广，炎毒日甚”。十一月，启程返家，二十九日辰时 (公元1529年1月9日8时)许，病逝于江西南安府大庾县青龙铺码头舟上，年五十七岁。

 从上述记载之中可以看到，先生立“四句教”和书咏良知四首的时间仅相差一年时间，并且这一年时间之中戎马倥偬，忙于征战平定叛乱，期间只能说偶有时间阐述“致良知”的教法。在“天泉付法”之时，先生强调：“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可见先生晚年对四句教的重视程度。

 我们再来看仅一年之隔的《咏良知四首示诸生》，按这个手卷中记载：“冯子仁问良知之说，旧尝有四绝，遂书赠之。”也就是说，冯恩(冯子仁)拜师之后向先生请教良知之说，先生给他写了这四首诗，而且说这四首诗是旧作。

 第一个疑点是，仅仅在一年前“天泉付法”时，先生就说“二君已后与学者言，务要依我四句宗旨”，而自己在回答学者之时，就似乎完全忘记了。当然这个可能是每个学生根基不同，先生因人施教。但这四首诗基本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尤其是对于冯恩来说，好歹也是进士出身，四书五经不能倒背也应算是熟读了。以冯恩的资质先生完全可以授予“四句教”啊，而没必要给这四首不明不白又稍显啰嗦的咏良知诗。

 第二个疑点是，这四首诗被称为旧作，那我们推测一下是什么时候作的。首先，如果是出征广西之后作的，恐怕不能称为旧作，毕竟作成时间很短，可能才几个月，最多才一年不到，并且又没有给其他弟子传授，所以应该称为新作才合理，而且先生这期间不应该再作这种“初级读物”了吧。如果是出征广西之前作的，问题是因何而作，又为何作了之后长期绝口不提？我们知道，《传习录·上》和《传习录·中》都是在先生在世的时候就刊印出版的，其中基本是先生的“语录”，并且就在出征广西之前四个月，邹守益和钱德洪又刻“文录”四卷，收录先生的书信，并且这个“文录”先生自己也称作是“专以讲学明道为事”，那么这四首咏良知的诗应该收录在文录或语录之中，但都没有。说明这四首应该不是有学生问而作的，如果是有学生问而做的，应该能收录到，语录和文录里基本就是先生给学生或朋友答疑解惑的记录。那应该是没人问，先生自己作的，也没告诉别人，四首诗的内容单一且比较重复，只是涉及见地，没有涉及“致良知”的修法。如果是先生自己有所感悟而作，那么也应属于早期作品，应该是在龙场悟道前后才合理，而且一口气作了四首相同的诗？龙场悟道大约是在见冯恩的二十年前，二十年间一直绝口不谈这四首诗，直至遇到冯恩才想起来写给他，这种猜测也是有很大不妥的。

 第三个疑点是先生当时的身体情况已经很差了，还有没有体力能写下这么标准、没有一笔错误的书法？《王文成公全书》第十五卷别录七中倒数第二篇是先生在冯恩赏恩之后给皇上的谢恩疏“奖励赏赍谢恩疏”(见下图)，这个疏中记载，先生在冯恩来的时候已经是卧床一个多月了，并且在得到皇上赏赐后甚至晕阙过去，可见当时先生身体状况已经是基本不能自理。而这篇疏之后，先生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来日不多，又写(不知道是不是找人带书或者能不能找到真迹)了一篇乞请回藉养病的疏，没等皇上回话(因为这个疏没有传到皇上那里)，就开始返乡了，确实已经等不及了，可以说当时已属病危期间了。

截图来自《王文成公全书》

 第四个疑点是，这件事情没有被钱洪德的“年谱”收录，按说当时如果是先生写的这四首诗，在场的人除了冯恩和先生以外还应该有其他学生或家人，以当时先生的身体情况，没有人搀扶或帮助准备笔墨纸砚似乎不太合理。如果有其他人在场，那么先生死后，其学生包括钱德洪在整理先生年谱的时候一定可以得知当时情况，既然没有收录先生写这四首诗的过程，说明没有弟子或家人见到，学生们也不能臆造。就算当时先生写这四首诗的时候除了冯恩以外没人在场，那写完之后冯恩也应该给大家展示一番吧，毕竟这是老师对学生的待见。如果说钱德洪知道了这个事情而没有收录，基本不太可能，因为做这个年谱，除了记录老师一生的轨迹，另一个目地就是把老师的学问思想梳理清楚以便后人研读，所以在老师的年谱中会大段转录传习录中原文，以期后人能够理解老师当时说教的语境。而这四首诗若是先生所书，属于遗作，是对良知的最后阐述，一定应该被录入。

 最后一个疑点，我们来看四首咏良知中有一句：“个个人心有仲尼”，直接翻译过来就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孔子。延伸理解一下，这句话的意思和先生龙场悟道时所说的：“圣人之道，吾心自足”类似。但是在用词上有个怪异之处，就是将孔子比成“道”或“心之本体”或“良知”或“至善”，似乎儒家没有这个习惯，儒家基本在说心之本体的时候所用的词是“明德”“至善”“道”“心之体”“心性”“理”“天”“天理” 等词语，而孔子、仲尼特指孔丘这个人。所以用孔子的名字来代替心性良知，似乎在儒家鲜有先例。这也是笔者当时看到这首诗时第一反应比较奇怪的原因。而相反，佛教里，“佛陀”和“佛性”在经典里经常被简称为一个字：佛。比如，说你心中有佛，是指有佛性，并不是有个佛陀。因为佛性和佛陀悉达多都可以简称为一个佛字，这样在佛教里并没有问题，读者自己去分辨佛字在当时语境之中是指佛陀还是佛性。所以这首诗怎么看都觉得是佛教徒按照佛教语境来生搬硬套的。当然，先生的心学确实有很多和佛教相通之处，甚至不少相同之处，在此笔者不想展开讨论，留作以后再述吧。但先生本人是很反对将心学和佛教混同的，详见这篇文章王阳明批判佛教思想札记。所以先生几乎不可能按照佛教的用语生搬硬套来表达。用“仲尼”代指“心性”，说是生搬硬套应该不为过。其实这四首诗里还有很多用词和语境的可疑之处，不赘述了。

 在以上这些疑点之下，我们来反过来思考一下，假如这四首诗不是出自先生之手，那伪造者又是什么动机呢？

 来看看冯恩慰劳先生这件事，据记载，冯恩是1526年（嘉靖五年）登进土，授为“行人”。奉命慰劳总督两广余姚王守仁。就是说冯恩是一个官场新人，才得的进士，而先生当时“立德、立功、立言”已基本完成，名垂千史已无悬念。冯恩借着这个机会拜师实在是有点投机的意味，毕竟带着皇上赏赐的50两银子和四块布来慰劳，先生就算是不想收徒弟也难以开口吧。从冯恩后来的一生来看，他也没有继承先生的学术思想，可以说只有一个空名，因为先生的语录、文录当时都已刻印，如果冯恩要学习是没有任何障碍的，我们是不是可以猜测，冯恩对先生的学问没有什么兴趣。冯恩拜了师之后没三个月先生就离世了，那冯恩从先生那里受到什么教诲呢？我猜测，在后来钱德洪整理先生的全书时，肯定会让先生的学生把自己得到的先生教诲汇集在一起，而冯恩也是先生的弟子，但竟没有得到先生的一点教诲，是不是有点“情何以堪”的感觉？所以其中缘由读者自行脑补吧，毕竟历史的真相有时难以证明。

作者：奔跑的刺猬先生，编辑过程中有所删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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