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纵览】王阳明与佛教：道不同，终不相为谋

 王阳明曾自谓醉心于佛老三十年，并多次萌生离尘出世的念头，只是心中常存一念孝亲，所以犹豫不决。后来终于顿悟：“此念生于孩提。此念可去，是断灭种性矣。”

 “种性”是佛教唯识学用语，耿宁指出“种性”为“在第八识（最深的心识，‘种子识’）中原初存在的（‘天生的’）向善之秉性（‘种子’）”。王阳明领悟到，人的爱亲之心萌发于孩提时期，是天赋予人的本性。人若舍弃了孝，就等于丧失了人性。佛道所谓得道成仙的高妙境界缺乏人性的根基，绝非他所追求的圣人境界。

 从此，王阳明与佛学分道扬镳，并对佛学展开了激烈的批判。

 王阳明第一是批评佛家看似不“著相”，实则“著相”。“相”指事物在人脑中形成的意识或概念，包括声、色、欲相等。佛家持“万法皆空”的本体观，认为君臣、父子、夫妇等人伦是对人造成负累的“相”，讲究人伦是“著相”。为了不“著相”，他们选择了逃避人伦。所以王阳明说：“佛怕父子累，却逃了父子；怕君臣累，却逃了君臣；怕夫妇累，却逃了夫妇：都是为个君臣、父子、夫妇著了相，便须逃避。如吾儒有个父子，还他以仁；有个君臣，还他以义；有个夫妇，还他以别：何曾著父子、君臣、夫妇的相？”

 王阳明认为，人伦是天命，伦理是天理，逃避人伦就是违背天命、“著”于私欲。佛家的做法正是“著相”。儒家看似“著相”，实则不“著相”。儒家认可父子、君臣、夫妇等人伦，以仁、义、别等伦理来处理人伦关系。顺应伦理就是顺应天理，就是不“著相”。他认为，圣人的良知没有私欲的遮蔽，物来顺应，生出万事万物之理，此为“情顺万物”“生其心”。但万事万物对良知本体没有丝毫“染着”，良知依然皎如明镜，此为“无情”“无所往”。

 王阳明第二是批评佛家“将迎意必”、“自私自利”。佛家追求绝对的“虚”“无”“静”。“虚”“无”“静”是本体的应有之义，但本体不是绝对的“虚”“无”“静”。良知本自“生生”，佛家却追求“不生”。佛家的做法属于“将迎意必”，将外在物附着于本体之上，造成对本体的障碍。所以，王阳明说“欲求宁静，欲念无生，此正是自私自利、将迎意必之病，是以念愈生而愈不宁静。”

 佛家的目的是摆脱负累、脱离苦海，但王阳明却认为这种想法归根结底是自私自利的体现。他曾多次批评佛家的自私自利，如《重修山阴县学记》中的“而禅之学起于自私自利，而未免于自私自利内外之分。”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圆满无缺的至善本体，天地万物均是良知的发用，无须外求。儒学蕴含着万物一体的公共精神，将天地万物视为息息相关的整体，认为“成物”方能真正“成己”。

 王阳明第三是批评佛学不可以治理天下。治理天下须安顿好天下的人伦事物，佛家执着于无善无恶的虚空本体，不 人伦事物，把心理活动视为幻相。作为良知发用的心理活动是实理，而佛家以实理为幻象，这终将流入虚寂之域。对于这一点，《传习录》曾有如此描述：“吾儒养心，未尝离却事物，只顺其天则自然，就是功夫。释氏却要尽绝事物，把心看做幻相，渐入虚寂去了。与世间若无些子交涉，所以不可治天下。”

 王阳明认为，顺理而为是王道的最高准则。唯有顺理而为，方能“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圣人是儒家治理天下理想的主体，是理想人格的化身，是心中纯是天理而没有私欲的人。圣人治理天下顺天理而为，不为私欲所动，自然符合王道最高准则，能够辅助天地使其运转达至完满境界。

 虽然王阳明与禅宗有很深的渊源，但他以儒学作为评判佛学的尺度，二者道不同，终不相为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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