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520年,明朝正德十五年,那个叫王守仁的男人是如何上山的,已不得而知。正月的庐山应该还很寒冷。只知,他即将“知天命”,而且正处于一个巨大的困局之中。此时,王守仁来江西任职快四年了。

 

 1516年八月,他以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正四品,巡抚南(安)、赣(州)、汀(州)、漳(州)等地,揭开了他一段新的职业生涯。一个监察官员,怎么在江西干出“南赣剿匪”、“平叛宁王”的大事来了?历史其实很隔膜,所以人们也往往是姑且一读。

 

 明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将御史台改为都察院,与刑部、大理寺并称“三司”,负责对官吏监察、弹劾与对皇帝进谏。其监察对象自然也包括刑部、大理寺官员,这使它带有“超级部委”的味道。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正二品),下设左右副都御史(正三品)、左右佥都御史(正四品)。古代以“左”为尊,这个“左”与“右”,有微妙的区别。王守仁担任的这个“左佥都御史”,初设为五品,后改四品,应该略高于“司局级”,往往是派驻地方的监察长官担任。

 

 明朝的监察机构地位崇高,与太祖朱元璋对“澄清吏治”高度重视有关。在制度设计上,在中央六部派出“给事中”,作为派驻各部官员的监察机构。在地方,各省设有按察司掌管监察,配有监察御史“一百十人(正七品)”。但这尚不能消除太祖对地方官的疑虑。1391年他设立“巡抚”制,由都察院派遣重臣到各地巡抚。担任这样派驻职务的人,大多是都察院的都御史、佥都御史。有时又给这些派出的监察大员增加“提督军务”或者负责一省或跨省的几个州县的“巡抚”职责。这监察权、兵权、行政权如何叠加、组合,就看皇帝的需要了。

 

 王守仁这次升职,先是“南赣巡抚”兼提督军务。他的使命是很清楚的,就是负责南赣地区的剿匪和治安。这个任务他干得很漂亮。自1516年八月任职,到1517年年底,就解除了“数十年巨寇”,然后他在南赣推行“乡约”、编制保甲,刷新了地区社会管理,也刷新了他的声誉。

 

但1519年六七月间平定宁王叛乱,则是一件复杂得多的事。人们一般将王守仁这段经历,称为他职业生涯的“宸濠、(张)忠(许)泰之变”。不过,即使是现在阅读有限的史料,我们也难以真正设身处地和感同身受。王守仁面临了怎样一个“现实世界”?与庐山又建立了怎样的精联系?






 “宸濠之变”,就是宁王朱辰濠举兵谋反。藩王夺位,在朱明王朝有成功先例。当年燕王朱棣取代建文帝,成了声名显赫的明成祖。现在,又冒出个揭竿而起的宁王。

 

 据说宁王被俘被押回南昌,看见街道上行伍整肃时,也曾笑道,“此我家事,何劳王大人费心如此!”叛乱成不成,天下还是姓朱的,与你们这些打工仔何干?这是个非常现实的问题。事实上,宁王异动久有时日,只是朝野畏惧,没有人敢过多议论。当时有这么一段有趣的私人记录:

 

 若宁藩反时,余时年二十一, 应试在杭,见诸路羽书,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变,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紧急,或曰江西巡抚被害重情,或曰南昌忽聚军马船只,传言有变,惟阳明传报,明言江西宁王谋反,钦奉密纸,会兵征讨。(郑晓《今言》)

 

 为什么只有王守仁这么做?他的确是很特立独行的。

 

 首先,这并不关他的事。他的职务是南赣巡抚兼提督军务,职责范围是南赣地区,南昌的宁王所作所为,他管不着。

 

 其二,1519年六月十四日宁王叛乱时,他正奔赴在平定福建叛乱的路上,十五日已经至丰城。也就是说,他本来就有重要公务在身。

 

 第三,当时南赣剿匪已结束,他此时手头并无兵符调动大军,只好一面给皇帝写报告,一面敦促各府调派地方乡兵义勇,仓促组建平叛军。

 

 职权之外、手中无兵,而且福建那里也正好有军务,王守仁怎么还要管这个朱家的闲事?一旦朱宸濠像朱棣一样“成了事”,那个后果他就不怕?而这个看似很难做的职场决策,王守仁似乎没有片刻疑虑。弟子们的记载,“(六月)十五日至丰城县界,典史鄞人报濠反状,继而知县顾佖具言之”,“先生遂返舟。”他当日就折返安,一边上疏报告并阻拦皇帝亲征,一边组建平叛军,以他的军事天才,40来天就活捉了宁王。

 

 但是,“宸濠之变”尚未完全落下尘埃,另一个尴尬的局面正在形成,人们称之为“忠泰之变”。虽然王守仁反复上疏劝谏不要南巡,但八月十四日,武宗朱厚照照样自封“威武大将军”镇国公御驾亲征,命太监张永、张忠、许泰、都督刘晖,率官军万余,并安排“给事祝续、御史张纶,随军纪功”。

 

明朝朝政的特点之一,是皇帝以宦官集团制衡文官集团。这个朱厚照也一样不喜欢文官,他任用太监也是到了极至。有人形象地比喻,刘瑾和张永,正邪两个宦官,都是朱厚照内心的真实写照。

 

 朱厚照虽“荒淫”却不“无道”,无论重用谁,他都独掌朝政,说一不二。他留下张忠、许泰,而派遣张永先行南下调查宸濠谋反,就是很用心的安排了。说“尴尬”,主要是这忠泰二人平时与宁王交往密切、收受了不少贿赂,宁王被俘令他们心胆俱裂,担心受牵连;另一方面,又要伺候好老板“平叛建功”。利益攸关下,他们逼迫王守仁献俘,方案是在鄱阳湖让武宗打个大捷,亲自“擒获”朱宸濠。王守仁瞬间成为矛盾的焦点。

 

 而王守仁也很“忧惧”,一方面武宗南巡,恐给江西百姓带来蹂躏。这是他要努力避免的,已经反复上疏了;二是这忠、泰在武宗身边,明里施压,暗里陷害,使他险象环生。他们诬陷王守仁与宁王勾结谋反的“证据”有多条,如守仁弟子陆澄所记述:一是宁王举兵前与守仁有书信往来,其中有“王守仁亦好”等语;二是守仁曾派弟子冀元亨前往会见宁王;三是守仁原本也是为贺宁王生辰而来的等等,条条都够杀头。

 

  “忠泰之变”,王守仁的杀身之祸,可谓就在眼前!这般情形下,事实上也只有王守仁会如此行事:一是他仍然再次疏谏阻止亲征。二是他找到在杭州的太监张永,把宁王交给了他。这个张永也是当年联合杨一清扳倒刘谨的重要力量,与忠、泰等是不同的。王阳明对此人不熟悉,但估计看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他的判断为自己增添了生机。弟子记载:“忠、泰在南都谗先生必反,惟张永持正保全之。

 

 王守仁会见张永的情景,在《明史》里有生动的记载。张永闭门不见,“守仁叱门者径入”,大呼,“我王守仁也,来与公议国家事,何拒我!”“永为气慑。”“守仁因言江西荼毒已极,王师至,乱将不测。永大悟。”他的确谈的是公事,也许也只能谈公事。献俘后,他称病躲进杭州净慈寺,“坚卧不出”,直到十一月,听到武宗已到达扬州,“群奸在侧,人情汹汹”,只好返回江西。

 

 对王守仁是否会谋反,武宗并不糊涂。武宗问张忠等“以何验反?”对曰:“召必不至。”有诏面见,先生即行。“忠等恐语相违,复拒之芜湖半月。”武宗又说,“王守仁一个学道之人,如何能反?”当然,这些细节王守仁哪里能够知道?就这样,王守仁几次赴召而不得见,徒劳地奔波在南昌到扬州或南京的路上,郁闷中只好看山访寺。他带着沉重的心事上了庐山。






 人在困顿的时候,就会反思自己的价值观。这一年二三月间,王守仁一共三上庐山,他在这里经历了波澜起伏的心路历程。

 

 在杭州献俘后,形势一直不明朗。1520年2月1日,王守仁从芜湖百无聊赖,他上九华山之后回江西,首上庐山。访开先寺、读书台;次日游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题识”。这一次,王守仁在庐山留下最重要的文字,是“平濠记功碑”石刻,他已将平叛之功让给了皇帝。

 

 当是时,天子闻亦赫怒,亲统六师临时,遂俘宸濠以归。於赫皇威,神武不杀。(《李璟读书台记功碑》)

 

 他感到被猜疑的委屈,到了庐山,想拜访的僧人并不在家,又觉得无趣。

 

僻性寻常惯受猜,看山又是百忙来。

北风留客非无意,南寺逢僧即未回。

(《游庐山开先寺》)

 

 他表达了浓浓的归隐愿望。在开先寺,他“缘溪踏得支茆地,修竹长松覆石台”,支茆,指隐居的茅屋。在白鹿洞,他说“我来骑白鹿”,要像李渤一样,读书隐居,这是人之常情了吧。

 

 同月,王守仁到九江考察军务,第二次登上庐山,游览了东林、天池、讲经台诸处。钱德洪《年谱》说:“此时先生以车驾未还京,心怀忧惶。”皇帝不回京,事情就不算完,江西仍可能有兵事,自己也可能有不测。在东林寺,他追随慧远和陶渊明,分析自己与他们的异同,感受自己的内心矛盾:

 

远公却援儒,渊明嗜不入社。

我亦爱山仍恋官,同是乾坤避人者。

(《庐山东林寺次韵》)

 

 同时不免猜想自己就是一只寻道问佛的“野狐”,无所皈依

 

远公说法有高台,一朵青莲云外开。

台上久无狮子吼,野狐时复听经来。

(《远公讲经台》)

 

 在月明星稀的夜晚,在天池寺一侧的文殊台,王守仁意外地看到了著名“天池佛灯”奇景:远处一片漆黑的山谷里,突然涌出点点荧光,由少变多,闪闪烁烁、飘忽不定。他那高拔的心性又显露端倪:

 

老夫高卧文珠台, 柱杖夜撞青天开。

撒落星辰满平野,山僧尽道佛灯来。

(《夜卧文殊台》)

 

 三月二十二日,拜见皇帝再次受阻、从南京回来的王守仁,第三次登上庐山,重游开先寺、东林寺。他这次颇为自嘲,在山中仍然找不到认同感,觉得自己是个俗不可耐的家伙:

中丞不解了公事,到处看山复寻寺

尚为妻孥守俸钱,到今未得休官去。

三月开先两度来,寺僧倦客门未开。

山灵似嫌俗士驾,溪风拦路吹人回。

君不见富贵中人如中酒,

折腰解醒须五斗。

未妨适意山水间,浮名于我迹何有!

(《又重游开先寺题壁》)

 

 他在西岩呆坐,观赏落日,直到一轮孤月从江东升起来。他第二次来游东林寺,追问自己,发现富贵、佛道都不是他的初心:

 

莫向人间空白首,富贵如何一杯酒!

种莲栽菊两荒凉,慧远陶潜骨同朽。

乘风我欲还金庭,三洲弱水连沙汀。

他年海上望庐岳,烟际浮萍一点青。

(《次邵二泉韵》)

 

 那个种莲的高僧、那个采菊的高士都早已腐朽了。他的思绪逐渐平复,竟出现了此前常有的洒脱秉性:以后再回想在庐山上的这点事,也会不值得一提

 

 三月旱灾、四月水灾。下山后的王守仁,一头投身到江西地方救灾工作中去了。此时,他已经“暂时”兼任“江西巡抚”。皇帝还在南京,谏疏写得够多了,他就以地方灾异为由给皇帝写报告自我弹劾,以此警醒皇帝体恤民间疾苦,赶紧回京。

 

 六月,他来到赣州。这里是此前他练兵剿匪的驻地,有人担心他不避嫌疑,增加皇帝的猜疑,而此时的王守仁已经走完那一段心路历程。他写了一首题为《啾啾吟》的诗,鲜明地表达了自己的坦然心迹。

 

知者不惑仁不忧,君胡戚戚眉双愁?

信步行来皆坦道,凭天判下非人谋。

用之则行舍即休,此身浩荡浮虚舟。

丈夫落落掀天地,岂顾束缚如穷囚!

千金之珠弹鸟雀,掘土何烦用镯镂?

君不见东家老翁防虎患,

虎夜入室衔其头?

西家儿童不识虎,执竿驱虎如驱牛。

痴人惩噎遂废食,愚者畏溺先自投。

人生达命自洒落,忧谗避毁徒啾啾!

(《啾啾吟》)

 

 七月,王守仁按“大将军钧帖令”要求重写捷报,把功劳再次归于皇帝和他的随从们,“先生乃节略前奏,入诸人名于疏内,再上之。始议北旋。”

 

 闰八月,王守仁积极配合在南京举行献俘仪式。正德帝身着戎装,统帅将士,命将朱宸濠等解开捆绑,让他乱跑,再指挥士兵擂鼓鸣金将其抓获。一场贻祸百姓的兵变、一场游戏皇帝的闹剧、一场王守仁的生死历险,就这样充满喜剧色彩地落下帷幕。

 

 ——这王守仁面对的、所要周旋的,又是怎样一个现实世界?






 1521年五月,庐山迎来了第四次登临的王守仁和他的弟子们。这一次的主题,是又一次堪载史册的“白鹿洞会讲”。

 

 “功成名就”的王先生,带着弟子,以及他“百死千难得来”的“致良知”学说,在白鹿洞书院隆重地接续上了他的心灵导师,比他年长333年的陆九渊先生。1181年的早春二月,陆先生来到白鹿洞书院,以“义利之辩”为题,在此作了一场震撼士人心灵的演讲。

 

 哲学史家认为,王守仁是在此江西任上的经历后,正式揭橥他的“致良知”学说。这是有根据的。这一年十月,王守仁年满五十,正好“知天命”。在暴风骤雨之后,命运的航船驶入一段暂时平稳流畅的大江。

 

 庐山,在这个王守仁似乎总也找不到感觉的地方,却砥砺他完成一次人生升华。





文字:奔跑 煮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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