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纵览】席书与王阳明，知行合一的践行者

 嘉靖三年（1524），“议大礼”之事起，在这起政治事件中，涉及到了遂宁两位著名历史人物的命运：一是在明代中期朝廷中以“直言敢谏、遇事敢为”著称的席书；一是风华绝代的巾帼诗人黄峨。

 席书（1461—1527）字文同，号元山，谥文襄，蓬溪县吉祥镇席家沟人，遂州蓬溪有“三凤”乡，其名便来源于明代“三凤”：席书、席春、席彖三兄弟。席氏三兄弟都以进士为明朝名臣，世称“三凤”。其中尤以席书最为著名。明弘治二年（1489）席书中举人，次年中进士，历任明代工部尚书、左副都御史、礼部尚书、少保兼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学士等职。

 弘治五年（1492），席书任山东郯县知县，郯县地广人稀，旱涝不断，民多困苦。席书任知县三年，开发农田，大兴水利，兴教化，办学校，育人才，成效显著，郯地人民以“前有席（书），后有唐”谚语赞扬他，并为他立祠树碑纪念。

 弘治十六年（1503），云南白天似黑夜达七昼夜，地震、火灾不断，朝廷命侍郎樊莹巡视，樊莹视察后上表请罢黜云南监司以下官员三百余人。席书上疏言：“灾异系朝廷，不系云南。”慷慨陈辞：“今内府供应数倍往年，冗食官数千，投充校尉数万，斋醮寺观无停日，织造频繁，赏赉逾度；皇亲夺民田，宦官增遣不已；大狱据招词不敢辩，刑官亦不敢伸；大臣贤者未起用，小臣言事谪者未复；文武官传升，名器大滥。”指出朝廷不惩治朝纲、革除时弊，只是追究地方责任，实为“舍本而治末”，提出整治朝纲的七条建议，表现了席书的正直不阿与真知灼见，却被昏聩辞自负的弘治帝以官卑言微、无足轻重为由不予采纳。

 武宗继位后，席书任贵州提学副使，即主管贵州教育的最高长官。历来以学问为根本的席书，为振兴贵州的落后文化，整顿全省书院，严选教官，亲自给书院学生讲学，并冒着被当权宦官刘瑾迁怒之险，拜访延请曾因抗疏忤旨、触怒乱政权阉刘瑾的著名教育家、哲学家王阳明到贵州省立文明书院执教。在偏僻落后的黔地，能够得到如王阳明这样的当时全国第一流大师、迄今仍属国际有地位的一代思想家讲学，其意义不言而喻。而席书不避嫌，敢于尊请负罪贤人讲学，确是一般当政者所做不到的。

《中国书院辞典》席书条谓：席书“性嗜静养，学问以周程二子为宗。正德初，提学贵州，悉心文教，与毛科同修书院，课士‘先德行，后文艺’。时王守仁谪龙场，亲致书聘请主贵阳文明书院，‘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之礼事之’。‘亲问朱陆同异之辨’，守仁‘举知行本体，证之五经诸子’，使豁然大悟，从此常‘公余则往见，论学或至夜分，诸生环而听者以数百，自是贵人士始知有心性之学’。”在贵州文化现象与教育设施方面，席书在历史上功不可没，影响至为深远。

 席书“遇事敢为，性颇偏愎”，知人爱才，堪称伯乐，多次向朝廷举荐德才兼备、能“定乱济时”的人才。如王阳明、杨一清因反对宦官乱朝而遭贬黜，席书却冒险力荐二人入阁。后来王、杨二人皆任朝中重臣，成为辅佐江山的栋梁。

 嘉靖三年（1524），“议大礼”之事起，嘉靖帝欲尊生父母为“皇帝”、“皇太后”尊号。席书揣摩帝意，议言以宋英宗入承大统为例，宜称皇帝的父亲为“皇考兴献王”，甚合帝意。席书以其渊博的学识，在朝廷几次重大的议礼（给皇帝尊号、建祀祠庙等）中，旁征博引，力排众议，深得皇帝的器重，史称“书以议礼受帝知，倚为亲臣。初进《大礼集议》，加太子太保，寻以《献帝实录》成，进少保。眷顾隆异，虽诸辅臣莫敢望。”

 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席书去世。王阳明撰《祭元山席尚书文》（席书，字元山，官至礼部尚书）悼念。祭文情真意深，称席书“超然远览，知求绝学于千载之上”。席书著作有《漕船志》、《春秋论》、《大礼集议》、《救荒策文集》、《元山文集》、《广德寺记》等。殁后归葬故乡，择地红江镇文武村。墓经皇帝敕名牛眠佳城，地面配建旌表坊、碑、亭，设翁仲、祭牲、鼎炉、拜台、幢柱、御马，并建有文襄公祠。现仍可见墓莹圆丘形封土。《明史》有《席书传》。

 在《王阳明年谱》中，读到这样一段内容：经过龙场悟道后的王阳明，其学说得到了时任贵州提学副使的席书的认同。在席书等人的努力下，此时仍为发配身份的龙场驿站驿丞王阳明，得到了到贵阳讲学的机会。不仅如此，王阳明到贵阳后，席书还“身率贵阳诸生，以所事师礼事之”。

 无论是当年高中进士的年份，还是如今所处的官位，席书都比王阳明更有资格“卖老”。可这位“长辈”，即使王阳明所讲的并非官方学说，却依然能够虚心向学。这种不以官职评判学术水准高低的境界，绝非普通人能真心做到的。从《明史》中得知，席书为官生涯从“郯城知县”起步，先后任过“工部主事、户部员外郎、河南河南佥事、贵州提学副使、福建左布政使”等多地多种官职。在其病逝后，还被追封太傅，谥号文襄。足可见席书官至高位，显赫至极。《明史》对其死后获得的待遇，有个贴切的评价，“异数也”。

 不仅如此，根据《明史·志·艺文》的记载，时任工部主事的席书，还著有记述明朝漕运制度及相关设施的《漕船志》。就这点而言，席书在身体力行“知行合一”上，并不逊色于该观点的提出者王阳明。而且，由于席书一生几乎没有游离官场之外的经历，故其必须时刻面对那些需“知行合一”的问题。比如《明史》中对席书在世宗“大礼”之争的态度，颇有鄙视之意。

 可其实在投身争论之前，席书曾写信与王阳明请教，只是王阳明并未回答。或许作为思想家的王阳明，有资格不屑评论世宗所期待的“大礼”。可身为朝臣的席书，则需要明确观点，陈述己见。在这方面，席书又比王阳明更为“知行合一”些。

 诚然，指望通过一两件具体实务获得对思想家的评价，既不可行，亦无意义。只是谁都知道，越多介入实务，就越会给旁（后）人提供争论之素材。这既证明了“知行合一”之难，也说明不可能将王阳明与席书用同一尺度来评价。然而以席书的经历至少说明，即使其并未在思想学说史上留下异常光彩的一页，但从其始终“知行合一”的做派，以及虚心向晚辈后生求学的事迹，都可看到其精神境界的崇高与伟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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