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言“明”句】解放思想，勇于向权威说“不”

 在中国历史上，王阳明一直是个被否定的人物。他的思想学说曾被嘉靖皇帝斥责为“伪学”“邪说”。后来虽然平反昭雪，从祀孔庙，但依然充满争议。上个世纪50年代以来，又被贬为“主观唯心主义”予以批判。

 其实王阳明的事功和学术都令人刮目相看，他既是一个思想家，也是政治家、军事家。他官至南赣巡抚、两广总督，在平定宁王宸濠叛乱、赣南叛乱、广西叛乱中，战功卓著，无人可与之比肩。当然，他对于后世的影响，毫无疑问是思想家角色，中国近代杰出政治家都推崇他的思想；他所建立的“阳明学”流传日本、朝鲜等国，至今依然熠熠生辉。

 对于阳明学，人们的 点各不相同，我认为王阳明最大的贡献就在于解放思想，譬如下面这两段话：

 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学，天下之公学也，非朱子可得而私也，非孔子可得而私也。

 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而况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而况其出于孔子者乎！

 这两段话皆选自《答罗整庵少宰书》，气魄宏伟而又逻辑严密，极具震撼力与说服力。以我的读史所得，在王阳明的前辈或同辈中，难以看到如此锋芒犀利的言词，如此深刻大胆的思想。其可贵之处在于，敢于向孔子、朱子大声说不。在朱熹思想成为钦定的主流意识形态的时代，敢于发出不同的声音，挣脱无形的网罗，强调无论求道还是求学，都应该出于自己的心得，独立思考，不要以朱子的是非为是非，也不要以孔子的是非为是非。

 此外，他写的《大学古本》与《朱子晚年定论》，都是向朱熹发出质疑，他认为被当作科举考试课本以及标准答案的《四书集注》，是朱熹中年未定之说，有不少谬误；而且朱熹自己也觉今是而昨非。目的是引起人们的反思，不要盲目崇拜朱熹。扩而大之，他对传统经学也给与猛烈批判，他说经学不明于世，非一朝一夕之故，有的崇尚功利、邪说，这是“乱经”；有的专注于训诂、背诵，沉溺于浅闻小见，涂抹天下之耳目，这是“侮经”。所以他强调“学贵得之心”，不要为经典词句所束缚。

 王阳明的弟子王畿、王艮把这种思想推向极致。王畿思想的精彩之处在于，始终坚信“学须自证自悟，不从人脚跟转”，如果不能自证自悟，一味跟随前贤的脚跟转，重复前贤的语录，是没有出息的；如果执着于师门权法，不敢超越，那就没有发展，没有创新，思想岂不成为一潭死水！

 自从宋代把《论语》等四书奉为“经”以来，四书的地位节节攀升，大有凌驾于五经之势。知识人对它顶礼膜拜，只敢亦步亦趋地注释，少有批评。王畿反其道而行之，直率地指出“《论语》有病”，并非“传神手笔”，“只记得孔子皮肤影像”。因此王畿被朝廷斥责为“伪学小人”。《明史》与《四库全书》都对他持否定的评价。从长时段的历史眼光看来，“掀翻天地”“打破牢笼”，恰恰是他的最大贡献。李贽称赞这位前辈：“人天法眼，白玉无瑕，黄金百炼。”

 王门弟子中王艮是最为奇特的一个，出生于卑微的灶丁之家，文化程度不高。所以他主张“以悟释经”，耿定向把其解释为“六经皆注脚”，可谓切中要害。坚持朱熹正统思想的人，对王阳明及王门弟子非议最多的也正是这一点。东林书院的顾宪成是一位正直的学者，主张回归朱子学，非议阳明学。他说：“一则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即孔子大圣一腔苦心，程朱大儒穷年毕力，都付诸东流已耳。”

 站在儒家经学正统立场，“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显然有悖于经学的本义，或者说有离经叛道之嫌。其实，这是一种“原教旨主义”，势必导致抱残守缺、思想僵化。要想打破牢笼，自由思想，“六经注我，我注六经”是必然的选择。经典的生命力在于与时俱进，随着时代的前进，不断赋予新的解释，也就是王阳明所说，应当为我所用，不至于成为束缚思想的文字桎梏。

 放宽历史视野，便不难理解。汉朝经学弊端丛生，经生们沉迷于繁琐的传注，只知墨守家法。不满于这种状况的士人，跳出原有的圈子，用道家思想阐释儒家经典，形成耳目一新的魏晋玄学。何晏、王弼用老庄学说解释《易经》《论语》，嵇康“不涉经学”，只读老庄，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指斥“六经未必是太阳”。这样的魏晋风度，推动了思想解放，谱写了中国文化史上绚烂多彩的一页。

 旅美作家木心在《哥伦比亚的倒影》中赞美道：“滔滔泛泛间，‘魏晋风度’宁是最令人三唱九叹的了；所谓雄汉盛唐，不免臭脏之讥；六朝旧事，但寒烟衰草凝绿而已；韩愈、李白，何足与竹林中人论气节。宋元以还，艺文人士大抵骨头都软了，软之又软，虽具须眉，个个柔弱无骨，是故一部华夏文化史，唯魏晋高士列传至今掷地犹作金石声。”

 晚明的思想解放浪潮，无论深度还是广度，都远远超过了魏晋。距离魏晋一千多年的晚明，出现“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不但不应该讥刺，反倒应该大声为之叫好。

 晚明思想解放的潮流，到了李贽那里，推向了高峰。他把王艮的“六经皆注脚”发展为“六经皆史”。六经原本就是史书，被后人尊奉为“经”，披上了神圣的外衣，李贽主张应该还它的本来面目——“经史一物”。当时的假道学打着周、程、张、朱的幌子，贩卖私货，嘴巴上讲仁义道德，心里面却想升官发财，他极为反感，口诛笔伐，言词之尖刻令人惊骇：“今之讲周、程、张、朱者可诛也！”朝廷因他“敢倡乱道，惑世诬民”，把他逮捕。他在狱中自刎而死，用坚毅的死表达对于当权派的最后抗议。

 明末清初的名士张岱说，李贽“不死于人，死于口；不死于法，死于笔”。李贽的著作万历、天启年间多次被禁，但是始终在民间流传。顾炎武对李贽并无好感，却在《日知录》中如实地说：“士大夫多喜其书，往往收藏。”反映了民间舆论的取向，并不以朝廷的旨意为转移，要喜则喜，要藏则藏，有思想活力的书是禁不了的。

文字整理自澎湃新闻网

原文标题《王阳明与晚明思想解放潮流》（樊树志），发表于《书城》杂志2016年3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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