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纵览】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

 王阳明是继宋代朱熹、陆九渊之后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他在两宋理学的基础上，创立了阳明心学（心学），这不仅对我国的哲学、文学产生了巨大影响，而且催生了一个庞杂的阳明心学派，甚至影响到了我国周边的很多国家，日本就是其中之一。

 日本作为我国的近邻，最早接触阳明心学是在明正德年间。明正德八年（1513），日本五山大老之一了庵桂悟禅师以83岁高龄赴明，历经艰险来到北京。明武宗感其高龄来华，遂命其于宁波育王山广利寺居住。同年，王阳明与门人徐爱等“从上虞入四明……遂自宁波还余姚”时，专程拜访了暂居广利寺的了庵桂悟，与之进行了佛理禅宗方面的探讨，对了庵桂悟的佛学修为深感敬服，并于了庵桂悟东归之时作《送日本正使了庵和尚归国序》相赠。这应该是心学与日本的第一次接触。

 日本阳明心学作为一个学派出现，始于中江藤树（1608—1648）。中江藤树最初专奉朱子学，被后世尊为“近江圣人”。在其37岁时购得《阳明全书》，读之，沈潜反复，大有所得……于是豁然开悟，多年之疑始释矣。之后，中江藤树继承阳明的知行合一说，注重实践，创立了日本阳明心学，日本阳明心学从此走上了新的发展道路。

 中江藤树之后，其弟子熊泽蕃山、渊冈山等人更是把阳明心学的发展推向了高潮，尤其是町人思想家石田梅岩（1685—1744）受中江藤树的影响，发展了王阳明“吾性自足，不假外求”的观点，开创了旨在建构“町人道”的“石门心学”，二宫尊德（1787—1856）汲取阳明心学中“良知”与“德行”所创立的“报德思想”，更是成为日本近现代国民道德养成的伦理基础，而且是近代明治维新运动中匡救时弊的良药。

 从中江藤树之后一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是日本阳明心学发展的低谷期，其间虽有三轮执斋标注出版的《传习录》问世，但一直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佐藤一斋、大盐中斋等人发起第三次阳明心学运动后，阳明心学才再度勃兴。

 明治二十年以后，阳明心学在日本得到了进一步发展。这一时期，各种相关刊物不断涌现，如吉本襄所创办的《阳明心学》大众通俗杂志、东敬治创办的《王学杂志》、以石崎酉之允为中心的“大阪阳明心学会”发行的《阳明》（后改为《阳明主义》）杂志等，成为“阳明心学”运动的主要阵地，并成为明治阳明心学的滥觞。

 中国的阳明心学传入日本后，同日本的社会背景与文化背景相结合，逐渐形成了具有日本特色的阳明心学，并最终演变为与中国阳明心学不同的文化思想。

 王阳明所阐述的“知行合一”中的“行”是与心想结合的一种伦理道德修养践履，而日本阳明心学则把“行”的内容改造为实践性和致用性，进而把这种思想扩展到社会实践和实际政治斗争中，并将重实践的理论变成了一种信仰和精神，如大盐中斋就鼓吹“当其义，则不顾其身祸福生死，果敢行之”的实践精神，提倡建立在实践基础上对社会有意义的行为。

 从重实践与重有用的角度出发，日本阳明心学更注重强调人的作用，因为人是实践的主体，所以，人的作用就成为日本阳明心学中最重要的内容。阳明心学传入日本并逐步发展的时期，日本社会恰恰处于内外交困的状态。幕府实行严格的士、农、工、商的身份等级制度，使广大农民受到了严重剥削，即使是中下级武士阶层也难以避免专制统治的压迫。于是，中下级武士和普通民众强烈要求变革社会阶层，导致日本内政上出现了诸多不稳定因素。

 当时维系日本封建上层建筑的朱子学由于恪守纲常礼仪，把现行的等级制度看作是永恒不变的自然秩序，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与反感，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中下层人民需要找到一种更具有实用性的理论思想来打破旧有思想和制度，进行社会变革。而中国阳明心学中正好就有强调个性解放、主张人人平等的思想，“良知良能，愚夫愚妇与圣人同”无疑成为要求变革者的精神武器。

 从重实践到强调主体价值，进而强调思想对主体的决定作用，那么支配实践主体的就必然是内在的“心”，因此，日本阳明心学自然把“心”作为其哲学的理论基础，构建起一套既完整又有别于中国心学的主要体系。早在阳明心学发展初期，中江藤树就接受了王阳明“心”为万物本体的学说，认为：“心，统体之总号，太极之异名也。合理气，统性情……其大无外，其小无内。”

 佐藤一斋也认为：“吾心即天也。”这样的命题把“心”放在了至高无上的位置，已经与王阳明心学中“心即理”的命题相当接近。正是从这一哲学命题出发，吉田松阴特别注重“正人心”，提出：“苟人心不正，以何抑洪水，以何驱猛兽，以何兼夷狄，以何诛篡轼？”

 日本阳明心学以“心”为其哲学基础，以重“实践”为其外在表现，并以实践主体“人”作为连接内在的“心”与外在的“实践”的媒介，从而建构起了符合日本文化背景与社会现实的思想体系，并对日本幕府统治的变革、明治维新以及社会的方方面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

 阳明心学传到日本后，对日本整个社会的影响之深、范围之广，几乎是前所未有的。可以说，日本阳明心学虽然来自中国，但当它与日本社会背景和文化相结合后，形成了一种并不同于中国阳明心学的思想理论。

 日本人由于地域狭小，资源贫瘠，不得不通过具体的行动来获得生活资源，养成了注重实践的民族性格，因此，他们对阳明心学中“知行合一”的思想做了新的阐述，认为只有通过“行”才能达到“知”，因而更注重行，并把“行”进一步理解为注重实行事功，这种重事功的思想激发了幕末志士变革社会的决心，而阳明心学中简易直截、事上磨练的特点更是鼓舞信奉它的志士们打破朱子官学思想桎梏。

 阳明心学不仅成为覆灭德川幕府统治最重要的催化剂，而且在抗拒西方殖民主义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更成为酝酿明治维新的动力以及造就一代新人的思想指南，同时，也成为重新塑造武士道精神、提升国民修养的重要指导理论。

 比如，在明治政府实行改革，实施全盘西化的政策后，社会上很快出现了拜金主义风潮，传统道德大幅度滑坡，引起了有识之士的警觉，而阳明心学中“致良知”的思想正好用来塑造国民道德素质，于是，他们便高举阳明心学的大旗，希望通过阳明心学的思想培养民众的国民意识。因此，孙中山先生评价阳明心学对日本明治维新作用时说：“日本维新之业，全得阳明学说之功。”

 由于重视实践性，日本与中国“重道”的文化相比更注重“术”，而且直接把重实践、实用的“术”上升为“道”，因此，出现了诸如茶道、花道、医道、书道等手艺与思想相结合的所谓的“道”，还有代表武士精神的剑道、柔道，等等。日本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形成了谨慎、务实的职业精神，在工作和生产中表现出精致、精细的特征，也让日本的产品在世界上受到广泛欢迎，它成为日本人引以为傲的“工匠精神”。

文章来源：王潇然著《阳明心学在日本的传播及影响》

编辑时有所删减，如有侵权请联系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