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学之思】王阳明事功：来自道德的修炼而非知识的积累

 王阳明的事功来自于他的学问，正是因为他在学问上的修炼，才在临事之时能够气定神闲，最终成就不朽事业。众所周知，王学自兴起后就对当时社会形成了巨大的影响，王学在近世历史上占有非常独特而又重要的意义。

 根据黄宗羲的看法，在王阳明之前，明朝的学术都不过是对先儒成说的重新熟悉而已，像薛瑄、吕柟等明朝大儒不过是对朱子观点的重新复述而已。即使是明清那些信奉推崇朱子学的大儒，强调的观点也在程朱那里已经讲透了，现在人没有必要在重新发明了，做好躬行实践就好了。所以黄宗羲认为，“故无姚江（王阳明），则古来之学脉绝矣”。

 王阳明点出人人都有良知，只要返身而求，人人都有成圣之路。他还提倡“知行合一”“圣人教人只是一个行”，博学、审问、慎思、明辨都是行，在一定程度上挽救了当时空疏支离的学风。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是宋代以来每位儒者的追求，即凡而圣的道路多种多样，或“立德”，或“立功”，或“立言”。三代以后政教分离，有经世热情和才干的士人往往处于有德无位的窘境，比如在孔子之前的圣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在上云行雨施、经邦治国，而此后的孔、孟、颜、曾则在下传道授业、启迪众生。秦汉以后，文士的命运往往跟带有悲剧意味的屈原、贾谊更加接近，像王阳明这样酣畅淋漓成就一番事功的不多。

 所以即使在理学占主导地位的时期，很多王阳明学派的批评者对这一点也是承认的。相对于之前的儒学宗师，如孔子周游列国，累累若丧家之犬；孟子游事齐梁，被目为迂阔而不合世用。此外，宋代的二程、朱熹等大儒尽管在躬行实践方面令人称道，但是由于诸种原因，他们的外王之学并没有体现为事功。

 不同于一些略显迂阔的儒生，王阳明的很多对策能准确抓住事物的关键，比如他在贵州时给水西安氏土司的那两封令人拍案叫绝的信以及在平定宸濠之乱中显露出军事家和政治家的才干，这可以说是历代儒者身上很少见的，这与魏晋以及明末那些高谈阔论、坐视神州陆沉、宗社丘墟的士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除了众所周知的平定朱宸濠叛乱的功绩之外，王阳明在为山东士子出题时，强调要有伊尹之志，在策论中针对当时纪纲废弛提出了急务六条(其中皆为宗藩、军事、水旱灾害、赋税、节制官僚贪欲等当世急务)。显然，他在山东乡试中的命题也体现出很强的经世致用色彩。

《明史》是这么评价王阳明的：“王守仁始以直节著。比任疆事，提弱卒，从诸书生扫积年逋寇，平定孽籓。终明之世，文臣用兵制胜，未有如守仁者也。当危疑之际，神明愈定，智虑无遗，虽由天资高，其亦有得于中者欤？”换句话说，阳明的事功来自于他的学问（非简单书本知识的积累，而是一种道德的修炼），也正是因为他在学问上修炼，才在临事之时能够气定神闲，最终成就不朽事业。

 正如清代著名学者邵廷采在评价王阳明时指出：“儒者之学，固以经世务为验也。”王阳明的治学宗旨“致良知”也非常强调知行合一。王阳明的言行其实是与孔孟之道一以贯之的。孔子曾经说过：“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说，读得诗再多，处理政事不能办得通，出使外国又不能独立应对，读这么多诗又有什么用处呢？

 王阳明的事功和学问雄辩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通经致用，方为实学。”相反，空疏的学风不仅于国于民无益，而且对自己也有害。钱谦益在明代崇祯朝身为显宦，在大厦将倾之际无所作为。清军入关，本想他临难殉节，因嫌“水太凉”而投降清军。虽在清初苟全性命，但到乾隆时他又被重新拉出来大加挞伐，被乾隆帝作为“贰臣”的反面典型而大张挞伐。

 所以明末大儒顾炎武在总结明亡清兴历史经验时认为，明末士人“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进而导致“神州荡覆、宗社丘墟”、“亡国亡天下”的流弊，他进一步从思想上对明末学风进行系统的批判：“不习六艺之文，不考百王之典，不综当代之务，举夫子论学论政之大端一切不问，而曰一贯，曰无言。”

 顾炎武给我们提出的这个问题值得重视。或许，如何在学习儒学经典的同时，增强当代意识，结合当下之急务，为当世中国和世界提出一个更高的理论视野和更为恢弘经世之术，应当是我们在重新挖掘传统文化时一个方向。